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禾：文学是认识世界的特殊方法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教授刘禾

　　纳博科夫曾说，作家应该具有“诗人的精确和科学家的想象力”。刘禾从她最近一部文体实验作品谈起，希望能和读者一起，重新审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以及学术与政治、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关联。

　　跨文体的实验给我很大的自由

　　上海新闻报：您作为文学研究者，写一个世纪前英国知识界一段有些历史性也有些思想性的故事，和历史学家来写有什么分别吗?

　　刘禾：从哪里说起呢?看过我从前的书的读者，无论在文学研究领域，还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有可能产生误解，以为《六个字母的解法》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是不了解我是学者的那些读者，就不会产生这个问题，他们拿这本书当小说来读，未尝不可。有人会问这是虚构，还是非虚构，但未必会说这种写作和学术有什么关系。

　　当然，书中的叙述人是个学者，她受好奇心的驱动，四处寻访找资料，她的寻访轨迹为这本书提供了故事线索，读者不必关心这个故事和我的真实身份有什么关系。故事就是故事，好看就行。

　　历史学家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们走访档案馆，查找文献。但问题是，文献如何成为证据?如何进行解读?一个人读侦探小说，在电视机前看悬疑片，也知道证据是关键的，但文献和真相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研究文学的人可能在方法上很不同。

　　在《六个字母的解法》这本书里，叙述人追踪一些蛛丝马迹，企图发现NESBIT是谁。她找到的文字证据和图片证据是推理叙事最有意思的部分，有人就喜欢这种智力游戏。当然，我写这个东西也不是为了把真相坐实，因为这毕竟是一部文学作品。

　　上海新闻报：所以有学者说这是您研究方法的自白，是不对的?不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

　　刘禾：的确不应该，因为这本书是构思出来的。也许回过头看，有人会说，我做历史研究的时候运用了很多档案文献，也是类似的思路。

　　但文学写作最有意思的是，作家不必把自己限制在僵化的、固定的套数里面。这样的跨文体实验给了我很大的自由——我用不着做思想史，也不用写历史。我只是展开一种叙事，把读者带到历史的情境之中，把读者和那个时代拉近，或者说，把我们的时代推向过去。不过，和穿越小说不同的地方在于，我为读者提供了继续探索的可能性，因为这里面的故事有根有据，没有一个细节是胡编乱造的。

　　上海新闻报：韩少功的序言里说，看着好像是漫不经心东张西望，但留下很多不闲的“闲笔”，也让很多地方画面感很强。

　　刘禾：韩少功的观察总是很敏锐。只有文学的想象力才能提供画面，才能捕捉生活中有质感的东西，因为生活的画面是由许许多多的细节组成的。我追求的质感，一方面需要有想象力，另一方面还要求准确，而能达到准确这一点其实不容易，对每个作家说来，都是挑战。

　　上海新闻报：这本小书为什么采用70小节的分法，而不做任何标题?

　　刘禾：写作的节奏对我很关键。故事的主线是“寻找”，读者跟随一个满脑子问号的人到处走，这个过程中出现各种枝枝杈杈。途中碰见一些人或事，就岔出去了，途中会突然产生新的想法，也会岔出去。如果不用序列的方法组织这些段落，作品就无法形成结构，一种松散的叙事结构。序列有长有短，段落之上还有超段落的层次，如何把读者带入这样复杂多重的时空交错?这是我在写作的过程中经常要处理的问题。

　　现代主义文学喜欢玩花样，把读者弄得云里雾里，但我想写得朴素一些，让叙述的语言流畅一些，这是通过对接、转折的各种手法实现的。如何取得交错的时空关系，同时又做到叙事流畅?这在技术上是一个挑战。因为叙述文学毕竟是时间性的艺术，它和论述文不同，论述文靠的逻辑的推进。

　　我希望年轻科学家也读一读这些人的故事

　　上海新闻报：您以前写过一些小的文学作品吗?

　　刘禾：说实话，我没有当过文学青年，但一直对文学写作感兴趣。最早的时候自己也尝试写过，但好像没有写成过像样的东西。我年轻的时候对什么都感兴趣，在中学主要是对数学好奇，理科对我更有吸引力。

　　可能由于这个原因，我重视文学描述的准确性。准确性对做科学、做艺术、做文学，都很关键，尤其在细节上不能含糊。比方我在描述剑桥大学的时候，各个学院之间是什么关系?教员休息室的家具是什么时代的?餐厅里的高桌放在什么位置?剑桥教员用餐的程序和礼仪是什么?这些都要做到尽量准确。还有人物的细节，科学家做的实验是什么?他们的发明是什么?对这些，我都必须做出准确无误的描述。

　　我在书中编织了一个图景，上面有无数的连接点和交叉的线索，让不同的读者找到不同的兴趣所在，我猜想，今天的科学家和理工科学生可能愿意知道前辈科学家都做了些什么，从他们各自熟悉的科学领域出发，到达故事中的人物生活。我在描写这些科学家的时候，一点都不能马虎，必须生动和具体。比如在两次大战期间，剑桥大学的科学研究为什么比牛津大学领先?再如李约瑟研究所的建筑是什么样?他的墓地在哪儿?我想年轻的读者，尤其是大学生，也许从中能得到很多收获。

　　上海新闻报：有读者和您谈到过他们对这本书科技方面的感受吗?为什么您这次写作也非常希望有科学界的读者?

　　刘禾：到目前为止，无论在聊天期间，还是在这本书的研讨会上，极少有人提起这本书对科学家的重视。

　　我自己有一个好奇，今天的科学家会不会对前人的故事感兴趣?现在科学家业余时间读什么，我完全不知道。他们的专业变得异常狭窄，每个人负责一个极小的领域，甚至不知道隔壁实验室的人在做什么。但我书里写的剑桥人，比如像沃丁顿，他是英国皇家科学院的成员，不但主持一个很大的实验室，还写了一本艺术史，写得非常扎实。再有就是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李约瑟，他后来成为重要的历史学家。他的一位同事，科学家斯诺，写小说，多才多艺，都不把自己局限在单一的学科领域。

　　美国现在的科学家，比起爱因斯坦那一代人，对世界的关注少多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是不发言的。这里当然有各种原因：学科本身的发展，专业的过度细分，最根本还是与资本主宰学术生产有关。美国大学的科学研究在战后突飞猛进，是因为有了国防的大量投入，包括NSF，国防部和军方，以及私人基金会。

　　二战以来，科学家的研究与国防需要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比如控制论，它是麻省理工数学家维纳(NorbertWiener)在二战时最早提出的，在冷战期间得到飞跃发展。维纳当时是为了解决美国空军派的一个任务，而发明出数学的反馈理论，反馈理论是控制论的核心。信息理论和计算机科学则与二战以来的密码工作有关。

　　上海新闻报：现在世界事务对科学家好像没有什么吸引力?当时的军工可以把最优秀的人聚集到一起。

　　刘禾：实际情况比这个复杂。在美国研究型的一流大学，二战以来政府给他们提供的大量研究基金，国防军工占有很大的比重，结果科学家实验室的前沿研究，多半都和军事技术有关，只有政府才能让科学家如此毫无顾虑地花钱，此外，还有很多私人基金会和企业的投入。倒不是科学家有意要和国防沾边，问题是，假如他的项目和国防军工没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联，他恐怕很难建立起实验室，于是也就当不成科学家，这和他们自己的事业发展密切相关。

　　不过，对比我在书中写的李约瑟、贝尔纳、沃丁顿那一代优秀的科学家，这些人不仅学问广博，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使他们与二战后的科学家完全不同，那就是他们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对战争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当中很多人后来都反战，与统治者的利益产生尖锐的对立。剑桥的科学家与英国统治阶级的这种对立，发展到俄国革命以后，就成为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冲突，这些科学家的反战立场影响到他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

　　我在书中写的那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都站在统治阶级的对面，包括爱因斯坦，这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胡佛长期监督和窃听爱因斯坦的原因。相比之下，二战后出现的很多科学家甘心情愿地为统治者服务。这个结果未必是他们个人有意为之，而是他们所在的科学共同体和统治阶级之间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同盟关系。无论如何，今天的科学家对大是大非的漠然态度，与一战后的知识分子，比如爱因斯坦的反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所以我想，年轻科学家不妨读一读那一代人的故事。

　　上海新闻报：您在学术写作和文学写作中，都是希望能够带着读者理解现实?

　　刘禾：是不错，我的出发点是当下。不同的人对当下的认识不同，如果没有历史的维度，这个认识肯定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你看不清你自己现在站在哪里。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初衷，有人说我写了一些名人八卦，这都无所谓。名人不名人倒是次要的，关键是这些故事与我们的当下有关。故事中的“我”这个叙事人很关键，她的作用在于通过叙事的线索把历史拉近，让它变得和现在的人更亲近一些。

　　俄国革命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天翻地覆的转变，一战和二战与俄国革命密切相关，也给我们自己的历史打下深刻的烙印。有了这个历史维度，你在观察当下的人和事的时候，就会获得全然不同的眼光。无论你在上班、上学、还是回家的路上，你都会有一些新发现。周围的世界充满了启示;建筑、街道、商品是最明显的，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展开，只是人们通常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上海新闻报：战争是本书的一个主题吗?

　　刘禾：这本书不写战争，但书中人物的命运与战争有关，比如纳博科夫的流亡。1919年作为一个大家熟悉的历史符号重复出现，是我有意为之，它提供了这本书的时间架构和历史隐喻。

　　比方说，我描写1919年的巴黎和会，战胜国在商议凡尔赛条约的时候，大英帝国的代表下榻在哪里?梁启超一行人又住在哪里?这一类的细节，历史学家一般都不写，但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一战中，十几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或支援法国的军火工厂，发生了很多事。一条船沉没后，一次性就淹死五百个华工，但大家现在失去了这种记忆。但在1919年春，中国人对欧战的贡献，大家尚记忆犹新，听说在巴黎和会上中国被盟国出卖，才会感到义愤填膺，才出现五四事件。

　　我想说的是，中国深深卷入了世界进程，二战中的抗日战争使中国革命出现新的转机。有人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才走向世界，似乎它一直都在世界之外，这是不对的。倒不如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那么如何描述时代的大转变?理论试图概括这个变动不定的世界，结果往往显得苍白无力。我认为，只有文学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才能抓住千变万化的人间事态，美与丑，是与非，伤痛与希望。

　　地缘政治放大理论的影响力

　　上海新闻报：美国的文学研究界现在关心什么理论?我们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理论非常风行。

　　刘禾：什么理论?所谓当代理论指的是1968年红色风暴以后出现的法国理论，标志着萨特时代的退潮。萨特的存在主义到了七八十年代，起码在西欧国家和美国逐步退潮。取而代之的是像福柯、拉康、德里达等人，他们是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开始被翻译到英语世界的理论家。

　　美国这个帝国好像是世界中心，只要那里有一点风吹草动，到处都有响应。美国人发动越战，全世界都起来抗议，美国人翻译法国的理论家，全世界也都开始关注。这里有个传播渠道的问题。美国最早开始传播法国理论，一个主要渠道是耶鲁大学的刊物《耶鲁法文研究》(YaleFrenchStudies)，这个刊物翻译和介绍了不少的法国理论家。

　　当年，耶鲁比较文学系致力于翻译法国理论家，此外还有几家大学出版社，较早有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斯坦福大学出版社、杜克大学出版社、加州大学出版社、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他们都对翻译出版法国理论著作起到很大的作用。

　　德国思想家，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也是通过美国学界发挥影响的。二战时期犹太学者阿伦特在纽约流亡，霍克海默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后来转而去伯克利加州大学，阿多诺当时在洛杉矶。流亡的德国知识分子在美国翻译出版的批判理论，可以说是理论的另一个谱系。无论是他们，还是反越战及此后兴起的法国理论家，都是通过美国学界的传播渠道。在拉康、福柯、德勒兹、布尔迪厄、德里达等人相继去世以后，美国学界又开始“制造”新的一批理论家，比如朗西埃、阿甘本等。

　　我不是说这些人的著作不值得重视，而是说我们不要太迷信理论。最重要的是，要睁眼看世界。美国这个战后处于世界中心的帝国，它既能放大一些人的声音，也能剥夺另一些人的声音。不了解学术的地缘政治，你就无法理解为什么有些声音被放大，有些声音被淹没。

　　上海新闻报：您是否认为现在是一个理论“退潮”的年代?

　　刘禾：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今世界变动不居，情况异常复杂，用任何理论去概括或整合都显得捉襟见肘，辞不达意。我认为，这是人们运用概念进行思维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倒不关乎理论的退潮。

　　比如1980年代以来人们喜欢大谈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它究竟是一种描述，还是一个理论?有人说，后现代意味着没有终极真理，真相不存在等等……这个说法来历不明，它是从港台学界贩来的，还是从别处转述过来?“后现代”这个词当然最早来自建筑界，它表面指的是一种建筑风格，其实是由大企业和金融集团操纵和创造出来的一种都市文化的空间形式，所以说“后现代”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具象，也许不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后现代”的话语也是资本主义文化炮制出来的。当学者熟练地运用它进行阐释和概括的时候，他们究竟是在从事理论的创造，还是在复制资本主义的“后现代”话语?这是需要辩论的，而不是大家的共识。

　　我认为，最有力量的语言还是文学，文学是认识世界的特殊方法。作家不必去概括，也不必去阐释，文学叙事可以展现时代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可以展现思想的矛盾和困境，因此文学思考总是带有某种忧郁的成分。一个人如果没有现成的答案，必须面对困惑，不断寻找，那么这个过程必然是忧郁的，而这种思想的忧郁在理论写作中往往是缺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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