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完全合适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以及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违反
在《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斯大林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意思是他强调在当时只有苏联已经建立了公有制，强调的是“公有制”的实现。——引者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特征，是不受剥削的工之间的同志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可见他这段话的意思就是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不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了，就“完全适合”了。——引者注）。”
这段话的错误在于——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规律，更是为苏联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严重隐患。
斯大林在1938年的时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也就是强调当时只有苏联建立了这中生产关系——公有制)”，“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所以“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他那时的意思无疑就是只要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完全合适”。他的意思很清晰，所谓的“完全合适”的前提就是“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按照他的那个道理——只要实现了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就不存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就完全适应了!
直到1952年，长达14年，斯大林才不得不纠正他曾经的错误，但是又严重缺乏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玩文字游戏——他诡辩说“完全适应”仅仅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完全”就是绝对概念，他偏偏为了不做自我批评诡辩为非绝对概念，相对的话就不是“完全”而是“基本”或“全局上”了！），他也不得不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依然存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是，他依旧没有全面论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而且没有承认他曾经空谈“完全适应论“的错误。正如毛主席所说：“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毛主席当时尽可能给了斯大林这个逝者尊重态度，没有揭露斯大林实际上就是圆谎、玩文字游戏，“吞吞吐吐”已经够给斯大林面子了。
总之，斯大林的“完全适应论”是完全错误的——即使是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也不可能实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只能是基本适应，不能是完全，甚至在处理不好会变质为对抗性矛盾（在斯大林晚年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观点了）。不承认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长期存在的“完全适应”论，本身就是背叛历史唯物主义的。正如毛主席所说：“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一个矛盾克服了,又一个矛盾产生了。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有人以为一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就十分美好,没有什么坏的东西了,这其实是一种迷信。”
1938年之前，斯大林还提到过内部的阶级斗争，但是1938年之后，他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长达14年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进而严重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内部带来的严峻的阶级斗争，把重点片面的放在“国际资本主义影响”之上，进而长期在认识上严重背叛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内部就存在着阶级斗争、存在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以及唯物辩证法的内因为决定因素的观点，认识不到实质上问题根源在苏联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否定苏联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以及苏联社会生产关系本身就存在阶级斗争。直到斯大林去世之前的1952年，他才纠正他曾经的片面认识，但是又不敢承认错误，仅仅是玩文字游戏的把“完全”这一绝对性词语给偷换为“相对”概念。这是一个仅次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极端原则性的根本错误。
斯大林这种错误思想，给苏联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严重隐患。
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里已经没有剥削者，也没有被剥削者。生产出来的产品是根据‘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按劳动分配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剥削阶级就在先锋队内部，就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内部。
即使是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依然有社会生产关系的分工——社会经济管理阶层也就是干部阶层和劳动群众的分工、脑力劳动阶层和体力劳动阶层之间的分工、简单劳动阶层和复杂劳动阶层的分工、工人阶级和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分工。这种多劳多得、保留资产阶级法权条件下，一方面确实有利于激发为多得而劳动的积极性，有利于产生积极的上层建筑，另一方面也会激发腐朽的上层建筑——多劳多得的阶层例如干部阶层、知识分子阶层居功自傲、自以为是、自命不凡、脱离群众、蔑视群众、脱离实际，进而背叛群众、腐化变质。不承认这一点，单纯把干部腐化变质归结为外部因素或封建上层建筑残余，就是背叛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正如毛主席所说：“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
如果干部阶层居功自傲、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蔑视群众、自以为是、腐化变质，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分工下，如果又缺乏群众的监督制约的话，不受群众制约限制的变质干部利用其手中不受制约的包办权力大肆复辟资本主义就非常容易。
知识分子方面，也正如列宁所指出那样“对苏维埃政权留用的资产阶级技术专家实行的高额薪金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有着腐化的作用，影响到苏维埃政权。”列宁一方面承认这是必要的妥协，并承认曾经犯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幻想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空想主义、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而毛主席就没有犯过这种错误，他一方面打击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背后生产关系带来的腐朽因素，另一方面强调政治挂帅、不强迫但是发扬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伟大精神，打击资法思想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彻底全部在当时取消资法，坚决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吴芝圃等人的“穷过渡”——1956年以来退居二线的他一直反对资法带来的腐朽思想同时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从来没有搞过绝对平均主义。）。列宁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而毛主席就不犯列宁这样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于——只发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积极因素，忽视了按劳分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客观存在的消极因素；只看到了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的积极因素，忽视了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背后的社会生产关系分工带来的消极因素；只坚持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没有把按劳分配这一“资产阶级权利”、非进步因素放在相对于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和共产主义目标而言的限制的地位。可以说，斯大林在这一点上根本背叛了唯物辩证法。
资产阶级法权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内在逻辑：
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过渡时期，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残存的资本主义非进步因素和共产主义进步因素斗争——非进步因素也就是资产阶级权利、按劳分配背后是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分工——这种社会分工条件下，存在掌握经济管理职能的干部和群众之间的分工——按劳分配原则下多劳多得、发挥特殊作用、拥有特殊待遇的干部阶层居功自傲、自以为是、脱离群众、背叛群众、腐化变质——按劳分配带来的腐朽影响不受限制的话，就是腐化变质的特权群体利用权力把资产阶级权利扩大，差距拉大，非进步因素在两大因素斗争之中扩大，阶级分化——剥削阶级诞生，资本主义复辟——所以按劳分配背后生产关系本身就是带有腐朽因素，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必须加以限制，限制按劳分配，也就是限制其带来的腐朽影响。
所以，斯大林忽视了内部干部腐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分子的客观存在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忽视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内部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为赫鲁晓夫官僚资本主义复辟埋下了隐患。
赫鲁晓夫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的全面复辟
这里已经提到，列宁讲：“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斯大林时期，干部阶层片面集中、片面包办代替一切，没有充分实现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内部实实在在的民主权力（这种包办代替也给修正主义官僚集团大权独揽、大规模复辟修正主义的时候没有群众力量、体制外力量制约，只能任由其篡夺国家机器、复辟修正主义埋下了根本隐患），违背了列宁晚年关于工农群众参与实际管理和检查、反对特权官僚产生的正确思想，并没有在当时客观允许条件下可实行的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对生产资料和政权可以有支配权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模式。但是这时由于先锋队对于本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走资派、腐化的内部资产阶级分子）还是保持镇压态度、斯大林晚年客观出现的吸工人阶级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没有上升到赫鲁晓夫时期的正式的、根本的统治地位、领导地位，所以还可以称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专政”以及“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包办制”。
但是，如“九评”所说：“不可否认，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一九五二年十月举行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一些党的组织中，出现了堕落和腐化现象。有些党组织的领导人，把党组织变成由自己人组成的小家庭，‘把他们小集团的利益放在党和国家的利益之上’。有些工业企业的领导人，‘忘记委托他们管理和领导的企业是国营企业，竟然企图把这些企业变为他们的世袭领地’。有些党组织、苏维埃机关和农业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不但不保护集体农庄公有经济的利益，反而自己盗窃集体农庄财产’。在文化艺术和科学等部门中，也出现了攻击和诬蔑社会主义制度的作品，出现了科学家集团的“学阀式”的垄断现象。”但是：“赫鲁晓夫篡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以后，苏联的阶级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已经不是曾经的打击对象了，已经成为压榨群众的领导阶级了！
资产阶级在苏联夺取了统治地位，实现了苏联的资产阶级复辟，赫鲁晓夫官僚特权集团则是大资产阶级的重要的一部分，如“九评”所说：“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官僚资产阶级分子控制了苏联的政权、控制了苏联的暴力机器，苏联复辟了大资产阶级政权。
经济基础上，无产阶级不仅毫无生产资料支配权，被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控制，而且无产阶级的价值被资产阶级压榨之后用以享受，淋漓尽致的展现了资本剥削：“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不仅无产阶级还没有对生产资料支配权，而且官僚资产阶级吸无产阶级的血同时处于领导地位——根本改变了经济基础的性质。
极其恶劣的是——赫鲁晓夫官僚资产阶级法西斯集团取消了名义上的“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全民国家”，取消了工人阶级先锋队，代之以“全民党”，根本改变了苏联的上层建筑性质。
总之，无论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都全面复辟了官僚资本主义。
毛主席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是完全正确的。
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的法权，原德文Recht(s)，可以译作“权利”。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资产阶级权利”，是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阶段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非进步因素。而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扩大的资产阶级权利，也就是超出按劳分配的范围，如陈永贵所说“人与人之间差距过于拉大”所以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打击资产阶级权利腐朽影响——引者注。）”陈永贵的这个说法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限制是正确的，就是在按劳分配中预防人与人之间差距拉大，对按劳分配进行明确的范围划定进行限制，而且并不是取消八级工资制。通俗来讲，也就是“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是一只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是把这只鸟放在笼子里，不让它乱飞乱跑，不让这只鸟变大，不能让这只鸟突破笼子。而“笼子”就是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共产主义的前途。片面的捍卫资产阶级法权，捍卫这只鸟，结果这只鸟养大了，就会冲破笼子，到处乱飞。
毛主席所讲的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主要有三点——第一，打击资产阶级法权背后社会生产关系分工带来的多劳多得群体例如干部腐化变质的腐朽上层建筑（打击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下多劳多得的阶级、阶层的自以为是、居功自傲、自命不凡、蔑视群众、脱离群众、背叛群众、腐化变质）；第二，限制资产阶级权利（收入的差距）在“按劳分配”的范围，通过这种限制预防人与人之间差距拉大，不要扩大的资产阶级权利，扩大的资产阶级权利、资产阶级法权也就不是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法权，而是更反动的资本主义因素（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法权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遗留、作为非进步因素，在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相对于进步因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向按需分配和消灭国家职能过渡的共产主义根本目标，本身就应该处于次要的被限制的地位，因为两大因素在过渡时期长期斗争和变化，忽视这一点，非进步因素本身就会扩大，进而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加限制，任其扩大，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的那种金钱关系、雇佣关系和竞争关系就会恶性膨胀，就会不断地扩大等级差别和事实上的不平等，改变人们新型的相互关系，瓦解社会主义所有制。”资产阶级法权，也就是资产阶级权利，是社会主义社会残存的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社会本身也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也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作为非进步因素的资产阶级法权自身也是会变化的——高收入群体在这种生产关系条件下自发的产生着自以为是、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的倾向，纵容和片面捍卫的结果就是这一群体相当一部分力量的嚣张进攻——下一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可见“按劳分配”这一资产阶级权利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必须加以限制，限制在一定范围，而不是让其扩大，扩大的资产阶级法权就不是之前的“按劳分配”了，而社会主义退回资本主义的阶级分化标志之一了）；第三，反对教条主义，根据农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无偿支援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扫盲运动、医疗卫生建设，实行这种条件下的按需分配；第四，根据这种社会分工的内在矛盾，加强群众民主力量对干部阶层的监督和制约，以防干部腐化变质（这也是实事求是，是完全符合真正社会主义要求的——共产主义就是要取消国家职能、就是要实现一切阶级的消灭和广大劳动群众真正全部掌握对全社会一切领域的支配权，而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在不能消灭国家职能同时，也必须尽可能探索使无产阶级、劳动群众可以拥有生产资料和政权管理权支配权的道路（先锋队作为领导力量，更要起探索实现无产阶级民主、使无产阶级拥有真正公开全面自下而上民主权力的义务，而不是单纯包办代替）——不然就不属于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在不取消先锋队和国家职能同时，必须尽可能探索实现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真正当家作主、掌握政权和生产资料的无产阶级内部民主道路。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所说：“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的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内部没有群众民主，处处还都要完全听包办一切的上级的命令，这就不是真正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道路。所以毛主席在坚持保留先锋队职能和国家机器同时，主张四大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全民皆兵、战私批修，就比完全先锋队包办往真正的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进了一大步、也在当时条件允许情况下往共产主义进了一大步。群众有四大民主权利的时候，照样先锋队没有取消，而且工农业生产稳定增长、科技迅速发展成果显著。群众民主本身也是针对先锋队包办模式现实教训出发的——片面集中、先锋队片面包办而不受任何制约，他们犯错误甚至背叛人民的话，群众又没有足够的力量阻止，这是完全错误的。也正是在苏区肃反、延安审干、三反运动、防修防变实践中，通过群众的揭发和监督，我们沉重打击了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没有群众的监督，单纯靠“集中”打击官僚主义，代价就是官官相护、抓不到真贪官——一个官僚又没有触犯另一个官僚的根本利益。而群众就不同——官僚主义本身是对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触犯、压迫，受到压迫的劳动群众由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其根本目标就是要揭露和反抗这种压迫，抵制这种官僚主义的压迫，不改官僚主义不罢休；贪污分子收买的了少数群众内部分子但是难以收买群众的汪洋大海，因为其贪污本身就是在吸群众的血、根本触犯群众利益，群众的汪洋大海想“收买”的话就要交出大量的自己所贪污私藏的不法资金，这样的话就是根本触犯贪官的利益。）
这些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毛主席从来没有废除先锋队作用，也从来没有主张在过渡阶段彻底取消按劳分配，可见毛主席从来没有犯过所谓的平均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错误。而且，毛主席一直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点原则性就要强于列宁的那个继承者。
附录：当时情况下都是完全正确的决定——1956年到1957毛主席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
1956.3.23
毛主席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矛盾
（不像斯那样1938—1952长期用“完全忽视”根本否定基本矛盾）
1956.4.25
毛主席照样提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1956.4.29
毛主席仍然提到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存在。
（不像斯那样1938—1952长期用“完全忽视”根本否定基本矛盾）
1956.6.28
主席也提出了社会主义内部矛盾、对抗性矛盾、阶级对抗、阶级矛盾的客观存在。
1956.9.22（仅仅这一次，而且不是主席的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我们已知——之前的时候毛主席是坚决承认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
但是毛主席这时候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说“完结”，实际上并不是因为不知道阶级斗争客观存在、更不是“右倾机会主义”、不是原则性问题（正如列宁向帝国主义大量割让土地，把12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转交给阶级敌人，愿意出卖100万平方公里以内的五千多万劳动群众给帝国主义，这也不能说是列宁劳动群众的背叛，而是当时为了捍卫苏维埃不得不做的妥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不是大原则问题）。当时最大的原则就是新中国不要灭亡，这样说当时是为这个战略目标服务。把任何人放在毛主席当时的环境下，都不得不那样做。
第一，当时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一直相互勾结蠢蠢欲动，新中国面临极大的外部威胁。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加速本身也和这个有关。正如陶鲁茄所说：“新中国那时很穷啊，拿什么和强敌抗争？现在不少人说当年农业合作化搞早了搞快了，那是忽略了这一段大背景。毛主席、党中央原计划新中国成立15年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不行啊，国际环境不给你15年和平发展时间。别人掐着你、压着你、不承认你，你新中国成立不到一年，别国飞机就飞到你家门口、家里面狂轰滥炸，别国军队就进驻你的领土台湾，不让你统一全国，处处封锁你包围你，还把我一万多志愿军战俘强迫送到台湾，掀起了一个反华反共浪潮。”
由于我国总体上还不够强大——我们当时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当时苏联（而且当时赫鲁晓夫初期的苏联确实还支援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为核心的阵营的支援，“完结”是当时苏联和整个国际共运阵营的集体认识，不以我们本国的意志为转移。——为了对抗美帝和蒋介石资本主义阵营（先使新中国生存下来，不得不这样做）、联合当时愿意援助中国的苏联（赫鲁晓夫那时态度很好，还没翻脸，真给援助我们保证安全和发展的物质援助），我们当时的对外宣传不得不那样做。毛主席是个政治家，当时最重要的政治目标是先保证新中国生存下来——可见当时毛主席那样讲是对的。
这是唯一一次，也是在当时情况下为了新中国国际安全需要，战略上是正确的，之前之后从未再提所谓的“完结论”。而且即使是这次，毛主席依然没有否认社会主义基本矛盾是存在的。
第二，即使是对外那样讲，但是对内毛主席丝毫不放松阶级斗争。八大后不久，毛主席就经常讲阶级斗争（例如1956.11.8等等，丝毫没有放松）。
第三，当苏联主动要在非战时建立联合舰队、建立海军合作社、侵犯中国主权的时候，当毛主席领导的中共和美帝国主义、蒋介石斗争时，苏联没有坚决站在我们这一边、搞调和主义的时候，苏联暴露了他们背信弃义、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保障安全的我们面对苏联已经无法被团结（不再帮助我们，撤资撤专家）的情况的时候，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的我们毅然和他们决裂，并批判和揭露他们的修正主义，展开中苏论战。
而且主席那时候也承认、没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用“完全合适论”否定社会主义内部基本矛盾、根本背叛历史唯物主义，之后不到两个月迅速重提，难能可贵。
而斯大林虽然1938之前特别是1933提到过阶级斗争，但是在1938年斯大林的“完全适应论”连基本矛盾都取消，取消基本矛盾之后1938—1952长达十四年严重忽视阶级斗争，问题更严重。斯大林显然这一点上就不如毛主席原则性强。斯大林的原则动摇更是根本更严重。
1956.11.8
不到两个月，毛主席迅速纠正一线问题，一方面一以贯之从未动摇的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另一方面重提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1956.11.15
毛主席一以贯之的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基本矛盾。
1956.12.29
毛主席还是明确指出、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
1957.1.27
毛主席也是一以贯之的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
1957.2.27
毛主席指出——疾风骤雨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本身并没有消灭。
1957.3.19
毛主席只是重点转移，和2.27提到的疾风骤雨激烈大规模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客观存在本身是没有区别的。同样是“重点转移”，列宁照样提出过。而且列宁明确提出过“重心转移”，这是原话。
1920年12月，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向大会明确提出：“经济任务，经济战线现在又作为最主要的、基本的任务和战线提到我们面前来了。”这不等于他否认阶级斗争客观存在。1923年1月，在《论合作社》，列宁也是强调“重心转移”：“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这也不是他否认阶级斗争客观存在的依据。
1920，苏俄内战都还没完全结束；1923，虽然俄国内战基本结束，但是苏俄还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被整个资本主义阵营包围和敌视，内部也是不够稳定，极其紧张，列宁都提了“重心转移“。
1957年，国际形势也极其紧张，美帝和蒋介石蠢蠢欲动、美帝国主义对新中国残酷进行封锁包围和打压，但是那时苏联还没背信弃义，所以虽然也是极度紧张紧张，相对于列宁那时候还是相对安全一点（直到苏联撤资、中苏决裂之后），所以给这时的毛主席扣“紧张时期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帽子，显然是胡扯。
毛主席1957年说“重心转移”的这一时期，也不等于熄灭论，不等于否认阶级斗争。毛主席1957年3月的原话是转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实际上也是承认了阶级斗争的客观存在，因为文化革命本身就包括对文化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实现文化上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之后的谈话中，毛主席强调知识分子必须“为群众服务，和工农打成一片”，就是在和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思想做阶级斗争；毛主席还强调“向新任务前进，不要忘记敌人，不要忘记政治（政治是人的灵魂）”这也足以驳斥阶级敌人给毛主席扣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帽子。政治是什么？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的政治就是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而斗争。可见这时主席并没有坚持阶级斗争熄灭论。
1957.3——1957.10
毛主席多次提到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客观存在阶级斗争，特别是上层建筑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
1957.10.19
毛主席正式首次在国际共运历史上把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的首要问题定义为两大因素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这一主要问题的贡献地位的只有毛主席。毛主席的阶级观空前深化，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更是前人无法相比的。
毛主席说的完全正确。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要坚持一个主要的方向、根本的方向、根本目标。所以，阶级利益问题、阶级路线问题、阶级立场问题、根本方向问题要占首位，所以主席讲的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在抓主要的根本的方向。不然的话一切“发展”都是白费。
综上所述，整个1956——1957年，毛主席从来没有否定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基本矛盾，他在1956——1957的特殊环境下所说的话、做出的决定，都是正确的、可以理解的。污蔑毛主席“阶级斗争熄灭论”、“右倾机会主义”纯属是毫无党史常识。而斯1938—1953.2长达14年背叛历史唯物主义，鼓吹“完全适应论”，原则性不如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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