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20世纪台湾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再统一──汪晖老师《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读后
【本文要目】
一点说明：
这篇笔记是在阅读汪老师的《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之后很快写下的。由于写得很急，文句不通或思考不够透彻的地方所在多有，也许之后有空再修改。必须先说明的是：第一部分关于社会主义统一派的笔记是我写作过程中最感不耐的部份。因为这部份完全只是台湾左派内部的事情，他人未必有兴趣了解，被叙述到的人事物也未必接受我的说法。不过这方面的讨论还是为了回应汪老师关于台湾统派的分析，特别是关于「统派是在相应于独派壮大的过程中才逐渐成形」的判断。第二部分花了相当篇幅比较了几种关于岛内各种政治力量如何此消彼长的观察，特别是从台湾岛内的角度分析社会主义统一派发展出现挫折的原因，以此补充汪老师从中国革命在七十年代末期的转折展开解释的分析。不过，对台湾左翼没有兴趣的朋友大概也不会有兴趣。实际上，前两部分更大程度上是针对台湾的朋友而写的，而不仅仅是与汪老师商榷。第三部分则是针对反服贸运动和区域经济整合的问题和汪老师做些商榷，这部份的讨论相对密切扣连汪老师的论文，但我还是多提了一些台湾读者可能会关心的问题。无论如何，抛砖引玉，尽管这篇笔记的思考必然很不周全，我仍然希望能为更广泛的讨论提供一些微薄的资源。
(一)台湾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与「被左统派」
汪老师最新文章《当代中国历史巨变中的台湾问题》的第一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台湾的统派及其式微的问题。我自己作为一个统派、特别是社会主义统一派，读来格外有感触。对于近几年许许多多已经「被」台独派归类为「统派」的许多台湾左翼朋友来说，肯定也能因为汪老师的观察而有所触动。(由于「左统」或「统左」这些概念正在「被」歧义化，我还是尽量使用社会主义统一派这个字眼特指传统意义上的老左统派。)
以下试从近年岛内社会运动圈争论不休的「左统/统左」之分的问题谈起。
如果要考察2008年以来岛内政治光谱的变迁，被硬生生切割开来的「左统/统左」是不错的切入点。这种区分对以下几类朋友特别具有意义，首先是许多「被」台独派划为统派的左翼朋友，其次则是用「左独/独左」困扰自己的台独「左翼」青年。依照某种宛若两阶段革命论的逻辑，据说「左统=先左再统」而「统左=先统再左」，依照这个标准，许多左翼朋友忽然都「被」视为「左统派」(或者一种带有贬意的概念：「天朝主义左派」)，而原来的左统派则进一步「被」称为「统左派」。有意思的是，以上区分实际上只是台独阵营内部用「左独=先左再独」以及「独左=先独再左」之自问自答逻辑的类比。而这种两阶段革命论的逻辑正是分离主义把台湾的社会变革视为遥远(从而遥不可及)之议程的反映。
在社会主义统一派内部，左统与统左实际上是混用的，虽然其中有许多参与者使用「统左」来命名自己的运动，其真义却是「支持统一的左派」，而不是什么「先统再左」。而左统与统左在社会主义统一派内部的混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统一派作为一个「历史集团」的真实体质。正因为社会主义统一派一代又一代的组成分子经历了殖民地时代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中国革命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洗礼，因此左与统始终属于「必须并举」甚至「只能并举」的任务，而不是「有先有后」乃至「或先或后」的工作。在军事戒严时期，如果不主张「反攻大陆」而又主张中国统一，那只能是左派;若是左派，也必然为中国统一预留或大或小的空间，这点在七十年代海外许多具有独立倾向的「左派」身上都能看到。以七十年代海外台湾左派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台湾人民》为例，他们主张台湾独立，却又认为独立之后的台湾可以与「中国」谈判统一，两「国」之间应该形成「同志加兄弟」的关系。截至文革结束或改革开放之前，左与统的合二为一是非常自然的看法。这种合一，是中国革命为台湾社会提供社会变革条件时的必然结论、甚至也是二十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为中介而设下的最高纲领，从而也体现了运动本身有限的高度。
以一九八九年建党的劳动党为例，其纲领主张国家统一与社会主义必须并举(一国一制，台湾高度自治)，[1]但其绝大多数的时局声明却又毫不犹豫地拥护一国两制。如果只是形式逻辑地比较劳动党的纲领及其声明，大概无法理解一国一制如何与一国两制彼此相容。但从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历史来看，这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左」或「社会主义」理想始终指涉的并不直接是「社会主义社会」本身，而首先是摧毁现实的、不公不义的台湾「现状」，而这个必须摧毁的「现状」既是新殖民地体制与民族分裂造成的后果，更是通向「社会主义」的中介。比方，许多五十年代被捕入狱的台湾地下党老前辈往往喜欢说自己在四五十年代所参与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却是足以充分改变当时台湾现状的革命。一国两制与一国一制的共同点也在于打破任何「维持现状」的可能。就像卢卡奇当年面对匈牙利革命性质论争时所说的，「当我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间，只要它是真正的革命，就没有隔着一堵万里长城的时候，我已到了我能够自由行动的领域，……」(《卢卡奇自传》)──「真正的革命」自然首先是打破「维持现状」的革命。
虽然按照《反分裂国家法》的逻辑，实际上肯定了目前两岸的现状为一国两制，也就是「维持现状=一国两制」。但若还是要把一国两制当成有待实现的目标，就必须承认一国两制必然改变台湾的现状;至少，实现真正的一个中国，将美日帝国主义势力从台湾岛上排斥出去。而社会主义统一派存在的意义，就是要力争台湾的现状在改变之后能往更好的方向发展。无论两岸之间的制度差异是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在历史实践的积累中成长起来的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已经认识到「台独/独台=维持现状」而「统一=改变现状」;前者追求的是拒绝未来的「小确幸」，后者则是唯一可能的社会变革。如果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底所说的「『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是肯定的，那么，对于同时承认一国一制与一国两制可能性的社会主义统一派而言，完全可能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在台湾提出以社会主义为最终目标的非资本主义愿景，彻底改变台湾目前的现状，而这种同样指向社会主义的愿景并不必然必须与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一致，而可能是另一种水平的社会主义，水平可能比较高，也可能比较低。这个突破一国一制与一国两制分野的崭新愿景，始终蕴含在社会主义统一派既有的思想积累与路线定势之中。如果我们能对香港回归后的状况有所反思，就应当承认：就算「马照跑舞照跳」曾经是个有意义的许诺，但若要让一国两制在二十一世纪的新条件下得到良好发展，就必须把「高度自治」的内容从「普及」性的许诺转化为有所「提高」的愿景。也就是说，即便是「高度自治」，也不能再维持台湾社会的现状，必须促进台湾社会往更好的方向前进。而这样的愿景完全可以是「中国梦」的有机部分。[2]
然而问题也就在这里。由于运动长期的弱小化，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自我定位与理论思想不但无法让外界的人们所了解，反而因为外在的政治版图的变化特别是认同的变迁而被相对化，变成其他政治力量代为描绘其形象的对象。一定程度上，这种现象来自于社会主义统一派的空间正在被急遽庞大的、各种新兴的、独或非独的、自我指认或可被指认的「左翼」的力量所挤压，而这些形形色色「左翼」力量却不能或未能与社会主义统一派所代表的传统台湾左翼实现「接续」。他们或者拒绝被传统左翼所代表，或者只愿自己代表自己。
从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史来看，世代之间的「接续」是最重要的一个现象。这里所谓的「接续」是指，在每一个运动因为客观上的镇压以及主观上的「转向」而出现断裂的时刻，前一代幸存且不改其志的运动者继续参与到下一代的运动，而下一代的运动者也接受了前一世代或牺牲、或幸存者的思想路线而投入运动，由此，不同世代的运动者之间实现了工作上的协作与内部的路线争论、实现了老中青三结合，甚至实现了一定的组织关系。这样的接续往往是非血缘性的。在台湾的环境里，血缘性的继承有相当部分通过运动者二、三代亲属个人的负面体验而转化为后革命叙事乃至反革命叙事。[3]
由于一百多年来的台湾经历了多次政权转移以及多次的白色恐怖镇压，因此台湾的左翼运动者往往因为不同时代赋予的不同条件而形成各自的世代特色。二十年代为日本殖民者所镇压的运动者，比方台湾共产党、新文协、农民组合、赤色救援会，其经验肯定与四十年代作为中共地下党身分而反抗蒋政权的运动者不同;六十年代如陈映真之类的左派、七十年代「成功大学共产党」、「淡江大学台湾人民解放阵线」之类的左翼组织，乃至八十年代伴随着工人运动高涨而形成新一代左派，不同世代之间的经验以及对于「左派」或「社会主义」的想象也肯定不同。这种不同固然可以用「复杂」来概括描述，但仅从「复杂」出发，却不能说这种复杂性为什么可以长期得到保存。就此而言，必须讨论的问题就是不同世代的左翼运动者如何在彼此之间实现世代「接续」。
在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中，台湾部分的社会主义运动无疑非常特殊。由于台湾岛内能够回旋的腹地狭小，台湾的运动不可能形成革命根据地(一九五○年代几个岛内地下党基地陆续遭到国民党剿灭就体现了这层困难)，从而也不可能在岛内存在一个能够持续存在的革命指导部/「党」。于是，运动也难以在稳定存在的党组织的领导下，对运动本身有效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意义上的自我更新与发展。这种困境与战前日本共产党的状况非常类似。至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之类的革命经验，在二十世纪台湾岛内更是几乎失败或无法实现。
虽然，恰恰是上述革命经验决定了中国革命在大陆的部份能够形成直观的质的连续性，但台湾也因为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为不同世代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之间提供了「接续」的条件。由于台湾经历了长达一百年与祖国大陆相分离的历史经验(其间只有五年统一)、经历了日本殖民地和台湾光复迄今美日「新殖民地」的历史经验，以及相对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史而言比较连续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也就是说，缺乏以生产资料集体化为主的社会主义经验)，这些客观条件都决定了二十世纪台湾的社会主义运动即便无法克服世代之间的差异，但世代与世代之间往往能够共享相同的、来自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的剥削感。也因此，在民族认同与阶级认同的问题上，不同世代的运动者往往能够在大方向上有所共鸣。甚至，就在台湾光复后的五年之间(1945-1949)，岛内的运动者也因为台湾社会的客观环境类同于当时的中国大陆，[4]而与来自大陆的运动者成功实现接续，成为全国民族民主斗争的一部分。
当然，这种接续又不只是因为一九八零年代解严前后逐渐宽松的氛围所致。除了前面已经提过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前提是：由于运动本身已经在四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就不断促成不同世代运动者之间的接续，所以才能为后来一切关于「接续」而投注的努力创造条件。实际上，正是八十年代解严之前日本人与国民党接连打造起绵延数十年的军事镇压体制，不同世代的左翼运动者才愿意抛弃各种歧见、愿意在大的方向上联合起来。反过来说，当社会气氛逐渐宽松、镇压的危险越来越小、革命的代价越来越不值钱的时候，运动者之间的分化反而更加容易。
目前为止，已经组织起来的社会主义统一派(比方劳动党、夏潮、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是唯一实现一九二零年代以来不同世代岛内外左派之「接续」的政治力量，接续的程度也相对完整。在各种工作中，经常能够看到七十年代、五十年代，乃至二十年代的老运动者的身影。──虽然这些前辈都已日渐凋零。另一个值得一提但极少为人所意识到的接续成果，就是一九四七年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从整个台湾史来看，台盟正是迄今为止存续时间最长久的台湾人政党。曾经与台湾省工委领导人张志忠共同战斗的老地下党人石聪金先生有个有趣的主张，记得他是这样说的：既然长年盘据美国的台独联盟可以回台湾参政，我们也应该主张让台湾史上存在最久的政党──台盟──从大陆返回台湾参选。虽然石老的论点不无莞尔之处，却隐隐刺中了目前日益以「一岛史观」把握台湾史而不断产生的种种破绽。当然，台盟不可能返回台湾，从而也不可能返回台湾重新与新的运动者产生接续。但无论是台盟或者目前的社会主义统一派，他们在历史上为了克服断裂、实现接续而不断付出的努力，都充分体现出社会主义统一派的主体性。
确认这份主体性很重要。
第一，社会主义统一派并不只是因为其他政治力量的出现才被相对化为另一种力量，并不是因为拒绝被台独代表才要凸显自己的统一派立场，因为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一种政治力量，一种能够在方方面面「自洽」或「自我完成」的政治倾向。当然，正如很多人所知，一些被目为社会主义统一派的人物经常用这种叙述方式来讲述自己的认同历程。但这种叙述本身，往往只能说明近三十年来愈见激化的「统独」矛盾，而不能说明为何「被」归类到统派的人还必须是「左派」。换句话说，这种叙述所体现的恰恰不是社会主义统一派「普遍」的形成过程。应该这样说，正因为社会主义统一派已然顽强地存在，才有条件让形形色色的「非台独派」被归类到特定的某种运动主体之上。──至于被归类者是否认同这样的归类，自然还须其他主客观因素的作用。
第二，与七十年代海外钓运=统运不同的地方在于，钓运虽然以认同社会主义祖国为「主流」从而不需要用「统派」追认主流自身(这是汪老师很精辟的见解)，但岛内的社会主义统一派无法用主流或非主流来界定她在统运之中的地位，因为客观上只有社会主义统一派才是「真正的统一派」。虽然一般民众往往把各种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纠缠不清的蓝营势力归类为「统派」(比方政治上的「国民党─亲民党─新党」，或者学术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完全继承中国论者」[5])，但蓝营实际上只是独台派，不是统一派。
既然确认了社会主义统一派的主体性，就可以进一步讨论社会主义统一派与其他左派之间的关系了。虽然社会主义统一派相当程度上也接续了海外钓运、统运、乃至「海外台湾左派运动」[6]的理论成果或人脉资源，但并不全面。合作与分裂呈现为漫长历史过程常见的画面。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以来，伴随着台独/独台青年抢夺「左翼」符号的态势空前升高，许多因此「被」排斥开来的左翼朋友──其中有相当部分正是在「海外台湾左派运动」传统下成长起来的后人──也「被」归类到与社会主义统一派相接近的政治光谱，而这些朋友甚至可能并不认识社会主义统一派到底是些什么人，也不了解他们到底有什么主张，或者明白地拒绝被社会主义统一派所代表。对于不属于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这些左翼朋友而言，社会主义统一派继承下来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否重要，应是未来必须面对的课题。因为路线是否应当辩论，经验如何总结，一概蕴含在尚未清理的实践历史之中。岛内整体的社会主义运动能否整合、能否再生，与此密切相关。对于被视为「老左派」的社会主义统一派而言，如何在新的世纪实现新的运动「接续」、与新世代的左翼青年结合在一起，也将决定「老左派」是否终将被边缘化，还是重新夺回台湾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
由于社会主义统一派是台湾本土历史最悠久的政治力量，本省人的数量远远、远远高于外省人(绝不像很多人认为的「统派」都是外省人，因此绝不能把本省籍统派当成值得猎奇的稀有动物)，而这支本土的政治力量也因为日本人与国民党的镇压而拥有台湾史上最多的死难者和政治犯，客观上就形成了台独派久攻不下的历史阵地。然而，近年以来，新一代的台独派学者已经开始以社会主义统一派为对象，试图重塑这股政治力量的历史。其论述策略之一，就是把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形成──特别是其中意识形态最为强烈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人的政治认同──说成是因为外在的他者的的形成而导致的偶然后果，这个他者当然就是台独运动。与此同时，这种论述又强调这个派别的形成过程充斥着自我说服、自我安慰、自欺欺人，以及消灭运动内部异质性等等现象，于是导致某种特定形象的「左统派」的产生。如果要拟造一个词，姑且可以将之称为一种从「被左统派」的角度展开的后革命叙事。台独派的这种论述策略的最大问题，就是忽略运动本身的主体性与接续并忽略运动内部长期得到保存的异质性，然后用某种台独派所选定的「左统派」形象套到社会主义统一派身上。因为种种原因而被过度放大的陈映真及其论述，就是这种已经被结构在台独论述结构中的「左统派形象代言人」。陈映真的身影有这么「巨大」吗?为什么今天竟然会出现彷佛打倒陈映真就能歼灭社会主义统一派的态势?
社会主义统一派所面临的危机之一即在于此：台独派正努力把始终无法编织到台湾统治结构中的这股政治力量彻底消灭，但消灭的方式不再是正面对抗，而是通过重新叙述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形成史，进而塑造一个可以适应于这个统治结构的「左统派」形象，然后把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统一派边缘化，以便从台湾社会中彻底排斥出去。这种「制造一个你，然后把你消灭」的现象，宛若鬼故事或恐怖小说的情节。而此正是无视社会主义统一派主体性，并用「被左统派」来解释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形成而发生的后果。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同样从「被左统派」的角度产生一套回顾社会主义统一派运动史的叙述，但汪老师的叙述却与台独派的叙述得出不同的结论，并赋予了不同的期待和判断。一定程度上，在「被左统派」的叙事中消失的，是社会主义统一派叙述自身的合法性。对于一个持续将近一百年但多数处于失败经验却又顽强存在着的政治力量而言，应该如何叙述自己的历史呢?是否已经到了叙述自己的时候呢?当自身成为被叙述的对象时，究竟是意味着运动的终结，还是再生的契机?对于运动本身而言，总结自身是前进的前提，这是社会主义统一派比较少做，实际上也很难做的。任何形式的总结都将重新塑造出一条线性的时间，同时把无法适应这条时间的异质性存在排斥出去，从而也隐隐蕴含着种种时间的断裂。于是，运动对于运动本身的拒绝总结或者难以总结，实际上正是包容运动内部种种异质性的唯一方式。如果这些异质性对于当下的运动而言是可宝贵的，也许我们还得形成新的叙述方式。就此而言，汪老师把社会主义统一派放在更大的历史脉络之中加以叙述──特别是中国革命胜利与挫折的历程──相当程度上能够克服「被左统派」叙事所隐藏的诸种问题。汪老师是这样说的：「台湾『统派』的概念形成于与『独派』的斗争之中，但其历史地基却广阔深厚得多。从1895年沦为日本殖民地至1945年台湾光复，对民族解放的探寻从未停息;冷战时代，两岸分治的局面同时带动着两岸对于统一的探索;后冷战时代，这一探索从以武力解放/光复(不排斥和谈)为主导向以和平统一(不排除武力统一)为主导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但是，把社会主义统一派镶嵌在中国革命的脉络中是否就能充分说明这支力量在台湾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其所遭遇的困境与挫折?这将是本文所要继续讨论的问题。
(二)中国革命的变迁与台湾岛内政治版图变迁的关联
汪老师这篇文章最重要的分析之一是对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反共统一派/台独派/独台派」之间的力量消长提出历史解释。汪老师的分析大致着眼于两个方面：(1)首先，汪老师从中苏对立及其衍生的中美复交，说明岛内政治环境因此发生剧变。中美关系的改善一方面导致国民党政权的独台化，以致「从内部瓦解了国民党内反共的『统』的基础」，另一方面则为岛内「民主化」创造出条件，提供了空间。因此，台湾所谓的「民主」，绝不是日后以台独为主流的「党外运动」单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取得的成果。(2)其次，汪老师从文革失败、改革开放，乃至八九政治风波所造成的理想崩溃，以及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说明社会主义统一派如何失去论证中国应当统一的基础，进而造成自身力量的萎缩。──我想，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台湾左派朋友，无论统独，肯定都能同意汪老师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变化分析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兴衰过程。因为这也是运动当事者在总结自身历程的时候经常着眼的重点。但是，除了中国革命的大陆部分时时影响着台湾之外，台湾岛内是否也存在着怎样的因素决定了岛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消长呢?这是我想补充讨论的问题。
汪老师关于反共统一派与社会主义统一派何以双双衰落的分析，与中国外交与中国内政各自面临的变局密切相关;而这两个变局共同的交叉点，就是把「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划分开来的七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末期的标志性事件无疑是国内在一九七八年展开的改革开放以及中美在一九七九恢复外交关系。由于汪老师进一步把整个八十年代因为经济改革而产生的种种问题考虑进来，因此我们很难把汪老师的分析同那种割裂「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叙事归纳在一起。可是，无论是「两个三十年」的叙事，还是汪老师的分析，实际上都对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历史进行了某种历史分期：一个是旧时期，一个是新时期。通过两个时期的区分，汪老师藉此说明了台湾不同政治路线间的力量对比如何因为中国革命从旧时期迈入新时期而发生剧变。
如前所述，汪老师的分析也是许多台湾左派当事人抱持的看法。对于这些当事人来说，从文革结束到八九风波，每个人都能通过中国革命在大陆遭逢的变局而找到属于自己的历史转捩点，从而界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旧时期与新时期以及评价这两个时期的方式──有的变成激烈批判中国的「毛派」或自由派，有的变成不但批判中国而且干脆拒绝中国的「台独」，有的归隐山林放弃运动，有的则怀抱着不变的信心坚持到底。
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革命绝不是外在于台湾的他者，而正是内在于台湾的重要存在。正因为中国革命内在于台湾，因此台湾的左翼才容易将大陆上的政局变幻视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或挫折，视为「自己的」、「我们的」成功与失败。「内」与「外」的辩证关系在台湾左翼与中国革命之间最为显着。就此而言，许多喜欢用「中国走资」作为拒绝统一的虚假理由的台独派，实际上也在这种奇特的拒绝中证明中国革命如何内在于他们身上。即便他们根本不是左派，却还是「拿来主义」地运用左派才可能产生的理由来拒绝中国。而以上所述一切现象都显示出：即便可能很多论者并不认为四九年后(或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中国革命仍然因为实现彻底的社会变革，从而，与以社会变革为第一许诺的社会主义理想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中国革命=社会变革=社会主义」这样的理解，也就自然成为包含台湾左翼在内许许多多人的共同认识。
(岔题：中苏交恶以及中美修好对于台湾左派的政治分化还产生了一些奇特的影响。七十年代一度在日本与美国出现的「亲苏反中」台独左派，就是中苏美外交角力所派生的畸形产物。)
除了左派之外，基本上属于独台路线的蓝营也存在着类似的历史分期，但分期的对象不是大陆局势，而是岛内政局。他们也经常通过某种「旧时期/新时期」的区分，去解释岛内政治势力之间的消长。国民党败选之后，许多来自蓝营而且自认统派(!)的学者开始检讨国民党失败的根源。一些蓝营学者坚持认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而分离主义之所以能够坐大，都是李登辉时代以来「去中国化」教育的后果。另一些蓝营学者则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蒋经国在八十年代中期正式终止蒋氏世袭体制，放手让美国操纵台湾政局，于是才导致今天不堪入目的局面。无论这些蓝营学者之间有什么差异，他们都试图把四九年后的台湾史区分出两个时期，并预设他们今天所不愿见到的种种恶果都是新时期的产物。至于旧时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于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何种影响，完全束之高阁，拒绝回应。之所以蓝营内部的统派学者一定要对四九年后的台湾历史进行分期，在于他们正是在国民党本土化的新时期遭到边缘化的对象，甚至有相当部分的人正是反共统一派的遗续。他们不可能承认自己所认同或参与的旧时期正是新时期一切恶果的根源，所以只好把所有的罪恶都归到某个他们无法参与的新时期。
对于社会主义统一派而言，这种把四九年后台湾史加以分期然后回避国民党历史责任的解释自然苍白无力。这些学者主观上往往真诚地自认统派，客观上却因为无法放弃「中华民国」的招牌而无法将自己和同样打着「中华民国」招牌的独台派区分开来。以历史教育为例，台湾历史教育的问题从来就不是李登辉─陈水扁搞「去中国化」教育的后果，而是四九年以来国民党反共反华教育的必然延伸，李─扁的教育政策不过是国民党教育政策的派生物，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只批判去中国化教育而不批判六十多年来未曾遭到质疑的反共反华意识形态，就不可能真正地解决去中国化的问题。现在岛内历史教科书争议最悲哀的状况就是：一小部分自称统派的蓝营学者妄想通过教科书词汇的更动，把按照台独派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逻辑而形成的教科书一夜之间「去台独化」。这些学者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只会成为分离主义学者的补充。反共反华的分离主义史观非但依旧存在于教科书之中，他们与分离主义学者之间的争论也将持续以「统独」争议的面貌阻止真正的统独斗争的发生。从而让台湾民众继续在各种貌似统独斗争但实际上阻止统独斗争的迷雾中自欺欺人。
社会主义统一派对于分离主义的起源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其独特论据之一就是把分离主义视为一九四九年两岸分裂之后逐渐积累而成的合理后果，而不是四九年后某一个时期才忽然出现的妖怪。但这不仅仅是指国民党在两岸分裂的环境下通过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阶级而其后代形成了海外台独运动的主要领导层。依照陈映真的分析，由于台湾与祖国大陆分裂之后编入了美日为主的再生产经济圈，沦为新殖民地，海峡两岸共同的民族经济圈无法形成，新兴的台湾资产阶级就无法也没有必要形成祖国认同。按照陈映真的理论，只要台湾始终在海峡两岸共同的民族经济圈之外，以资产阶级意识为主流意识的台湾人民就难以形成追求统一的民族认同，缺乏追求统一的动力就是理所当然之事。这绝不是去中国化教育或民进党愚弄台湾人民的后果，而是四九年两岸分裂之后就已经决定的结构。
如果说，七十与八十年代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双重变局是汪老师说明台湾岛内政治力量此消彼长的切入点，社会主义统一派针对同一问题所能提供的「内在视野」，大概就是把掌握台湾问题的关键锁定在一九四九年以来岛内形成至今的新殖民地体制。[7]而社会主义统一派把四九年后的台湾规定为新殖民地的见解，正是台湾社会性质讨论长期积累的成果。
讨论台湾一岛的社会性质有意义吗?一位令人尊敬的社会主义统一派学者曾经对我批评陈映真过分热衷研究台湾的社会性质。这位学者认为，台湾的社会变革只能放在全中国的范围考察才有意义，要想以一岛为范围探究社会性质并为台湾社会变革提供理论基础，并不现实。但我认为，即便以台湾一岛为对象的社会性质讨论终究无益于未来的变革，也能有效解释岛内目前为止的历史结构。比方，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台湾分离主义的根基是四九年两岸分裂(乃至与祖国大陆分离一百年间)的必然后果，而不是晚近二三十年才忽然出现的产物。
如果从陈映真的再生产论加以引申，就必须接着处理两个问题：(1)在两岸经贸交流在四九年之后基本断绝的几十年间，为什么台湾能够存在社会主义统一派。(2)八十年代以来两岸日趋紧密的经济交流，为何无法产生出认同民族再统一的坚强力量。
这里不妨先回顾一个小故事。九十年代中期，台大陈昭瑛教授一篇关于台湾本土化运动的论文引起统独两阵营的小论争。陈昭瑛将「台湾意识」视为「中国意识」的发展，但把一九八三年以后岛内显着抬头的「台独意识」视为「中国意识」的「异化」。陈昭瑛将「异化」的阶段视为本土化运动的第三期，陈映真却反对把台独意识视为本土化运动的一部分。从陈映真的再生产论来看，陈映真对于陈昭瑛的批评其实是无法自洽的。如果陈映真愿意贯彻他的再生产论，就必须承认「台独意识」是两岸持续分裂的条件下最合理的后果;反过来说，统派在这种再生产结构下的存在反而会越来越不合理。如果台湾脱离整个中国的再生产圈就失去了民族认同的基础，为什么七十年代初期能在岛内外爆发保钓运动甚至在海外转化成社会主义祖国认同运动?为什么日据时期只能用台湾独立作为反对日本殖民统治之口号的台湾共产党人竟然愿意在台湾光复之后成为中国革命的一部分?陈映真必须说明台湾与祖国大陆相分离的二十世纪为何总是能够存在这样那样的祖国认同运动，但这一切都不能用他自己的再生产论来解释(当然他可能也没想要把再生产论当成解释一切的万能钥匙)。可能的解释，除了对于血缘的缅怀、除了汪老师提到的中国革命塑造出来的强大连带感，最关键的就是不同时代的运动者率皆感知到殖民地与新殖民地体制下先后来自日本与美国的民族压迫，以及半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都试图遮掩起来的阶级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遗忘与拒绝遗忘的反复中，逐渐积累成为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本身的物质基础。淡淡的血痕，正是运动者得以血战前行的第一根据。
中国革命在大陆上的成功或挫折虽然能够影响岛内各种势力的力量消长(特别是社会主义统一派)，根本上仍然取决于岛内各种势力所必须依赖的物质基础。对于社会主义统一派而言，这个物质基础既源自于台湾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并存结构迄今未变，也植基于革命血史的长期积累。就后者来说，一方面是作为中国革命一部分的台湾革命斗争史的血泪积累，另一方面则是台湾革命无法决定的中国革命的大陆部分积累起来的成就。由于这样的物质基础不容易获得认识与正确认识，而且缺乏新的物质基础支持，社会主义统一派自然难以壮大，甚至容易因为客观环境的波动而被影响。于是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今天会看到这样的悲惨后果：台湾所面临的民族矛盾不但被曲解为「中国人」与「台湾人」之间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也被解释成「中国资本家」与「台湾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
当下，统一派与台独派都遭遇了程度不一的萎缩，也许统一派的萎缩程度更高。但从比较长远的历史过程来观察，社会主义统一派一直很小，台独派其实也不大(汪老师对于「台独基本教义派」的分析已涉及这个问题)。除此之外，统一派的衰弱也并未以台独派的壮大为补充，这就显示出统一派与台独派各自拥有其决定性的物质基础。相较于统一派与台独派的萎缩，独台路线反而日趋壮大，蔚为主流。如果台湾所隶属的再生产圈真的能够决定台湾资产阶级的认同并塑造台湾人民整体的主流意识，陈映真这套理论恐怕最有利于说明目前最主流的「独台」的物质基础;而其物质基础，就是台湾仍然编织在美日经济圈之内的现实处境。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不能忽略海峡两岸实现了足以让南北朝鲜羡慕的经济交流。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截至目前为止的经济交流，仍然以阻止海峡两岸形成共同的民族经济圈为前提。这点有各种经济指标足以证实。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民族经济圈这种说法首先是为了实现两岸统一而提出的设想(倾向分离主义的朋友肯定对此不以为然)，不是谁谁谁能够强迫台湾人民一定要实现的目标。然而这个预设两岸应当形成「正常」经贸关系的设想，至少提示了一个重要问题：地理上如此接近的海峡两岸，竟然因为冷战内战的双重壁垒而在四九年后进入世界罕见的、长期的、近乎断绝任何经济联系的状态。这个状态不正是两岸当前诸多问题的历史根源吗?
(三)两岸经济整合与历史路径的回归
「反服贸运动」转眼就快过去一年了，无论支持服贸或者反对服贸，都在为各自理想中的海峡两岸经贸关系而辩护。之所以说是「理想」，是为了避免「正常/不正常」之类的字眼──这是近年来特别流行于台湾的一种说法。「正常/不正常」论往往出现在分离主义论述中。这种论述认为，目前的台湾是「不正常国家」，而台湾独立是「正常化」的唯一途径。敏锐的人一定能够联想到，这种「国家正常化」论与安倍之类的日本右翼非常接近。他们往往预设了某种「正常」的形态，然后说台湾或者日本距离这种「正常」状态还有多远。实际上，他们所仰望的「正常」首先只是他们各自的「理想」，而不是什么本然的状态。许多人看待两岸关系的时候也隐隐怀抱着「正常/不正常」论，这些谈论往往仍然在表达理想。但谈论理想还是有意义的，前提是我们同时愿意回归历史，直面现实，让过去、现在，以及未来成为可以一并讨论的整体。汪老师认为「一带一路」蕴含着「对历史路径的回归」，这样的判断也可以适用于包含在「一带一路」这个大计划中的台湾海峡。以下的笔记就从海峡两岸如何实现「对历史路径的回归」谈起。
经历了清代长期统一的海峡两岸，在二十世纪陷入分裂，百年间只有战后五年(1945-1949)短暂的统一，而战后五年又区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两岸关系。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之间，台湾作为日本的一部分而与大陆发生关系，两岸之间以「中日关系」为中介持续保持着文化经贸等方面的交流。但一九四九年之后，台湾却几乎与大陆失去联系。以经贸往来为例，一九七九年之前两岸长期只能通过各种中间商或第三地发生联系，而且是贸易量极小的单向联系。比方台湾的物资局以香港为媒介，采购大陆药材。七九年之后，两岸之间才出现台湾商品与资本输入大陆，而大陆商品进入台湾的双向交流。但即便是两岸局势缓和下的双向交流，实际上也不双向。为了防止大陆吃掉台湾，台湾当局用尽一切手段阻止台湾像一个普通的中国省份一样整合到全中国的民族经济圈中。而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就在于两岸曾经经历了经贸往来近乎断绝的三十年(1949-1979)。换句话说，恰恰是因为两岸曾经互不往来，这段互不往来的历史才能让日后的不对等贸易成为可能。
现在的台湾已经不流行谈论历史，但历史仍然规定着当下，并未成为过去。两岸关系的现状仍然取决于两岸经贸近乎断绝的三十年间所树立的基本结构。虽然反服贸运动的参与者，用形形色色的理由论证运动以及参与运动的正当性，但反服贸运动本质上就是为了维护这种基本结构才爆发的运动，这个基本结构就是这些政治运动的物质基础。虽然汪老师的文章进一步从台湾蓝绿两党旧政治的失能以及反服贸学生拒绝被既存政党所代表的角度阐述运动的起因，甚至认为美国也并不乐见反服贸运动的发生(为了让台湾通过服贸来加入TPP)。但从台湾现场的角度来看，正是美国的蓄意策动[8]与事发后的长期静观[9]才让运动得以爆发并拖延如此之久，而且实际上已经造成服贸的搁置。此外，虽然汪老师也提到了学运终究未能突破旧的蓝绿政治，但不妨从反服贸运动就是蓝绿旧政治本身的角度把握这次事件。比方，运动之所以有条件开始，就是因为蓝营内部的马英九与王金平正在政争，因此不难理解为何首先是王金平所管的立法院被轻松长期占领。运动结束之后，反服贸学运的指导层人物也陆续与主流的绿营政治加以整合。如果从四九年后台湾被编织在美日再生产圈的区域格局来看，反服贸运动的学生、蓝营、绿营，都以独台为最大共识，服贸争议一定程度上正是旧政治的「内部争论」。
由于反服贸运动实在媒介了太多东西，就连运动指导层的林飞帆拿本《柄谷行人谈政治》也能被说这场运动具有什么新政治的因素，因此，对于这场运动的分析也就不免让主题十分发散，不同的论者从各自关心的角度谈论这场运动。而这种讨论无法集中的现象本身也体现出运动本质的难以把握，从而体现出两岸自四九年分裂后三十年间形成的历史基本结构迄今是难以直面的症结点。
直面这个基本结构确实困难。由于两岸恢复经济往来之际，全球也进入新自由主义渐次蔓延各国的时代，这就导致两岸之间恢复经济往来的各种努力很容易被有心者解释成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两岸经贸交流的困境，与西藏在改革开放之后出现无法区别到底是「汉化」还是「资本主义化」的现象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愿意考虑前三十年的两岸关系基本结构如何规制了后三十年，服贸争议所该争议的，就是两岸到底是要像前三十年那样不做贸易，还是要进行两岸都能接受的「贸易」(无论两岸之间的贸易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而不是简单地把两岸之间的贸易当成「自由贸易」，也不是在完全不了解传统左翼理论如何看待「自由贸易」的状况之下直接把「自由贸易」等同于新自由主义，更不是只在面对大陆的时候用「贸易=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这样的等式加以拒绝，却又让这种等式在面对美国主导的TPP之际失效。
在服贸争议中，台湾社运圈唯一站出来反对反服贸运动的就是社会主义统一派，特别是劳动党及其下属的劳动人权协会。由于劳动党跳出来反对反服贸运动甚至公开支持服贸，就遭受了空前的批评与攻击，其中也包括许许多多国际上与劳动党历来友好的左翼组织。这种国际性的批评与攻击与苏联瓦解以来的国际工人运动退潮密切相关。各国左翼基本上已经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设想的运动高度，左翼理论水平也相应降低，许多自命左翼的国际人士很难拒绝「贸易=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这种缺乏反思的等式，运动的目标也退却到较低的「民主主义」。因此，一看到台湾有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高喊「民主」，一看到事态可以用来指涉「中国走资」，就很难否定运动的正当性。这种思想水平低劣化的现象在九二八香港「占中」运动中更是暴露无遗。以下试以影响东南亚甚大的菲律宾共产党作为说明的例子。香港占中启动之后，近年一直宣传中国是个「becoming imperialism」的菲共马上宣布支持。[10]但当帝国主义所支持且与菲共为敌的瓦登贝罗势力也宣布支持占中之后，该党竟然把原来的声明加以修改，补充说明该党也认识到占中运动的背后有帝国主义势力支持。[11]如果菲共是一个理论水平稳定而且负责任的政党，为什么会出现「修改声明」这种荒谬举动?难道是因为该党在香港有太多不能切断的人际关系所以必须支持运动?难道他们的理论水平不能帮助他们掌握占中的真实性质?难道香港的局势还得等到瓦登贝罗之类的帝国主义代理人也跳出来支持才开始明朗?如果是最后一个原因，这就意味着菲共为了服务于他们在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斗争，而把中国当成他们国内政争的媒介，从而对中国落井下石。这种作法绝对不能原谅。
比起某些国际左翼在两岸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低水平，更大的问题恐怕还是社会主义统一派在岛内直接遭遇的抹黑。其实类似的状况也存在于香港，但港台情况不太一样。在香港，一方面存在泛民势力僭夺「左」派符号的现象，另一方面又能在占中运动里看到本土派公开围剿「左胶」(左派)的场景(虽然这些「左胶」也未必是真的左派)。在台湾，围剿左派的方法的唯一方法就是把左派指控为右派，这是因为大家都要争当左派，就连反服贸运动的指导部也要把「左」的符号贴在自己身上。台湾激进学生竞当左派的现象体现了台湾社会矛盾已经到了激化的阶段。诡异的是，愿意对反服贸运动伸出友谊之手的，却是美国茶党与日本右翼，而后者甚至把反服贸学运的领袖邀请到日本访问。即便某些真心想当左派的反服贸支持者大概也看到了反服贸运动其实左不起来的事实，运动的本质也不可能因此扭转过来。
汪老师的文章提到了统派在服贸争议中的处境。关于这个问题，我想提供一些补充或回应。因为类似的误解从去年反服贸运动以来就不断在海峡两岸的左翼圈中散播着。三一八占领立法院后，劳动党即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劳动人权协会的名义发表声明。[12]如前所述，三二六声明是台湾社运界第一份公开表明同当前的反服贸运动站在不同立场的声明。虽然声明发表之后得到许多对反服贸运动感到质疑、或者支持服贸的朋友的呼应，但来自左翼的批评声浪更伴随着反服贸运动的高涨而连带高扬。历来在台湾自居「不统不独」的某些左派团体马上趁着筹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连席会议(内部称为「五一平台」)单方面开除了劳权会参与五一节的资格，甚至发表谴责劳权会的声明。[13]这些攻击都源自于刻意的误读。由于三二六声明提到了马英九所宣称的「涓滴效应」──依照这种理论，大陆对台湾的让利可以通过资本家的获利而涓滴到工人阶级身上──因此批评者就攻击劳权会为马英九的涓滴效应论背书。但实际上，三二六声明的核心要旨恰恰就是批判涓滴效应论，并从涓滴效应论所蕴含的让利逻辑与劳资两利逻辑延伸出一个结论：如果要谈资本家涓滴好处给工人阶级，就必须更积极地开展阶级斗争;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能从资本家的身上刮下肉来，不能幻想资本家没事愿意给工人任何好处。[14]
三二六声明是社会主义统一派为了兼顾民族再统一的需要以及工人阶级利益而提出新时期纲领。主旨是只有通过阶级斗争才可能实现「涓滴」所意味的社会再分配。无论「让利」是否实现，无论资本和劳动者之间的结合因为两岸经济交流而增加、而破坏、而重组，乃至先破坏再重组──如果我们只把阶级斗争当成变量而不是常数，工人阶级就不能获得任何保证。比方，冀望让台湾资本家去大陆赚大钱，如何能保证台湾工人分到涓滴?一点也不能。这只有靠阶级实力才能做得到。即便是我们希望形成这样那样的「涓滴」机制，甚至承认这一机制起了作用，也非得依靠阶级的实力，在斗争中战取不可。但是，不让台资去大陆赚大钱，工人就比较好分吗?这也可能。但其前提是同时「不让外单转去大陆或越南」(!)直到我们在地球上消灭资本主义之前，资本家赚三块，工人是没办法在其中分到五块的。无论有没有服贸，阶级斗争都要进行。──把服贸拉进声明里来谈，实际上突出了以下思路：如果「让利」存在，「让利」也不会通过资本家或国家而自动「让」到工人阶级身上，阶级斗争才是关键。
对于自诩为左翼的朋友们来说，是否应该像数学家那样，把精算宏观或微观的「让利」存在与否，当成自己立论的基础?耽溺于「计算」，实易形成陷阱。难道论证出「让利」存在，台湾工人或左派就可以天天过年，阶级斗争熄灭?或者，如果「让利」不存在，就把本土保护主义推到台前(从而实际上又把阶级斗争推到幕后)，并再次得出阶级斗争熄灭论?在当前台湾，为什么当多数所谓「左派」面临到区域经济整合问题的时候，最多只能想到本土保护主义，而不是用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作为迎战区域整合的决定性的「常数」呢?──这才是我们要反思的问题。知名社会主义统一派学者杜继平对于反服贸运动的批评，可以提供一个观察的视角：
「反服贸运动者提出服贸协议『是少数大资本吞噬多数小农小工小商的阶级问题，更是所有台湾青年未来都将面临的严苛生存问题』，反对『去除国家对人民的保护』。他们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只见资本全球化的果而不知其因，只反对全球化的果而不反对全球化的因，急病乱投药，妄图在维持资本主义体制下，要台湾政府搞贸易保护，以台湾日益脆弱的经济实力螳臂当车，力抗资本全球化的狂潮，维护台湾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反服贸运动者『不愿意面对不公平的竞争』，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不是市场竞争，而是『不公平的竞争』，要的是『给年轻人公平发展和竞争的环境与机会』。但什么是不公平的竞争呢?他们没有说明，不过从反对大财团、大企业、跨海峡大资本家的语脉来看，应该是指由于大小资本实力不同而造成的高下不等的市场竞争能力。然而，难道他们完全不知道，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本来就是个残酷的动态拼搏过程吗?」
「反服贸运动的行动宣言虽也批评自由化(即全球化)，谴责大财团、大资本家却不反对资本主义，只站在保护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保守立场，着眼在利益的重分配，希望给资本主义带上温情脉脉的人道面孔。在全世界的反全球化运动中有两条不同的路线，2001年创立、由社会民主派与无政府主义者主导的『世界社会论坛』(World Social Forum, WSF)是改良路线的代表，他们反对暴力革命，标举空想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公民社会，另一条则是指出改良没有出路，唯有革命才是正途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反服贸运动的基调大体上属于『世界社会论坛』的路数，但还掺杂了台湾分离主义的意识。」[15]
劳权会的声明实际上指出：在随后的一系列经济整合过程中，不但要考虑到阶级矛盾的尖锐化，也必须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斗争力度的强化必然首先是眼下日常斗争的延长。而这份声明提示的正是岛内阶级斗争的重要性，本地劳工与移住劳工共同的斗争无疑是基础。社会主义统一派在组织化以来的几十年间，都为了贯彻阶级斗争的原则而在劳动现场战斗不歇。正因历程如此，我想这也是这份声明强调在日常斗争之中以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重分配的关键和原因。无奈的是，即便有这样的斗争传统，但在台湾这样的环境里，只要支持统一，就没资格替工人说话，甚至没资格当工人。劳权会会长罗美文(同时也是一九八九年远东化纤大罢工[16]的领导人之一)在三二六声明发表后所遭遇的攻击，恰恰体现了当前台湾还不是一个完全容许理性讨论的舆论环境。[17]有些朋友甚至连这份声明都没读，便直接开骂了。此外，两岸经济整合下的阶级斗争，不会只是台湾一岛之内，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促使台湾社会主义者必须进一步设想全中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将如何展开，如何介入。对于包含劳权会在内的社会主义统一派来说，自然更是如此。比方说，在两岸持续分断的现在，许多号称支持大陆「阶级斗争」或「维权」运动的主张，都难以同当前台湾仍然浓厚的反共反华气氛区别开来。也许有人真心支持彼岸的斗争，但若台湾的反共反华气氛不能解消，对于彼岸斗争的支持，目前几乎不可能不去助长这种气氛，甚至就是在这种气氛下长成的。比方，为什么当大陆一出状况，就要谴责，而世界上其他地方出事情，却可以视若无睹?(当然，对于反共反华的朋友们来说，这个问题也是可以倒过来问的：你们逢美必反，碰到「中国」就噤声!)或许，只有当两岸经济整合愈发密切，台湾人民能够理性看待彼岸的一切人事物之时，两岸工人阶级之间的相互支持，才能真正打到点上吧。
服贸争议已近一年，一年后回顾当时介入争议的方式，社会主义统一派当然有值得检讨的地方。虽然当时劳动党支持服贸的原因还是为了根本解决前三十年遗留下来的、已经不能适应于当前台湾需要的两岸关系，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基本结构。但直面这个结构并没有办法帮助社会主义统一派获得群众的认同。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社会主义统一派没能在运动爆发之前就全面掌握服贸的细节，以致不能比后来的反服贸运动更早、更有理有利有节地指出两岸政府推动服贸的优缺点，从而不能更好地提出批判。正因为服贸协议不是没有问题，对于服贸的支持才必须包含批判，才能说服人心。除此之外，服贸协议中两岸到底如何照顾对方的敏感项目，也非常需要论证。因为这牵涉到两岸服贸究竟是批评者所说的「自由贸易」还是具有保护性质的贸易安排，同时也牵涉到两岸之间的经贸往来究竟能不能克服四九年后三十年间树立起来的畸形结构，让两岸经贸关系回归到历史上曾经存在的热络往来。
2014年的服贸争论影响巨大，台湾社运界无人置身事外。然而，这种集体卷入服贸风波的态势却展现出强烈的「舆论一律」。卷入这场风波不是为了促进讨论，而是为了表态、为了随大流、为了不掉队。如果有所讨论，也是「懒人包」式的见解，一概成为既有立场的注脚与补充。在当时「万山不许一溪奔」的肃杀气氛中，只有少数人愿意跳出来批判这场运动，甚至为服贸予以一定的背书。然而，对于反服贸运动的批判乃至对于服贸的背书，却又很快变成反服贸运动「以众暴寡」的对象，客观上又成为反服贸运动巩固自身总体的杠杆。在运动高潮之际，即便是这场运动的批判者，也不得不采取把学运指导部和广大群众区别对待的态度，一方面批判学运指导部把运动实质导向反共反华运动，二方面则不得不肯定群众的积极性及其「获得启蒙」之后所展现出的能量和能量的合法性。但这样的区别其实还是策略性的，不得不为的。如果理性是可靠的，大概不会有人认为人多的运动必然正确，否则一度席卷德国全国民的纳粹运动就应该值得肯定。然而以暴众寡的反服贸运动确实采取了近乎纳粹运动的姿态。风波过去已然一年，许多高昂的情绪也有所沈淀，从今天回顾过去，是否还要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部分肯定」这场运动呢?
从汪老师的论文来看，他应该是采取这样的态度的。但对曾经经历那段趋近被法西斯专政的许多人来说，思想上情感上都未必能够接受。不过，还是应该接受。为什么?因为这就是台湾的现状，只有直面现状才有出路。在台湾分离主义意识不通过台独而通过独台进而空前壮大的当下，绝大多数的台湾民众已经不认同祖国统一，年轻一代的台湾民众尤其如此。反服贸运动爆发后，积极抢夺岛内统派领导权的新党(也就是反共统一派的馀续)打出了「巩固统派基本盘」的旗帜，妄图代表目前仍然不支持民进党等绿营势力的极少数民众。当然，应当争取代表这些缺乏代表的民意。但关键根本不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统派基本盘了。关键在于绝大多数已经接受分离主义道路的台湾民众。如果统派──尤其是社会主义统一派──的存在有意义，就必须要争取这些只愿认同台湾，不愿认同祖国的民众。难道我们要让两岸局势持续恶化，然后让我们的同胞置于枪口之下?血仇是难以抿除的，力争和平统一的要务，就是要说服绝大多数人、尽可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让绝大多数人成为真的可被「寄予希望」的「台湾人民」，让绝大多数人成为「新的我们」的一部分。
(四)结语
岛内社会主义统一派的代表性人物林书扬(1927-2012，台湾史上坐牢最久的政治犯，达三十四年)，曾对「以经促统」的方式感到忧心。他认为，这种被他称为「经济主义」的手段不但没有办法替代中国因为社会主义而创造的新型民族纽带，甚至还会造成台湾民心因为资本主义必然造成的阶级分化与贫困化，从而丧失对于祖国的认同。从两岸恢复经贸交流的近三十年经验来看，林书扬的经济主义批判自然很有道理。但是，也同样是林书扬，对于两岸之间的经济整合并不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这点与陈映真的两岸共同的民族再生产经济圈的设想非常类似。如果说，台湾整合在美日经济圈下的合理结果是新殖民地体制的维持以及分离主义的壮大，只要台湾能够合理整合在民族经济圈内，认同统一的力量也必然壮大，台湾也才能摆脱新殖民地的处境。而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合理的经济整合，显然在两岸经贸恢复交流(但仍然处于不对等状态的)三十年以来还没开始，甚至引发争议的服贸也未必是起点。因为两岸经济整合的获利者与主体应当是两岸劳动人民，而不该是迄今为止仍然作为两岸经贸主体的资本家。对于左派而言，应当更有能力处理区域经济整合之类的议题，而不是把任何整合都视为新自由主义或者经济侵略。当包含海峡两岸的「一带一路」为我们提供愿景的时候，更应让经典的左翼理论有发挥的空间，为这个可能的愿景增添实现的动力。这个愿景不但应该终结台湾的新殖民地体制，更应该让「两个三十年」这种叙述所暗示的社会主义挫折在下一个三十年中获得救治，从而让世界上所有深受中国革命影响的政治力量──包含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更有底气，更加自信。
汪老师在文章的最后提到了如何塑造海峡两岸全新的「我们」。我完全赞同这样的提议。实际上，这样的我们不但是拒绝与大陆同胞合称「我们」的台湾人民所需要的，更是过于自在地认为两岸人民就是「我们」的大陆人民所应更加敏感的。2014年秋，我有幸获得一个与韩国民间统一运动重要参与者成裕普(성유보)先生[18]交流的机会。当时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触，就是韩国与台湾的「民间统运」往往只能各自以朝鲜或大陆的官方为对口。当然，如果我们承认朝鲜与大陆的官方足以代表普通民众，这样的对口或许也有合法性。然而，就算这样的对口是可以接受的，却未必是有活力的。今天的大陆乃至港澳，都需要有足以与台湾的民间统运相对口的统一运动，而且，不但要面向台湾，更要面向眼下正蕴含着危机的西藏新疆等地。重新认识中国的契机已经在我们面前打开，为了全中国的民族再统一，让我们一起迎向它罢!
[1] 「劳动党认为国家统一是主要矛盾的解决途径，而社会主义理想是基本矛盾的解决方向。通过党在运动中团结面的扩大与组织力的提高，使劳工阶级成为解决主要矛盾的有力阶级，取得应有的发言地位，并成为统一后高度自治体制健全发展的主要影响力量。」
[2] 这里套用了赵刚老师的一个观点，即「台湾历史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有机部分。」汪晖老师也有类似观点。即，「〔台湾左翼关于台湾「高度自治」的主张，〕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命运的有机部分，也是中国革命及民族解放运动的独特方面。」
[3] 这个问题可以从郑鸿生先生批评杨翠及其儿子魏扬而引发的争论见其端倪。杨翠是知名社会主义统一派前辈、文学家杨逵的孙女，魏扬则是去年三一八学运的重要领导人。由于杨翠与魏扬的政治认同已经大不同于杨逵，走上了反共反华的台独道路，遂引起郑鸿生的感慨。郑鸿生的批评在将近一年之后又引来杨翠的批评，以及世新大学教授洪凌等人对杨翠的反批评。贯穿在这一系列争论的核心问题就是文革期间已经争论过的血统论。
[4] 用当时台湾地下党秘密文件的说法，台湾在光复之后也成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部分，因为日据时期台湾只走到半封建社会，未能资本主义化。
[5] 以统派姿态闻名的学者王晓波就是这一理论的积极倡言者。
[6] 这是七十年代《台湾人民》与八十年代《台湾思潮》的同人所经常使用的自称。他们是从钓运统运中发展出来的最强调自身左派性质的派系之一，基本活动在北美。
[7] 另一个也可视为「内在视野」的分析，就是将日据时期以及光复后一段时期的台湾社会界定为半封建社会。但关于台湾的半封建社会何时瓦解，国民党政权的性格(封建性?还是发展主义?)与台湾社会之间发生了何种交互作用，不同的论者则有不同的看法，未有定论。
[8] 如评论人张方远所言：「美国人士对台湾角色的众声喧嚣，当然也反映在对“反服贸运动”的态度上。在3月18日“反服贸运动”占领“立法院”之前，“台独”组织“世界台湾人大会”与“台湾国家联盟”在台北召开“《台湾关系法》35周年研讨会”，2006年曾公开宣称“台湾早已主权独立”的美国学者谭慎格(John Tkacik Jr.)在会上表示：“ECFA及后续的服贸协议，对台湾经济及区域整合不会有任何帮助”，“若思考中国长期以来对台湾的政治意图，可以发现服务贸易协议，将会是一个促使台湾并入中国的完美政治协议”。他更为露骨地说：“马政府采取扈从战略，而非积极主动配合美国重返亚洲的大战略，尤其，台湾朝向中国，形成外界的印象是第3次国共合作”，“台湾必须回答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未来20年，台湾到底要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事事扈从中国的想法，还是台湾要强化独立政治的现状，这一点台湾要谨慎思考”。台湾有的评论者即认为，谭慎格是替美国向台湾传达“反服贸”的指令。」见：张方远，〈美国还能继续滋养台湾的太阳花么?〉，http://www.guancha.cn/ZhangFangYuan/2014_04_22_223855.shtml
[9] 如果美国真的想要阻止反服贸并认为反服贸会对自己的TPP计画造成负面影响，就不需要拖到三月底四月初才正式表态。见：〈港媒：美国施压绿营叫停台湾学运 王金平、蔡英文是学运支持者〉，http://www.guancha.cn/local/2014_04_15_222123.shtml
[10] On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Hong Kong. September 30, 2014.
http://www.philippinerevolution.net/statements/20140930_on-the-student-demonstrations-in-hong-kong [连结已失效]
[11] On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in Hong Kong. September 30, 2014. [Revised on October 4, 2014] http://www.philippinerevolution.net/statements/20140930_on-the-student-demonstrations-in-hong-kong-revised
[12] 即：劳动人权协会，《工会团体呼吁「尽快结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实服贸协议」》，http://laborrights.net/?p=40
[13] 劳权会遭开除之后，许多关心工运的网友积极揭发了五一平台内部「黑箱」开除劳权会的真相。迫于理亏，以黑箱方式单方面将劳权会驱逐出五一平台的全关连，又于〈关于「建议劳权会退出五一平台」的备忘录〉一文单方面「邀请」劳权会回到五一平台的会议，命令劳权会加以说明。面对此一形势，始终处于「被」知会地位的劳权会以不理会作为主动响应的方式。此后直至五一节前夕，由于许多工会团体并不支持反服贸运动，因此五一平台最终也并未将反服贸作为2014年五一劳动节的主要活动要求。五一平台在五一节前夕发表的〈2014年五一劳工「反低薪、禁派遣」大游行要求说明〉不但用「反自由贸易」回避「反服贸」，甚至惧于写上「反服贸」三字。由此可见五一劳动节前夕各工运工会团体内部对于服贸问题实际存在着严重分歧。这说明工人阶级并没有被反服贸运动带动起来。
[14] 即声明的最后一点：「为了公平地分配经济生产的所得，我们应该做什么?反对降低工人薪资等劳动条件的派遣、外包、临时雇用。主张增加税收，以进行对弱势的二次重分配、扩大社会福利，以增加工人等基层大众的间接收入。反对大企业吃小企业的交易结构。最重要的是，工人要加强团结，成为争取上述要求的主力，并且，积极与资方谈判，要求改善劳动条件。」
[15] 杜继平，〈评反服贸运动之一：反服贸运动、全球化与阶级问题〉，《复刊版。批判与再造》，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14.4.2撷取)
[16] 这是目前为止台湾史上最大的罢工。
[17] 诚如以下文字所言：「『是台湾社运史上未发生过的暴力镇压事件』这句话对我的冲击很大。我不可能替国家暴力背书或说任何话，但当大家选择走向反抗之路上，就必须认清暴力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必然手段(政治系的学生会不懂吗?)，你不能把学生号召去「革命」之后，又用眼泪来相互取暖，这只会让流血这件事变成无比廉价而已。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说出『是台湾社运史上未发生过的暴力镇压事件』这句话(同时脸书上又疯狂转载一部影片，其中一段说「喷水车从历史课本里走出来」)，彷佛国家暴力只有在这次行政院事件才出现，以前从来没有。我对这句话耿耿于怀。日据时代台湾人反抗被镇压，台湾人却说日本殖民者给我们带来了现代化，而当时的「国家(外来殖民者)暴力」却成为现在的缅怀对象。我能为『是台湾社运史上未发生过的暴力镇压事件』这句话找出的理由只有：它仍然是在号召反马反国民党。这场运动不断撇清蓝绿恶斗的标签，但却不断在循环着蓝绿恶斗的模式。」──引自：〈「台湾社运史上未发生过的暴力镇压事件」〉，《The griot》，http://whoisgriot.blogspot.tw/2014/03/blog-post_27.html(2014.3.30撷取)
[18] 成裕普，知名记者，曾经以被《东亚日报》解雇的记者身分长期领导韩国言论自由的民主化运动，同时也是《韩民族新闻》的初代编辑。2014年10月8日因心脏病发突然过世。过世前担任「让我们的民族合而为一」运动本部里市长。
分類：未分類 | 日期：2015-02-02 | ：士杰
邱士杰，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同系所學、碩士。目前的研究方向是二十世紀台灣社會主義運動史以及中國政治經濟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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