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徐景安为中国再出发而画出的“路标”
杨思基
(为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怎么走、全面小康目标如何实现、如何解决我国改革发展中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实现科学健康、和谐和平、民主法治、文明进步、公平公正、节约环保且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发展问题，号称中国改革元老的徐景安先生最近抛出了他的一篇3万余字的长文：《中国十二个理论方针问题研究》(以下均简称“徐文”)，他在这篇文章中以改革理论家和方针政策设计师自居，对中国如何改革发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提出了他全面的研究思路与理论建言。由于他号称中国改革元老，参与了中国一系列改革决策文件的起草，又曾经在中央政策研究室任职，头顶一大堆头衔，所以他的文章自然引起我高度关注。但仔细拜读他的文章，却又令我对他的文章见解与主张不能不产生一些怀疑与担忧，尤其是对他主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和道路”产生强烈怀疑。下面就我对该文的疑问和批评整理如下，以就教于徐先生。有不妥之处，也望能得到大家批评指正。
一、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现代化与全面小康？
徐景安这篇文章的前三部分，是回答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中国的现代化”和“全面小康”问题，它对于全文显然有提纲携领的重要意义。从这里我们也可以把握“徐文”的理论基础和立足点即理论视角究竟是什么。
纵观“徐文”全文，徐先生大概很瞧不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他引用来说明问题的理论资源基本是西方思想家的说法，或者是邓小平或某中央文件的说法。对于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徐景安认为在资源无限情况下，无论在资源占有方面出现怎样的不平等和不公正，人们也不会有什么不公的感受与反应，这样因私有制私人占有的不平等就不会引起人们反对，实现现代化也不会受到资源有限的限制。但现在的问题是资源不仅有限，而且十分有限，根本满足不了全世界目前70多亿人口在现代化生产条件下现代化的生活需要和消费需求，所以才出现人们对私有制私人占有资源财富严重不均而产生的不满，并由以形成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现代化的运动。照此逻辑，人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两极分化的弊病不满，那绝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错，而是上帝或自然界没有给我们提供丰富资源和物产的错，而若是在人口稀少人均资源富足的古代社会，那就不应该存在这类矛盾，不存在广大劳动人民对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占有资源极其不均所引起的不公感受和不满了。他引用丹尼尔.贝尔在所著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的说法说，“当资源非常丰富，人们把严重的不平等当作正常或公正的现象时，这种消费是能够维持的。可是当社会中所有人都一齐提出更多的要求，并认为这样做理所当然，同时又受到资源的限制，那么我们将面临政治要求和经济限度之间的紧张局势”。所以，所谓的全球现代化，那当然“就是建立在少部分人富裕、大部分人贫困基础上的，当着全球人都想实现现代化，现代文明就崩溃了”。
对于丹尼尔。贝尔的上述观点，徐景安先生当然是赞成的了，所以他据此提出：“全球现代化之路不通，世界的出路何在?中国的出路何在?那就是要转换价值目标、价值尺度、价值标准，从追求资源有限条件下的财富最大化转为幸福最大化。以幸福为目标代替财富为目标，这样就可以让人类从物质追求的洪流中分流，也就是不单单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可追求情感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幸福，实现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职业、不同个性、不同爱好、不同兴趣的不同的幸福生活。”
他说：“人的终极目的是幸福，财富不是目的，只是为幸福提供基础和条件。人类需要一场理念革命，探索人类的幸福之路。对于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中国来说，尤其是要探索中国的幸福之路。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的幸福之路可以为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
于是他要人们不只是追求物质层面的幸福，还要追求情感和精神层面的幸福，根据各地各业各群体和个人不同的条件与爱好而追求不同的幸福生活，让有条件的国家、地区、群体和个人即资产阶级发达国家、发达地区和资本大鳄为所欲为，满足他们一切欲望和需求，实现物质情感和精神的全面满足，让穷国、贫穷落后地区和个人当打工国家和雇佣工人，这样在满足不了他们物质需求时而只要求他们自娱自乐，满足他们某些情感和精神的需求，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和榜样，这样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的现代化和发展出路!瞧，徐景安这样的设计安排与理念转换、价值与价值目标转换是多么符合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需要!
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徐景安认为党中央与习总书记的表述是堆砌了绝大多数人都不懂的一堆概念，他要把它通俗化为大家都懂而且能接受的界定和解释。于是他说， 社会主义就是坚持公共利益至上，“为了实现社会公共利益至上，社会主义社会在经济领域实行公平分配，在社会领域健全公共服务，在政治领域推行民主法治，在文化领域倡导道德文明，在生态领域实施环境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集中表现为社会成员的幸福最大化，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最终要体现为民众的幸福感受。这种幸福感受是不能代表的，只能去问民众，你幸福吗，满意吗，高兴吗，快乐吗?一个绝大多数民众不幸福、不满意、不高兴、不快乐的社会，一定不是社会主义。相反，绝大多数民众幸福、满意、高兴、快乐的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前提。所谓中国特色，就是根据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短缺的国情创造中国模式的幸福社会，即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中国特色的本质含义，既区别于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也不同于高消费、高负债、高福利的欧美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中国的幸福之路，既有现实意义，又有国际意义”。
很明显，“徐文”在讲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公有制经济基础他是不讲不要的，计划经济是要转换到市场经济的，而“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他却是始终不提的，巩固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富强文明民主法治社会、和谐社会和现代化国家他也全都不讲不顾了，只要什么多数民众感觉幸福、满意、高兴、快乐、物质低耗、环境清洁、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精神愉悦。试问，没有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的完善与巩固发展，不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砸碎了所谓“传统社会主义的一切枷锁与教条禁锢”，能有中国特色或模式的社会主义幸福社会，达到和实现“经济殷实、政治民主、社会和谐、环境清洁、物质低耗、精神愉悦”吗?我们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了丢掉所谓“传统社会主义的一切枷锁和教条的禁锢”就能实现徐景安所说的上述这些目标吗?其实践的结果难道不恰恰是与此南辕北辙、适得其反、事与愿违的吗?
试问， “特色”如果是把社会主义的原则底线和本质特征全都特色掉了，剩下的只有所谓“幸福生活的感受和感觉”这类主观主义的东西，那还能有社会主义吗?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吗?
至于什么是“小康”和“全面小康”?徐景安抱怨我们过去缺少量化的实际标准及实现手段，他认为只要是做到公平分配，我们也就能够顺利实现全面小康了。事实是这样的吗?什么叫公平公正的分配，拉萨尔那套“不折不扣的公平的分配”丝毫不触动剥削阶级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不颠覆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不消灭根除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官僚国家官本位、私权利本位、权力和资本决定主宰一切的国家社会制度与官僚国家机器，能解决克服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多少来分配的分配不公现实问题吗?任何个人收入分配的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难道不都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一定所有制关系和权力决策与运行机制的基础上形成与决定的吗?没有上述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改造与根本性变革，能有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制度和分配关系吗?按资分配与按权力分配对劳动人民来说不管是多么地不公不合理，但它们在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生产方式及国家社会制度下难道不是最适合这些关系和制度因而对于资本家和官僚们来说是最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和分配制度吗?使用这种虚伪形式的、抽象的公平公正和正义之字眼及主观评价体系，靠资源权力把持垄断者出于公平正义的良心、怜悯之心和施舍这类方法举措能改变一切不公不合理的现实分配关系与分配结果吗?
徐景安在提出并回答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怎么走、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什么是全面小康”这3个问题后，已经是违背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指出了一条资本家和官僚权贵垄断占有一切资源，享受剩余价值支配权和分配权，只给劳动人民一些情感的或心理的“公平正义安慰”及所谓“生活满意的幸福指数”——以为这就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及全面小康发展目标。但这仍然没有回答人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究竟是什么，所有制关系是不是划分不同社会形态的基础和根本标志等问题，没有动摇他说的“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所以他在提出和回答他的第四个问题时就将矛头直接对准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说所有制形式仅仅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及本质特征。在他看来，不仅“姓社姓资”无所谓，“姓公姓私”也无所谓，能解放发展生产力，让老百姓过上使他们感到满意的“好日子”，能像动物一样填饱了肚子就有幸福感感到快乐就行。
该文要害是以抽象的幸福感这一心理感受及所谓“全面小康”来取代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和目标，而且归根到底就是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为资本利润最大化服务，而且它还指出了这个“全球化现代化”是不可违背的世界发展潮流，是资产阶级及其生产方式在全球取得牢固的统治和资产阶级少数人的现代化生产和生活，而国家、地区及利益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占有差距或两极分化——归根到底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全球范围的分化对立也是必须的，是保证资本主义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保证极少数国家、地区和个人实现和享受现代化成果的前提，只要他们这些人现代化了，整个世界也就现代化了。至于共同富裕与所有人实现现代化，那则是绝对不可能的，是地球资源限制所无法承载的。所以徐景安这位“改革理论创新者”和“政策策划设计师”是坚决要放弃马克思主张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与目标，坚决主张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现代化”，他只要极少数国家、极少数地区和极少数人富与现代化。只要这些国家、地区和人们富和现代化，其他国家、地区和绝大多数人则生活能过得去，能感受到生活有保障、有幸福感和成就感，从而不造反革命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灾难，那也就达到他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目标”而且能够维持可持续发展了。因此，他是绝不承认会有什么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会有共有共治共享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他认为那只能是人们的空想或幻想。他无意中暴露了他资产阶级尤其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买办奴才的丑恶嘴脸，暴露了他给中国人民所提供的所谓“小康幸福生活”及“自由民主地追求与实现幸福生活的权力”，实质不过是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提出的“幸福快乐主义”，是资产阶级社会自由平等地交易、自由地选择资本家做资本家雇佣奴隶来维持劳动者生活——维持资本增殖所需要的劳动力生产再生产之基本生活需要或所谓“小康生活权力”，是通过资本主义道德说教及资产阶级所谓抽象的形式公平正义来实现雇佣劳动者的自由平等权力与幸福感，使他们彻底且甘心地做资本家雇佣奴隶并自由地选择雇主和国家社会管理统治者，彻底打消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念头。而只要达到如此目标，他徐景安的“改革”也就彻底完成且实现其“改革目标”大功告成了。
我们认为，自然资源的贫乏有限恰恰不是多数人贫穷极少数人无限制占有和浪费资源并鼓吹资本贪婪的理由和借口，而是决定着必须限制并最终消灭资本、限制人的贪欲和奢侈、节约高效利用资源的根据。而要做到如此，则必须实行劳动人民集体当家作主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实行按劳分配，反对不劳而获奢侈浪费，反对与限制物欲主义、享乐主义及人类自私自利的贪婪和消费主义。毛主席为我们开启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是回到孙中山的“民族、民主、民生三民主义”那里去，而是要实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
极为有限的资源你不有计划地节约使用(像毛泽东时代已发现的矿藏只是根据当时的生产和生活需要而开采使用，其他大多数矿藏都采取保护措施而未予开采)，却任凭弱肉强食的市场经济规则无限发挥作用，谁抢着就是谁的，谁抢到资源谁就为了赚钱而恶性掠夺式地开采利用，那怎能不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与枯竭的现实?怎能不给人民群众及其子孙后代带来灾难性后果?
资产阶级精英们所宣扬的幸福主义消费主义，实际就是资产阶级垄断独享的幸福主义和消费主义，是他们垄断资源与权力无偿占有工人阶级剩余劳动成果想要什么有什么、想享受什么就享受什么，反正他们有钱有资本可以迫使一无所有的人不得不为了生存向他们提供他们任意需要的任何服务。因此，资产阶级这种类似动物式的欲望满足、及时行乐的幸福快乐主义也就绝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目标与人生价值追求。
二、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不是生产力低下贫穷落后的代名词？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敌对势力要想颠覆否定社会主义，不颠覆否定这个社会基础，而选择剥削阶级传统的私有制经济基础，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从改造经济基础开始来改造社会，不仅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明白这个道理，根源于其私有制经济基础而成为剥削阶级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敌对势力更明白这个历史规律和道理。
劳动人民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剥削阶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相比，究竟谁优谁劣，它们对劳动者阶级和剥削阶级这两大利益关系不同甚至利益需要尖锐对立的阶级而言，显然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劳动者阶级与剥削阶级对上面这个问题的回答当然是截然不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合作劳动、共同占有他们集体劳动成果的公有制经济，体现着劳动者共同利益和根本利益需要，也是他们个人劳动所有权或个人利益得以实现和保障的经济基础与经济制度保障，所以在劳动人民看来，这个公有制经济基础绝对不能削弱与丢弃，他们的公共财产更不能被瓜分和私吞，不能像冰棍那样被极少数人含在嘴里而慢慢地被溶化掉。但对掌握一些公权力自私自利一直想公权私用化公为私的人譬如资改派或走资派来说，公有制就绝不是什么好东西。社会主义法律与制度规范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神圣不可侵犯，保护公有财产不被任何人侵吞与私用，维护劳动者的合法劳动权益不受侵犯，就严重妨碍了官僚走资派的私利最大化及他们损公肥私贪污盗窃的行为。所以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公有制就一无是处，要让他们做公仆为人民服务，带领群众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却不准他们多吃多占贪污腐败，他们就一百个不乐意、不情愿，甚至以怠工并大搞官僚主义瞎指挥来抵制和反对。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劳动，远离生产一线，认为让谁去劳动就等于让谁去接受劳动者教育和改造，并总以剥削阶级不劳而获、少劳多获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思想来看待与衡量所有的劳动者，由此而得出公有制不如私有制有效率，公有制实际是生产力低下与贫穷落后的代名词之错误结论，那就再自然不过了。徐景安就是这样一种人的利益代言人和思想舆论制造者之一。他说，所有搞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国家及实验都失败了，再继续坚持这种“僵化封闭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等于是固守一种僵化的错误教条，走向贫穷落后直至被灭亡的死路是必然的。
“徐文”说：“将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在理论上解释不了现象，逻辑上经不起追问。第一、所有实行公有制的社主义国家，不是解体，就是贫穷。把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都是失败的。第二、在逻辑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把非公经济排除在外，导致非公经济的发展必然削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结论。第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当非公经济超过了公有制经济，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第四、社会主义高级阶段是否再回到‘一大二公︐?”“为了发展经济的需要，我们一直采取鼓励非公经济的政策，现在又提出混合所有制。实践证明，在公有经济比重大幅下滑，非公制经济比重大幅增加的情况下，中国综合国力增强，这是强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常识告诉我们，一个企业无论是什么所有制，只要能提供就业、税收，就是为国家奠定了经济基础。”所以在徐景安眼里，是公有制远不如私有制，只有大力发展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私有制，那才能发展经济，才能使综合国力增强。所以，“徐文”认为发展私有制经济，学习利用和发展资本主义，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只要能提供就业并给国家带来税收，能让老百姓有饭吃，保证劳动人民不造反革命，无论企业属于谁，无论你怎么干，那都是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宪法里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体集体所有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这在徐景安看来不过是因为私有化市场经济改革阻力重重而不得不说的一种策略说法，是共产党写进法律和文件“打左灯向右转”的一种策略说法。但说归说，做归做，我们做的就是要大力发展私有制经济，就是要将一切都私有化和市场化，使一切东西都成为商品并按照市场经济的市场规则来进行交易和配置。他口口声声要建设民主法治国家，但即便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大法——宪法显然也根本不在他的眼里，而只是他忽悠人的一种说法和手段，为了把一切都私有化市场化到他们中外资本家及官僚权贵的手中，一切法律法规和社会规范他们都要打破和突破。共产党说得到做得到、理论和实践相统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取信于民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徐景安眼里竟然一文不值，毫不足惜，可见他利益至上见利忘义——为了利益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丢弃的。
但公有制真的是不如私有制有效率，真的是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并凡是搞公有制的都失败了吗?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和亿万劳动人民来说，真的是只要有就业和税收，能让劳动者吃上饭，让政府有税收来源，有钱花，就不需要其他东西了吗?“社会主义”如果是这样，共产党这样来搞“社会主义”，来共大家的产去搞自家的私产，仅仅满足于老百姓有饭吃、政府有税收有钱花，满足于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大化，这还要你共产党干什么，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哪个不会，哪个不是这么干的，而且人家还不是并不比你们干的差。你既然是这样自私自利地来对待“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建设“社会主义”，是只要你自己说了算，一切归你自己所有和支配，大家的也都被你认为是你自己的，别人的在你强盗眼中还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当然还是仅仅属于你自己，一切都是从你自己的私利和需要出发，什么样的公有制经济还不都被你们所官有化私有化，还不都有可能被你们吃光贪光而毫无效率和生机?当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企业属于劳动人民公共所有，实行民主科学的管理经营与分配，由劳动者自己选择他们公认的为人民服务社会公仆并使他们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制约来进行企业的经营管理与决策时，这些公有制企业公有制经济还是没有效率而不如私有制经济能发展生产力吗?如果是那样，何有社会主义国家在短短20年左右时间就完成实现了私有制国家往往需要经过上百年的血腥掠夺和积累才能实现的国家工业化，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何以能够积累起数量巨大的社会公共财富，兴办那么多发展迅速的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社会公共事业、国防及人民社会福利事业，并建立起庞大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而且刚刚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前苏联何以能够依靠自己初步的工业化基础及组织武装起来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不可一世的德国法西斯?公有制社会主义国家综合国力不强大，世界上有哪个社会主义公有制国家是被打败而不是因自身出现了新剥削阶级资产阶级并且让他们篡夺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经过和平演变而失败的?共产党不搞公有制走共同富裕道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打倒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打败强大的国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吗?我们能在一穷二白的建国初期打败以美帝为首的联合国军队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吗?
徐景安两眼无视历史事实，睁着眼睛说瞎话，生编硬造公有制不如私有制能发展经济的瞎话，他除了自欺欺人还能继续忽悠欺骗人民群众吗?小岗村走了几十年的私有化单干路，旧中国走了两千多年的私有制经济道路，劳动人民获得多少发展和实惠，他们都有哪些幸福生活感受和心理满足，那时国家综合实力是很强大的吗?旧中国作为很强大的一个泱泱大国为何屡屡受人家落后的小国侵扰和欺负，甚至几次被人家打败而成为人家的臣民，到了满清晚期以后又几乎被人家洋人亡国灭族?
说公有制导致劳动者没有生产积极性，导致生产力低下，而且说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实践均已失败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一胡说八道不仅违背了历史基本事实，也违背了最起码的生活常识和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批驳过资产阶级说“消灭了私有制人类就会因为没有私利的驱动而懒惰、而灭亡”的歪理邪说。如果说公有制按劳分配养懒汉，会使人越来越懒惰，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和按资分配则使劳动者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不断处于破产境地，使劳动者无偿为资本家提供剩余劳动受到残酷的剥夺与劳动摧残，使资本家不劳而获奢侈消费白白浪费大量劳动成果，更因为资本主义的唯剩余价值生产而生产使生产和消费严重脱节不断造成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使雇佣工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可供出卖而换取勉强能够维持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的生产再生产以外一无所有，使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利益严重矛盾和对立的阶级，劳动者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只是为资本家创造财富，而只能给他们自己创造贫困，这样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不是早该因劳动者劳而不获、资本家不劳而获而灭亡了吗?究竟是公有制养懒汉还是剥削阶级私有制养懒汉——养不劳而获的寄生虫，我们也请徐景安先生及坚持认为“公有制养懒汉”的经济学家们好好地看一下历史的事实以及《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
“徐文”污蔑造谣说把所有制作为不同社会形态区别的经济基础与根本标志，消灭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私有制以社会主义公有制来取而代之，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严重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已明确地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在消灭剥削阶级私有制基础上重建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徐文”把这解释为共产主义社会是重建劳动者的个人私有制)。其实真正误解歪解马克思思想的正是徐景安，马克思在那里讲的劳动者人人平等的个人所有制如果被理解为就是劳动者各自私有的那种私有制，他们如何能够避免私有制商品经济的竞争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剧烈竞争，如何能够避免在竞争中陷于失败破产而失去其财产所有权，如何能够在千变万化的市场动荡风浪中始终保持其人人平等的个人财产所有权和劳动所有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嘛!其实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了所有制性质是决定社会形态性质的经济基础和根本标志，而且要保证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所有权及财产权利，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尤其是要消灭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私有制。蒲鲁东幻想保留私有制而消除社会两极分化与剥削，以避免资产阶级剥夺劳动者，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那是十足的拉历史倒车，是试图回到以小私有制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那里去，而在以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为基础的浩浩荡荡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及历史发展潮流冲击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马克思在《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其他著作中也始终是坚持并不断对他的上述思想观点予以进一步论证，怎么能说马克思在《资本论》等著作中是主张重建劳动者的私有制呢?试问在私有制剥削阶级社会劳动者有不受剥夺而且能做到公平合理地分配他们的劳动成果吗?有真正完全属于劳动者自己的私有制吗?即便在自给自足的小私有制自然经济占经济基础主体的封建社会，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民”那是什么概念，是劳动者自己占有自己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不受剥削剥夺的历史现实吗?关于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拙作《论劳动所有权、个人所有权与马克思的“重建个人所有制”》一文中有较为详尽的论证(见《山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及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2015年第1期)，不妨请大家——尤其是请徐景安先生抽点时间再去读一读这篇文章，所以我在这里也就不打算再与徐景安先生长篇大论了。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讲“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那是在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基础上实现的，什么叫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由合作劳动、共同占有与支配劳动成果，那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还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吗?难道你徐景安竟连这样清楚明白的话也读不懂而为了主张化公为私的私有制非要把这歪解为马克思并不主张消灭私有制吗?
动物是只要有吃喝能满足本能欲望和生命需要就行，徐景安和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是只要有满足资本利润的就业与满足官僚权贵花费的税收就行，原来他们的假社会主义真官僚资本主义与动物的低级需求和欲望满足高级不到哪里去!
一个分裂、矛盾、动荡的国家和社会，必然会使综合国力大为下降，不管你有多少GDP，都敌不了因私有制基础上而出现的利益分化、贫富两极分化、阶级分化、道德滑坡、社会走向腐朽堕落所带来的国家社会分裂与内耗给综合国力所造成的巨大破坏。而徐景安先生竟然完全看不到这一点，把综合国力与社会发展进步居然完全等同于由物质利益至上唯利是图而刺激起来的、暂时而无法持续的、畸形病态且是注入了大量水分的生产力扩张与经济增长，并因为目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还暂时领先于原本就远比他们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认为只有搞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才能使综合国力和实力大大增强，他这不是唯生产力论和庸俗经济决定论、历史宿命论这些老修正主义理论在现在中国的翻版吗?再说，你私有制经济发展既然能促进综合国力和实力大大增强，那公有制经济发展就不是使国家综合国力和实力更加增强吗?如果是私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到主体主导地位就可使国家综合实力大大增强，那为何还有那么多的私有制弱小国家甚至大国还要受到敌国的围剿、打击和欺负呢?对这种历史现象徐景安能给我们一个合理合乎他逻辑的解释吗?
三、中国目前出现的问题和矛盾根源在哪？该如何解决？
应当说，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反思和批评，“徐文”在后面的理论方针问题研究中多少还是吸收了我们的部分批评意见，而且试图在发展观念、路径、手段及收入分配上做些文章，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最终为改善人民生活、避免陷入严重两极分化、激化社会矛盾——引发新的社会动荡和革命做了一些探讨及思考，他文章的第五、六、七部分就主要是围绕这几方面来做文章的。但即便“徐文”对一些理论和方针有所反思，并肯定了政府在接受群众批评后采取了一些观念和政策的调整，而由于我们前面所说“徐文”理论和认识前提的错误，徐景安在这些方面有些认识和说法也仍然是有偏差而且是自相矛盾的。
首先让我们先把他文章中的第五、六、七三个方面综合起来，谈谈我们的见解和看法，以与他进行进一步讨论。
先谈谈发展问题。几十年我们大讲特讲“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第一要务”，不问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是谁的发展和发展什么，以什么方式方法和手段来发展，在实践上实际又把“一切向钱看”、把GDP作为考核地方和单位领导干部的唯一衡量指标，并把资本积累、扩大投资、招商引资、扩大出口作为最有效发展手段，把唯利是图追逐利润的资本当作发展动力及最有力杠杆，这就造成了众所周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而且在投资、出口、消费都受到瓶颈制约，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受到威胁，他们的工作与正常生活需求得不到保障从而越来越不满的情况下，即便决策者头脑再顽固，也不能不低下他们无视现实矛盾那高傲的头颅对这种不顾一切的发展方式、发展道路进行反思和政策的调整。但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发展方式实质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和唯利是图掠夺式发展模式和道路，不在生产方式变革和生产关系上进行社会主义的变革与调整，不让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发展的主体和依靠力量，而仅在发展理念及衡量标准和分配方式上做文章，那实际就是舍本逐末走向了治标不治本唯心主义主观主义的歧途，不可能真正解决金钱至上唯利是图只考虑资本增值和资本家利益满足不顾及劳动人民利益需要等一系列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让劳动者真正成为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和受益者，而且往往出现说归说、做归做、说做分家、按下葫芦起来瓢却不解决根本问题的局面。这样，所谓的转变发展方式和理念，转变分配方式和消费观念，实现公平合理的分配，增加劳动者收入促进消费等，也就势必流于形式甚至是流于虚情假意的说教与宣传。徐景安否定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基础，不讲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劳动人民在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过程丧失一切资源和所有权力，使资产阶级掌握把持了一切资源，垄断控制了市场和生产关系的各个环节，在这种局面下连政府税收、劳动者就业及各项政府决策和公共事业都被资产阶级控制与操纵绑架，徐景安所讲的那一切方针政策及观念的调整转变就不可能不流于形式及虚情假意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所谓的“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及个人收入再分配的政府调节不仅会在资产阶级干预下流于形式，而且很可能会像北欧那样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对这些所谓的观念理念转变及政策调整决不可抱有过高期望，期望越高未来可能就越是失望。毕竟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状况、所有制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性质才是最为根本的决定因素，国家社会主人及所有者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观念和管理方针与政策，主人为维护其经济政治社会秩序、缓解社会各种矛盾而不得不调整转变的观念与方针政策当然也不能不受到他们根本利益需要与阶级局限的影响和制约。 国家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及产业政策、市场政策调整就长期受一些利益集团绑架，而且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这里我们应当明确的是，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发展是接着毛主席为我们开辟的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往前走，而绝不是退回到以往实践已经证明走不通的那条旧民主主义“三民主义”道路上去，更不能退回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洋务运动那里去!这就决定着我们的改革发展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和原则指导，必须有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亿万人民群众的群策群力，充分发挥调动广大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让他们成为国家社会的真正主人同心同德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革和经济建设，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并使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真正具有中国的独特风格和特色。即便是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及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与计划管理，劳动者个人的收入分配模式和社会财富分配制度，同样也不能照搬别国——更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那些做法，而必须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发挥运用劳动人民集体的智慧，根据实际情况和社会主义发展需要、人民需要，进行民主和科学的全盘协调与平衡，并真正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和要求。但我们这些主张却被徐景安和资产阶级右翼学者精英们污蔑为是企图“回到封闭僵化的毛泽东时代”，“回到传统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教条”。
但他们这种说法实际是个不可能成立的虚假命题和伪问题，因为现实生活中实际是没有人能回到过去。众所周知，时间具有“一维性”——即只具有由往到今、由今往后的属性，而不可能往回回转和倒流，这就决定着历史只具有相似性而不具有绝对的重复性，人不可能再回到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俗话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时不我待”。已经过去的历史绝无可能再重复，能够重复的只有历史的相似性，只有能够继承与使用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物质、技术、做法、智慧和文化，能够继承而不断发展的生产力，以及能够适应生产力发展可以变革完善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经济政治制度、实践认识的办法、手段与思想文化，而且它们是人们能够重复使用、继续使用且能够越来越智慧、越来越娴熟地使用利用的东西，哪里会有再回到过去某个时代、完全回到以往生活状态的可能。连人都不是原来过去的人了，谁还能再返身回到过去?即便是反动派的复辟倒退这类历史反复，那也不可能使人完全再回到过去的时代而停滞不前。
“徐文”在第五、六、七部分分析改革发展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及其原因时，主要讲了三条，一是发展理念不科学的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基本是利益驱动型和投资与出口拉动式、掠夺式畸形病态发展;二是劳动者劳动收入过低因而购买力不足，使发展缺少内需不足的困扰;三是解决分配不公的分配改革始终因难以打破弱肉强食赢者通吃的利益格局而落不到实处。徐景安说的这些问题和原因虽说是不无道理与根据，但他实际上都是讲的现象，而并没有抓到更为根本的本质层面的根源，没有抓住我们前面所述究竟应该怎样走出有别于别人尤其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个根本，由此也就只能导致他陷入舍本逐末看到现象而忘记根本的错误，在实践上也就必然导致“按下葫芦起来飘”——始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误区和局面。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来推动，而不是依靠产销关系协调、生产消费紧密衔接、满足劳动者需要调动劳动者积极性来推动，导致各级政府和企业负债累累，有许多地方和单位资不抵债，有的连贷款利息都挣不出来，经营越来越困难，而且有不少行业被外资控制和垄断，国家经济政治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都已面临严重威胁。上述问题归根到底原因在哪里?不在于片面追求财富与GDP的发展观和政绩观，而在于唯利是图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了以满足劳动人民生活需要为生产目的——劳动者集体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方式，所以才导致原来供不应求、国民经济整体效益良好、绝大多数企业蒸蒸日上的经济发展历史不再，而出现因国内需求不足而造成生产过剩、企业资本周转困难、为拉动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招商引资、举债投资经营而且越来越依赖出口为产品找出路这种经济困难局面。我们要解决因内需严重不足而形成的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之经济增长方式为广大人民群众需求拉动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克服由此引起的举债经营、成本不断提高而市场越来越显得狭小的恶性经济循环问题，不进行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变革和基础性转变——即改造转变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仅仅靠发展观念理念的转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远不是发展理念观念科学不科学的问题，而是一个所有制关系决定生产方式生产的性质和生产目的、所有者利益需要利益驱动以及所有者在生产关系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决定利益关系格局和生产经营关系与理念、决定经济增长方式这类问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都是资本家阶级当家作主，唯剩余价值或唯利润的生产而生产，绝不会为了全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及劳动人民生活需要而生产。而且劳动人民如果都生活自由与幸福，可以不被迫出卖劳动力就能满足其生活需要，那绝难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的立足之地。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生产方式存在的前提就是必须把劳动者剥夺得一贫如洗、一无所有，要是让他们自由幸福，哪里会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作为资本和企业主的资本家自然不会接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不会接受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的科学理论和发展理念，他们自然自发地倾向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倾向于接受与实践为资本牟利的各种经济学理论和增长发展理念;当然他们也不会接受徐景安先生提出的由追求财富金钱资本不讲公平道德的增长方式和发展观念转变到追求自由幸福、讲究公平正义的增长方式和发展观念，不会放弃剥夺劳动者与掠夺式廉价利用各种资源的经济增长方式及所谓“比较优势理论”，放弃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之路。因为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本质、资本家的资本掠夺本性、贪婪本性、利益关系需要、以及资本主义竞争的规律所决定的，是由剩余价值规律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生存发展规律所决定的。不是上述这些基础性的东西和规律必须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人们的认识和观念必须服从服务于这些社会的基础性存在和规律性的东西，任何人都难以主观人为地改变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这样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关系。十多年来，我们天天讲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公平发展、绿色环保发展、以人民为本的发展，为改善人民生活追求有价值的幸福生活而发展，讲破了嘴皮子也不顶用，实现不了上面这些理念的发展，使不少理念观念全成了空谈，根本原因在哪里，就在没有解决社会的基础性社会主义革命改造，没有遵循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真理，没有把人的改造和观念的变革与客观现实世界的革命变革有机地统一结合起来。反腐败解决腐败问题也同样存在这种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只要产生腐败的社会基础社会大环境依然存在，迫使人们都在追求个人私利最大化及资本利润最大化，实践上又要求一切生产要素和资源都商品化、私有化、市场化和资本化并实现资本的自由扩张和流动，这哪里还反得了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以及权力和社会的腐朽腐败问题——那不是舍本逐末异想天开吗?
“徐文”的第八、九、十、十一、十二部分，是试图进一步分析改革发展所遇到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试图从改革的顶层设计以及中国的文化、价值、教育和人生意义等方面说明造成改革发展停滞认识方面的原因，并指出解决这些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有一系列观念的转变和变革。但由于他依然故我地回避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问题，试图颠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人们的阶级地位与属性同他们的思想观念与人生态度之间的真实关系，且依然遵循了“改革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只能通过改革发展及观念的转变来解决”这一思路，所以也就只能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观念，显然是无情的现实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形成与决定的。资本家追逐资本利润最大化，尽可能榨取雇佣工人的血汗劳动成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本质和剩余价值规律决定的，也是资本的本性和生命力就在于无偿无尽地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成果所决定的，因为它一停止这种运动就会立即变成死物一堆，而资本家也要在资本主义竞争中破产倒闭。这些都不是什么历史意识、发展观念理念和价值观念的改变能够决定的。意识、观念、文化、价值观念或人的意志与自我意识作用再大，也不可能在不改变历史条件的情况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存在的客观性质及社会规律的巨大决定作用。这个道理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最为基本的道理。国家社会的管理治理同样也是服从服务于国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起决定作用的统治阶级、以及国家社会根本社会实践、社会制度的需要，绝不可能有任何例外。离开这些关系和占基础地位的东西，抽象地讲国家社会的民主法治现代化治理，这本身不仅不科学，是历史唯心主义，也是往往要沦为抽象空洞的空谈，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任何现实实际问题与矛盾的。
“徐文”所指出的“顶层设计”、发展理念和观念、价值观、文化、教育及人生价值和意义的理解，诸多疑难问题其实都与我上面指出的根本问题有关。根本基础性问题、方向道路问题不讲不抓，讲其他都是瞎扯。“徐文”连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基本制度及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道路都不讲，连工人阶级的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恐惧害怕，这就决定着他讲任何东西都与社会主义特色特质的理论无关，都只能是盗用“特色社会主义”旗号而瞎讲胡扯。“徐文”既然在根本问题大问题上完全失盲，它怎能抓住总纲提纲携领纲举目张地搞出科学的“顶层设计”，怎能科学认识解决人的观念、文化、教育和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与人生观问题，并使之符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需要呢?
一切科学真理与人道或道德的价值观念在尖锐的利益矛盾和利害关系的斤斤计较面前，它们都会被挤出人们的视野与选择。这在资产阶级人性归根到底是资本本性的资产阶级社会尤其是如此。今天，资本主义社会实践已经使它的一切矛盾都充分暴露，更加证明了不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任何人都休想避免或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及各种尖锐对抗性矛盾。有人既想借助并利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剩余价值规律来发展自己，又想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矛盾与危机而逃避资本主义危机的打击，这本来就是根本不符合实际的幻想与奢望。
按徐景安说法，中国由于人口多，底子薄，资源有限，又不可能像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去抢占地盘掠夺人家，永远不能让中国老百姓达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富裕程度，这岂不是就只能让一部分人富，多数人受穷为别人打工、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工吗?按照徐景安的“社会主义幸福与公平竞争标准、民主法治规范”及所谓“普世价值标准”，那岂不是人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倒更像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而我们则不伦不类且没有文化将永远落后于他们，永远要跟在他们后边打工并学习他们来搞所谓“特色社会主义”啦?他这样的逻辑能成立吗?
“徐文”举例说，一个弱小国家不丹，人均只有1500美元，但他们照样感觉很幸福并提出了所谓“幸福指数概念”，而且居然还幸福指数很高(据说居民幸福指数调查是亚洲第一)，在世界上拥有联合国承认的很强的话语权。徐景安说这话恐怕也就是利用联合国名义而再制造一个国际大忽悠，没有多少人会真信。你实际经济政治发展程度都很落后，也并不自由和幸福，光主观主义地制造一个自欺欺人的自我感觉良好和什么“幸福指数”就能忽悠欺骗人们真以为你很自由和幸福吗?一个封建专制的贫穷落后国家能是在国际上拥有话语权的世界强国并是自由幸福国家吗?不丹连自己的军队都养不起，要靠印度军队来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谁能相信他们国民生活很自由、很幸福?这与精英们过去宣传的“落后就要挨打”不是自相矛盾吗?再说，幸福不幸福， 客观评价的标准就是联合国制定和承认的“普世价值标准”吗?联合国过去经常为极少数霸权国家操纵，当年组织十几个国家干涉朝鲜半岛内政，发动侵略战争入侵人家国家，那也是正确的吗?
四、我们的自信在哪？中国该不该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普世价值观”？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关系，徐景安有这样几段话，现照录如下：2008年7月15日徐景安先生在“创建中国新文化(北京)论坛第八次研讨会”以《普世价值是中国走向光明未来之必须》为题作了个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得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由国家政权认可、广大民众接受的主流价值观。由此形成道德规范、制度安排、法律规定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靠国家政权的强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来维系。那么，核心价值观是怎么形成的?一是吸收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二是借鉴外国、外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三是根据现时的国情构建创造。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今天用，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拿来本国用，这就是普世性，即超越了阶级、民族、时代、国界具有了普世价值。而我们现在构建的价值观也可以对外国、对未来具有借鉴意义，也就是对人类文明作出贡献。从这个意义讲，一个先进的国家和民族都不会拒绝普世价值，一个起码的前提是不会否认普世价值的存在。普世价值观实际上是全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是人类精神成熟的标志。”
按照徐景安说法，每个国家民族要建构自己的核心价值观，都要吸收借鉴本国、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要借鉴外国、外民族的历史文化的优秀成果，要把前人、别人的都拿来为我所用，从而形成“超越阶级、民族、时代、国界的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为“人类普世文明、普世价值”作出贡献;马克思主义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也是普世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是中国特色的幸福之路，当然也要吸收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平、正义、和谐互助、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力”等等价值观念，而这就是适合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他说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这些“普世价值的要素，才有自信，否则则没有自信”。
从徐景安上面的逻辑里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并不在我们有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特有的优势与优越性，而是在我们要有超越阶级、民族、时代、国界的与别人接轨的东西。不管工人阶级、人民大众欢迎不欢迎，对他们有利还是不利，也不管是不是适应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生产力发展需要，只要我们有了那些所谓超越了一切具体的阶级、民族、时代和国界的东西，提出一些美丽动听的谁都喜爱与向往的富有魅力的词汇，而且是旨在让每个人都有权力自由选择自己的幸福生活，追求他们的幸福，我们就有了吸引力和强大的自信。他说“追求物欲幸福的西方文明开启了全球现代化的道路，推进了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政治民主、思想自由”，但经济增长并没有与幸福成正比，违背了西方自文艺复兴始理性启蒙所揭示的人生哲理即追求幸福之目标和宗旨，而现在则有必要正本清源把追求幸福生活、提高幸福指数作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为根本的价值目标(好像西方资产阶级不能做到的，他徐景安就不需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关系与经济社会制度却一定能够做到既保证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又能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而他只要有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号和名称就行)。
从徐景安上面这些思想逻辑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究竟有没有客观普遍的真理性，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究竟有没有与资本主义相比而言的优越性，这在徐景安那里根本没有自信，也非常不重要，只有与西方资产阶级鼓吹宣扬的“普世价值”或“普世价值观”接轨，与他们在思想和价值观上保持一致一脉相承，那才有自信，才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和美好前景。
我们先不说徐景安这种“全盘西化”的逻辑在中国有没有现实可能性和能否行得通，我们就看西方资产阶级所追求实现的幸福生活、所追求实现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公平、正义、合作互助、互利共赢”是不是真的超越了阶级、民族、时代和国界的限制，已经具有了什么全人类“普世的价值”且成为全人类普遍的价值追求，而且已经真的对所有人都是毫无区别地具有了同等同样的价值和意义。资产阶级追求实现的上述那些东西归根到底对他们来说无非就是自由平等、自主自愿地买卖商品、买卖劳动力、买卖各种有价证券和金融产品，自由地根据哪里利润高就把他们的资本投向哪里而不受任何限制，归根到底即自由地追逐超额利润和超额剩余价值，自由地追逐实现不劳而获而拥有大量的金钱资本和物质财富。因为这个自由平等的市场只认钱不认人，盛行大鱼吃小鱼的弱肉强食市场规则和丛林法则，所以市场越是自由，就越是有利于垄断控制资源和市场的资本家、尤其是垄断资本家弱肉强食鲸吞大量中小生产者、无偿剥夺和占有劳动者阶级大量剩余劳动成果及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在存在阶级和阶级差别的社会，尤其是在两极分化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雇佣劳动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确是享受与感受到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了，而且只要你有钱任何人都有权一样地享受博爱和人权，享受无微不至的尊贵服务和尊重，享受要什么就有什么的生活幸福与快感，但这些对普通劳动人民、对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吗?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能与资产阶级一样享受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而且有公平公正和正义的感受与尊严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合作互助互利共赢平等地享受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吗?
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有没有超越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一切时代、一切国界的普遍的那样一种所谓“普世价值”，有没有这种只具有普遍性和一般性却与具体的人类及其具体实践毫无联系而完全超越它们的“普世价值”?马克思主义虽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普遍的真理，它所主张的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解放全人类也是最值得我们追求的普世价值，但资产阶级现在能接受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吗?徐景安打算坚持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真理吗?他顽固地要与资本主义世界接轨，要用资产阶级“普世价值观”来改造并取代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共有、共治、共享、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要用资产阶级自打文艺复兴时期就提出且追求的“人人都有自由平等地追求和实现幸福生活的权力”来取代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消灭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为实现全人类解放、共同富裕、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创造和提供一切条件而奋斗的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他这种“普世价值”能够为所有人所接受而具有“普世性”吗?不消灭阶级和剥削阶级私有制，不消灭一切剥削和奴役，哪里会有真正的所有人都一样的民主自由平等与博爱人权，哪里会有所有人都感受一样的真正的“公平公正”、“普世价值”与“自由平等的幸福生活”?既然资源有限，你只让一部分人能感受到富足而享受幸福生活，其他绝大多数人都排除到这部分人之外只能享受你心理误导的精神自慰、自娱自乐“幸福生活”，这能是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可以接受而且能够向全世界推广的“普世价值”吗?现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为了和平演变颠覆否定他们不认可的国家和社会制度，不就是在向全世界推广与传播他们这种“普世价值”而且依靠霸权主义手段强迫其他国家都照搬他们的做法和价值观吗?
徐景安虽然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西方资产阶级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社会转型”概念，但他通篇文章讲的都是“共产党要从革命党的理念转向执政党的理念”，“要从政治统帅(或第一)经济的发展观念转变到发展经济——即经济是第一发展要务的观念”，“从公有制计划经济转变到私有制市场经济”，“从追求物欲满足的发展转变到追求精神满足的发展”，“从投资出口拉动型发展转向内需拉动型发展”，“从两极分化的掠夺式畸形病态发展转向公平公正、道德、环保、健康、和谐、生态的发展”、“从阶级意识形态或某种主义的文化、应试教育转向超越一切阶级、民族、时代和国家及其意识形态的普世的价值和文化，转向素质教育、人格人文的教育”等等，但他说的这些转变和转向实际无一不是陷于抽象的观念转变，陷于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羡慕和向往(实质是主张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转变转型到资本主义世界那里去)，这无疑就是美轮美奂却毫无实际意义的新词新概念堆积与杜撰。如此荒唐荒谬的理论，竟然被不少人吹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与实践的顶层理论设计和创新”，并让他这样的理论家具体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具体政策的制定和设计，这是非常可笑的荒唐与悲哀?!
其实，搞弱肉强食市场经济丛林法则的资产阶级最没有博爱或爱别人之心，他们自私自利只爱他们自己，而且是损人利己靠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成果而发财致富，要他们先富的人帮别人后富而不去剥削雇佣工人，或将他们无偿占有的他人剩余劳动成果拿出来帮助别人，那就不会有资产阶级存在的基础与条件——不会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了。因为没有了一无所有不能自立的无产者，没有了穷人和富人的两极分化和巨大差别，也就不会有出卖劳动力谋生的雇佣工人和无产阶级，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所以，要资产阶级先富帮后富，使每一个人都当资本家而不当雇佣工人，这无论在实践的事实上和理论的逻辑上都是毫无可能的。
因此，说追求个人利益和企业利润最大化的资产阶级有博爱之心或大爱，说化公为私搞私有化走资本主义路的走资派有博爱之心或大爱，相信他们会先富帮后富，带领帮助大家实现共同富裕，那简直是如同提着自己头发升到天上的神话一般让人无法相信。试想，没有雇佣工人劳动者，资本家到哪里去当资本家，他还能当谁的资本家，难不成是当他自己为自己打工的资本家吗?而自己当自己的资本家，除了在劳动者自己集体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才有可能外，哪里还有这种可能?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有这种可能吗?
毛主席在50年以前的1967年深刻地指出：“我们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有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走什么道路问题，解放初期有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这个问题。苏联搞了五十年，仍是这个问题。”
在50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温毛主席的这一论断，不无感慨地深感他的这一论断是何等的深刻啊!在中国改革开放整个过程，始终存在着坚持完善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开放与走资本主义歪路邪路的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与徐景安的争论也许就是这种斗争的反映与体现吧!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