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死了。
《乡愁》又活了。
去年的11月，陈映真去世。除了一些左翼的有心人发文追悼之外，几乎没有多少主流舆论关注，与如今余光中的死后风光完全是两般景象。
“告密者”受吹捧，“左翼斗士”却遭冷落，愤懑!不平!左翼大概多有此感受。但冷静下来一想，这实在是个再“正常”不过的结果。休说区区一介左翼的陈映真如何如何，今年恰逢十月革命百周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如此重要的一场伟大革命的大纪念日，还不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前脚才说完“不忘初心”，后脚就来个“背祖忘宗”，实在也太过讽刺。但话须说回来，怪也怪这纪念日来的不是时候，正巧赶上世界资本主义的总代理人光临我国，若此时大张旗鼓地纪念反资本主义的节日，未免太扫客人雅兴，红旗啊革命啊的之类，且先撂在一旁，陪“老公”逛故宫听京戏方是要紧事业。
其实，“知道”余光中的绝大多数人，恐怕也就知道一首《乡愁》而已。就好象“知道”徐志摩的绝大多数人，无非也就知道那座虚假的“康桥”罢了。
当然，《乡愁》要比“康桥”真实得多。那诗确是有真情实感流露其中。
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不由让人想起另一首同样出自“国府迁台”后人物的望乡诗：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于右任：
《望故乡》)
现在解读这些诗，总谓之表达了“海峡两岸同胞割不断的血肉亲情”云云。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考虑到这些诗产生的历史背景，还是让我们直说了吧：这些望乡诗，主要表达的是“党国”文人们，因对“反攻复国”的幻灭，悲伤绝望，想着从此再也不能踏上大陆的故土，所以才会如此的“恸哭”和心怀“乡愁”。
不过，余光中毕竟比于右任幸运很多。随着1980年代末两岸从冷战时期的绝对对峙状态下脱离，人员、经济、文化的往来日趋频繁，凭着《乡愁》在大陆受到莫大“爱戴”——甚至远超其在台湾的受欢迎程度——的余光中，来大陆来得相当勤快，而且名利双收，早已不是那种眼巴巴望着海峡无可奈何的心境了。到如今，不仅有乡愁的能来，没乡愁的的也能来;支持的统一的能来，鼓吹独立的也能来;做方便面生意的能来，逛旅游景点的也能来;寻根祭祖返台后为统一运动作贡献的能来，在大陆猛捞人民币一回去就大骂“支那猪”的也能来......尤其是考虑到在台湾，所谓“本省籍”的不论，“外省籍”的基本都已是在第二代以下，因此，《乡愁》这样的诗本身已失去了任何实际的意义。于此同时产生的一个极大的矛盾却是：两岸交流的空前频繁，并没有带来台湾人，特别是年青一代民族认同感的增长，反而是“台独”思潮日渐扩张。
曹征路先生在他的访台回顾文中提到一个关键点：即一名台湾青年(毫无疑问在思想上是偏左翼的)表示，如果大陆搞社会主义，他愿意做中国人。乍一看，这不是很奇怪吗?在大陆，无论他(她)有多么支持社会主义，反感资本主义路线，但极少会有人因大陆背社走资，便动摇其国家—民族认同，而宣布要去做一个朝鲜人或古巴人。换言之，“我们”的国家—民族认同不会以大陆实行某种社会制度为大前提——尽管有些右翼人士受到关于“精神美国人”或“精神日本人”的指责时，会辩称那是因为大陆没有实现“自由民主制度”，但那实在与制度无关，而和财富密切相关。如果送他们到某个腐败混乱的第三世界“自由民主国家”，他们保证是死活不会去的——但台湾的情况就不同了。对于那名台湾青年来说，大陆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决定其国家—民族认同的决定性前提。实际上，不仅是台湾的左翼青年，对于偏右翼的台湾青年也是一样，比如他们经常举出的抗拒统一的主要理由，就是担心统一后会失去现制度下的“民主自由”。
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提示?最关键的就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国家—民族认同，对于台湾民众是一个不言而自在的思想前提;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乡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对台政策必须要面对现实。“台独”、“港独”甚嚣尘上，今天有些港台的统派人士，他们宣扬一种种族的观点(虽然是出于爱国心)，即之所以出现“台独”，是因为这些人大都是改了名字的“日本鬼子”的后代——台湾大统派郭冠英甚至称“二·二八”时谢雪红、杨克煌组织的共产主义游击队“二七部队”是“杀中国人”的“倭寇部队”——之所以出现“港独”，是因为这些人大都是移民香港的“越南猴子”的后代。总之就是一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真正的“中国人”(有时直接简化为“汉民族”)是不会搞独立的。这样的观点严重缺乏阶级视野，以“民族”为超验之物，使得问题完全无从解决——总不见得真来个“留岛不留人”吧——要知道，相比“中华”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远远短得多。过去左翼学者萧喜东讲(大意)“我们不是炎黄子孙，我们是工农红军的后代。”民族主义者对此一定难以接受，但其根本的历史观点是对的，或许这样表述更准确：“因为我们是工农红军的后代，所以我们才是炎黄子孙。”倒退三百年，一个读圣贤书的汉人，绝对不会认为某个少数民族是自己的“同胞”。不仅如此，在他眼里，这些少数民族不过是“夷狄禽兽”，野蛮的“生番”，稍认点汉字的也就是“熟番”而已，压根不会承认自己与其是同一种族。同样，如果当工农红军建立的政治实体不幸被工农红军的后代败坏，国家像西方希望的那样最终四分五裂，“中华民族”还可能保持现在的意义吗?分裂之后，谁还会彼此相认为“同胞”?以苏联解体为证，乌克兰是古罗斯的发源地，论民族之根要多正统有多正统，可现在如何?还不是分道扬镳?
此次曹征路在台湾参加关于十月革命的研讨会之际，台湾著名的左翼学者陈信行在其发言中谈到，现在都认为台南是“台独”思想的大本营，但在1980年代他们做农村运动时却发现，当地很多农民的家中都供有蒋介石和陈诚的相片。这就说明，那种认为台南人“天生”就倾向“台独”的观点是非常概念化和主观化的，而一个相对进步的社会运动(土地改革)显然比起单纯的民族主义说教有用得多。联想到在西藏，人们供奉毛主席像，究竟是“废除农奴”运动的结果，还是长期灌输“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结果?在此问题上，我们不要做割裂性的解释。完整而准确的观点是：正是因为在西藏实行了进步的社会革命，才使得“五十六个民族是一家”的思想具有真实的说服力。所以，即使是在大陆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革命”、“社会制度”这些内容也影响着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更何况是长期受殖民主义统治的台湾或香港了。
目前，大陆关于增强台湾人(尤其是年青人)的国家—民族认同感的策略是什么呢?现在大致可以列出三种——需要说明一下，我们已将仍在实施但明显失败的“以商促统”模式排除在外。
第一种是“向回看”，官方一般称之为“传统文化”，我们却愿意使用一个不那么文雅但贴近实质的称呼：“死人路线”。因为这个策略主要是围绕着一批古代死人展开的，特别是孔孟一类的儒家人物。在我们看来，这基本上是官方被两岸的“公知”、“民国范”一流货色忽悠的结果。在这帮人的长年洗脑下，真的相信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鬼话。蒋介石当年为了对抗大陆的革命文化、标榜“正朔”、“汉贼不两立”而虚构出来的把戏，今天共产党的相关决策者竟然信以为真，以为多鼓吹“传统文化”就能在两岸之间找到共同语言，对其效用我们表示高度怀疑。
后两种都属于“向前看”，它试图向台湾民众展示光明的未来图景。其一是宏观式的，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号召，希望台湾人抓住这难得的机遇，赶上时代的潮流，避免最后被边缘化的命运;其一是微观式的，以鼓励台湾青年到大陆创业发展为号召，因为它意味着更多的机会、更好的工作、更高的薪资、更优越的生活条件。
总结一下，“向前看”提供的两种远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逻辑，一种基于资本主义逻辑——惟独没有社会主义。
基于民族主义逻辑的远景有足够的吸引力吗?对于连是否“中国人”都犹豫不决的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简直就像是某个遥远星球上的故事。至于被边缘化，就由“小确幸”应付吧。
基于资本主义逻辑的远景有足够的吸引力吗?应该说，比起前一个确实更有吸引力。但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逻辑?即使台湾青年人受到这个远景的感召，蜂拥而至大陆，能有几个成功往上爬的?一定会有少数的资本主义成功者，高等的资本奴隶，但就算这些成功者个个认同了“中华民族”，大量在底下的人呢?而且如果说赚大钱就能提高民族认同，大陆那么多靠着“春天的故事”发亿万财的，怎么会连钱带人地往外国跑?
台湾社会的问题，台湾年青人的困境，并不是台湾独有的。大陆其实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困境。放眼一望，大半个世界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和困境。这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普遍问题和困境。假如不改变这一点，台湾青年人来大陆和留在台湾，难道会有全然不同的命运?来到大陆，结果问题和困境依然如故。当左翼思想不能及时介入之时，右翼民族主义情绪便会乘虚而入，高喊着“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给他们特殊待遇”之类的口号，本来希望借此提高国家—民族认同感，结果很可能彻底走向反面。
我们的结论很简单：无须劳驾孔夫子或马云。走堂堂正正的社会主义道路，向台湾年青人展示一个充满理想和希望的社会主义远景，并热情地号召他(她)们的加入，这是惟一可行的解决方案。
余光中死了。
“乡愁”死得更早。
是时候直面现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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