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上映的美国影片《傲慢与偏见》剧照，改编自英国作家简·奥斯汀的同名小说。皮凯蒂引用了不少奥斯汀的文学作品内容，说明继承财富对英国社会曾经多么重要
近300年来的资本变形记
“抱歉，我说英语的法语口音太重，大家可能会不习惯。”在做演讲之前，皮凯蒂总是为他浓重的口音感到不安。这位43岁的娃娃脸经济学教授，有着深棕色的短发，除了两个眉头偶尔会近乎竖直地挑起来，略显凌厉之势外，他很多时候像一个略微腼腆的年轻人，听着中国的经济学家和读者争论着他书里的观点，偶尔让他激动地耸耸肩膀，或者脸色泛红。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的中文版今年9月出版，之前只听说他在欧美刮起一场争论旋风的中国读者，现在已有充分的时间，读读他在书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如果你确实静下心来看完了这本近700页的《21世纪资本论》，你会相信，皮凯蒂并没有刻意制造热门社会话题的企图。人们喜欢把他的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较，或用流行词语“拼爹资本主义”等解释他的结论。但正如皮凯蒂自己提到的，经济学家往往喜欢简化他们的结论，使之看起来更容易传播，或者被政治家简化他们的结论来加以利用，皮凯蒂希望主观上可以避开这种机巧。
我们可以把《21世纪资本论》分为两个部分来看待。在头三个章节里，皮凯蒂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和由此得出的一个个小结论，有些结论可能不够坚实之处，他诚实地表明了其中的不足。在第四个章节，皮凯蒂提出了根据前面结论而给出的个人见解。读者大可以不赞同他在第四章里的解决办法(比如建立全球资本税)，但是没法否认他在前三个章节里大量扎实数据所提供的文本意义。
《21世纪资本论》
皮凯蒂和同事们采用了近3个世纪内20多个国家的历史资料和对比数据，试图了解财富和收入从18世纪至今，到底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在研究近300年里的资本变形记。
皮凯蒂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他说英语时的法语口音，而在于他区别于以美国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英语世界的经济学流行做法。也就是说，皮凯蒂的法国式思考头脑和他潜心遵从欧洲传统学术研究的做法，使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通过他，看到了大视野里将经济学和传统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美妙，以及对常识有着颠覆性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并不会自动缩小不平等的趋势。
这本书最强大的优势是，皮凯蒂立论的资料来源比以前任何的收集范围都要广泛。在财富分配领域，如今很少学者去追寻“一战”之前的数据，更不用说在300年的跨度里，将宏观财富分配和个人财富分配结合起来研究。皮凯蒂通过研究提出，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是r>g，即私人资本的收益率r可以长期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增长率g。这意味着，过去的财富积累比产出和工资增长要快得多。
如果用一个普通人更有相关性的角度来理解，这本书关注的问题具有很强的社会性，比如皮凯蒂提出的现在年轻人的困惑——靠工作还是吃遗产?他通过大量历史数据，表明在经济增长率很低的18世纪以及之前(18世纪的年增长率为零或0.1%)，社会一直在重复自我。从上一代人到下一代人几乎没有改变，职业结构相同，财产结构也相同。而每年增长率达到1%的社会(就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从19世纪初以来的情形)，则发生着持续而深刻的改变。这对于社会不平等结构和财富分配有着重大影响。
19世纪法国最富裕人群的生活水平是仅靠劳动收入生活的人无法企及的。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什么还要去工作?做事为什么必须遵守道德?既然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不道德、不正当的，那为什么不能彻头彻尾地不讲道德，使用一切手段获取资本呢?
皮凯蒂书中用了不少巴尔扎克和简·奥斯汀的作品为例子，由此让读者从感性上了解18～19世纪英法社会的财富状况。对简·奥斯汀笔下的主人公来说，工作不是问题：唯一重要的是财富的多寡，而不管财富来源于继承还是婚姻。
皮凯蒂对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强国的财富描述并不让人意外，它更多是用数字证实了多数人头脑中对那个年代的印象。但是，如果皮凯蒂接着告诉你，21世纪正在快速回归那个年代，这就在欧美世界产生较大冲击了。因为“二战”之后的几十年里，继承来的财富似乎显得不再重要，并且也许是历史上第一次，工作和学习成为出人头地最可靠的路径。这是以“美国梦”为代表的让西方社会自豪的价值观。“现代民主的基础是认为，源于个人天赋和勤奋的不平等，比其他不平等更合乎情理——至少我们希望向这个方向发展。”
且慢，皮凯蒂要用数据和分析告诉大家，资本收入的不平等可能大于资本不平等本身，这一机制会使不平等成倍地扩大，21世纪尤其如此。拥有大量财富的人更能获得较高收益率。当下的欧洲，资本/收入比已升至5～6年的国民收入，与18、19世纪直到“一战”前夕的水平相当，而美国社会的不平等更是严重。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承袭制资本主义又在回归。
《高老头》里不惜一切手段去获取资本积累，而不是靠劳动收入致富的人物，在今天又有了大量出现的土壤。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比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更显著。而在国家内部，“同龄人之间的不公平”最为明显。市场化本身解决不了不平等的问题，这种不平等体现出的趋势，让人惊讶。
这当然戳中了欧美年轻人的心窝，他们看到2008年经济危机后低迷不振的经济、不小的失业人群，继承大量财富的人可以秒杀辛勤工作的老实人。如果今天与两三个世纪前相比，整个社会的不公平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那么，现代民主社会真的有大家之前认为的那样合理吗?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德国警察搜查路人的包，以防止人们从黑市购买食物
不同于《资本论》
如果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待近300年来的财富动态，皮凯蒂发现，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财富不平等的显著降低。
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财政和政治冲击，对资本的破坏力要远远超过战争本身。除物质上的毁灭外，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在外国的投资组合大幅减少，以及储蓄率降至极低水平;另一方面是战后实行混合经济与强化监管的政治背景下，资产价格走低。这段历史时期内，英国在国际投资方面的损失比法国和德国受战争破坏的国内资本的程度还大得多。资本/收入比在1913～1950年的下降，是欧洲走向自我毁灭的历史，被看作是欧洲资本家的安乐死。
由于财富的不平等被世界大战削弱，“二战”后的几十年，继承财富明显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但是在不知不觉中，经济增长掩饰下的不平等愈演愈烈。皮凯蒂试图提醒人们注意，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拉大不平等，而不是逐步消灭它。除了世界大战这样冲击力极大的外力作用外，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能改变其深层的结构性矛盾。
于是乎，不少人拿《21世纪资本论》与马克思做比较了，甚至称这是向马克思致敬的一部著作。但是如果仔细读了这本书，读者就不会有这样牵强的解释了。作为资本的研究者，皮凯蒂将马克思作为历史研究者之一，分析了马克思的研究特点和局限所在。皮凯蒂认为马克思意识到资本积累的强大动力。“马克思对于资本积累有重要直觉，但他通常没有系统对待手头的统计数字。最让人惊讶的是，他的著作主要涉及的是资本积累问题，却从不参考18世纪初到19世纪许多人为估算英国资本存量而做出的努力。”
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收益率的降低，资本家之间会有剧烈冲突;或者是资本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无限制增长，成为工人运动的导火索。这两方面无论哪种情况发生，都会导致资本主义必将灭亡。但皮凯蒂认为，马克思完全忽略了持久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以及稳定增长的生产率。
也就是说，皮凯蒂也认为资本积累有着深层次的问题，会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增大。但他并不认为这必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崩溃，因为政府干预可以起到更积极的作用。所以他试图寻找一种更有效的治理社会的方式，来控制资本主义，而并非部分读者认为的，他认为应该抛弃资本主义而亲近社会主义制度，后者才是他更不认可的。
在我对皮凯蒂的采访中，他也认为我们没必要老是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概念去理解他的研究。当他提出资本主义的不足时，并不代表从根本上否认这种社会形态。皮凯蒂更愿意从经济市场和政治治理两方面来讲述这个问题，即当经济市场存在明显不足时，有效的政治治理比想象中更加重要。
皮凯蒂的中国之行反响热烈，从11月12日到16日，他5天的时间几乎按分钟来安排活动。由于时差问题，皮凯蒂晚上只能睡着两个小时，白天要面对一次次的演讲、讨论和采访。即使这样，他坚持在离开前的头一天下午，又增加了一场大学里的演讲。他希望有更多机会与热情的学生交换想法，像一个朴实的大学老师那样。
虽然不少中国学者或者记者，希望皮凯蒂能给中国经济开药方，但是皮凯蒂对财富不平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欧美发达国家的数据。所以对他的采访，我觉得主要还是应该谈谈他熟悉的领域。
皮凯蒂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把财富分配作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很长时间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更多关注生产和效率，较少关注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问题。你为什么对分配感兴趣?
皮凯蒂：我开始研究财富分配历史，是因为我发现有很多历史数据没有被搜集过，这方面的研究是个冷门。直到最近这些年，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大量数据的搜集成为可能。这些大数据可以让我们从很宽广的事业来研究21世纪的资本，做这件事情会让我觉得兴奋。
三联生活周刊：你很年轻就获得了美国学术界的认可，但是为什么你认为自己和美国经济学界的主张很不一样，又回到欧洲进行资本的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
皮凯蒂：我22岁的时候就体验了一次所谓的“美国梦”。那时候我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于波士顿附近的一所大学。我的工作得到美国社会的认可，自我感觉也很不错。但是，当我25岁的时候，我很快意识到我想要回到法国和欧洲。一方面是我希望在法国养大我的孩子，另外我发现美国经济学家的工作并不是那么有说服力。
从研究财富分配来说，自库兹涅兹之后，再也没有同行花精力去收集不平等的动态变化的历史数据，反而是在不知道要解决什么问题的情况下，大量生产纯理论的成果，并期望我也这么做。
目前的经济学科不惜牺牲历史研究，牺牲与其他社会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盲目地追求数学模型，追求纯理论的、高度理想化的推测。我为经济学表现出的傲慢感到震惊。在美国，经济学似乎高人一等。但是在法国，经济学并不比其他社会科学有更高的地位，所以经济学家略微更感兴趣的是，如何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非学术圈的人相信，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有趣。
我把《21世纪资本论》看作一部经济学作品，但同时也是一部历史学作品。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15年的研究里，一直关注分配领域，也陆续出版过著作，为什么今天这本书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呢?
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把时间跨度很大的数据结集在了一起。以前我的书中没有这么多数据，而且是针对经济学家而非普通读者的。而这本书大家都可以读，没有太多术语，用较为简单的模式解释问题。我觉得经济学研究不应该沉迷于显得高深或炫目的经济学模型和理论框架中，有些经济学家这么做，往往是在掩饰研究证据的薄弱。学者们能够提供有力的证据，帮助我们思考：何种公共政策和制度可以引领我们更加接近理想社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你的研究结论是：如果放任自流，基于私人产权的市场经济包含强有力的趋同力量(尤其是知识和技术扩散的影响)，但是它也包含强大的分化力量，这将潜在威胁各民主社会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社会正义价值。你认为政府应该发挥更有效率的治理作用，这种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干预社会的理念，是不是与凯恩斯主义很类似呢?
皮凯蒂：在某种程度上有类似之处，不过凯恩斯的重点不是解决不平等问题，他所处的环境和我很不一样。他当时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大萧条带来的问题，情况紧急，需要一种临时应对措施，他的方式很有效。而我更多的是考虑资本的长远的发展。
我的研究显示了，两次世界大战很大程度将过去推倒重来，显著降低了资本收益，从而制造了资本主义基本结构矛盾(r>g)已经被克服的假象。但真正的情况是，如果任由社会自然发展，财富分配长期动态变化的结果可能很可怕。
特别是进入到21世纪，经济重新回到长期低增长时代，财富在过去的积累远比未来的收入重要得多。资本在低增长制度下，卷土重来。财富的这种巨大不平等与企业家精神没有任何关系，也对提高增长毫无益处。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研究中也提到，从历史数据来看，比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更为显著。我们之前在理解历史格局变化时，往往是拿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作为一种有力解释。你的结论是不是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路，即一国之内的严重不平等，对大的历史格局也是有明确影响的?
皮凯蒂：从一个国家内部来看，价格和工资、收入和财富的涨跌，帮助形成了政治观点和态度，这些表现方式反过来产生了政治制度、规则和政策，最终形成社会和经济变迁。在这样的社会演进基础上，我们产生了所得税、产生了养老金制度。
我完全不否认，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是有好处的。可是人们往往忘了，过度的不平等，对于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是有明显损害的。历史经验仍然是我们知识的主要来源，我们应该从以前的历史中得到经验和教训。
三联生活周刊：你提到21世纪头几年风行一时的承袭制资本主义好像是新生事物，然而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重复过去的历史。与19世纪相似。这是低增长环境下的典型特征。如果今天欧洲的不平等与19世纪相似，难道是在证明民主社会的失效吗?
皮凯蒂：我确实在提醒人们注意资本的强势回归，但我的结论是欧洲比一二百年前要更平等，因为福利税收政策发挥了作用，它们是有效的。我是想说我们不应该视其为理所当然，我们应该保护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机制。如今各国之间的竞争会使福利机制变得比我们认为的更脆弱。
在现阶段，事实上不平等不是欧洲的主要问题。欧洲各国的首要关切是使福利国家更高效，使欧盟发挥更大作用，我们需要协调18种财政政策和关税不同的国家。因为如果有不同的税额，一些大公司可能比小企业上税还少。对欧洲来说，欧盟成员国关系更密切、更统一才更重要。欧洲小国如果想改善福利制度就要联合起来，规范21世纪的资本。如果不平等持续，福利制度得不到改善，长远来看后果会很严重。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你认为欧洲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
皮凯蒂：是的，欧洲需要联合起来解决问题。效率和公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兼得。现在欧洲的主要问题是，人们信心不足，会质疑欧元区政策是否还要继续。我认为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欧洲更紧密地统一在一起，当然也要保证各国的自由，平衡这两点比较难，但不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18个不同的财政、税收体系可以统一，我们对走出经济危机的信心会更大。
我认为21世纪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在民族国家的平台上，使社会和财政政策更加现代化，发展新的治理形式和介于公有制和私有制之间的共享产权。
三联生活周刊：我看你在书中回顾欧洲经济历史时，有一些有趣的发现。比如英法德三国在对待通货膨胀上不同时期的不同态度，比如德国“莱茵资本主义”的走强?
皮凯蒂：在20世纪利用通货膨胀来消减公共债务负担的国家之中，德国是做得最过分的一个。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的恶性通胀，导致饱经沧桑的德国民众形成了强烈的反通胀情绪。由此也导致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另一个自相矛盾的情形：曾经在20世纪最无以复加地利用通货膨胀来摆脱债务负担的德国，现在拒绝容忍每年的物价涨幅超过2%;而从来都老老实实还债的英国政府，即便是超过了合理的范畴，却显示出更加灵活的态度，开明地允许其中央银行购买很大一部分公共债务，哪怕这会导致稍高的通货膨胀压力。
说到几个欧洲发达国家，它们资本主义的形式不尽相同。比如德国的“莱茵资本主义”或者说“利益相关者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里，企业不但归股东所有，而且还受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控制，包括企业工人的代表，以及地方政府、消费者协会、环保组织等机构的代表。虽然此类分享式社会所有制模式并不能说完美，尤其是利益相关者模式不可避免会造成企业市场价值被低估，但是其社会价值却未必。这在今天值得我们思考。
有关资本主义不同形态的讨论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随着苏联解体而爆发，其激烈程度后来有所降低，部分原因是德国的经济规模在统一后的数年看似失去了活力，甚至在1998～2002年，德国经常被视为欧洲的“病人”。现在德国在2007～2012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相对稳健，关于资本主义更应该以何种形态存在的讨论，不可避免会卷土重来。
三联生活周刊：德国的这种稳健，使它走出来一条不同于英法的路子。
皮凯蒂：截至2010年，德国的净国外资产已接近国民收入的50%，和1913年的水平相差无几，其中超过一半是自2000年之后积累下来的。同英法两国在19世纪末的国外资产规模相比，今天的德国并不算多，但两个昔日殖民帝国的国外资产目前已接近零，和今天的德国有天壤之别。我们能通过研究图表，一目了然地看到英国、法国和德国自19世纪以来发展轨迹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它们的相对位置出现了互换。考虑到德国的经常贸易盈余极其巨大，这种位置上的分歧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三联生活周刊：美国作为新大陆上的国家，在建国之初，其财富的不平等程度是远远低于欧洲国家的。但是你的研究表明，今天美国的不平等程度最为剧烈，你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皮凯蒂：欧洲社会曾形成了“超级世袭社会”或“食利者社会”，美国过去几十年则产生了一个“超级明星社会”或者用“超级经理社会”。美国当下主要的特征是：前所未有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可能高于世界上过去任何时间、任何地方的任何社会，包括那些技能差距非常大的社会)以及与传统社会或1900～1910年的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
作为新大陆，资本在美国的重要性不及旧大陆(主要是指欧洲国家)。20世纪的冲击对美国的影响远逊于欧洲国家，因此其资本/收入比也显得稳定得多。但是，美国的财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1914～1945年危机的冲击。其公共债务由于战争开支(尤其是在“二战”期间)迅速增长，在经济动荡时期影响了国民储蓄率。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美国与欧洲国家一样采取了旨在削弱私人资本影响力的政策，如租金管制。在“二战”后，房地产与股票价格也跌至历史谷底。在累进税方面，美国也比欧洲走得更远。美国并没有开展宏大的国有化运动，但在20世纪30～40年代进行了大规模的公共投资，特别是对基础设施的投资。
近几十年的超级经理社会，则大大加剧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另外一方面，我认为美国不平等主要是教育不平等，美国有世界顶尖的大学，但社会底层人群很难进入这些大学，总体来说，教育和社会制度都要比欧洲不平等。
三联生活周刊：中国的读者也忍不住想向你讨一点“药方”。
皮凯蒂：我认为中国阶级流动性变差了，因为很多年轻人是从上一辈那里得到的财富。欧洲也是有阶级固化问题，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有财富的转移。只有在战后的时候，财富继承很少，作用不大。年轻人如果只靠工资收入，很难和拥有大量资本的人竞争。在中国有独生子女政策，这就使得遗产税非常有必要。
税收对民众有好处，可以有更多公共服务，当然这取决于政府的运行和税收的花费。而法国政府现在做得不够好，因此我们应该一直使公共开支更有效，从而进行改革。中国如果做得好，也会收效。在一定程度上，和其他国家相比，欧洲的社会政策、教育制度仍然是最好的。但欧洲也有大量失业，这就需要劳动力市场更有效率。美国大学教育是最好的，而这也是它巨大的优势。欧洲和美国可以相互学习。我希望可以打破知识国家主义，不要认为自己是最好的，这一点各国需要向美国学习。
我认为累进税制在公平社会能起到重要作用。其中一个作用就是使得收入和资产变化透明化、公开化。如果缺乏这样的信息，政治辩论往往凭借对不同阶层的人群所占有资源的想象来讨论问题，导致民粹主义产生，得出错误结论。不要体温计是不能让发热的人降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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