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 徐东)12月26日上午，由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李志敏书法艺术研究会主办，网等单位协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2周年座谈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报告厅隆重举行。著名爱国学者、北京大学法学博士生导师巩献田教授担任本次大会的主持人。来自首都各界深切怀念主席且兼忧心祖国前途命运的近200名爱国人士热情参加了本次大会，与会嘉宾包括毛泽东同志的叔侄毛坚平、中共吉林省委原副书记林炎志、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教授、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总顾问丁冰、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原副会长曹长盛、北京大学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赵光武、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余斌、北京市赵晓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赵小鲁、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程美东、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教授范正美、原北京市城郊经济研究所所长张文茂、独立新闻评论员郭松民、北京大学中文系孔庆东、昆仑策研究院副院长兼秘书长王立华大校等人。会议开始前，全体起立，合唱《东方红》，继而庄严肃立，表示对主席的崇高敬意和深情缅怀。
谈谈毛泽东同志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伟大贡献
——在纪念122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丁冰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会上作的关于如何“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讲话中，言简意赅地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光辉经济思想。说他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的观点”，“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造性发展”。今天我即拟按此精神简要具体地谈谈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实践成就的伟大贡献，借以纪念他老人家诞辰122周年。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毛泽东通过对作为帝国主义掠夺对象的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社会经济的深刻分析，以及对我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成功的实践和有益的探索，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史，在继列宁之后，又向前推进到了新的毛泽东思想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首先在他《新民主主义论》等经典著作中，创造性地提出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并在此经济纲领的指引下，使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在经济领域取得节节胜利，如在城市，通过没收官僚买办资本初步建立起一批现代化的国营企业;在农村顺利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任务。
我国旧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过程中的情况有些类似，即无产阶级都面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据此，马克思说：“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一定要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直接的序幕”，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要不断进行革命的理论。1952年冬，毛泽东在这不断革命论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和相应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仅仅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就在全国范围内，除港澳台和西藏外，基本上都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随着这种崭新制度的建立，便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大大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年均增长10.89%。[2]
随后，毛泽东在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形势下，及时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1956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1958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1959—1960年)，以及1958年11月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等等。他通过这些著作、谈话，在努力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论点，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准确地提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要研究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3] 即认为既不是像斯大林同志说的只研究生产关系;也不是像国内某些学者那样，把生产力或法律、政权等上层建筑也当作研究对象;同时更不是脱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孤立地去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与此二者相联系中去研究生产关系。很显然，毛泽东这样理解和表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最符合马克思原意的。
第二、最先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4] 由此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无比优越于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
第三、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发展要按比例实现综合平衡。马克思认为，社会生产两大部类要按比例发展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但只有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社会才能自觉有计划地去适应按比例实现综合平衡的发展。毛泽东的新贡献则在于，他用辩证观点去看待综合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他说：“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5]还说：“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6] 但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经济既然能自觉主动去实现综合平衡，满足按比例发展的要求，就能从总体上避免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从而使宏观经济能维持持续稳定增长。这乃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原因之一。
第四、在产业结构上，毛泽东从我国国情出发，明确提出应实行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的方针，要按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毛泽东在中央1959年 庐山会议上讨论总结过去经济工作经验时说：“过去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是重、轻、农，现在是否提农、轻、重，重工业要为轻工业、农业服务。”[7]这就进一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两部类生产要按比例发展的思想。
第五、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必须重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此前，这是一个禁区。斯大林在晚年虽然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需有商品存在，但只限于消费品和不同所有制之间及企业与个人之间交换的产品，全民所有制内部调拨的产品和生产资料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在这后一领域只具有核算意义，而不起调节作用。毛泽东则认为商品流通不仅限于不同所有制之间，还与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关。他说：“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8]他还针对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一些人大刮“共产风”，急于想废除商品生产交换，以免滋生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潮，强调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9]有商品生产存在，价值规律就必然要发挥作用。毛泽东说：“这个法则(指价值规律—引者注)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10]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注意到对价值规律的消极作用应予限制。他说：“商品生产有没有消极方面呢?有就限制它嘛!”[11]这样，毛泽东便把商品和价值规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第六、提出管理也是生产关系的著名论点。前面已指出，毛泽东是把生产关系视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他认为“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分配制度这三个方面。”[12]因此，在“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13]他还认为，在所有制性质不变的相对稳定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化的。”[14]因此，领导者就必须注意不断调整改善管理制度和方法，使企业所有人员真正形成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达到这一目的。毛泽东在总结群众和企业管理经验中，创造性地提出“对企业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15]过去早已成型的、行之有效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乃是充分体现毛泽东这一光辉经济思想的典范。它的最大特点和优势则在于它能使企业广大职工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企业当家作主的主人，因而能充分发挥主人翁感的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不难理解，在国有企业里，这种企业管理的办法不知要比那用职工持股来刺激积极性的办法要合理、有效多少倍。
上述毛泽东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所提出的独到性重要理论观点，不仅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而且由于它如实地揭示和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贴近广大劳动群众的心思和利益，因而能充分调动各族人民特别是广大劳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我国解放后，在短短的20多年里，就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变成一个基本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先进社会主义大国。从经济总量来看，统计数据显示：在1952—1978的26年间按不变价格计算，GDP从679亿元增长到3624亿元，[16]即增长434%，年均增长 6.65% ，大大超过西方各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即使在经济受到一定干扰的“文革”时期，广大劳动群众凭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固有优势和在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经济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漫说农业获得连年持续增产丰收的成果，即使在城市工业科技战线上，除了有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产品问世外，仅通过三线建设和从西方引进一批先进技术投产，就新增了一大批以攀枝花钢厂为代表的现代化大型企业。就经济总量增速来说，在“文革”的1966—1976年间，GDP年均增速也达到了6.39%[17]的远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年均水平。财政上更出现了一个难得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收支基本平衡略有结余的良好局面。而且那时物价稳定，工资月月按时照发。可见，有说那时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总之，我国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依靠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尽管有曲折，但成就却依然极其可观，因而也为新的历史时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础和提供了宝贵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不容忽视和感到欣慰的。
2015年12月26日
[1]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9月出版，第1476页。
[2]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第14页数据推算。
[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1页。
[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214页。
[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19—120页。
[6][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20页。
[7] 见《陈云文选》第3卷注释119条，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第397页。
[8]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40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39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34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435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35页。
[16]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566页
[17] 转引自丁冰著：《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年9月出版，第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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