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经济学界最红的人物是谁?
对于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却令人纠结的问题，任何一个经济圈业内人士都会有他们各自不同的答案。但在这份“当红炸子鸡”的名单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名字便是——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
2014年的春天，这位年仅43岁的法国经济学家轰动全球的经济著作——《21世纪资本论》的英文版面世了，瞬间震撼了陷于大衰退中六年至今难以自拔的西方世界。
《21世纪资本论》连续几个月高居社科类书籍排行榜首位，美国媒体对皮凯蒂进行了“轰炸式”的报道。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克鲁德曼更是在《纽约时报》连发3篇评论，盛赞它是“本年度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甚至将是最近10年来最重要的一本书”。
2014年的夏天，皮凯蒂并没有去度假，在巴黎经济学院小小的办公室里，他正在精心酝酿将这场经济学风暴刮到全球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中国。
2014年11月11日至11月17日，带着《21世纪资本论》的中文版，托马斯·皮凯蒂来到了中国。从上海到北京，皮凯蒂马不停蹄地与中国主流经济学者进行了数场高端对话。
其间，《国际金融报》记者在复旦经济学院终于见到了这位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大红人”。带着浓重的“法式英语”，皮凯蒂阐述着他对“财富收入分配”这个世界级话题的独到观点，并为如何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开出了“药方”——“加强监管不平等做法、资产透明化、改善税制，并且加强对教育的投资都会对收入不平等的改善有很大帮助”。
贫富差距拉大
“美国当下主要的特征是：创纪录的劳动收入不平等和与传统社会或1900年—1910年欧洲相比不太极端的财富不平等水平。它们可能在未来的这个世界相互补充，共同发挥作用。如果是这种情况，未来将出现一个新的不平等世界，比以前的任何社会都更极端。”
这是《21世纪资本论》中的一段重要论述文字。皮凯蒂书中所写的未来更加严重的不平等是否会有些“耸人听闻”?
对此，皮凯蒂用铁一般的数据证明着他的观点。事实上，为了研究收入分配问题，他对过去300年来全世界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的工资财富做了详尽探究，并列出了多国的收入分配数据。
“库茨涅茨曲线”是皮凯蒂多次提出的一个重要模型。这是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
“我们充分赞同库茨涅茨在那个时代作出的预测。”皮凯蒂并没有像外界解读的那样驳斥这一模型。
然而，皮凯蒂也强调，在20世纪60至70年代，库茨涅茨曲线是比较吻合的。他在演讲中表示，上世纪70年代经济增长，每个人从增长中得益差不多，而且经济增长很稳定，所以每个人都会受益。
但在皮凯蒂的数据图表中， 1990年—2010年期间，收入差距直线上升，并且这种上升一直没有停止。“2012年美国的数据显示，52%的财富在10%人口那里。收入差距在2007年经济危机前爆发式上升。”
为什么美国的收入差距会上升得如此之快?
“这背后有很多原因，用一些标准是无法解释的。”然而，皮凯蒂强调，“但有一点是，收入差距是由对不同技能的劳动力供给导致的。”
皮凯蒂进一步解释，“美国有一些非常好的学校，但大多数人没有机会进入这些大学。有一部分人能进入这些大学，受到更好的大学教育，将来收入更好，这加剧了不平等。”
此前皮凯蒂所指出的，掌握了美国过半财富的那些最富有的10%的人，他们的受教育程度要比其他人更高，他们的年收入可能是100万美元，甚至到1000万美元，这就是劳动力市场运行的情况。同时，在美国，很多公司为了使自己有竞争力，聘用了大量职业经理人，他们的收入也都得到提高。
“这对整个社会的分配体系都造成了影响。”皮凯蒂指出，“在美国，教育不平等导致的收入不平等非常严重，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在整合了团队搜集的西方两个多世纪财富分配的数据后，皮凯蒂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社会资本回报率远高于劳动回报率以及平均的实际经济增长率，除了世界大战等非常规影响因素缩小不平等差距外，财富分配一直以来都是向少数富人阶层聚集，50%的国民收入都来自于前10%的收入者。
于是，皮凯蒂描绘了两个层面的社会，一是靠财富继承翻滚资本雪球的“超级世袭社会”，另一个是劳动创新收入构成的“超级明星社会”。
尽管皮凯蒂强调“收入层级顶端是非常高的劳动收入而非继承财富收入”。但他仍然认为美国未来将进入一个“拼爹”的时代——“拼爹”的社会力量将压过艰苦奋斗的“美国梦”，这会形成一个更加极端的不平等世界。
欧洲公共债将继续肆虐
如果说美国的未来将陷入收入分配不均的陷阱，那欧洲的情况又会如何呢?
在皮凯蒂看来，欧洲目前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便是公共债。
“以意大利为例，这个国家的公共债务超过了公共资本，它的公共资本是负的。前苏联也是如此，20世纪90年代初花费巨大的气力将几近全部的公共资本转给了私人持有者。这使得政府很难在有限的资本中调整自己的战略和动向”。
如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担心，欧洲国家债务占GDP的比重将在2015年螺旋增长。皮凯蒂认为，这种糟糕的情况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洲将美国私有银行部门的金融危机转变为公共债务危机——这是欧洲的自身缺点所致。
“欧洲的金融机构完全无法正常运转，欧元区18个成员国有一个单一货币，同时有18个不同的公共债务，18个不同的利率，18个不同的公司竞争和税务体系。这行不通，一团乱。我想我们在欧洲发明了一个怪物(monster)”。
皮凯蒂认为，欧洲需要进行机构调整，同时，他也坦言欧洲公共债的问题并非一日之内可以解决。
“我个人更喜欢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和财政联盟，至少在欧元区中的少数几个国家开始。但是我不知道会耗时多久。可以说，金融危机这个短期问题，在欧洲变成了一个长期问题。历史的一个教训是，如果零增长、零通胀，那么要削减巨大的公共债务是非常困难的。要知道，19世纪的英国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用预算盈余来填平公共债务。”
值得注意的是，在皮凯蒂看来，欧洲应该向中国学习。“按照我目前所得到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的财富有30%到40%集中在国家手中，这使得政府有更多的资本调整自己的战略，并且调控更为有效。”
在《21世纪资本论》的中文版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论述了中国平衡公共资本与私有资本的“特例”。
“眼下在中国，公共资本似乎占国民资本的一半左右(据估算约占1/3—1/2)。如果公共资本能够保证更均等地分配资本所创造的财富及其赋予的经济权力，这样高的公共资本比例可以促进中国模式的构想——结构上更加平等、面对私人利益更加注重保护公共福利的模式。中国可能在21世纪初的现在最终找到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良好妥协与平衡，实现真正的公私混合所有制经济，免于整个20世纪期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种种波折、朝令夕改和从众效应”。
中国需要更透明机制
尽管经济增长与趋同的速度令人惊叹，但皮凯蒂依旧非常坦诚地表示，“未来数十年里中国存在的不平等问题会日趋突显。”
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以往收入差距很小——不过这些数据不见得完全可靠。皮凯蒂指出，某些中国大学近来进行的调查显示国内财富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据估算，20世纪90年代至2000年初中国财富不平等的程度与瑞典相当，到2010年则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谁也说不准，但至少足以肯定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不能继续置之不理。”皮凯蒂如此指出。
对于中国，皮凯蒂表示非常希望做深入的研究，甚至专门为中国出一本书。但他也坦言，“我们目前面临的问题是，在收入税、个人所得税方面还是缺乏一些相关的数据。如果我们要更好地衡量中国现在收入不平等的情况，我们肯定需要了解到更多个人所得税统计的情况。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统计有一些困难。”
事实上，数据不对外开放是皮凯蒂和他的团队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点。“在西欧、美国，社会前10%的人掌握了大概60%左右的资产，但这是2000年的数据。2014年这些富裕人群掌握的资产比例可能已经增长至70%—75%，但具体的数字是怎样的，我们也不知道。”
作为一位非常严谨的经济学家，他得出的所有结论都依仗着真实的数据。面对一些无法对外开放的数据，皮凯蒂表示，“具体的真实情况我们有待商榷。”
而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皮凯蒂还是献上了非常真诚的建议，“我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随着未来的发展会需要更多的财务透明性，这样才能保证整个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健康。”
“我觉得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需要更多的透明机制。在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皮凯蒂强调，“中国政府现在花很大的功夫反腐败，这也非常重要，但远远不够，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我们需要更多的数据以及解决方案才能彻底应对这些不均衡的问题。与此同时也需要有税务以及投资回报率等相关数据方面的支持，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对于中国，皮凯蒂一直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他认为，中国不需要照搬俄罗斯或者西方国家，但是必须要学到这些教训。
虽然未来是不可预测的，但是皮凯蒂认为人们可以做的有很多。比如很重要的一点是增加财务等各种信息的透明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和那些新兴经济体来说，增加金融市场和财务政策的透明程度以及信息交流尤其重要。
“如何更好地建立起信息互动、信息传达、信息互通，这些都非常重要。对中国、欧洲、北美，都非常关键，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全球化的问题，因为我们面临的问题也是非常类似，所以大家可以一起来采取全球化的措施，通过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无论你是大还是小，大家可以从中受益。”皮凯蒂微笑着向记者指出。
解药靠税制改革
全球蔓延的财富分配不均，是否有“解药”?皮凯蒂给出的答案是“有”。他开出的药方便是——税制改革。
皮凯蒂的税制改革政策建议是这样的：首先，通过税制改革实现二次分配，即让收入更高的人支付更高的税;其次，在收入和财富方面，在制度和管理上提供更透明合适的信息;最后，在具体的税收种类上强调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
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皮凯蒂也强调了这样一个结论——高额累进税是减少贫富差距的一个有效措施。
“贫富有点差距有益于刺激经济发展，但太大的差距就会产生社会问题。从历史来看，19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贫富差距过于巨大，这样的差距是没有社会与经济的必要性，只会引起社会危机。这一差距由于战争、经济危机以及各国政府的社会福利政策与高额累进税而有所减少。减少极小部分人的巨额财富不仅没有阻碍经济发展，反而由于刺激中产阶级的上升导致了战后的经济繁荣。”
当然，皮凯蒂也坦言，税制改革并不是想做就能很快做到的。对于整个社会而言，需要更加透明的信息才能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信息，是无法支持我们作出一个非常透明的决策的”。
而对于中国，皮凯蒂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观察，学习到自身今后应如何发展的宝贵经验。
“目前在中国实行的累进制个人所得税，其累进税率可以更高，尤其是针对最高收入的那一部分人。而财产累进税目前在中国并不存在，这里指的是遗产和继承所得。这样的税制应与经济的增长并肩齐行。如果没有收入和财产的累进税制，可能遭遇的首要难题就是社会财富缺乏信息透明度”。
皮凯蒂强调，根据欧洲和北美国家的历史经验，税收是提供信息的有效手段。“通过累进税制，一方面我们能得到可靠的历史数据，加强社会的自我认知度，而另一方面也能基于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税率”。
“未来数十年里中国人的遗产继承会越来越多。实际上就是说那些只有一份工作的人，尤其是农村打工者会非常难以取得城市资产。在这种条件下，对巨额遗产继承进行征税是合理的，这可以减轻工薪族的纳税负担。至少，应该可以基于可靠数据对此进行讨论”。
出于同样的考虑，皮凯蒂也主张，中国需要对房地产及金融资产(除去负债后的净额)征收年度税，增加资产的流动性。皮凯蒂认为，中国可以凭借强有力的中央统一领导体制和高层领导者的反腐和促进公益的决心贯彻累进税制。
“我认为中国已经足够大到能独立运行这项税制。美国的经济占世界经济的1/4，但它在落实政策时有相当的困难，我们还记得美国政府为让国会通过财政预算和税收政策所经历的周折。位于布鲁塞尔的欧盟身躯则更加笨重，就连打击瑞士的避税天堂，欧洲能采取的惟一措施也是美国发起的制裁。相比之下中国推行这种税制有很多优势：比如政治决策更加集中，原则上应该更容易协调。政府还能同时监控资产的流动，掌握社会财富的有用信息，并以此来制定合理的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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