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了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深刻变化和国际关系的调整，整个世界呈现出大动荡、大分化、大调整、大变革、险象环生的复杂局面。这一情势，不仅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难得的机遇。我国面临的挑战，既有来自国际的，也有源自国内的。国际上的挑战，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政治、外交、军事、文化意识形态和周边环境等各个方面。国内的挑战，主要是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管理、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的诸多困难和问题。然而，机遇与挑战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看待这一问题，要多点辩证法，少点形而上学主义。
关键词：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国际挑战;国内挑战;挑战同时也是机遇;要辩证地看问题
自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深刻地变化。与此相适应，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已经或正在进行相应的调整，整个世界呈现了大动荡、大分化、大调整、大变革、复杂多变、险象环生的局面。风云变幻的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必然会通过各种渠道，以各种形式，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生重大影响。这些影响，既包括严峻的挑战，也包括难得的机遇。本文拟结合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对我国面临的挑战进行探讨。
一、 来自国际的挑战
此次源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给国际社会和各个国家造成的冲击和破坏是巨大的，其影响是极其广泛而深远的。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而且也涉及政治、科技、文化乃至国际安全等各个方面。不仅使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而且也给处于国际经济政治链条关键环节的我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经济上看，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给我国带来的挑战大体有以下方面：
第一，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持续发酵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打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经济长期的增长势头，严重冲击了美欧发达国家过度负债消费、过度依赖虚拟经济膨胀的增长模式，使长期形成的中东提供能源、亚洲生产、美欧等发达国家消费的世界经济运行模式面临巨大挑战，从而使供给结构、需求结构深度调整的趋势不可避免。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这一变化，必然使我国长期形成的内需与外需、投资与消费等结构失衡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使我国高度依赖出口、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面临极大的挑战。
第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主要经济体尤其是发达经济体面临经济复苏前景暗淡、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压力。世界各国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扩大出口，促进就业，振兴经济，纷纷采取各种贸易保护措施。据世界银行统计，危机爆发之后，各国推出或计划推出的贸易保护措施达78项之多，其中47项已经付诸实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等。另外，还有一些旨在保护本国产业的措施未计入上述保护措施，如反倾销调查等[1]。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不仅提高了我国贸易成本，恶化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环境，使我国稳定出口市场、扩大贸易份额的难度明显增大，而且也强化了我国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外贸依存度的紧迫性。
第三，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自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务市场也波澜四起，相继陷入危机的境地。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虽几度采取措施，予以救助，但危机的阴影仍然挥之不去。欧盟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各国为摆脱危机所采取的紧缩政策，必然影响其国内居民的消费需求和经济恢复，从而使我国对欧盟的出口受到影响。同时，欧洲央行和英格兰银行为摆脱危机所采取的宽松的货币政策，抑制了欧元和英镑汇率的回升，因而也会对我国向欧洲的出口产生不利影响。再者，由于欧洲的经济停滞，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扩大就业，复苏经济，采取了较为严格的贸易保护政策，从而产生了对人民币升值的更大诉求。这些政策的实施，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
第四，美国国债危机及其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使欧洲各国的主权债务陷于危机的境地，而且也使美国的巨额债务面临巨大威胁。2008年危机发生以来，美国国债总额一路攀升。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触及14.29万亿美元的法定举债上限。[2]2012年底，美国政府债务达到国会制定的16.4万亿美元的上限，只是由于美国财政部采取了“特别措施”，才没有陷入债务违约的窘境。[3]为了摆脱债务危机，避免债务违约和经济衰退，防止全球金融体系崩溃，美国国会不得不一再提高债务上限，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实行的这一政策，给我国经济运行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首先，它在扩大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同时，使美国贸易逆差增大。不仅强化了美国对人民币升值的要求，而且还推动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的上升。其次，它使流入我国的“热钱”增多，使我国股市、房市泡沫面临进一步膨胀的风险，增大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再次，美元的流动性过剩导致国际能源、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攀升，增大我国对这些商品的进口成本，引发输入型通货膨胀。最后，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使我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和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和遭受重大损失。
第五，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趋势。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促使西方发达国家对以往“去工业化”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出现“再工业化”、重返现实经济的发展趋势。通过“再工业化”战略的实施，不仅实现传统产业在高新技术基础上的复兴，而且还将加快绿色能源、生物医药、新型材料、航空航天等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发达国家传统工业的复兴和新兴工业部门的发展，将会在挤压我国产品市场空间的同时，增大我国培育并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压力。
第六，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不仅暴露了全球经济“失衡”的矛盾和弊端，而且还将推动业已“失衡”的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在这次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中，西方发达国家一改过去低储蓄、高消费甚至靠负债消费的发展模式，转而实行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投资与消费、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的发展模式。这一“再平衡”过程，将使发达国家的需求，转向更多依靠发达国家国内和相互之间的供给来满足，使我国以往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难以为继，加剧国内经济结构的不平衡。
第七，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此次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旧有产业发展潜力消耗殆尽，新兴产业尚未充分发展的结果。能否在基础科学领域获得突破、现代科技体系能否迎来新的革命浪潮、新兴产业能否拔地而起并获得迅速发展，将是未来世界经济摆脱危机，走出滞涨困境的关键。为此，各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推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核心和重点就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龙头，大力开发节能环保和清洁能源技术，抢占绿色能源技术的制高点，催生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的时期，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源条件相对落后，传统产业节能减排方面的技术改造尚未完成，能源资源消耗和排放总量较大，信息技术革命和绿色科技革命的态势尚未形成。发达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及其推出的绿色能源技术革命，将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巨大的压力。
第八，争夺“人才高地”，即将或已经打响的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发达国家进行的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迫切需要大批高素质的人才作支撑。为此，西方社会的有识之士，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正在鼓吹打一场“争夺大脑”的“没有硝烟的战争”。具体措施是：注重培养本国人才，大力扶持大学发展，积极吸引全球精英，重视合理使用和留住人才[4]。由于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工作环境等基础方面具有优势，再加上西方普世价值观等人文思想的蛊惑和渗透，尽管我国采取多种措施，以较为优越的工作环境和施展才能的创业条件，来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但依然面临着“人才流失”的严重问题。
第九，多极化趋势的发展，国际矛盾的复杂多变。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的相互制衡进一步增强，我国面临的国际矛盾和困难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一是随着我国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竞争对手将逐渐从部分新兴市场国家转向发达国家，对手的实力明显增强。二是随着我国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速度的加快，在获取战略资源方面遇到的竞争将会进一步加剧。三是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和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增强，发达国家对我国经济、技术等方面封锁的力度将会进一步加大。同时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要求我国在承担减排责任的呼声将会进一步升高。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反恐、防止核扩散、控制流行性疾病、加大对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等方面，也将面临承担更多义务和责任的压力。所有这些因素的出现，必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产生影响。
第十，全球化条件下的金融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金融安全不仅是国家经济安全，而且也是国家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防安全的一个重大问题。金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如果运用得当，则可起到优化资源、促进增长、推动发展的作用。如果运用不当，则不仅会增大经济风险，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还会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在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金融体系、金融市场和金融杠杆，是全球经济运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传导机制。它不仅连结虚拟经济和现实经济，使金融系统中的各种矛盾尖锐化并进而传递到现实经济，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而且还会推动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把危机从一个国家传递到另一个国家，发展成为国际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当前，世界经济已经融成一个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和统治的有机整体，我国的金融经济和现实经济也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股份制改造、外国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国内私人资本的介入以及民间金融机构的创建和运营，公有制在金融领域中的主体地位，将会受到威胁，国家对金融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调节以及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将会受到削弱。随着我国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资本跨境流动和市场投机因素的增多，输入金融风险机率的逐渐增大，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将会面临更大的压力。随着我国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的持续增长，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幻，我国外汇储备和金融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也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虽然扩大了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但由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仍然掌控着规则制定、体制运行的主导权和决定权，有关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导向和重大决策，仍然以体现和保护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霸权利益为宗旨，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过程中仍然处于被动地位，在这些机构的运行中，依然存在被胁迫甚至被劫持的风险。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使我国发展的经济环境面临巨大挑战，而且也使我国发展的政治环境变得严峻起来。在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受到沉重打击的西方发达国家，面对在危机冲击中一枝独秀，仍然持续高速增长，并使自己实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的我国，无不产生巨大的危机感和焦虑心理。为了阻止我国的快速崛起和自身霸权地位的衰落，西方国家尤其美国对我国采取了两面手法，推行了“合作+遏制”战略。一方面表示欢迎我国的发展和崛起，另一方面又对我国进行防范和遏制。在各种场合，利用一切可乘之机，设置种种障碍，牵制我国，延续和阻滞我国崛起的进程。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上制造和掀起的“中国威胁论”，一浪高过一浪。美国把我国作为潜在的对手，实施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强化美日军事同盟，提升美印战略关系，拉近并建立与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的伙伴关系，力图组织“亚洲小北约”。不断掀起“民主潮”，策动北非、中亚国家的政权更迭，力图建立“亲西方”政府。拉拢、挑唆、利诱我们的邻国，挑起与我国的领土、领海争端，在我国周边闹事，围绕我国构建“全月形”的包围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这些举动，对国际关系尤其是亚太各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恶化了我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我国发展的精力，增大了我国发展的难度。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深化和发展，国际关系和世界格局的变化，使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面临着深刻地变革和调整。与之同时，我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各国均把如何应对我国崛起作为战略考量的内容。在我国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的同时，对华借力、合作与疑虑、误解、防范、遏制两种倾向并存。这种相互矛盾的局面，在为我国提供较大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我国面临着来自世界各方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压力。在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受到重创的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为了防止自己实力和国际影响的进一步衰退，稳住自己的霸权地位，保护自己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上的既得利益，在继续实施强势外交的同时，也加大了围堵、遏制我国的力度。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在实施战略重点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同时，还推行了涵盖外交、军事、经济以及文化意识形态等诸多内容的“再平衡”战略。在外交上，以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的原亚太联盟为基础，不断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核心盟国的关系，以图巩固其所谓“重返亚太”的战略基础。不断深化与泰国、菲律宾等传统盟国的关系，以图增强其“重返亚太”的战略支持。不断提升与印度、新加坡等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以图把握关键的战略要地，巩固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拓展与中国、越南、老挝、缅甸、蒙古等战略对话伙伴国的关系，以图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竞争中改变其在亚太地区实力下降的不利地位，实现战略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同时，美国还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不断蚕食我国的外交空间，大力推动“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TPP)，制订政策标准，引导地区关系朝着自己设定的方向发展，以图抵消“上海合作组织”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影响。积极参与东盟地区论坛、东亚峰会等多边组织会议，鼓吹“中国威胁论”，大谈所谓“安全”问题，离间我国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搅乱东盟、东亚地区业已形成的互利、互信、合作、共赢的良好秩序。美国还运用冷战思维，以社会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划线，以“朝核”问题说事，挑动“领土”、“领海”纠纷，把我国说成“民族主义膨胀”、“扩张主义”和“强权主义”国家，拉帮结派，威逼利诱，以图把我国周边国家拉入其势力范围，变成与我国抗衡的工具。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这些动作，不能不增大我国改革开放的难度，不能不对我国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实现构成现实的挑战。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随着世界各种战略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调整，由大国之间博弈引起的国与国之间公开的和隐蔽的竞争，也在世界军事领域得到突出的表现。金融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的重大冲击，不仅没有影响各国军事费用的投入，反而使之保持了较快增长的势头。2009年，全球军费开支约1.531亿美元，与2008年相比，增长了5.9%，与2000年相比，增长了49%。从地区来看，2009年，几乎所有地区军费开支都在增长，亚洲和大洋洲增长速度最快，高达10.9%。从国家来看，全球65%的国家军事开支都在增长，其中包括G20集团中的16个国家。在全球军费支出中，美国一直是军备增长的主导力量。2009年，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长占全球增长总量的54%。从2000年到2009年，美国国防预算增长了约75%，占GDP的比例从3.1%增加到4.9%。2010年，美国发布的《年度防务评估报告》，提出2011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为708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4%。[5]实际上，2011年财政年度美国政府的国防预算为6870亿美元，加上国防部直属机构消费和退伍军人等花费，共8360亿美元，约占联邦预算的22%。[6]在全球军费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世界大国都把核技术、导弹技术、导弹防御体系、信息网络技术和空间技术等作为投入的重点。在信息网络领域，美国在其《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指导下，进一步发布了《网络空间作战战略》，正式将网络空间视为作战领域，并据此进行兵力组织、训练和装备。通过制定网络作战规则、优化整合三军信息网络、培训招募网络专家、加大预算投入力度、研发攻防软件等方式，积极抢占信息网络的制高点。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巴西等国也加快了在信息网络领域的建设步伐。2011年4月，英国成立了网络安全策略小队，举办全国性的网络安全竞赛，旨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网络安全专业人才。德国、巴西分别成立了国家和军队的网络安全中心，统领国家信息网络的研发和防护工作。韩国将网络司令部升级为独立部队，并拟在三年内将该部队人数增加一到两倍。[7]在战略核威慑领域，美俄两国均在武器更新、运载工具研发、模拟实验等方面保持了竞争的态势。2011年，美国在其预算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国家批准的相关核武器预算仍比2010年增加了约7%，而核安全局的活动预算经费则增加了约10%，以求通过对核弹头技术的改进，升级包括“三叉戟”、“民兵”、“B-2”在内的核运载工具，实施次临界核试验等多种形式，促进核武器技术和运载弹头技术的改进、更新和发展。俄罗斯在耗资巨大的装备更新计划中，更是将战略核威慑作为优先考虑的项目。2011年初，宣布将在10年内更新70%的战略核力量和90%的洲际导弹。在2011年将采购数十枚洲际导弹用于充实核武库。同时，还把推进核运载工具作为研制工作的重点。在2011年，首次试射了先进的“莱涅尔”洲际导弹和“布拉瓦”导弹，并于2012年列装。印度在不断推进核运载工具研发的同时，先后试射了可装载核弹头的“萨尤尔亚”、“大地”、“烈火”等导弹，努力提高导弹的打击距离。[8]在全球军事领域，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于反导系统部署问题的激烈博弈，伊朗核问题上的明争暗斗，利比亚的激烈内战，南海争端中各国的态度和做法等，无不显现出军事领域中的激烈对抗。2011年以来，大国军事干预手段更加多样化，军事策略谋划方面的选项层出不穷，实施人道主义救援、开展军事救援、进行军事威慑、设置禁飞区和军事安全地带、利用无人机空袭、直接派兵参战、运送军事人员直接到别国领土反恐和救助本国公民等等。近年来，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先进技术为代表的静悄悄、低烈度的新形势下的“冷战争”已经打响，爱沙尼亚全国性的网络瘫痪，破坏伊朗铀提炼进程的“震网”病毒发作，各国卫星不时出现的“屏蔽”现象，就是绝好的证明。为了迟滞和破坏我国发展及其发展所需的国内外安全环境，维持美国及西方国家在世界的主导地位，以世界警察自居的美国，积极在我国周边排兵布阵。通过北约与中亚建立“和平伙伴关系”，以反恐为名，在我国西部多次进行军事演习，从北约的边缘接近我国西部边境。高调“重返亚太”，将战略重心东移，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再平衡”。直接派兵在澳大利亚建立军事基地，积极推动日本整体防卫思路和战略转变，把矛头直指我国。在钓鱼岛和南海主权争议问题上，指责我国，为日本否定二战历史，为菲律宾、越南等侵占我国固有领土领海的掠夺行为张目。为强化美日韩军事同盟，推动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组建联盟，打造“空海一体作战”体系，并设计了四条不同行动路线箭指我国。借宣传“中国威胁论”，挑起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等等。美国一手打造的针对我国的军事包围圈，造成了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恶化了我国的安全环境，对我国的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则是我国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曾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的艾伦·杜勒斯就在他抛出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的讲话中，提出如何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平演变”的问题。195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制订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极其机密的《行动手册》，以后经过多次修改，最后形成内部代号称为《十条戒令》的完整的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这套阴险而隐蔽的“和平演变战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的巨变，使社会主义制度蜕变为资本主义制度。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又乘我国改革开放之机，加紧策动了一场旨在促使我国也像苏东地区那样解体和蜕变的文化意识形态战争。他们运用的战略手段，可归纳如下：(1)“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使“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让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一定要毁掉他们强调的刻苦耐劳精神”。(2)“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使“他们向往”西方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3)“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4)“时常制造一些无风三尺浪的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分裂的因子。特别要在他们的少数民族里找好机会，分裂他们的地区，分裂他们的民族，分裂他们的感情，在他们之间制造新仇旧恨”。(5)“要不断地制造 ‘新闻’，丑化他们的领导”。(6)“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传扬‘民主’”，“抓紧发动‘民主运动’。”“要不断地对他们(政府)要求民主和人权。”使“他们的人民相信我们说的是真理。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一个地盘，一定要不择手段。”(7)“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摧毁他们的信用，使他们货币贬值，通货膨胀。”使“他们对物价失去了控制”，“在人民的心目中”“完全垮台”。(8)“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使“他们的工业在不知不觉中瘫痪下来”，“鼓励社会动乱”。通过“表面上非常慈善地去帮助和援助他们”，使“他们(政府)”“显得疲软”，“带来更大更强的动乱”。(9)“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利用一切来毁灭他们的道德人心。摧毁他们的自尊自信”，“尽量打击他们刻苦耐劳的精神。”(10)“暗地运送各种武器，装备他们一切的敌人，和可能成为他们的敌人的人们”。[9]
近年来，特别是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了应对我国的崛起，除了继续采取上述手段之外，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对华手段：(1)利用互联网进行文化渗透，推动“民主化进程”。2008年9月11日，美国国务院负责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的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拉斯曼在伦敦塔姆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讲话时宣称：美国可以“通过(网络技术)了解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接触和说服外国公众”。[10]2011年2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华盛顿乔治大学发表网络自由讲演时表示，在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发送“推特”信息之后，将准备推出中文和俄文“推特”账户。美国政府在当年将花费2500万美元用来保护网络，帮助他们突破网络限制。[11]早在2010年，希拉里在会见各大网络公司负责人时就公开表示，美国会利用网络推行“民主化进程”。[12]目前，美国把持着控制国际互联网的全部13台域名根服务器，不顾世界各国的强烈反对和多次要求，拒不交出根服务器的管理权，宣布美国商务部将无限期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视权，并威胁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时给别国断网。[13]美国政府以至总统奥巴马公开并强力支持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御用工具谷歌公司藐视中国法律，传播具有色情淫秽等内容有害信息的犯罪行为，并以“限制网络自由”为由，抨击我国对网络信息进行管理，大动干戈，向我国发难。[14](2)利用宗教交流传播宗教文化、举办宗教学术研讨班等形式，进行以“西化”、“分化”、“和平演变”我国为宗旨的宗教渗透活动。2001年以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打着学术交流、研讨、传授宗教文化、普及人文知识的幌子，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个研讨班都有10位左右的我国学者参加，其中不少是我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系、所的领导人。其中在2002年的第二届研讨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讲座，分别由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圣公会神学院、环球圣经公会和大使命中心等机构的中美神学教授和讲师主讲。此外研讨班还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和体验活动，包括参观早期欧洲清教徒到达美洲乘坐五月花号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历史遗址，探访了美国东西两岸的近20家中美教会，与教会人员进行对话和交流，期间还参加了四次仪式各异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团契和查经活动，一次布道会，亲身体验了基督教丰富多彩的敬拜活动和宗教生活。在随后的几次研讨班上，又渐次参加了拜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接触美国国会和政府人士，参观各种类型的华人教会和家庭，感受华人同胞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等内容。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国外的神学教授、神职人员已经在我国的一些高校开设课程，举办讲座，有的甚至被聘为兼职教授、客座教授和研究生导师。更有甚者，2004年12月26日至2005年1月12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竟来我国举办了跨数省长时间的基督教“学术讲座”。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会长带领两位基督教徒兼学者，首选北京，然后是哈尔滨、长春、南京、杭州，利用18天的时间在5座城市的8所大学作了10场讲座和座谈。举办者称，这项活动，“为中国知识分子了解科学与宗教的全新关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2004年以来，受美国某基金会资助，国内某大学连续六年举办“宗教学高级研讨班”，研讨内容涉及欧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现状，当代流行的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传统对公众生活和利益的影响与贡献等。研讨班不仅免收学费，而且还依据学员出勤、学习态度、成绩等评出杰出学员、优秀学员，发给奖学金，同时还有可能获得多项资助金额在5万到8万美元之不等的“个人课题”。从学术交流方面说，这些活动原本无可非议。但从举办者声称的宗旨和效果来说，不能不令人深思、怀疑和警惕。例如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研讨班的北美某基督教学会声称：举办研讨班的目的，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路启迪。再如：参加研讨班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感到“受益匪浅”，一方面认为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另一方面，还认为“这种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甚多”，“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不无启示意义”。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曾扬言要出资160亿美元“把中国基督教化”。美国《时代周刊》前驻北京记者艾克曼在《耶稣在北京》一书中披露了西方对我国宗教渗透的效果：“在中国，上至政治学术精英，下至农民工人百姓，信仰基督的人数至少有八千多万，超过中国党员的人数。未来30年，中国经济在实现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基督徒的人数会达到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中国这条东方的巨龙，或许会被基督的羔羊所驯服”。[15]而中国社会的现实是，近年来，基督教堂遍布城乡，信教人数逐年增加。中共党员甚至党的干部中信教的人数有多少?我们党和政府的相关组织进行调查和统计过吗?(3)通过基金会资助扶持中国的西方精英和反华势力，以实现对我国“和平演变”的目的。美国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实施美国这一战略的两个最大而且是最主要的基金组织。福特基金会对我国精英的控制计划分为前后期两个部分，前期即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以资助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对我国的研究和了解为主;后期即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直接与我国建立联系，资助有关项目和研究机构。该基金会最早介入我国的项目是，调查1949年从大陆流亡到香港的大批知识分子“难民”情况，并协助对他们的安置。自1989年1月在我国建立办事处之后，到2001年9月，该基金会在我国资助金额达1.28亿美元，项目包括人权与社会公正、治理与公共政策、教育与文化、国际事务、项目支持等。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在1916年就开始在华资助美国教会创办的协和医院。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年来，更是与我国很多领域的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研究活动。与此同时，美国还通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扶植和控制我国的某些社会活动家、法学家，在我国制造政治动荡和分裂，直接干涉我国内政。21世纪以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加大资金投入的力度，有统计显示，美国财政对该组织的拨款，2006年为7404万美元，2007年为5000万美元，2008年为8000万美元。此外，美国国会还划拨专项资金，资助我国的“民运”、“藏独”、“东突”等反华势力，直接干涉我国内政。[16](4)实施“民主输出”战略，策动“茉莉花革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实施“民主输出”战略，干涉别国内政，以图造成亲西方政权，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为巩固西方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服务的行径，由来已久。冷战结束后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利比亚战争，无不是在西方“民主”的幌子下进行的。同时还在苏东、中亚、西亚、北非等地区以“民主输出”为名，策动了诸如“橙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的“颜色革命”。尽管这些所谓“革命”离我国甚远，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目的，却是企图把“祸水”引向我国。[17]在策动上述地区“颜色革命”的同时，又软硬兼施，利用各种机会，对我国发动“舆论战”、“瓦解战”、“法律战”，“以我国市民社会对分配不公不满的人，对现存汉族政权不满的民族为友”，反制我国，使我国国内发生“茉莉花革命”。[18]自我国改革开放尤其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从提出“和平演变”到推行价值观外交，从插手“六四风波”到操纵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从西藏3·14事件到新疆7·5事件，从“零八宪章”到2011年初一些城市发生的非法聚集活动，其背后无不具有美国等西方国家干涉的影子。[19](5)利用基金资助，吸引留学生和访问学者，通过开设公共关系课程，进行各种培训，推行“洗脑工程”，使之回国后在经济社会部门担任要职，对政府决策产生重大影响。[20](6)通过情报机构，在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中发展特工。据美国作家马克·佩里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秘闻》一书中披露：自本世纪以来，美国情报机构在一些高校和学术机构加紧特工组织的发展工作，他们有计划地每年在中国政府机关、经济、文教、宣传部门邀请一些对国家决策有影响力或潜在影响力的人士访美或赴美学习考察，从中发现和挑选亲美派，并招募特工人员。同时，他们还利用高校的各种学生社团组织，以基金的方式向他们提供美元，作为活动经费，在背后操纵各种秘密活动和特工活动[21]，2002年以来，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更加显著地加强了监控和争取中国留学生的工作，主要跟踪核子物理、空气动力学、导弹和空间卫星相关工程、纳米技术、同超级电脑和加工等紧密相关专业的学生，力图从中招募合适人员为特工。[22]西方国家对我国的文化意识形态渗透和“民主输出”，在我国利益关系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今天，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自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美国高调宣布战略东移以来，我国的周边环境发生了急剧变化，热点问题陡然增加，使我国周边安全形势面临严重挑战。究其原因，大体有以下方面：第一，我国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领海、岛屿争端，涉及主权和国家利益，政府让步的空间较小，很容易引起事端;第二，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现代化进程顺利，综合实力提高，各国人民自信心增强，从而引发了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第三，各国为实现新的发展目标，对资源、能源及战略要地的需求进一步增大，从而激起国家之间在诸多问题上的竞争;第四，我国的迅速发展和崛起，使周边国家在心理上矛盾重重，在寻求与我国合作的同时，担心、防范、戒备的心理增强;第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借机利用周边国家与我国的矛盾及其心理状态，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制造事端，挑拨和离间我国与其周边国家的关系，达到延迟遏制我国崛起、维护其霸权地位的目的。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在东部，钓鱼岛问题持续升温，中日摩擦日益加剧。在南部海域，越南、菲律宾等国对我国单方面挑起事端，动用军事力量加强了在争端海域的军事活动。在南亚，中印两国在边界、藏南问题上频频出现摩擦，出于对我国军事力量增长的忧虑，印度正考虑在两国军事分界线实施大规模军事力量升级的计划。在美国的推动和威胁利诱下，美日军事同盟日益稳固，美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准军事同盟正在形成。美国在东盟的一些传统盟友如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等，在不得罪我国的前提下，也在逐步向美国靠拢。日趋复杂多变的周边安全形势，不能不对我国持续健康发展和迅速崛起的态势，起到较强的逆势对冲作用。
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来自国际方面的挑战还有许多，诸如能源安全、海洋安全等等，但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上述挑战是最基本的，对我国的持续健康发展起着关键的和重要的作用，其他挑战都是由上述挑战扩展或派生出来的。上述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二、国内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我国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运用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和全国一盘棋的优良传统，在很短时间内就走出危机的阴影，使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但如果仔细审视国内经济社会运行的实际，就会发现，要进一步实现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
经济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重要的和首要的内容，同时也是其他各项建设的物质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在于：第一，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有所弱化。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来看，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资本、产值和就业人数,至2006年，二者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为3:7。[23]从公有资产和非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所占比重来看，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的比重由2003年的57%、2006年的48.6%、2008年的35.2%，下降到2010年的26.9%，其中国有资产占22.2%、集体经济资产占4.7%。而非公有制经济资产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42.8%、2006年的51.2%、2008年的64.2%上升到2010年的73%。其中私营经济资产占45.7%、外商经济资产占25.1%、个体经济资产占2.2%。非公有制经济的资产比公有制经济高出1.3倍，其中私营经济比国有经济高出1.1倍，外商经济比国有经济高出13%。[24]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增长速度来看，2005年同1998年相比，私营经济的固定资产净值增长了16.7倍，“三资”企业增长了31.5倍，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仅增长了0.54倍。[25]从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来看，目前，在第一产业中国有经济仅占3.9%，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占63%。在第二产业中，公有制经济资产仅占27.6%(国有经济占24.8%，集体经济占2.8%)，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占72.2%。在第三产业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仅占24%(国有经济占21.7%，集体经济占2.3%)，非公有制经济资产占75.9%(私营经济占51.8%，外资占21.3%)。[26]从国有经济的控制力来看，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相比，也有明显变化。在工业部门的各个行业中，1992年国有经济比重占50%—99%的行业共有23个，占全部行业的82%;到2005年，在38个工业行业中，国有企业产值比重占80%以上的行业仅为6个，占50%—69%的行业仅为2个，二者合计仅占全部工业行业的28.5%，非公有制经济已占据工业部门行业资本的3/4以上。[27]目前，在我国40个主要工业部门中，国有经济居控制地位的只有石油及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业、电力工业、水生产供应业和烟草工业等5个行业。居相对控制地位的有煤炭开采业、电力机械制造业、燃气生产供应业等3个行业，其余31个行业全部为非公有制经济控制并占主体地位。在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公有制经济早已下降到20%以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外商经济控制了我国将近一半行业。在我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商在20个拥有了资产控制权，其中绝对控制的有9个行业，相对控制的有11个行业。一些产业虽未完全控制，但却控制了一些产业的排前5名企业。[28]总之，无论从各种所有制经济的绝对量、相对量的比例，还是从近年来各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趋势来看，公有制经济在所有制结构中的主体地位都在不断弱化和下降。我们知道，所有制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着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则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性质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运行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依据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或者没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民经济运行中就会出现各种经济力量的利益对立和不协调，就会出现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我国传统的宏观调控优势和全国一盘棋精神就会软弱无力，就很难出现我国在国际上率先摆脱危机的困境，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大好局面。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对于我国，是与布帛菽粟一样重要的东西。由此可知，目前，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体地位的弱化和下降，对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是一个现实的威胁，不能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和亟待解决的困难和问题。
第二，在就业结构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中所结成的人与人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经济关系。而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和交换过程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所起的作用，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反作用于作为社会生产关系基础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同时，在一定条件下，也对社会生产关系中的管理关系、收入分配关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在微观经济中，企业成员在企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反映了企业的所有制关系及其性质，而且也反映了企业内部管理关系和收入分配关系的性质。在宏观经济中，社会成员的就业结构及其在各种不同性质的经济领域中的就业比重、地位和作用，也反映了宏观生产关系结构、经济制度结构包括管理制度、收入分配制度结构的性质。社会成员在社会不同性质的经济领域就业结构、就业比重、地位和作用以及由此引起的管理、收入分配等社会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变化，必然会对社会成员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积极性、主动性、责任心，从而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产生影响。这个道理，已经和正在被千百年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史实所证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劳动者的就业结构在不同所有制经济中的就业比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至2008年年末，在我国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企业占9.2%，集体企业占2.9%，私营企业占44.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10.7%，外商投资企业占11.7%,其余类型企业占21.1%。其中，在建筑业企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及国有独资企业占12.7%，集体企业占6.7%，私营企业占37.0%，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占34.6%，其余类型企业占9.1%;在批发零售企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中，国有企业占11.8%，集体企业占3.1%，私营企业占49.4%，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占5.2%,外商投资企业占7.2%。通过综合计算可知，在上述几个产业部门中，公有制企业从业人员的比例不到20%。[29]2010年底，全国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的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达到9183.1万人，到201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雇工人数即占全国的80%。[30]加上近2亿人的流动农民工(基本上都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私营企业雇工人数在全国占的比重更大。[31]1949年，全国有15万家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雇工人数174.9万人。而目前我国私营企业雇工人数比1949年全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企业高出10.6倍。[32]这一庞大的在私营企业中就业的雇佣劳动者队伍，无论是从他们在企业中对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在企业生产和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还是从他们在企业收入分配关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他们所得工资的数额和性质来看，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都不可能是平等的、和谐的。这种不平等和不和谐的劳动关系，必然会而且已经引发了雇佣劳动者与私营企业主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和群体事件。这些矛盾、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还有可能向社会蔓延，以至造成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秩序不稳，直至党的威信和政府公信度的降低。这种局面必然增大党和政府在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等问题上的难度，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面临较大的挑战。
第三，在收入分配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分配关系是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分配关系的形式和性质由生产关系的形式和性质所决定，是生产关系的反面和重要组成部分。生产关系变化了，分配关系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不管是全局性的还是局部的。[33]改革开放尤其是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发生以来，由于我国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劳动者在生产和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变化，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和收入分配关系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从一般社会收入差距来看，居民家庭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1995年，城镇居民家庭中10%的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3613.75元)是1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953.59元)的3.92倍，2010年这一比例则上升到8.65倍。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中20%的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5895.63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57.13元)的6.88倍，2010年，这一比例则上升为7.51倍。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也逐步拉大。按行业大类计算，1978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人均工资水平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人均工资水平之比为1.81:1,2010年，这一比例即上升为4.2:1。如果进一步细分，2008年，人均工资水平最高的证券业(172123元)是人均工资水平最低的畜牧业(10803元)的15.93倍。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2010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最高的上海市(31838.06元)比最低省份甘肃省人均可支配收入(13188.55元)高出2.41倍。同期农村人均纯收入上海市(13977.96元)比甘肃省农村人均纯收入(3424.65元)高出4.08倍。城乡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的2.2倍，2011年则为3.13倍。我国金融资产也存在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的家庭的人民币和外汇存款总额，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则分别占城市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34]从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半壁江山以上的私营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来看，2010年，私营企业雇工9183.1万人，形成产值17.7万亿元;工人工资约8264亿元，每个工人年均工资1.08万元;企业利润11131亿元，每个企业年均利润136万元，每个企业主年均纯利润68万元，积累资产216.5万元。每个私营业获得的利润约为每个工人工资收入的124.9倍，每个私营业主获得的纯利润收入是一个工人工资收入的61.9倍。再从24.85万个私营工业企业来看，2008年，获得的利润总额是8301.1亿元，每个企业获利337.6万元，每个企业主获利168.8万元;拥有资产总额7.58万亿元，平均每个企业资产3086.3万元，每个企业主资产1543.2万元。这些企业雇工2871万人，平均工资17076元，平均一名雇工为企业创造利润34831元，每个企业主纯利润收入是雇工的72.1倍，剩余价值率高达216.6%。[35]私营企业主收入与雇佣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之大，在当今世界绝无仅有!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已出现了一批亿万富翁。据胡润百富排行榜公布的资料，2009年，我国百名富豪中，拥有200亿财产的26人，拥有100亿元—199亿元财产的39人，拥有75亿元—99亿元财产的44人，分别占百富总数的23%、35.7%和40.3%。2010年，资产超过千万的有87.5万人，超过亿元的有5.5万人，超过10亿元的有1900人，过百亿元的有140人。其中，北京千万富翁15.1万人，亿万富翁4400人，位居全国首位;广东千万富翁14.5万人，亿万富翁8200人，位居全国第二;上海千万富翁12.2万人，亿万富翁7300人，位居全国第三。2010年，全国超千万富翁人数比上年增加6.1%，超亿万富翁比上年增加7.87%。[36]我国贫富悬殊和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会引发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和稳定，而且也会降低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度，从而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四，在需求结构方面，内需与外需的关系失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利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低廉成本，向外国出口了大量低附加值的产品。这一战略的实施，虽然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支持和拉动作用，但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不良效应。首先是增大了我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规模逐年扩大。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4亿美元，发展到2008年的25616亿美元，30年增长了123倍。与此同时，外贸依存度也由1978年的9.74%，经由2004—2005年的70%、2007年的66%到2008年的58%。[37]近年来虽有下降，但2012年仍在47%左右。[38]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经济政治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下，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必将增大我国经济遭受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增大我国经济运行的风险。其次，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调。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拉动，致使投资率持续走高，消费率持续下降。2000—2009年，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5%，消费率则由61.4%下降到48.6%，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6%。[39]投资的高速增长和社会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的持续低迷，不仅会导致国内产能大量过剩、多种资源的巨大浪费，而且也会打破我国国民经济的内部平衡，不仅违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而且也会挫伤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五，在产业结构方面。改革开放特别是近些年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产业规模不断壮大，许多产品已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大型企业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方面，作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与国际经济结构发展的趋势，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我国产业结构还存在许多不适应的情况。农业的基础地位还比较薄弱，现代农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还主要依靠投资及其量的扩张拉动，重化等传统工业比重较大，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程度较高;高新技术产业虽有较大发展但规模仍显较小，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主要通过外商企业和加工贸易来实现，国内企业主要承担劳动密集的加工组装工序，技术密集程度、研发比重和产品附加值较低，整个制造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比重较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缓慢，传统服务业供过于求，新兴服务业供给不足，第三产业内部结构有待进一步调整。综合起来看。我国产业技术总体水平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较高，国内企业自主品牌、国际知名企业不多，国内产业技术还处于从属地位。能源、资源消耗强度较大，产业能源效率较低，环境污染问题较为严重。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产业雷同现象较为严重，部分行业尤其是一些重化工业如钢铁、电解铝、铁合金、焦炭、汽车等产品过剩现象较为普遍。产业组织不尽合理，大型企业不大不强，缺少参与国际竞争的大型企业集团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不精不专，大中小企业之间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尚未形成，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意向很难实现，专业化分工的整体效益较低。我国产业低水平和产业关系失衡状况已成为产业安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乃至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大难题。
第六，在城乡发展方面。“三农”问题依然突出。目前，我国农业技术装备落后，基础设施薄弱，设备老化现象较为严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工业和城市优先发展的战略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各种资源尤其是财政、金融等核心资源的配置仍然向工业和城市倾斜。国家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虽然逐年增加，但仍显不足，并且从投入比例来看，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这种不利的发展条件和环境，与农村基础建设项目较多、所需资金投入较大的现实，形成了尖锐的矛盾。目前，我国农业发展方式粗放、农业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状况还未根本改变。随着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占用，资源单向减少的趋向难以遏制，这样，必然与我国本来有限的资源要素禀赋和资源供给形成突出的矛盾。目前，我国农业抗拒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有限，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农田荒漠化的面积总体上仍呈扩展趋势;农业、农田、农村废弃物排放日益增多，工业污染向农村蔓延的现象有增无减，农村环境的污染程度有所加剧，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状况堪忧。目前，我国农业科技投入总量依然较低，投入强度与国际水平相比也不大，由于农业经营体制的小农生产方式特点，科技投入分散，投资效率不高。这种情况不仅使农业生产成本高居不下，影响产品品牌的培育和农产品质量的提高，而且也使我国农业缺乏国际竞争力，在日益开放的农产品国际市场上处于低端水平。建国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我国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科学技术素质、身体健康素质都有很大提高，但从总体水平来看，目前，我国农民的文化基础仍然比较落后，现代科学技术知识仍然比较单薄，社会主义的伦理观念和法制观念仍然不强，旧的封建意识的影响仍显较深，农民的整体综合素质与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仍然不相适应，特别是由于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老龄化、女性化、文化素质较低成为留守务农劳动力的突出特征。这种情况的存在，与我国农业现代化人力资源的需求有相当距离。同时，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农村市场发育滞后，城市和工业利用农业农村的支持而获得长足发展之后对农业农村的反向支持不够，致使城乡贫富差距、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悬殊并不断扩大。这种状况，不仅会挫伤农民的积极性，加剧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而且也会引起社会治安状况恶化和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从而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消极影响。
第七，区域经济差距不断扩大，不平衡状况仍在发展。从人均GDP的增长率来看，东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1998年为0.093,2007年为0.123,1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0.110。中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1998年为0.080,2007年为0.142，10年年平均增长率0.107。西部地区人均GDP增长率，1998年为0.076,2007年为0.125,10年年平均增长率为0.097。三地区相比，在1998—2007年的10年间，东部地区人均GDP年均增长率比中部地区快0.003，比西部地区快0.013。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快于中西部地区。[40]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是指区际实际收入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程度及其过程。从区域协调发展指数来看，东部地区，1998年为0.600,2007年为0.616,10年区域协调发展年平均指数为0.600。中部地区，1998年为0.405,2007年为0.402,10年区域协调发展年平均指数为0.405。西部地区，1998年为0.369,2007年为0.355,10年区域协调发展指数年平均为0.363。三地区相比，在1998—2007年的10年间，区域协调发展年平均指数，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出0.195，比西部地区更高出0.237。[41]区域联系强度，是从一个角度反映区域差异对分工和贸易的效率，反映收入水平差距的人均收入呈现出的区域内收敛，区域间发散的程度和特点的指标。我国区域联系强度，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0.3383和0.3484，比1998年和2005年的0.5—0.55分别低0.1617和0,2016。这说明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已经对资源配置、分工和贸易效率产生较大影响。[42]以上情况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经济社会虽然从总体上看是获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但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仍在不断扩大，不平衡状况仍未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的延续，将会影响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进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八，在能源资源环境方面，我国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我国能源资源总量虽然较为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却较低。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人均石油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天然气人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5%，铁矿石人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2%，铜的人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铝土矿人均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3%，比较丰富的煤炭资源，人均储量也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79%。据有关测算，按目前探明储量和开发利用能力，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剩余可采年限仅有10年和30年。[43]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能源资源消耗程度高，需求强度大，供需缺口逐步扩大，且浪费严重。2005年，全社会能源消耗量为22.2亿吨标准煤，其中工业企业耗能15.8亿吨，占71%，在工业中，钢铁、建材、化工、石油化工、有色金属五大行业又占工业全部耗能的69%。[44]2000—2008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年均增加1.8亿吨标准煤，2008年达到28.5亿吨标准煤。[45]近年来，由于我国重化工业的加速发展，城镇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对能源的需求不断上升，传统能源无法满足我国工业化、城镇化需求，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又相对滞后，致使我国不得不扩大对外进口。目前，我国原油和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已达到50%。根据有关预测，这种局面如果延续下去，至2020年，我国能源需求量将达到50亿吨标准煤，原油对外依存度也将上升至65%。[46]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在国际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地缘关系、传统和非传统安全等因素作用下，国际上能源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确保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安全的难度系数将会逐步增大，从而使我国能源资源的稳定供应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九，在粮食供应方面，我国也存在安全问题。建国以来，由于我国一贯重视粮食安全问题，长期坚持自给自足的粮食发展战略，总体安全形势较好，粮食品种日益丰富，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供求关系基本平衡。但由于国内外粮食生产的自然环境、社会条件以及经济政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也将面临较大挑战。从粮食生产能力来看，建国以来，我国粮食的生产能力和产量虽然增长很快，粮食单产水平和粮食总产不断上升，1949—2008年间，粮食总产平均每年增加703.9万吨，年平均增长率2.65%，2008年粮食总产是1949年的4.76倍。2008年，农村农业经济形势总体较好，粮食总产达58505万吨，总产和单产分别增长5.4%和4.3%，为历史最高水平。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近年来，我国粮食播种面积却呈现下降趋势。2003年，粮食播种面积为建国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只有14.9亿亩。2000—2007年，粮食单产年平均增长率增速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现象。从一个较长时期来看，由于粮食生产受资源、气候、技术、市场、比较收益等因素影响，大幅度增加的难度系数不断增大，粮食供给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47]从粮食需求来看，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再加上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膳食结构改变、城镇化进程加速进行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997—2008年间，年均增长0.8个百分点。[48]随着粮食需求总量的增长，粮食需求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均口粮需求呈下降趋势，但质量和品种要求却逐年提高，饲料粮需求越发成为粮食需求增长的重要因素。由于生物能源工业的兴起和原油供应紧张、价格居高不下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用粮需求不仅在国际而且也在国内大有攀升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我国对粮食的奢侈性消费、铺张性浪费之风盛行。据中国烹调协会调查：目前我国仅商务宴请一项的人数就占用餐人数的24%，浪费量为20%至30%。[49]一些宴会之后，服务员要倒掉一半以上的菜品，我国餐饮业一年要吃掉两亿多人的口粮。[50]一方面粮食供应形势严峻，另一方面需求逐年增长，再加上粮食消费的奢华浪费之风，我国粮食供求关系平衡的难度将会逐步增大。这种状况，不能不对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产生较大影响。
第十，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金融风险将是我国长期面临而必须重点解决的一个重点问题。近年来，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由于我国经济社会处于快速发展和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尽完善，因此，金融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风险隐患和问题。在货币政策的调控方面，调控目标与现实要求有时存在距离，前瞻性、预见性、针对性不强，调控效果难以达到政策要求。同时，政策效果的监测机制、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还不健全，容易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急转弯，增大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在金融体系方面，金融结构不尽合理，金融服务存在缺口，潜在风险易于发作，直至转化为现实风险。在金融监管机制与部门之间的协调方面，宏观监管体制还不完善，与微观监管的有机结合和协调配合不够。金融监管渠道不多，协调机制不顺，监管部门往往各执一端，难以从整体上监控跨国界、跨地区、跨部门、跨市场等领域的系统性风险。分业监管与综合经营之间存在矛盾，难以发挥综合化金融模式在金融创新和服务一体化方面的优势。由于缺乏明确的法规，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和功能难以界定，再加上本身经营管理不善，不良资产率较高，风险准备金不足，政策性银行市场化改革，商业化经营呼声的增大，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难以在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平衡、规避宏观经济社会风险方面，发挥应有作用。我国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发展滞后，信用评级机构还处于初创阶段，信用评级的权威还未完全树立起来，在金融监管和风险预警方面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相关法规还待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金融业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风险和问题，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将会影响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51]从金融体系的运行来看，各种风险不仅已经存在，而且还有滋长蔓延的可能。(1)地方政府的债务偿还和融资风险较大。2009年，国家为抵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冲击而出台的4万亿元的救市项目，拉动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积极性。但由于地方政府资金投入大多集中在投资规模大、回收周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再加上地方政府因经济增长放慢、土地出让金减少、财政收入增长减缓等因素，结果使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偿还能力降低，债务偿还和银行金融风险增大。据国家审计署统计，截至2012年底，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金额已上升至107174.91亿元，其中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占62.62%，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占21.8%，负有救助责任的其他债务占15.58%。[52]对这些债务，如不加以调整，将会带来严重后果。(2)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再加上地方政府偿债高峰期的临近，偿付能力不足，银行业的坏账率将呈上升态势。在国家为治理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而实行信贷扩张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的业务大幅扩展，2011年，理财产品发行金额达3.3万亿元，比2010年增长1.4万亿元。[53]同时，银行从业人员在绩效考核或个人利益的诱惑下，参与高利贷融资，违规开展理财业务的事件屡有发生。商业银行机构主体迅速膨胀的对外业务和基层个别从业人员违规事件的出现，暴露出银行金融机构和基层人员在开展业务和经营上的道德风险。[54]这种业务治理上的混乱和道德风险，不能不对我国金融系统的健康运行构成威胁。(3)民间融资急剧增长。近年来，因银行信贷紧缩，正规融资渠道不畅。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的融资活动转向民间借贷市场。这样，在正规金融体制之外，便催生了民间借贷市场。这些民间运作的借贷资金虽在正规金融体制之外，但大都与正规金融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间债务链条一旦断裂，势必会影响整个金融的稳定，引发社会动荡。此次 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频频发生的民间非法集资案件及其带来的严重后果，至今仍未从根本上消除。(4)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以来，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成为资产泡沫的温床。2009年，从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价几乎翻了一倍，政府的房价调控几乎毫无效果。2009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幅度远远大于全国平均值。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房地产价格的上扬，带动了全国大部分城市和地区的房地产价格，国务院虽然多次制定调控政策，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趋势至今仍遏而不止。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今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的信息，新建商品住宅(不含保障性住房)价格变动，与上月相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1个，持平的有3个，上涨的城市有66个。环比价格上涨的城市中，最高涨幅为3.1%。与去年同期相比，70个大中城市，价格下降的有8个，上涨的有62个，2月份，同比上涨的城市中，最高涨幅为8.2%。[55]另据网易上海房产成交数据中心报道：2012年上海住宅网签76595套(不含商改住/办公楼/配套公建/车库等)，相比去年减少了2万套左右，但今年22227元/平米的成交均价却比去年高出37.14%，其中保利叶语继去年后再度蝉联成交套数冠军，而成交总额的榜首则被海珀旭晖47.45亿摘得，并高出去年销售冠军13.15亿，单价冠军则继续由华洲君庭以162619元/平米保持。[56]房地产具有高度产业的关联性，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的趋势不能不对我国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压力。(5)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前后，外国资本大举进入我国，再加上我国金融体制和金融机构改革采取了“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举措，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截至2006年9月，国内被外资参股控股的金融企业有67家，包括16家银行，4家信托公司，19家保险公司，19家基金管理公司和4家汽车金融公司，外国金融投资者的投资几乎涵盖了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等所有金融领域，至2007年5月，已经有42个国家在华设立了75家外资银行，资产总额达9896亿元。[57]近几年，在有关政策的许可下，不仅民营银行正在兴起，而且民营资本也正在参与我国金融业的股份化改造，以实现金融业投资主体多元化。有人担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将威胁到我国国有金融机构在金融业的主体地位，削弱国有金融机构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给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在当今世界。金融和国防是国家强盛和安全的两大支柱，金融安全是国防强大和国家安全的经济基础。此次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后我国面临的金融风，不能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大隐患。
政治建设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主要内容。近年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全党、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在政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民主制度更加完善，民主形式更加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进一步发挥，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日益高涨。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得到落实，法治政府的建设任务基本完成，司法的公信度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各级党政干部和工作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不断增强。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政治建设的道路上，还面临着诸多困难和问题。(1)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各种经济形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目标下，将会产生不同的利益追求，这种不同的利益追求将会导致利益主体多元化。目前，各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经济矛盾、政治矛盾和思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矛盾不仅已经产生，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深化和发展。这些矛盾和问题将会对我国改革开放的方向以及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实施产生影响。(2)所有制结构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在收入分配中也会充分反映出来。这些年来，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公平问题较为突出，收入差距扩大、贫富悬殊的趋势遏而不止，阶级阶层分化现象已经出现。收入分配、贫富悬殊、阶级阶层的分化，必然会导致各种社会矛盾的产生、发展乃至社会领域多种突发事件的出现，从而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和团结。(3)近年来，由于西方管理理论、管理技术、管理模式的输入，封建社会吏治管理观念的复活，在我国政府管理方面，一些地区和部门存在着为管理而管理，甚至家长式管理的倾向。工作方式方法简单，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为“政绩”而管理，只讨上级欢心、不顾群众痛痒的现象不时出现。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党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在一些干部的心目中淡漠，干群关系日益疏远，对立情绪不断滋长。(4)反腐倡廉工作形势依然严重。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注和切望的重大政治问题。十四大以来，经过全党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密切配合，反腐倡廉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时至今日，形势依然难以乐观。钱权交易、色权交易、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现象屡曝屡现。乱管理、乱投资、违规挪用、以权谋私现象及数字触目惊心。在国有资产改组、改造，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整体出售中，内外勾结、化公为私，以各种名义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十分严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吏治腐败和政治理论的腐败，为特权阶层张目的“高薪养廉”论，鼓吹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润滑剂，“腐败有理”和“腐败有功”论等等不时出现。此类歪理邪说，对目前业已存在的腐败现象起了推波助澜作用。在腐败现象丛生的同时，豪华办公楼、豪华办公室、豪华公车、豪华接待、公车私用、高档餐饮等现象泛滥成灾，浪费惊人。党和国家屡发文件，风头上临时收敛，风头过后我行我素，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明的不行，暗地而行，巧立名目。这些贪腐奢华之风，不仅严重腐蚀了党和政府的肌体，也极大地伤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感情。(5)党的建设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加强党的理论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条主线，我们党认真开展了“三讲”、“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学习型”政党等整党、整风、学习教育活动，在党的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就。然而思想教育也不是万能的。目前，在我们党内，有的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甚至出现“信仰危机”，不信马列信宗教。有的党员甚至相当级别的党员干部，置党纪国法而不顾，在一些场合，在言谈话语甚至行动中，公然违反宪法，宣扬“非公有制优越”论，说什么现在“大家都不提公有制为主体，而提公有制为主导了”。在一些地区明目张胆地出售国有企业，推行“私有化”运动。有的群众痛心地说：“某某干部来到这儿，什么都卖，就是他自己没卖”，“卖得越快，升得越快，卖得越多，升得越高”，“好端端的国有企业，卖得一干二净”。有些党员，对个人名利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一点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半点报酬，奉献精神渐少。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的某些领导干部中，理论水平较低，唯物史观淡漠，唯心史观充斥头脑，文过饰非，把功劳归于自己，把错误归于别人，在一些场合把自己说得功勋卓著，十全十美。有不少干部只关心GDP，关心自己的所谓政绩，较少关心党的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工作，较少关心涉及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问题。无怪乎我们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警示我们国家尤其是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面临的诸多考验和风险。
在社会管理方面，也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客观地说，通过改革开放，我们社会体制、社会管理与我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制度在总体上是基本适应的。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的变革，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体制尤其是社会管理方面，还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社会体制、社会组织体系、社会服务体系的健全问题，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政策法规的完善和落实问题，尤其是社会管理的目标、思路和方式方法问题，等等。目前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社会管理方面，单纯管理与社区无政府状态并存，缺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我管理，你服从”，简单粗暴的工作方式方法较为普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走样或者得不到有效落实的情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社会服务不到位，服务质量较差，“人情”服务较重。社会就业还未从根本上解决，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群众的“公平”感受度较低。员工福利待遇、企业改组改制和兼并破产、工人失业、征地拆迁安置补偿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由于基础群众与政府机关尤其是与中央上通下达的渠道被某些贪腐干部堵塞，聚众围堵甚至冲击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妨碍或堵塞交通、打砸抢烧、聚众械斗等过激行为时有发生。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而妥善处理，很有可能被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导致矛盾激化，酿成社会安全事件。
最后，文化建设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工作是文化建设的灵魂，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和有力支持。近年来，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在文化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我国又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时期，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或正在出现多元化、多样化、变化多端的趋势，我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工作正在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目前，新自由主义、新教条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新宪政主义、公共知识分子、普世价值观、新干涉主义等社会思潮挥之不去，并呈现强势发展的趋向。境外敌对势力造谣污蔑，攻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乃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一些人打着政治体制改革的幌子，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否定我们的国体和政体。境外“民运”分子在西方势力的支持和授意下，大肆活动，为1989年的政治风波翻案。一些接受西方金钱和培训洗脑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与境外势力沆瀣一气，鼓吹经济上的私有化、政治上的多党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以图改变我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界存在着一种“去政治化”倾向，歪曲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学艺术两个标准的内涵，割裂文学艺术两个标准之间的关系，片面追求所谓艺术性、娱乐性。一时间，歪曲戏说历史、低级庸俗甚至充满色情的文艺作品和演出充斥文化市场。文艺批评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批评假、恶、丑，弘扬真、善、美的功能，甚至成为执意炒作，互相吹捧，捞取功利的工具。某些文艺作品崇洋媚外，为了追求国际各种奖项，不惜歪曲中国、抹黑中国，以所谓“写真实”为名，把中国老百姓丑化为愚昧无知、丑陋粗犷的野人。甚至在改编革命题材的影视作品时，歪曲、丑化革命英雄人物。也有一些人，以弘扬“国学”为名，不分良莠，把孔孟之道全盘托出，在社会中传播，以图用封建礼教教育大众，尤其青少年。这些现象，如不及时纠正，将会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乃至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上述困难、风险和问题，是客观的和错综复杂的，并且也是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在这些困难、风险和挑战面前，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予以高度重视。宁可把事情估计得容易些，不如把事情估计得困难些，做好精神准备，周密计划，集中精力，积极应对。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立于不败之地。
三、挑战与机遇的辩证法
毛泽东同志早就说过：“事物都有两面性：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60]当今世界，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所谓“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发展所面临的“机遇”。所谓“坏的东西”，就是我们前进道路上正在面临的严峻的“挑战”。“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61]对于“挑战”和“机遇”这一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如果处理得好，“挑战”也可以转化为“机遇”，成为推进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强劲动力，反之，如果处理的不好，“机遇”也可以变为“挑战”，转化为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困难”、“风险”、“危机”。“我们有很多经验证明，搞错事情常常是因为看了这个侧面，没有看到那个侧面，只听这一面的话，没有听那一面的话。”[62] “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63]既要看到光明，也要看到困难。我们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但又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不但要有革命的热忱，更要有实际精神。我们要充分估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风险和挑战，要准备走曲折的路。我们也要高瞻远瞩，冷静观察，勤于思考，绝不放过任何一点一滴的有利机会，积极创造条件，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奋力争取好的结果。只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发展，才能使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乘风破浪，不断前进。
通讯地址：安徽省淮北市东山路100号：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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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张作云(1945- )，男，安徽萧县人，淮北师范大学当代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资本论》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本论〉与当代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09BKS035
[1] 参见张幼文等：《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重大主题与发展趋势》，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335页。
[2] 李雪莲、魏民：《美国国债危机与解决前景》，《国际问题研究》 2011年 第5期 第112页。
[3] 参见望海楼：《“悬崖”过后，还有峭壁》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3年1月4日。
[4] 参见张幼文等：《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重大主题与发展趋势》，人民出版社 2011年版第299—300页。
[5] 苏晓辉：《当前世界军费增长态势》，《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第5期第67页。
[6] 罗援：《对美国军力的十个质问》，《马克思主义文摘》2012年第10期第47页。
[7] 参见张德广主编：《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1-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版 第76页。
[8] 参见张德广主编：《国际问题研究报告》(2011-2012)，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年版 第76-77页。
[9] 参见钱海源：《帝国主义的战略阴谋：在中国搞意识形态多元化》，《当代思潮》 2000年 第4期 第58-60页。
[10] 唐小松、刘彦社：《奥巴马政府网络外交论析》，《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 第6期 第21页。
[11] 匡长福：《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新路径》，《马克思主义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2页。
[12] 匡长福：《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新路径》，《马克思主义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3页。
[13] 匡长福：《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新路径》，《马克思主义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3页。
[14] 唐小松、刘彦社：《奥巴马政府网络外交论析》，《国际问题研究》2010年 第6期 第21页。
[15] 参见匡长福：《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新路径》，《马克思主义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3-54页。
[16] 参见匡长福：《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新路径》，《马克思主义文摘》 2011年 第8期 第55页。
[17] 参见颜旭、陈晓静：《认清西方“民主输出”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文摘》2012年 第7期 30-31页。
[18] 参见刘江永：《日本介入钓鱼岛的图谋与法律制约》，《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 第5期 第16页。
[19] 参见颜旭、陈晓静：《认清西方“民主输出”的实质》，《马克思主义文摘》2012年 第7期 31页。
[20] 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版 第12-14页。
[21] 参见苏言、贺濒：《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马克思主义文摘》2012年 第7期 36页。
[22] 参见苏言、贺濒：《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究竟采取了哪些行动》，《马克思主义文摘》2012年 第7期 36页。
[23] 项启源：《关于科学地判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11期 第20页。
[24] 宗寒：《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第5-6页。
[25] 项启源：《关于科学地判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11期 第20页。
[26] 宗寒：《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第6页。
[27] 项启源：《关于科学地判断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2012年第11期 第20页。
[28] 宗寒：《坚持公有制为主体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3年第2期 第6-7页。
[29] 参见何干强：《论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最低限度》，《马克思主义文摘》 2013年 第2期 第25-26页。
[30] 宗寒：《目前我国新资产阶层的现状、作用和性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第5页。
[31] 刘国光主编：《共同理想的基石：国有企业若干重大问题评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248页。
[32] 宗寒：《目前我国新资产阶层的现状、作用和性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第8页。
[33]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人民出版社 1974年版 第993、998-999页。
[34] 参见田家官：《论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模式的转变》，《海派经济学》2012年 第3期 第94-97页。
[35] 宗寒：《目前我国新资产阶层的现状、作用和性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第8页。
[36] 宗寒：《目前我国新资产阶层的现状、作用和性质》，《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第6页。
[37] 李慎明主编：《美元霸权与经济危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第136页。
[38] 顾阳：《我国外贸依存度或将进一步降低》，《经济日报》2013年3月21日。
[39]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32页。
[40]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4页。
[41]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75-376页。
[42]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87页。
[43]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530页。
[44]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27页。
[45]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46]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9页。
[47]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83页。
[48]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84页。
[49] 《经济日报》评论员：《务必狠刹奢侈浪费之风》，《经济日报》2013年1月30日。
[50] 《光明日报》评论员：《浪费之风必狠刹》，《光明日报》2013年1月29日。
[51] 参见张平主编：《“十二五”规划战略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1423页。
[52] 参见邱杨茜、陈颖、余军、何孝星：《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运行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8期第59页。
[53] 参见邱杨茜、陈颖、余军、何孝星：《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运行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8期第60页。
[54] 参见邱杨茜、陈颖、余军、何孝星：《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运行的问题与对策研究》，《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8期第60页。
[55] 王晨：《统计局：2月70个城市66个房价上涨，最高涨幅为3.1%》，人民网房产频道 2013年3月18日电。
[56] 网易房产成交数据中心：《2012年上海住宅销售榜、成交额》，网易房产，http://sh.house.163.com/ special/sh_2012shuju/。
[57] 参见张作云：《金融危机的根源、生成机制及其在我国发生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1期第26页。
[60] 《毛泽东文集》 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9页。
[6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62]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
[6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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