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盛行的“多元化”已成为刊物、媒体、电影、新闻、广播等经常使用的词汇，融入日常的习惯用语中，潜意识的指毛式社会主义时代不民主自由，未多元化，混淆了两种社会的性质。实质上主要是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的挑战与和平演变，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念丢失的必然结果。
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多元化，指多党轮流执政，资本主义一元不变基础上的“多元化”。多元化再多也未多元到干社会主义这一元上。以美国为例，在民主共和两党中“你方唱罢他登台”，都是围绕着怎样干资本主义的争吵，也可以叫议事讨论，从不触犯社会制度的性质问题，也从未发生过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继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争吵，再怎么多元化，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一元化几百年不变。
“改开”中出现的多元化，实际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矛盾交织中产生的政治多元混乱化，即还有点社会主义因素的存在为一元，被资本主义生长的现实在不断蚕食掉社会主义的存在为另一元化，相互此消彼长。目前业已是资本主义势力以多元化的名义正在抵消真正社会主义一元的存在。所以西方的多元化和中式的多元化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干资本主义的不同意见和方式，后者是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与对抗，此多元化不是彼多元化。许多刻意反社会主义者在用多元化掩盖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目前的地盘多、声音大，真正社会主义几乎是全盘皆输，西方老生常谈的多元化在中国成了时髦，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则以此旗号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替代社会主义制造舆论。什么多元文化，多元时代等等，招摇过市。
真正的社会主义被几十年“改开搞”搞的不伦不类，并且继续维持不伦不类，还当成“创新”，使得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价值观念成为时髦，其所以能产生此类性质不同的鱼目混珠也就在所难免了。
毛主席时代除了严格禁止搞资本主义以外，搞社会主义也是形式多样的。农民是集体所有制，还保留一点自留地，工商业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也有点个体户，反映这种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是多元化的，光出版机构全国上千家以上，报纸期刊上万种，那不是多元吗?都是围绕干社会主义的不同方式的多元化，就是限制了干私有化这一元。
王绍光《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限制了精英主义政治》，基本从事实上说清了西方形式上的多元化实质是资本主义一元化的性质，揭明了美国两党轮流统治美国掩盖下的富人政治的具体现状，是摸美国体制这个老虎屁股、揭开画皮亮本质的难得一见的好文章，在认清美国，反对崇美、媚美有釜底抽薪的功效。其文对毛主席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解是深刻的;对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定性判断是正确的。长期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毛主席的思想资源没有被淹没，把光彩放射在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上，显得卓尔不群。
多年来从上到下，全方位连续不断的非毛化、非社会主义化，诋毁、诽谤1976年前的共产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了常态性的事情。内外结合，把西方资本主义是理想社会;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时代的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是罪恶的、应该诅咒抛弃的，如莫言获诺奖书籍里笔下描写的那样。终于如迷雾一样扩散到全社会，凡西方(美国)的都是对的，凡中国的都是错的，凡是资本主义的都是好的，凡是社会主义的都是坏的。陷入美国圈套里不能自拔，在新闻、有关书刊、文化教育领域显得特别强烈，对涉世不深阅历简单脑子空白的年轻一代遗患尤其严重。
林治波在网文中说：“中国的公知们有两种态度，对自己的祖国，是以鸡蛋里挑骨头的态度挑毛病;对西方国家，则是以大粪里找香肠的态度找优点，他们得了两种病：崇洋迷外病+精神分裂病。”描述的非常形象精确。黎阳在《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中国公知一片哀嚎》中概括：“中国公知们：凡有利于西方强权的他们一概拥护，凡不利于西方强权的他们一概反对。凡有损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他们一概拥护，凡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的他们一概反对。”洋奴汉奸卖国贼和“中特社”派“相益得彰”，反毛反共反社愈发不可一世，任何有点毛主席时代元素的声音，饿虎扑食一样撕咬，王伟光文章是例证。
这些汪精卫式的祸国殃民公知，是“改开搞” 中勾结西方的产物。更为出奇的是竟酿成在中国的领土上，中国人敢堂而皇之自称不是中国人，应该同意他们脱离或开除其中国国籍，哪里要就去那里吧。
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建国以来树立的社会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思想精神被黑白颠倒、是非混淆，从细微处歪曲丑化，在趣事中诋毁亵渎：否定狼牙山五壮士，戏说雷锋，抹黑阿庆嫂，质疑黄继光、董存瑞，不断从教材中消减鲁迅文章，诬指毛主席著作的相关文章是他人代笔，散布杨白劳无法偿还阎王债背契约原则，大学生舍己救人得不偿失-----;美化汉奸汪精卫，赞颂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把卑劣无耻当成时髦宣扬到全社会，以致道德堕落、思想颓废蔓延泛滥，失去了应遵循的起码思想道德底线，同政治上的修正主义，经济上的私有化结合在一起，掏空、摧毁马列毛泽东主义和真正社会主义存在的上层建筑与社会基础，为复辟资本主义建造可以实现的途径。
2014年11月4日，爱世人文章表达《一个香港老共产党员的叹息：回归后反而放松了警惕!》直抒在香港“只有反华反共的自由，没有爱国爱港的自由，没有拥护社会主义的自由，这那里叫什么新闻自由啊?分明是新闻专制!”“恰恰相反，在香港，凡是欧美编辑的反华书籍、文章、分析、传媒、电影”，“大行其道”。“请注意，香港在英国殖民时期，无论怎样强调新闻自由，港督都是不能批评的，女皇更是不能碰的，英国的制度是绝对不允许说三道四的。”走资派们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当然不可能“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权派那样坚决捍卫资本主义的政治态度，为我之用，对那些放任自流是必然的。
重建社会主义，仍然需要新的启蒙。
附：王绍光文章摘录
只有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限制了精英主义政治
: 王绍光 红中网
王绍光教授新著《中国·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摘要
一、毛泽东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方面的探索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也许没有太多精英主义色彩，因为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起，毛泽东便开始探索如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即改变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后来这种探索也被叫作“反修防修”。
1957年，毛泽东提出，虽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但“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次年，在评论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时，他进一步指出:经 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以后，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的平等关系，是不会自然出现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一定要从各方面妨碍这种平等关系的形 成和发展。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的资产阶级法权，必须破除。例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 格、靠权力，干群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猫鼠关系和父子关系，这些东西都必须破除，彻底破除。破了又会生，生了又要破。那时，他用来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手段是搞整风，搞试验田，批判等级制，下放干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其后，1963-1966年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他看来，这些措施都不足以打破“资产阶级法权”、消除“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毛泽东于“文化大革命”前夕发表的《五七指示》 是他晚年的理想宣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憧憬的是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的扁平化社会，其目标是实现人们在劳动、文化、教育、政治、物质生活方面全方位的平等。“文革”前期对所谓“走资派”的批判以及“文革”后期对“新生事物”(“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革命样板戏，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工宣队，贫宣队，赤脚医生，合作医疗，老中青三结合，工人-干部-知识分子三结合，等等)的扶持都可以看作实现毛泽东理想的途径。
不过，经过八年“文革”后，毛泽东认为，靠一次“文革”还不能实现他的目标。在1974年关于理论问题的谈话中，他透露出壮志未酬的感慨: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也成为他“继续革命”的理论依据。毛泽东逝世前，于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间又多次谈到“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他的结论是:一百年后还要革命，一千年后还要革命。
简而言之，由于毛泽东晚年一直致力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用种种方式促进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位上的平等(当然“阶级敌人”除外)，中国没有形成森严的等级制，解放前遗留下来的“旧精英”与解放后形成的“新精英”都受到了抑制。
二、政治、经济、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
然而，改革开放是以反对“平均主义”起步的。30多年过去后，亿万普通工人、农民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但他们的政治地位却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在政治精英的扶持下，原来政治上处于底层的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重新回到社会上层，他们也利用手中的资源与知识向政治领域渗透。现在，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已形成某种三角同盟，并有刚性化的趋势。
各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也反映到全国人大代表的构成上。在毛泽东激烈主导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革”后期，工农兵成为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占2/3以上，其中工农代表超过一半。“文革”以后，工农人大代表的比重逐步下滑，从1975年四届人大的51.1%滑落到2003年十届人大的18.46%。在2008年召开十一届全国人大时，据说“一线工人和基层农民代表大幅增加”，但工农代表具体占多大比例并不清楚。我们知道的是，各级领导干部与知识分子的代表现在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主体，约占2/3。至于全国政协，那更是汇聚了各路“精英”，它的2237位委员分别代表34个界别。虽然全国政协里也有 “全国总工会”和“农业界”的代表，但他们多为专职工会干部和农业专家，鲜有普通工农的代表。
三、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精英政体
而西方的自由(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精英政体。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多数人统治的理论开始被广泛接受时，加塔诺·莫斯卡就提出了“统治阶级理论”，维弗雷多·帕累托也提出了“精英理论”。他们预料，普选时代会产生一种幻觉，似乎人民成了统治阶级，但实际上，社会还是会由一批精英统治，而这批新精英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分子。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提出“精英理论”，欧美各国后来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都证实了他们的预测。
在自由民主制度下，民众参与的主要形式是选举。而在选举时，占有不同社会资源的人，参与的可能性非常不一样。大量跨国历年数据表明:占有资源越多，投票率越高;占有资源越少，投票率越低。换句话说，社会精英阶层比下层民众参与选举的频率高出很多。
不仅社会精英阶层投票更积极，绝大多数在选举中胜出的人也来自精英阶层。有关欧美各国政治精英的背景研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不少，因为那时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思路影响比较大。60年代以后就比较少了，到当今已是凤毛麟角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在美国国会，众议院435个成员里面，至少有123个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说435个里面有将近1/3是百万富翁。在参议院100个人中，至少有50人是百万富翁，也就是一半。说这些人是百万富翁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中不少人是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例如，2004年总统候选人克里，他的家庭资产达3.4亿美元。也许有人会说，美国国会中百万富翁多，那是因为美国百万富翁比较多。美国百万富翁的确是不少，但是百万富翁的数量绝对超不过人群的百分之一。由此可见，美国百万富翁是扎堆出现在政坛上。一位研究美国国会的学者Thomas Mann概括得好:美国国会议员绝对不是从一般老百姓里面挑选过来的。他们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英团体。
除了积极参与选举，影响决策者的挑选或亲自出马担任公职以外，社会精英阶层也会不遗余力地用游说的方式影响政策决策过程。西方主流的“多元主义”试图说服大家相信:任何人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团体，提出自己的诉求;无数个的团体的存在使它们不仅可以有效制衡政府，而且能互相牵制、避免任何团体独大，从而形成多元政治格局。然而，实际情况是，代表精英阶层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比代表普通民众的团体的能力大不知多少倍。
政治参与的不平等导致各阶层的政治影响力严重不平等:精英阶层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远远大于下层民众。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选战正酣时，普林斯顿大学Larry M?Bartels 教授出版了一本题为《不平等的民主》的专著。当时有报道说，奥巴马也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分析了第101、102、103届三届国会期间，参议院决策对不同收入群体诉求的回应性。它发现:参议院对高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强;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次之;对低收入群体的回应性最低，甚至是负的，意味着对他们的利益是有害的。这种回应性的差异在三届参议院的情况大同小异。
有人也许会说，美国是两党制。如果一个党嫌贫爱富的话，另一个党会平衡这个政策偏向。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是虚幻的。共和党和民主党这两个党有没有差别呢?的确有。共和党更倾向于富人，但民主党对穷人也不客气，两个党对穷人的回应性都是负的。很显然，这两个党是有差别，但是差别不太大，都是以代表精英阶层利益为己任。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民主过于精英主义，这恐怕是它“民意合法性”不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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