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忍之：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王忍之

　　党建理论研究班出了个题目，要我谈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今天，我就介绍一点情况，讲一些看法，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发展和泛滥

　　1979年春天，中央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这次会议，对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起了积极作用。可是党内有些同志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而是从右的立场出发，在拨乱反正、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解放思想的旗号下面，走到另一个极端。会议期间，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少错误观点。务虚会外，“西单墙”也很热闹，贴出了不少反动大字报。当时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从纠正“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有同志提出，我国不应该过早搞社会主义，要补资本主义的课。

　　二是从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走到否定毛泽东同志光辉的一生，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同志晚年有错误，应该纠正。但是，中国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走向胜利的。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是不应该磨灭也无法磨灭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后，他的错误和他的功绩比起来就会显得越小。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就必然会导致否定党的历史和党的领导。

　　三是提出要“自由”、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企图以此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否定人民民主专政。

　　从这些问题可以看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出现，就是同四项基本原则根本对立的。邓小平同志敏锐地看出了问题的实质。1979年3月30日，在务虚会结束时，邓小平同志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于邓小平同志这个重要讲话，党内一些从事理论教育、文艺工作的高级知识分子并没有接受。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讲的那样，他们同党分道扬镳了。他们说四项基本原则是四根棍子，并把四项基本原则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对立起来。他们继续坚持错误的立场和观点，并不断以此影响青年。以后的斗争，连绵起伏。这里，讲几件大事。

　　1980年初开始，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围绕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有一场大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很多，最集中的是肯定还是否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决议》的草稿有一部分集中论述了毛泽东思想，而有些同志主张把它取消。邓小平同志坚决地否定了这种主张，说一定要写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地准确地论述毛泽东思想，要指出毛泽东思想对当前和今后的指导作用。他指出，这是政治问题，如果不肯定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不写毛泽东思想，或者写不好，那么，《决议》就不如不写。

　　1981年，在文艺界，围绕着《苦恋》发生了一场斗争。

　　《苦恋》是个剧本，后来拍成电影叫《太阳和人》。这部电影，给人的印象是社会主义不好，共产党不好。文艺领域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歪曲党和人民革命斗争历史、丑化现实的作品。

　　1983年春天，理论界出现了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本来是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理论学术问题，是可以研究讨论的。但是，正像邓小平同志讲的，当时有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社会主义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指出，这实际上只会引导人们去怀疑和否定社会主义，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前途失去信心。

　　在新闻界提出了一个所谓“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问题。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说跟着党会犯错误，跟着人民就不会犯错误。以此来否定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那几年，在文艺界、理论界、新闻界，不断冒出一些错误的观点。这些错误观点会导致否定党、否定社会主义。同时，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领域，都出现了一种盲目推崇西方资产阶级思潮的倾向。

　　鉴子上述情况，1983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严肃指出，理论界和文艺界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混乱，并提出要反对精神污染，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在全会上没有人反对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但是，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正像人们所讲的，反对精神污染进行了28天就停了。不但夭折，而且对反精神污染来了个反攻，说那是搞了一次小“文革”，一些人竭力攻击在反精神污染中积极执行中央方针的同志。这样，精神污染就继续蔓延。

　　1984年12月，准备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时，党内个别上层领导人主张，不要提反对精神污染，不要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自由化思潮正在泛滥时，这“两个不提”的实际效果，就是对搞自由化的人的支持和鼓励。这就使自由化进一步泛滥。在这期间，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要反对自由化，1985年在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讲，1986年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讲，但在实际工作中总是贯彻不下去。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活动得很起劲。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却受到压制。自由化思潮的泛滥，终于引发了1986年底的学潮。

　　面对这种情况，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同志又提出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按理说，这次本应该吸取以前的教训，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认真开展这一斗争。可是刚开始，就受到赵紫阳同志的抵制。他消极应付，找岔子，造借口，设置种种障碍，来限制和反对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他1987年5月13日讲话后，反自由化就搞不下去了。那些因宣扬自由化而受到批评的人纷纷重新上场，他们受到吹捧，受到重用。赵紫阳同志支持、保护这些人，而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自由化的人，则采取很不正派的手段加以排斥和打击。因此这两年自由化思潮更加恶性泛滥开来。

　　从1979年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整整十年中，自由化思潮时起时伏，但总的趋势是愈演愈烈。从提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的、反动的观点，到意识形态的许多领域里，都形成一套相当完整的思想体系;从以理论学术形态的面目出现，到直接地公开地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鼓吹全盘西化;从对现实的否定，到否定人民共和国四十年的历史，到否定我们党近七十年的历史，一直到否定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否定整个中华民族。他们否定历史也是为了否定现实，即否定我们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表明，那些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明崇拜得五体投地的搞自由化的人，终于走到了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卖国主义。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还从散布言论、发表文章到付诸行动，从搞学潮、搞动乱直至搞反革命暴乱。

　　在结束对情况的简单介绍的时候，我想摘引美国纽约《中报》今年7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的论述。它的主要观点是：中国整个的社会科学的前沿，也即最时髦的意识形态和理论，无非是谩骂中国的历史，指责中国的现实，丑化整个中华民族。谁用的辞汇新鲜，谁骂得痛快，谁就会成为名人，成为“优秀”的理论家。查一查那几个前几年被捧上了天的所谓“理论名人”的身世，哪一个不是这样走上仕途的?在中国，庄严的“科学”实际上成了垃圾堆。它没有美化社会，却在污染着社会。对中国的社会科学的现实，特别是由它可能引发的灾难，邓小平不是看不到的。所以他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是没有执行邓小平的意见。于是，这种否定派的意识形态，完全的合法化了;它从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流进了大学，成为众多的大学生和教师崇拜的哲学。意识形态和国家政权对立了，在中国的社会科学中，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和中国的政治目标是对立的。这些对立的意识形态理论，较之其传统的理论学说，形式上更加活跃，内容上更加新奇。从而，在经济、哲学、文学，以至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社会不安定的意识形态基础。是随时都可能长生暴乱的根源。本来1987年，北京、上海、合肥、西安，已经发生过一次大规模的学潮，可是中国政府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特别是没有从意识形态方面解决问题。致使事情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这次天安门事件。

　　《中报》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意识形态领域的惨痛教训》。我所以引用它的话，是觉得它的描述比较近似于实际状况。

　　二、几条主要的教训和结论

　　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不仅是思想理论斗争，而且是政治斗争，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颠覆还是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

　　资产阶级自由化最初是作为一种思潮，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出现。搞自由化的人，先是制造和贩卖种种错误的、反动的观点，逐步蚕食和把持理论、文艺、新闻、出版、教育等领域的许多阵地。通过这些阵地，传播自由化观点，攻击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诋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把理论搞乱，把人们的思想搞乱。这时，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表现为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理论的斗争。

　　但是，斗争并没有停留或局限在意识形态领域。在此同时，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通过无形的或有形的，不固定的或相对固定的形式，团聚、集结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如通过某些座谈会、讨论会、沙龙和某些学会、协会组织，等等。其中座谈会、讨论会好像不固定，实际上却相当固定，开起会来老是那些人。这些逐步聚集起来的政治势力，实际上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对派，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集团。用他们自己的话，叫作“压力集团”。方励之就讲，要联合起来，形成集体力量，知识分子应该组成“压力集团”。这些人就是后来的动乱“精英”!他们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互相呼应，一致行动。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活动，他们还要进入政界，进入人民代表大会，进入党政机关，特别是寻求党内高层人士作他们的保护伞，成为他们的支持者。他们在这方面是很有心计的，也不是没有效果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经形成为政治势力，就同我们展开或明或暗，从隐蔽到公开的政治斗争。从他们自己沙龙里的讨论，到公开征集要求释放魏京生等人的签名;从在青年学生中鼓动、演讲，到煽动、策划这次罢课、游行、示威、静坐、绝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都是在同我们进行政治斗争。而这种政治斗争集中到一点，是政权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所说：“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今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表明，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我们进行斗争的目的，是要颠覆我们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一个完全附庸西方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讲，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了，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经济建设，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会激化。这个论点，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在十二大报告里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十三大报告里也写上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存在这样的话。可是，这几年对阶级斗争问题，人们不敢讲，不能讲。还有些人是反对讲。所以，阶级斗争在我们国家“长期存在”，到底表现在哪里，在什么条件下可能激化，会激化到什么程度，没有具体的阐述。对此人们并不清楚，许多人的头脑里甚至没有这个观念。现在该清楚了。在我国，阶级斗争确实存在。这种存在，这种斗争，不仅表现为同敌特分子、反革命破坏分子的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也表现得相当尖锐。说同敌特、反革命破坏分子的斗争是阶级斗争，人们容易接受。但是对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人们往往看不清楚，不用阶级分析方法去观察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应当指出，阶级斗争不仅存在于意识形态领域，而且还会发展到政治领域，成为政治斗争。尽管现阶段的阶级斗争，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已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前，但同历来的阶级斗争一样，斗争的根本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政权问题。马克思主义这个真理，现在并未过时。这一点，在这次动乱、暴乱中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进行这种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有没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力量支持他们，作为他们的基础?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就他们自己来说，观点是明白的。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中产阶级”。历史上，“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个意思。欧洲封建社会解体的时候，有贵族、有平民，两者中间有一个中等社会等级，叫作“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通用的，他们有时用MIDDLE CLASS，有时用BOURGEOISIE。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也用了中产阶级这个词。他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叫作中产阶级，用以区别依附于帝国主义的买办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毛泽东讲中产阶级，就是指资产阶级。那么，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说的“中产阶级”是指什么呢?这可以从他们自己的话中看出来。温元凯说：“我最近有兴趣推动成立‘中国私营企业家联合会’。应该有他们政治上的代言人”，“应让‘私营企业家’成为中国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有一位学者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我倒希望能看到重新出现几百万个‘资本家’(企业家)，台湾的民主改革难以逆转就在于有几十万个资本家这样强大的经济力量作基础。”刘宾雁说：“有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在兴起，这股力量就是中产阶级，他们是个人企业家，有些是集体企业的经理。这些人手里有很多钱，他们‘财大气粗’，经济有了力量，政治上也有了力量。有些人不满足于只是多赚几个钱，而且要求参政，表达意见，寻求政治代理人”。万润南跑到国外以后说：“民主是很花钱的，天安门广场每天要花五万元，支持广场学生的就是国内的个体户和像‘四通’这样的民营企业。说明私营经济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还说：“从中国中产阶级尚未形成这一点看，这次民运的失败是必然的。目前像‘四通’这样的民营经济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力量还小，但不能等到中产阶级形成了再从事民运。”(“四通”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万润南把它说成是“民营经济”，表明他要使“四通”成为他个人把持的经济阵地)万润南的话说来说去就是，所以能搞这次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因为有中产阶级的支持;而所以失败，是因为中产阶级还没形成，还不够强大。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在中国形成强大的中产阶级。

　　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在我国现阶段，发展从属于社会主义经济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对于发展社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扩大劳动就业，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十年来改革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方针，一是要鼓励它们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积极发展;二是要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强管理和引导，做到既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又限制其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我们党的这个方针是十分明确的，是不会改变的。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对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只要政策对头，限制在一定的范围，管理和引导得法，就会对社会主义经济起有益的补充作用，就不见得会成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所希望的经济基础。在这次动乱、暴乱中，绝大多数合法经营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是稳定的，对动乱、暴乱抱反对态度。但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在呼唤“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

　　总之，我们一定要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方法，来看待十年来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看待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样才能看清斗争的深刻性、严重性和危险性，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过去一个时期里，曾经把本来不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事情看成是阶级斗争，那是错误的;最近几年，对明明是阶级斗争性质的事情，不如实地看作是阶级斗争，丧失警惕，带来了恶果，教训也是沉痛的。

　　第二，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从这些年的事实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斗争。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搞自由化的人，没有一个不打着改革的旗帜，没有一个不把自己叫作改革派，也没有一个不把反对自由化的人叫作保守派。打着改革的旗帜，就可以欺骗群众，迷惑那些政治水平不高的人，还可以束缚那些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同志的手脚。这就极大地增加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复杂性。这也是这些年来自由化思潮得不到有效抵制和反对，能够掀起那么大风波的一个重要原因。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指出要改革那些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要学习世界各国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对我们适用的管理方法，利用国外的人才、资金和一切有益的文化。抱着保守的观点，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是错误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增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力量。同时我们党也指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为基础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给社会主义增添新的活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的发挥。开放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吸取他国之长，为我所用，决不是为“西”所化。这是我们党对于改革开放的主张和思路。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要的是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呢?开始的时候，他们并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赵紫阳同志周围的智囊们是有改革的纲领和最终目标的，但是，在前几年里，他们没有公开地把它提出来。他们的策略是，既然提出来肯定通不过，肯定要遭到反对，那就一步一步来，先给你吃一副药，吃了这副药你就势必要吃他第二副、第三副药，一步步地把你拖到资本主义的泥坑里去。到了这两年就不一样了，就“图穷匕首见”，说得越来越明白了。

　　赵紫阳同志周围的智囊们和其他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如陈一谘、严家其、万润南、苏绍智、苏晓康等，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他们认为，经济上出现种种困难是由于没有完全市场化，要完全市场化就必须改变所有制，就要私有化。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实行私有化的方案，这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表现得最清楚。有的主张把国有财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化为私有;有的主张国家贷款给私人，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有的主张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加紧输血，促使它们迅速壮大，直到足以吞噬国营经济。他们的政治体制“改革”，说到底就是要实行多党制，搞“三权分立”，取消共产党的领导。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打倒共产党的“独裁”。这也有一整套的说法，什么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不应该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什么共产党应该取消政治局，不要在政府之上还有一个政府;什么共产党只应管党务，所谓“党理党务，党筹党费，党正党风，党容党派”。搞自由化的人策动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提出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从宪法里取消。总之，他们的改革纲领就是一句话，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了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主张的“改革”的实质。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强调了这一点。他说：“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问题上，实际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指明和强调这一点，意义很大，既揭穿了搞自由化的人的手法和实质，也放开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手脚。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理直气壮地与自由化作斗争了，也可以更加自觉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了。

　　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中心工作，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基本方针和基本国策。是不是真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看是不是反对自由化。这是一个标准，一块试金石。赵紫阳同志有个诡辩，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自由化是“同义反复”，所以讲讲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行了，不要提反对自由化。在已经有了那样一股强大的自由化思潮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情况下，取消反自由化的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成了空话。有的人不反自由化，虽然口头上也讲几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不过是一种空话、套话，是一种“穿靴戴帽”。同样地，是不是真正地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而坚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也要看是不是反对自由化。这也是一个标准，一块试金石。现在世界上许多人都在讲改革，而且西方反动势力也大讲支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这就更加提醒我们，不能认为只要讲改革就是好的，必须看一看所讲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朝着什么方向的改革。

　　第三，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对自由化一味软弱退让，就意味着走向灭亡。

　　这些年来事情的演变说明，你不同自由化斗，它也要跟你斗;你停止一次，夭折一次，它反扑过来的力度就大为加强;你软弱退让，它决不退让。如果不同自由化斗争，我们党思想上就会被腐蚀，政治上就会蜕变，组织上就会瓦解，战斗力就会削弱以至于丧失殆尽。这次动乱中已经看到了这样的苗头。从总体上看，我们党是成熟的，坚强的，有战斗力的，所以动乱、暴乱得以平息下去。但在一些单位，党组织确实是被削弱了，不起作用了。一些学校里的党组织、共青团、学生会都左右不了学校的局势。虽然这只是局部的情形，但应该“见微知著”。

　　对于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你越是软弱退让，他进攻得就越凶、越厉害。你退一步，他就进十步。斗争是残酷的。在今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中，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说他们的要求很简单，只要承认他们是搞爱国民主运动，承认他们的组织合法就行了。如果他们这一步目的达到了，那么下一步就要追究责任，追究谁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动乱。这样，他们就要这个引退、那个下台，就要政府集体辞职。在动乱的日子里，这种叫嚣不是喊得很响吗?几千万烈士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一旦被推翻，他们一旦上台，就会推行一整套全盘西化的纲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将全部付之东流，中国将陷入长期的大分裂、大混乱之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党和政府没有退让，坚决实行戒严。戒严以后他们是不是善罢甘休了?没有。他们叫嚷要攻打“巴士底狱”，把中南海当作“巴士底狱”来攻，要绞死四千几百万党徒。在反革命暴乱中，打、砸、抢、烧、杀全用上了，这还不残酷吗?

　　事态的演变是有轨迹可寻的。政治反对派第一步都是要求承认他们的组织是合法的，要求党和政府同他们对话。第一步实现后，第二步是要党让出一部分政权，在政府中要有他们的地位。有了一些席位是不是就满足了呢?不行。第三步，他们要把共产党从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要党组织退出工厂，退出公安部门，退出军队，没有存身之地。这样是不是就完了?也还不会完。把你打翻在地以后，还要踏上一只脚。如果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掌握了政权，可不跟你讲温良恭俭让，可不会有什么温文尔雅。而且，“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不管你是强硬的还是温和的，是始终坚定的还是动动摇摇的，是鹰派还是鸽派，都站不住，除非你卖身投靠，出卖灵魂，成为叛徒。

　　一味软弱退让就会走向灭亡，斗争的逻辑本来就是这么无情，这么残酷。

　　第四，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是长期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的斗争，到现在，已经斗了十年，以后还要斗几十年。邓小平同志讲要斗二十年、五十年、七十年。自由化所以泛滥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当然同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有关。但是自由化成为一种思潮，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国际环境。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贫穷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差距很大。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差距大为缩小。但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现在的状况相比，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得多，科学技术从总体上看还差一大截，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对于不能历史地科学地看待问题的人来说，就容易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产生怀疑，觉得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我们的一些年轻人，不了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充满了血和污秽，残酷的剥削，对殖民地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强盗般的掠夺。我国的贫穷，同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榨是密切相关的。我国不可能也不应该通过那种道路走向富强。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依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我们一定能在经济、科技以及人民生活方面接近和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这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之前，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总会有市场。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一个新生的制度，确实还不完善。因为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善，要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应当看到，我们的经济、政治体制确有不少弊病。怎么保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血肉联系，怎么充分发展党内民主、社会民主，怎么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怎么协调、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特别是各方面的利益关系，等等，都是有待继续解决的重要问题。在这些方面，我们还没有形成一套健全的和完善的体制。这说明我们确实需要改革。资本主义制度不一样，它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斗争经验，形成了一套相当严密的机制和办法，来协调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来缓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矛盾。这些机制和办法，形式上看似乎很民主、很自由，因而有很大的欺骗性，但它实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统治的。最近，一个叫罗伯特·威廉的黑人活动家到北京大学去讲话，他就讲资本主义民主怎么是虚伪的，实际上没有民主。我们一些在西方呆久了的人也看出来了，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可是有些人靠道听途说，靠浮光掠影的考察，了解不深不透，就总觉得还是人家民主、自由。这当然不对。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绝对的民主、自由。西方的“民主”、“自由”，对资产阶级是天堂，对工人阶级则是牢笼。当然，这不是说我们的体制不需要改革。我们要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起来，使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受各种各样条件的制约，这种改革只能是渐进的，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期间，资产阶级自由化也会有市场。

　　从国际环境来看，事情就更清楚了。近二、三十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过去列宁讲，十九世纪的最后二、三十年，资本主义社会处于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用它攫取的超额利润，培植工人贵族，工人运动中出现了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思潮。这几十年，西方资本主义依仗着相对稳定发展的态势，从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文化上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支持和收买社会主义国家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培植反社会主义的势力，作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推行“和平演变”的内应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必然会出现自由化思潮，滋生出自由化势力。这种势力必定会去寻求国际上反共势力的支持，国际上反共势力也一定会去支持它。这样，国际的阶级斗争和国内的阶级斗争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会长期存在。

　　总之，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同自由化的斗争不是一年两年的事，要斗几十年。我们当然要抓紧发展生产，完善制度。但一定要反对自由化，不能让它泛滥。列宁说：“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批判自由化，才能保障发展生产和完善制度有一个稳定的环境。

　　三、旗帜鲜明地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

　　十三届四中全会确定要抓四件大事，其中一件大事就是要切切实实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五中全会关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决定，也专门写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邓小平同志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一直反复强调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进行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进行呢?

　　一是，这项工作基层单位要做，意识形态部门要做，两者相比，当前着重强调的是要切实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工作。

　　毫无疑问，我们一定要加强和改进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而且工作一定要做细。但当前更要强调的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理论研究、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宣传舆论等部门的工作，用社会主义思想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和宣传舆论阵地。江泽民同志一再讲，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阵地，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定去占领，这是一个真理，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才会有比较好的社会舆论环境，才能够得到有力的思想理论武器，否则就会事倍功半。

　　前一个时期，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研讨会、报告会，为搞自由化的人提供了阵地。这些人先是讲，然后在报纸上发文章，别的报纸就转载，许多文摘报刊又摘登，最后还出书。这样一来，名利双收，既能发财，又能有职称，还能升官。这对一些青年人是很大的诱惑，觉得搞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出息，跟着那些人很快就可以成名、升官、发财。这种状况再也不允许继续下去了。我们的报纸、刊物、出版社、广播电视决不能再为自由化提供阵地了。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现在有一些人并没有停止活动，他们还在搞试探性的小动作。我们的态度就是不能让它搞，一露头就要鸣鼓而攻之。

　　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关键在于把阵地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这次动乱中，舆论导向出了问题，其原因就在于不少重要报刊、舆论阵地的领导权不掌握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执行党的路线的人手里。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因此，舆论阵地，该调整的必须调整，该加强的必须加强，该充实的一定要充实，只有这样才能长治久安。

　　二是，要继续发表各种各样的文章，深入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各种观点，澄清自由化思潮泛滥所造成的思想、理论混乱。

　　这一工作，现在仅仅是个开始，对于这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提出的观点，还有许多没有涉及，已经涉及的也有待于深入剖析。对已经提出来的自由化观点的批判，要连续不断地搞几年，不仅要写文章，出小册子，还要有专著，并且要体现到文科教材里面去。新教材应该体现科学性和革命性的有机统一，应该有战斗性。对种种错误观点的批判要区别不同情况，采用不同方法。对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观点，要批判，不能让它“争鸣”，因为它违反宪法。而在理论上宣扬资产阶级的哲学观点、政治观点、经济观点、文艺观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等等，同直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是有区别的，我们应当看到这种区别。同时，也要看清两者之间的联系，即资产阶级的理论观点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思想理论基础。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些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着意通过学术理论观点来宣扬他们的自由化政治观点。他们把这种策略叫做“打擦边球”，用合法的形式同我们斗争。因此，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引向深入，就必须澄清这些领域里的错误观点。这里举几个例子。

　　比如，“民主”问题。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宣扬抽象的民主，说什么民主没有阶级之分，没有东方西方之分，没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分。按照这种观点，民主既然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分，那么就必然推导出一个结论：我们也可以全部搬用资产阶级那一套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显然，这种错误的理论观点是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服务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民主观点，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理论基础。

　　又如，“异化”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理论问题。但是，如果用错误的观点解释“异化”，它也可以成为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有的人讲“异化”，把这个社会的历史的概念，曲解为普遍的永恒的范畴，并由此推导出这样的政治结论：不但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主义自身也异化，政治异化、经济异化、思想异化，说社会主义制度在自身的发展中，必然“异化”出否定自己的“异己”力量。这就会引导人们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不把异化问题上的混乱澄清，不批判“社会主义异化论”，也就难以铲除自由化的这一重要的哲学思想基础。

　　还有，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问题。这几年，有人宣扬个人主义是好东西，要“为个人主义正名”。认为“一切向钱看”也是应当提倡的，说什么“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这是在宣扬资产阶级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不能把宣扬这些东西同宣扬自由化简单地划个等号。但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是同社会主义思想根本对立的，水火不相容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思想一旦泛滥，就必然对社会主义起涣散、动摇和瓦解的作用，就必然导致人们迷恋资本主义制度。

　　所以，对于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自由化观点必须批判，对于作为自由化的思想理论基础的这些东西也应该反对，不能任其自由泛滥。反对后一类东西，可以采取争鸣的方式。通过争鸣，用马克思主义来战胜、克服这类错误观点。这样做，有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

　　不管上述两种情况有怎样的区别，我们在批评的时候，都不能简单化，而应该摆事实、讲道理，有根有据、以理服人。我们的着眼点是教育大多数，解开人们思想上的疙瘩。为此，就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以科学的研究为基础，才能使批判真正是高质量的、有说服力的。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研究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资本主义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西方各种各样思潮，了解它们提出了哪些问题，宣扬了哪些观点;研究社会主义国家自十月革命以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遇到的问题，特别是从东欧几个国家变化中应吸取哪些经验和教训;要着力研究我国四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的经验和教训，从理论高度进行概括和总结。我们要对世界和中国、历史和现实所提出的各种重大问题，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马克 思主义。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才能真正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在认真的、深入的科学研究基础上，才能使批判真正做到说服人，教育人;也只有这样的批判，才能真正统一人们的认识，增强团结，稳定大局。

　　现在，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保持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要通过科学的、有说服力的批判，来澄清自由化思潮造成的思想混乱。历史的经验和国内外严酷的现实都告诉我们，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存在和泛滥，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只有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进行批判和斗争，使人们在党的路线的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才能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三是，对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都要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但尤其要注重对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工作。

　　这些年，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正确的，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在知识分子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近十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其中当然也包括对知识分子教育不够，在思想上、政治上要求不严，帮助不够。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了这个提法，这是对的。但是，后来有些人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最先进、最优秀的一部分。这就不对了。应该说工人阶级的阶级属性和优良品质，包括热爱劳动、热爱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性、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求实精神、大公无私等，最集中地体现在产业工人身上。知识分子作为脑力劳动者，从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起的作用看，确实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大批优秀分子，能很好地体现工人阶级的本性和品格。但是，也应看到，知识分子中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工作和在领导机关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条件、内容、方式与产业工人不同，所以有弱点，如比较容易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他们中间有些人的世界观和感情，同产业工人还是有差别的。正因为如此，国际反共势力和国内搞自由化的人，总是企图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那里找到突破口。这是值得重视和自警的。

　　这次政治风波中，绝大部分知识分子表现是很好的和较好的，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但确有一些知识分子表现出了软弱动摇的弱点。即使如此，我们仍一再强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判断没有改变。现在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中有些人应该努力使自己无愧于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一部分。而且，对于知识分子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要多从党如何做好工作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如对他们教育不够，待遇不尽合理，等等。我们对知识分子要真正尊重、进一步尊重，真正重视、进一步重视，就必须正视和解决他们中间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实际中间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提倡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爱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要从爱国主义入手，把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结合起来进行。要相信，只要把工作做好，广大知识分子会进一步团结在党的周围，在社会主义事业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四是，对党员和非党员都要教育，但首先要教育党员，特别要注意提高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

　　这次政治风波中，带头的不少是党员，有的还有些名气。他们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站到了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共产党员理应维护党的领导地位，坚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否则就不配当共产党员。我们共产党里不应当有特殊的党员。不管是多有名的理论家、作家、演员、编辑、记者，如果是党员，就不应自视特殊，而应同其他党员一样，遵守党章党纪。前一段有些名人，基层党组织管不了，地方管不了，甚至中央也管不了。这种情况不改变是不行的。不管名声多大，是党员，就应该参加所在党组织的生活，服从所在党组织的领导和管理。在这方面，党组织应该认真地负起自己的责任。

　　就党员教育而言，关键是要提高高中级领导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86年以来，经过几次调整，我们的高中级干部在年龄和文化结构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新提拔上来的同志，年富力强，文化水平比较高，朝气蓬勃、开拓进取，有很多优点。但是也有弱点。一些同志原来在比较低的层次的岗位上工作，有的原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现在到了重要领导岗位，面对着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着建设和改革开放中不断出现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驾驭局势的能力，有处理错综复杂矛盾的本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我们高中级干部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这样才能增长领导才干。江泽民同志在国庆四十周年的讲话中指出：“鉴于世界和中国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我们党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担负的重大责任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有必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的政治、经济、社会理论问题，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提到全党面前。在党内首先是党的高级干部中，要提倡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理论，特别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非常丰富，根据当前国内国际的情况和人们的思想状况，主要应该学什么呢?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又指出：“目前，我们要首先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比如主观符合客观的观点、实践的观点、历史的观点、全面的辩证的观点、阶级分析的观点。”

　　最近，中央已经作出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干部在每届任期内都要在中央党校进修一次，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路线;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干部，每年至少脱产半个月，选读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著作和其他的有关书籍，结合实践思考一些问题，总结经验;选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委领导干部时，要考核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的水平;准备推荐的人选，一般要经过为期一年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的培训。

　　现在我们经济上面临不少困难，社会矛盾也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压倒一切的是稳定，这一点要牢牢地掌握住。因此，党的宣传工作和意识形态各部门的工作应该做到：旗帜一定要鲜明，方向一定要明确，步子一定要稳妥，政策一定要讲究，工作一定要做细。旗帜鲜明就是说，要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在政治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而不能犹豫、含糊，否则就不能吸引广大群众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方向明确就是说，要持之以恒地努力弘扬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等正确思想，用它们去占领宣传文化阵地，逐步缩小各种错误有害思想的影响。步子稳妥就是说，要踏踏实实地做，对多年积累下来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成熟一个解决一个，一步一个脚印，持重而不急躁，谨慎而不鲁莽。讲究政策就是说，要把有某些错误观点或不正确认识的人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区别开来，在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要继续认真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促进科学研究、文化艺术、新闻出版等事业的活跃和繁荣。工作做细就是说，要加强调查研究，弄清真实情况，注意方式方法，提高宣传艺术。这样去做，我们就能为大局的持续稳定，创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条件和社会舆论环境。

　　如前所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和存在，是时代的产物，有国内的和国际的根源，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它是一种违背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思潮，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势力，是一股腐朽的势力，它的失败和灭亡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胜利前进。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对于共产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这是王忍之同志1989年12月15日在党建理论研究班的讲话。原载《求是》杂志第4期)

　　来源：1990年2月22日 人民日报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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