“历史终极”并未被验证
大约25年前，苏东共产主义政权垮塌令人想起蛰伏了80年的一种推断：人类历史本质上是进步的，能够促进和平与繁荣的自由民主治理模式注定会在全球取得胜利。弗朗西斯·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与阿伦·维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的《真正的世界秩序——和平地带与动荡地带》复兴了这种乐观的看法。共产主义出人意料的迅速而和平的崩溃似乎表明，自由民主主义战胜了所有的意识形态竞争者，应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
然而，“历史终极”的命题还未得到彻底验证，对后冷战时期的悲观预测同样也没有得到证明。一方面，与前苏联对抗的西方联盟并未随着苏联的解体而消失;另一方面，欧美日之间的传统对立也未重现，美国冷战时期的盟友没有一个发展核武器。大国之间没有发生战争，但学界对“民主和平论”仍争论不休。经济全球化仍在发展，但对世界分裂为几个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的担忧没有变成现实，中国和俄罗斯也没有向自由民主制发起严重的意识形态挑战。尽管如此，冷战后并不太平。20世纪90年代的流血冲突是西方殖民和苏联内部压制造成的结果，21世纪的冲突则源自穆斯林世界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这种被贴上伊斯兰主义(Islamism)标签的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如何组织社会和政府的政治意识形态。
伊斯兰主义的崛起及其主要的政治与地缘战略影响提出一个问题，即这一现象与“历史终结”命题有何关联?那些接受伊斯兰主义宗教基础的人或许将此视为对自由民主制取得胜利的驳斥。毕竟，自由民主制意味着宗教自由是个人问题，国家应该尽可能不加干涉，但伊斯兰主义吸引大量支持者的能力似乎建立在与之相反的观点之上。那么，“历史终结”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否不像人们声称的那样牢固?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可以看看自由主义“胜利”的反常一面：与之相对立的意识形态不断出现。两个多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竞争者一直如影随形。尽管它们都被打败了，但自由主义有时也要付出巨大代价。法西斯主义、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和左派极端主义是自由主义20世纪的主要对立意识形态;各种极端民族主义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发挥了类似作用;其他文化潮流虽然没有进行过比较，但也具有不小的政治影响力，如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以及各种形式的玩世不恭思想和先锋主义(avant-gardism)。
各种对立的意识形态
大体而言，与自由主义对立的意识形态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认为自由主义过于混乱，无法发挥正常作用并长期存在;另一种担心自由主义会成功，从而压缩人类的生活空间。这是两种相互矛盾的看法。
对于第一种类型而言，反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有多种形式。19世纪的奥古斯特·孔德认为，自由主义是从理解人类生活的“神学阶段”迈向未来“实证阶段”的过渡阶段，属于“形而上学阶段”，因为它以“权利”、“被统治者同意”等抽象概念为基础。在他看来，这些抽象概念妨碍解决政治和社会问题之“实用主义”科学推理的实施。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最复杂的一种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他通过剩余价值及相关经济概念的分析试图证明，资本主义只关注私有财产和契约精神的神圣性，缺乏统一的计划，必将导致全面经济危机的爆发，从而损害自由主义的根基。法西斯主义也认为，自由主义必将失败，因为自由主义释放个人的物质欲望，削弱了整个民族的团结和道德力量。法西斯主义还认为，自由主义将人视为个体而非民族的一员，忽略了民族之间的优劣差异，容易导致种族混杂，改变遗传基因，削弱人们的力量。
第二种类型的批评认为，资本主义使生活失去吸引力和价值，这种思想可追溯到19世纪早期的浪漫主义、各种玩世不恭思想和艺术领域的先锋主义。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使这种批评充满才华和尖刻语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各种极端民族主义也认为，自由主义破坏了国家的独特性和各国文化，在全球推销单一的“资本主义”文化使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因此，19世纪的斯拉夫派不愿意俄罗斯成为英法的复制品，希望保留俄罗斯的“灵魂”;许多德国民族主义者致力于保持德国文化，抵制英国重商主义和法国文明的侵蚀。20世纪60年代的新左派也反映了这种批评。左翼知识分子逐渐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因其经济矛盾必将灭亡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成功地对人类实施了一种“软”奴役。伊斯兰主义的宗教基础使之与其他意识形态区别开来，但它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其他思想无异。
本国知识精英不再笃信
自由主义处于一种荒谬的境地：一方面在全世界取得总体上的胜利，另一方面仍继续遭到对立意识形态的挑战。反自由主义思想不断出现，包括两种偶然因素和两种内在因素。
在偶然因素方面，一是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外来文化并做出消极反应;二是从传统国家向现代自由社会过渡的各种困难。一方面，自由主义主要在英国和法国获得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因此，德国民族主义和俄罗斯的斯拉夫派将其视为侵害本土文化的“舶来品”，日本和中国也极力平衡学习西方技术的需求与保持东方精神的愿望。另一方面，如果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变得非常困难，自由主义就会遭遇更多反对。在发展中国家，这种过渡很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发生，而工业化国家的过渡速度从未超过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速度。对于后来者而言，接纳发达社会已经存在的这种制度就像接受其技术和投资一样必要，但也可能激起更多社会变化，带来更多社会紧张和失序，影响自由主义的普及。
其他的困难来自自由主义本身。自由主义源于特定的哲学基础，倡导天赋人权，坚信政府应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之上。如果这些信念无法传承，自由主义就会受到质疑和挑战。现在，很难确定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失去了对这些哲学原则的信任，而相对主义(relativism)充斥于现代思想，人权关切已成为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理解国际法需要转换视角，即从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互惠协议转向超主权的无条件义务。同时，自由国家破坏了应用那些基本理念的合法性，它们对“多元文化主义”的支持成为对其不自由行为的一种辩解。至少，失去自由主义理念的哲学基础将促进反自由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扩散。
为了更好地评估自由民主制，我们必须牢记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它很强大，因为它在大多数时间为满足大多数人的真正需求和欲望开辟了道路;它很软弱，因为它自己的知识精英不再笃信它。那些“偶然的”弱点或许会随着时间流逝逐渐消失，但在某些地方的消失速度必定比其他地方慢一些。然而，自由主义的内部弱点却不同。从长远来看，我们唯一能做的是灌输节制思想，这有助于理解为寻求人类幸福而实施的政治限制。
注：《美国利益》杂志2014年9/10月号刊登了美国智库“哈德森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埃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N.Shulsky)的文章，讨论自由民主制的处境及其面临的种种意识形态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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