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宁在极其繁忙和艰苦的条件下，抽出大量时间阅读、研究黑格尔，写出《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等著作，做了大量摘录、批注，并把学习的精华思想集中在《谈谈辩证法问题》和“辩证法的要素”等短文中。20世纪30年代，苏联将列宁的所有关于哲学方面的读书笔记汇集起来以单行本出版，简称《哲学笔记》，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版的两版《列宁全集》中，分别刊载在第38卷和第55卷。我国已故著名哲学家北京大学黄楠森教授撰写专著和大量论文详细阐发了该书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对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深化、丰富和发展。列宁《哲学笔记》的理论贡献和认识当时时代性质、战争性质制定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策略以及对中国革命的影响等历史价值是极其巨大的。我们今天和列宁所处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其巨大的变化。面对这些新的情况和特点，学习、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同样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有助于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要丢掉根本，丢掉灵魂。那么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精髓，究竟如何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运用到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实际之中。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理解、认识、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而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早在1859年恩格斯就高度评价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及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创立的极大作用。他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2页)恩格斯还说过，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只能产生于生气勃勃保持自觉辩证法传统的德国人之中。深刻理解和掌握辩证法思想对于理解、认识和运用唯物史观及其指导的全部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多次提到黑格尔辩证法思想对《资本论》的影响，强调“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于政治经济学。”(《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49页)“在这里必须探求黑格尔逻辑学的真实的含义、意义和作用。要注意这点。”(《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0页)列宁还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这一问题。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0页)列宁的这一论述实质是说，不懂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理论，就不能真正理解、掌握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发展规律和内在本质特征的《资本论》。
我们知道，黑格尔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客观绝对精神，绝对精神是发展变化的，其本身经历存在、本质、概念的发展过程，后外化为自然界及人类社会。其《逻辑学》就是按照绝对精神的这三个发展阶段分为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认识到概念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既是分析的又是综合的判断的环节，——由于它(环节)，最初的一般性\[一般概念\]从自身中把自己规定为自己的他物，——应当叫作辩证法的环节。”因为这句话明显带有黑格尔整个哲学的晦涩特征，所以列宁摘录后评论说：“规定不是明确的!!”接着列宁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其进行了改造，分解为三句话：“(1)来自概念自身的概念的规定\[应当从事物的关系和事物的发展去考察事物的本身\];(2)事物本身中的矛盾性(自己的他物)，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3)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列宁作出结论说，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然而列宁意犹未尽，在这三句话的基础上又说“也许可以比较详细地把这些要素表述如下”即大家所熟悉的辩证法十六要素。其中第一条指出：“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0页)第七条指出：“分析和综合的结合，——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1页)这两条是辩证法十六要素中最重要的两条。第一条实际是指出运用辩证法达到的最终目的就是认识的客观性，也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把握事物本身，绝不能把事物的枝节、现象、个别实例当作客观事物本身。列宁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学习、研究认识到，一般人们认识事物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就是把个别实例、现象、枝节当作事物本身，实质是歪曲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从思想方法上说就是背离了辩证法思想。如何达到“考察的客观性”呢?列宁指出，只有自觉运用分析和综合的结合，也就是自觉运用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列宁抓住黑格尔这句话并分析出辩证法十六要素。这可以说是列宁读黑格尔著作揭示出的最精华、最深刻、最核心的内容。马克思主义全部学说是建立在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改造世界首先必须客观地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及其客观规律性。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清除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改造为唯物辩证法之后，就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事物的科学的思想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尽管没有像列宁那样直接从黑格尔著作中做出“考察的客观性”那样直接明确的结论，但他们实际上已经理解掌握了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就是为了客观认识事物本身。
二、有助于提高全党全民族的哲学理性思维
黑格尔研究和写作《逻辑学》的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针对当时德国整个社会特别是思想理论界轻视哲学理性思维的现象。特别是康德哲学把理性与感性、知性与经验绝对对立的倾向，强调具体知识、具体经验、具体方法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而排斥作为抽象思维的“形而上学”作用。所以他在《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就指出，康德哲学“曾经从科学方面，为排斥思辨的思维做了论证”(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页)。这种通俗的学说“迎合了眼光只向当前需要的时代必需;这就是说，正如经验对于知识是首要的，而理论的洞见对于公私生活中的干练精明，则甚至是有害的，实际练习和实用的教养，才是基本的，唯一要得的。”(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1-2页)接着黑格尔说，由此“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然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第2页)而从事抽象思维严谨的人孤独起来，被同胞所抛弃，且被隔绝于世界之外，甚至消失掉。黑格尔竭力反对这种现象，他研究、写作《逻辑学》正是批判这种现象，科学阐明哲学的巨大社会功能及其与科学、生活与常识的关系。他不仅在《逻辑学》中，而且在《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中对哲学的功能做了大量精彩深刻的论述。同时，他还认为，哲学要成为科学，不能从低级学科如数学中借用方法，也不能听任内在直观的断言和基于外在反思的推理，而只能是理性思维的内容及这种内容自己的反思。
列宁摘录了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版序言中关于哲学功能及哲学方法的有关论述，并给以高度评价。列宁高度重视哲学理性思维对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思维能力的极端重要作用。所以他才如此下大工夫学习、研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实际上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继承。马克思多次强调，无产阶级必须以哲学为自己的精神武器。恩格斯也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性思维。然而，黑格尔指出的当年德国轻视哲学、轻视理性思维的现象在社会主义中国改革开放的年代，却重新出现，且愈发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当代社会急需科学的哲学理性思维。认真学习、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对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哲学理性思维的素质和能力意义非常之大。
三、有助于批判和清除错误思维方式，树立科学的思维方式
黑格尔著作中最突出的成果就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阐发的辩证法思想。恩格斯把黑格尔著作的辩证法思想称之为“无数的珍宝”。黑格尔运用大量事实并从理论上揭露、批判了辩证法的对立面形而上学思想特别是其特殊表现诡辩论。“形而上学”一词直译过来是“物理学之后”。它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在整理其老师著作时用的概念。把亚里士多德研究自然现象等具体科学的著作称之为“物理学”，而研究抽象理论的部分则编为“物理学之后”一书。意指“抽象理论”，实际上与“哲学”含义相同。该概念在翻译成中文时，利用《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于是就把“物理学之后”翻译为“形而上学”。前述黑格尔所说，一个民族没有“形而上学”，就如同一个庙里没有至上的神一样。这里的“形而上学”就是指“抽象的哲学思维”。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阐发辩证法的“同一性”理论时，强调辩证法的“同一”是包含差别、对立的具体的同一性。与这种观点对立的另外一种“同一”理论认为，同一就是同一，是不包含差异、矛盾的同一。于是黑格尔把这种“同一”理论称之为抽象的同一理论。因“形而上学”概念本身有“抽象”的含义，于是就把这种否认差异、否认矛盾的抽象的“同一性”理论称之为与辩证法对立的“形而上学”。其含义就区别于作为“哲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大量表现为看待事物的孤立、静止、片面、否认矛盾的特征。在黑格尔著作中大量揭露了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特征和危害性。列宁多次摘录黑格尔有关论述并给予唯物主义的改造。
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的一种极端恶劣的表现就是诡辩论。其主要特征有四种。
一是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列宁摘录了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关于古希腊诡辩论早期最大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的哲学命题，即“人是万物的尺度”。黑格尔认为这一命题实际是说，认识对象以人的主观意念为转移，没有任何客观性。黑格尔在《逻辑学》中说：“人们常常把辩证法看作一种技艺，好像它是基于一种主观的才能，而不是属于概念的客观性。”(《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这种所谓“基于主观的才能”和“技艺”就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诡辩术。而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实质是指客观辩证法。
二是抽取事物的片面现象作为论辩的根据。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事物是具体的即多样性的综合，而诡辩论则从具体事物中随意抽取某一个片面、现象、枝节、实例或规定当作事物的根据和本质。黑格尔说，辩证法且不可与诡辩相混淆。诡辩的本质乃在于承认规律的片面的抽象原则本身即是对的，只要这一原则能够适合个人当时特殊情形下的利益。
三是鼓吹“抽象的否定”，排斥肯定的绝对的否定。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矛盾双方相互否定。但这种否定是具体的否定、是包含肯定的否定。而诡辩论则把矛盾双方绝对对立、完全割裂开来。黑格尔说，非存在和存在绝对分离、排斥不是辩证法，而是诡辩论。“因为诡辩是依据未予批判和不加思索的无根据的前提而作的推理;而我们称辩证法是高级的理性运动，在这种运动中，那些似乎是全然分离的规定通过自己，通过它们本身而相互过渡，前提则被扬弃。”列宁摘录这句话，并在旁边批注：“诡辩和辩证法”(《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89页)字样。列宁还说：“机智而且聪明!对通常看起来似乎是僵死的概念，黑格尔作了分析并指出：它们之中有运动。有限的?就是说，向终结运动着的!某物?——就是说，不是他物。一般存在?——就是说，是这样的不规定性，以致存在=非存在。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灵活性，达到了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这就是实质所在。主观地运用的这种灵活性=折中主义与诡辩。客观地运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性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的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1页)
四是割裂或混淆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的关系。辩证法认为，一般与个别、相对与绝对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一般不是个别，绝对不是相对，但任何个别中有一般，相对中有绝对，没有不包含一般的个别，不包含绝对的相对;也没有脱离个别的一般，脱离相对的绝对。但是诡辩论往往主观主义地应用二者关系，要么割裂其关系，把一般、绝对脱离个别、相对，把个别、相对脱离一般、绝对;要么混淆其关系，把一般、绝对等同于个别、相对，或者把个别、相对等同于一般、绝对。列宁在谈到辩证法与诡辩论在相对绝对关系问题上的区别时说：“在(客观)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论说来，相对只是相对，因而排斥绝对。”(《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6-307页)
四、有助于正确认识当代世界形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如何认识时代性质和战争性质、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对待等时代课题，是摆在列宁面前一项急需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历史时期，资本主义发展特别是经济方面确实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没有的许多新情况，那么是否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侵略和必然灭亡的本性已经改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应用大量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新资料论证《资本论》结论中的错误或过时，第二国际考茨基等人也借口资本主义某些经济上的新政策，鼓吹“超帝国主义论”思想，否认战争的根源是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制度，直接或间接否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鼓吹和片面夸大战争的民族性。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号召无产阶级站在资产阶级政府一边“保卫祖国”，实际上是直接参与到帝国主义国家相互残杀的侵略战争中。列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哲学笔记》中阐发的唯物辩证法，在占有大量历史和现实资料的基础上，科学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腐朽、垄断和垂死的本性和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揭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形而上学特别是诡辩论的思维方式。列宁批评资产阶级学者虽然也引用大量原始和新材料，但他们看不到这些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完全不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义”，因为他们惊叹于帝国主义经济力量的“强大”，而看不见“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
列宁认为，只有掌握全局，抓住本质，才能弄清楚当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认识战争的性质也是如此，他说：“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所有交战大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应当利用的，不是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必须是关于所有交战大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的总和。”(《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7-578页)而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人却抓住战争中的个别因素和个别实例如塞尔维亚反对奥地利战争的民族性否定整个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列宁说：“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发展的科学方法的最高成就，恰恰不容许对事物作孤立的即片面的和歪曲的考察。塞奥战争这一民族因素对这场欧洲大战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意义的。”(《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2页)而普列汉诺夫抓住一些表面现象和枝节、实例，抛弃最本质的全面的东西，正是一种典型的诡辩论。这位诡辩家任意抽出某一个“论据”，而黑格尔早就正确地说过，人们完全可以替世上的一切找出“论据”。辩证法要求从发展中去全面地研究某个社会现象，要求把外部的表面的东西归结于基本的动力，归结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列宁正是按照辩证法观点考察战争问题，他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观点出发，在详细占有交战国大量经济、政治材料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得出结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垂死的资本主义掠夺全世界、联合各国封建主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政治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国家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弄清了战争性质，就能够确定无产阶级政党的正确态度。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和策略不是站在本国资产阶级政府一边“保卫祖国”，而是利用战争危机来反对本国政府，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列宁就是以这种对待战争性质的认识、态度和策略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和无产阶级推翻了沙皇政府，通过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一百多年前的列宁时代变化更大、更快，新情况、新特征更多。如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的分离、后福特主义的出现、劳动者福利比重增大、发达国家强化国家对经济的计划和调控、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整个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增强等等。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消失。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也出现重大挫折和弯路。所有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要求人们回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揭示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性、本质是否根本改变?资本主义是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否还是历史发展趋势?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如何认识时代特征和本质?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方法?人们的回答是多种多样的，但基本上有两种根本对立的回答。
一种是借口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说明资本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本性已经改变，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人民资本主义”或“社会资本主义”阶段。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中国社会发展的挫折证明社会主义不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由之路，《共产党宣言》中“两个必然”结论是错误的。当今时代总体上不再是革命、解放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时代。所有这些观点都有大量现实的依据和材料，但能够说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笔者研究了这些观点的论证方法，不难看出，几乎他们都是在重复列宁时代资产阶级学者和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形而上学与诡辩论的方法，把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暂时的现象当作本质和主流，把个别实例、枝节当作事物本质的所谓“根据”，不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更不能从事物的总体、总和中把握本性、本质。如全球化现象确实加强了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但在这种交往过程中，发达国家始终没有间断和停止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上的掠夺与剥削，以及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军事上的武装侵略。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近七十年期间，局部战争始终没有停止过，而战争的深层次根源表现为当代霸权主义行为的资本主义制度。
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解体、中国发展中的挫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消失固然有社会主义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不完善和经验不足等因素，但归根结底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势力对立斗争的结果，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和平演变为主要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还存在的资本主义因素不断扩大、增长的结果。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某些失败并不证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而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否定之否定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中国共产党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立场上，自觉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认识当代国际形势的本质、主流，认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剥削、压迫、侵略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并学会辩证地处理国家交往中的各种矛盾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固然要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取得的一切文明成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但是我们始终不能够为其表面的、暂时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所迷惑;不能忘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本性的论述;不能忘记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教导;在对外开放，特别是与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交往过程中，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始终不能够囫囵吞枣地把西方一切成果原封不动、全盘照搬过来;必须始终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建设上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建立相对独立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基本路线，绝对不能把自身的经济发展纳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战车和体系之中。我国在政治上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军事上始终保持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侵略本性的高度警惕，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国防力量，并最大限度地联合一切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组成共同的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战线;在文化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与各个国家友好交往的同时，始终警惕和抵制西方腐朽文化通过多种方式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
五、有助于贯彻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
列宁在“辩证法的要素”第一条就指出考察的客观性，而要达到考察的客观性，就要自觉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运用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接着列宁阐述了辩证法十六要素即辩证法的联系、发展、矛盾、因果、现象本质、形式内容、否定之否定、质量互变等基本原理。列宁认为，不能并列看待这些要素，其中有核心思想。所以在阐发十六要素之后，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92页)这一思想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最主要的阐发和创新。马克思有类似思想，但不明确。列宁如此肯定和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是第一次。这一思想当时并没有展开，但列宁给自己提出了理论上继续研究的重要任务，就是需要进一步的论证、说明和展开。其后，列宁在总体上思考他的辩证法研究后写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写道：“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5页)然后从哲学史、人类实践、相对绝对、辩证法与认识论、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等多方面展开了对这一思想的论述。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理论研究中一项极其重大的工程。列宁原计划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写一部系统的大部头的唯物辩证法专著，但由于革命工作繁忙等多种原因，并未完成此计划。
毛泽东沿着列宁这一思路继续进行研究，1937年所写的《矛盾论》就是这一伟大工程的延续。文中一开始就写道：“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常称这个法则为辩证法的本质，又称之为辩证法的核心。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个法则时，不得不涉及广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许多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将这些问题都弄清楚了，我们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9页)然后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践，围绕两种宇宙观、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对抗性矛盾等多方面、多视角对对立统一规律进行了全方位的阐发和论述。这一著作不仅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思想，而且深化和丰富了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内容，给予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极其深刻、宝贵的理论武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以这一理论武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国情，科学明确了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前途以及革命策略和方法，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毛泽东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指导，预见在新政权建立之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依然会利用糖衣炮弹腐蚀拉拢革命者，“李自成现象”依然会发生，千百万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革命政权依然可能丧失。所以他在进北京之前的党中央全会上高瞻远瞩地向全党提出革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今后的道路更长、更艰巨、更伟大以及最著名的“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毛泽东晚年许多理论都是“两个务必”和“不当李自成”思想的延续和深化，也是以对立统一规律及马克思主义其他基本原理为指导，对当代世界发展状况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提炼、概括和总结。不懂得和掌握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全部思想特别是其晚年思想中的闪光、精华、杰出的内容。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任务极其艰巨。要真正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即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实事求是地认识毛泽东及其理论与实践的巨大、杰出的贡献，认识中国当代现状及各种社会矛盾。而做到这一点，离开唯物辩证法及其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指导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客观地承认，歪曲、丑化、根本否定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特别是污蔑、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在当今社会仍有市场。习近平总书记近两年批评的中国当今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就是这股思潮的典型代表。而在这股错误思潮中，除了那些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阶级立场的原因之外，其思想方法上的原因就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特别是黑格尔和列宁所批判的形形色色的诡辩论思想。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确实取得了很大成就，但问题也很多。所有这些表现出来的问题都是现象，但为什么会发生这些现象?这些现象的深层次根源及本质是什么?究竟如何克服这些现象?笔者发现，一些媒体包括学术刊物没有或很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深入揭示其本质、根源，真正对症下药，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虽然也有一些文章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较为肤浅和表面。如中国当代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即腐败问题，媒体大多只是从“权力的滥用”角度去认识。总之，中国当今的社会问题不仅直接表现出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突出、生态环境恶化、拜金主义思潮泛滥等等，还间接表现为在认识方法上带有的极其严重的形而上学和诡辩论思维方法的问题。这一特征在某种意义上比那些直接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还更严重、危害更大。因此，学习、研究《哲学笔记》及毛泽东的《矛盾论》，学会运用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实事求是认识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问题、矛盾，完成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极其重要的。
六、有助于提高全党全民族的学习素质和能力
哲学著作相对于其他学科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尤其是黑格尔的著作，逻辑思辨性极强，且由于其唯心主义的神秘外衣使其带有极其晦涩的特点。列宁的革命工作繁忙，又流亡国外。正是在这样极其艰苦条件和紧张工作之余，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啃黑格尔著作，且挖掘出极其丰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列宁这种学习态度、精神和方法实际上是他一生学习活动的一个缩影。列宁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勤奋好学。他刚上大学，就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流放到喀山省一个边远村庄。在极其艰苦恶劣的环境和条件下，夜以继日地刻苦攻读，勤奋思考。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珍贵的藏书和旧报刊。也就是在这期间，列宁开始系统学习、研究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研究普列汉诺夫著作，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英国历史学家亨利·布克尔、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列宁后来自己回忆这一时期的学习生活时说，在其一生中，即使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在西伯利亚，也从来没有像从喀山放逐到乡下的那一年读那么多的书，这简直是从早到晚手不释卷地读。列宁以后无论是在偏远的西伯利亚流放地，还是在国外的流亡日子中，无论是在繁忙紧张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和平建设时期，始终都没有间断过学习。萨马拉、舒申斯克村、伦敦、巴黎、伯尔尼、克里姆林宫等许许多多的地方都深深留下了他勤奋刻苦学习的踪迹和烙印。列宁多次说过：“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9页)“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第一是学习，第二是学习，第三还是学习。然后要检查，使我们学到的东西真正深入血肉，真正地完全地成为生活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学而不用，或只会讲些时髦的词句。”(《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5-786页)列宁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自己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断地学习并不断把学问真正深入到他自身的血肉里面去的过程。
列宁的学习精神、态度和方法对当今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当今虽然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必须客观地承认，社会生活中仍存在功利化、浮躁化、短视化现象，由此导致的全民读书学习的氛围越来越差。中国人当今的读书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笔者强调学习列宁，不是要求领导干部和学者都去读黑格尔的《逻辑学》，而是学习列宁的读书精神、态度和方法。一是学习列宁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读书的学习价值观，二是学习列宁勤奋刻苦的学习精神，三是学习列宁善于理性思考的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四是学习列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必须把培养自身主动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等现代学习观念提到战略高度，努力拓展深化自己的学习范围，自觉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高度、方法分析和解决世界和中国当今的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促进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的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黑格尔：《逻辑学》(上)，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
[2]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3]黄楠森主编：《〈哲学笔记〉注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
[4]黄楠森：《〈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年。
[5]李辛生主编：《〈哲学笔记〉简明教程》，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
(单位：天津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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