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当下中国电影还不如文革时期
中国青年报
核心提示：去年9月，36岁导演贾樟柯借《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年末，《三峡好人》与张艺谋执导的“大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期上映，随
即贾樟柯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制片人张伟平爆发论战。贾樟柯接受独家专访，
希望以更加严肃的讨论表达其立场。
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源完全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他们不可
能形成这样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
”还有8个样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
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
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
某要上片了。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细菌就开始弥漫
我觉得需要谈到电影分级制度。《满城尽带黄金甲》在美国都被划为青少年不宜
观看的影片，为什么跑到我们这儿就可以甚至是鼓励青少年去看呢？问题就在于
，一个规定，它总是因人而异的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
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
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
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
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
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
《中国青年报·冰点》记者徐百柯
谁来捍卫电影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你的发言明显多了，而且时有尖锐之语。而你原
来给大家的印象比较低调，比较温和。是这样吗？
贾樟柯（以下简称“贾”）：对，话越来越多了。我们作为导演，共同面对的中
国电影环境变得千疮百孔，问题特别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中国真正有价值的
电影，完全被所谓商业电影的神话所笼罩，完全没有机会被公众所认识。很多人
说，贾樟柯的话现在这么多，不就是发行一部片子吗，至于这样吗？我觉得这完
全是一种误解。实际上机会对我来说还是非常多的，包括商业上的机会，包括我
们的销售，就是说不管票房好或坏，我的电影还是有机会在银幕上跟观众见面的
。并不是说我自己的生存环境有多么恶劣，而是我看到一大批刚拍电影的年轻导
演，他们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这个恶劣，一是说银幕上没有任何一个空间接纳
他们，再一个，有一部分电影甚至完全被排斥到了电影工业之外。
记：什么原因呢？
贾：有很多优秀电影，比如说它是用DV拍的，技术审查规定DV拍的不能够进影院
，就连16毫米胶片拍的也不允许进影院，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很昂贵的高清
拍摄的才能进入院线系统。
实际上这样的技术门槛完全没有必要。大家都明白，现在拍电影选择什么材料，
导演应该是自由的，这种材料拍完以后，影院接受不接受，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市
场检验行为，而现在却是行政行为，很不公平。它把很多导演拦在了电影工业之
外，他们没有机会进入中国电影的这个系统里面，只能永远被边缘化。
这种情况的存在，我们呼吁了很久，但得不到任何回应。而很多在电影行业里有
影响力和发言权的名导演，却没人站出来说话，眼睁睁看着那么多年轻导演得不
到任何空间，不得不走影展路线，然后反过来他们又骂年轻导演拍电影只是为走
影展。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公平的。
像我刚开始拍独立电影的时候，媒体还在文化上非常认同这种创作，也愿意用媒
体的资源来为这些电影做一些文字上的介绍。但到了这一两年，特别是大片盛行
之后，整个价值观完全被它们改造之后，我们要在媒体上寻找几行关于年轻导演
、以及他们作品的文字介绍，已经难得一见了。
整个社会给刚拍电影或者想拍电影的年轻导演的机会越来越少。这种状况我观察
了将近两年时间，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觉得必须讲，必须说出来。
我感到痛心的是，许多比我有话语权的导演，从来不做这种事情。中国电影的分
级制度为什么还出台不了？所谓技术审查的弊端，为什么就没人在更大的场合讲
出来？那些大导演比我有发言权多了，也有影响力多了，他们有政协委员之类的
头衔，有发言渠道，却从来不推动这些事情。我之前还一直幻想着，觉得应该有
更有能力的人来担负起这个责任，但我很失望。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人
物，或有多大影响力。所以，我的方法就是乱嚷嚷一气。
大片里弥漫的“细菌”
记：我本人很喜欢你的电影。但是坦率地讲，我没有去影院看《三峡好人》，而
是买的碟。我倒是为《满城尽带黄金甲》贡献了几十块钱的票房。据我所知，很
多人喜欢你的电影，但都是买了碟在家细细欣赏，而不是去影院。
贾：你想说为什么会这样，是吧？
记：是啊！这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状况，出了影院就开骂大片，而内心真正喜欢的
影片，却没去影院贡献票房。
贾：今天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所谓高投入高产出，电影惟利是图的观念，已经非
常深入人心，它形成一种新的话语影响，一种大片神话的话语影响。
说到商业大片，首先我强调我并不是反对商业，也不是反对商业电影，相反我非
常呼唤中国的商业电影。我批评商业大片，并不是说它大。电影作为一个生意，
只要能融到资本，投入多少都没关系，收入多高都没问题。问题在于它的操作模
式里面，具有一种法西斯性，它破坏了我们内心最神圣的价值。这个才是我要批
评的东西。
今天商业大片在中国的操作，是以破坏我们需要遵守的那些社会基本原则来达到
的，比如说平等的原则，包括它对院线时空的垄断，它跟行政权力的结合，它对
公共资源的占用。中央电视台从一套开始，新闻联播都在播出这样的新闻，说某
某要上片了。
这种调动公共资源的能力甚至到了，一出机场所有的广告牌都是它，一打开电视
所有的频道都是它，一翻开报纸所有的版面都是它。当全社会都帮这部电影运作
的时候，它已经不是一部电影，它已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随之而来，它的法西斯
细菌就开始弥漫。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这是从社会学角度而言。
对于大多数受众来说，就像开会一样，明知道今天开会就是喝茶水、织毛衣、嗑
瓜子，内容都猜到了，但还得去，因为不能不去。大片的操作模式就很像是开会
，于是形成大家看了骂、骂了看，但明年还一样。
电影的运作，如果是以破坏平等和民主的原则去做的话，这是最叫我痛心的地方
。此外，在大片运作过程中，它所散布的那种价值观，同样危害极大。这种价值
观包括娱乐至上，包括诋毁电影承载思想的功能等等。
我记得当时大家在批评《十面埋伏》的剧本漏洞时，张艺谋导演就说，这就是娱
乐嘛！大家进影院哈哈一笑就行了。包括批评《英雄》时，他也说：“啊，为什
么要那么多哲学？”问题在于《英雄》，它不是没有哲学，而是处处有哲学，但
它是我们非常厌恶、很想抵制的那种哲学。可当面对批评时，他说我没有要哲学
啊！你处处在谈天下的概念，那不是哲学吗？你怎么能用娱乐来回应呢？这样的
偷换概念，说明你已经没有心情来面对一个严肃的文化话题。这是很糟糕的。
大片的制造者们始终强调观众的选择、市场的选择。但问题是，市场的选择背后
是行政权力。至于观众的选择，其实观众是非常容易被主流价值观所影响的。有
多少观众真正具有独立判断？我觉得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
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大片里面娱乐至上的观点、金钱至上的观点、否定和诋毁思想承载的观点，深刻
地影响着大众。然后，他们会替大众说一句话：大众很累，非常痛苦，需要娱乐
，你们这样做是不道德的，为什么还要让他们看贾樟柯这种电影，还要讲生活里
面不幸福的事？
记：我可以告诉你我一个同事的表述：贾樟柯拍的电影太真实了，真实得就和生
活一样。可生活本身已经够灰头土脸的了，为什么我们进影院还要看那些灰暗的
生活呢？电影不就是梦吗？
贾：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疑问的话，那基本上是取消了文化的作用、艺术
的作用。为什么人类文化的主体、艺术的主体是悲剧？为什么人类需要悲剧？这
些基本的问题，还需要我回答吗？我特别喜欢刘恒作品里的一句话，他在谈到鲁
迅时说，鲁迅文章里面无边的黑暗，照亮了我们的黑暗。
艺术的功能就在于，它告诉我们，有些既成的事实是错的。我们之所以通过影片
，继续面对那些我们不愉快的既成事实，是因为我们要改变，我们要变得更幸福
、更自由。就像我在威尼斯所讲的，直到今天，电影都是我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
，也是中国人寻找自由的一种方法。而无限的娱乐背后是什么呢？说白了，娱乐
是无害的，这个社会鼓励娱乐，我们的体制也鼓励娱乐。
记：你多次提到过，目前你手里不缺好的剧本。而国产大片最被人诟病的恰恰就
是，投入那么多钱，竟连一个完整的故事都讲不好。编剧们贫乏到只能借助《雷
雨》，甚至《哈姆雷特》的故事框架展开情节。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贾：现在中国的电影里面，编剧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落实导演的品位和欲求。编剧
除了编剧技巧之外，还要看导演想表达的东西。一个货真价实的观念也好，一种
对生活的独特发现也好，或者寻找到一个观察生活的新角度也好。我觉得缺少这
些的话，技巧再好也是贫乏的。
商业逻辑的俘虏
记：这种“大片”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
贾：我翻了一下前几年的资料和记录，我觉得是从几位大导演尝试改变的时候出
手不慎开始的。他们开始转型的时候，并没有以一种更开阔的艺术视野去面对自
己的转型，几乎都是以否定自己原来坚持的价值、否定艺术电影的价值，以一种
断裂的方式，进入到新的类型里面的。当时他们在创作上，在艺术电影的创作上
，都处于瓶颈阶段，都处于需要自我超越和自我更新的阶段。但他们没有精力和
意志力去超越自己的瓶颈，他们转型去做商业电影。而那个时候，恰恰是一帮年
轻导演在国际舞台最活跃的时候。
记：为什么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商业逻辑所俘虏？
贾：就我的研究和观察，我觉得他们几位始终是时代潮流的产物，他们没有更新
为一种现代艺术家的心理结构。比如说从《黄土地》开始，到《红高粱》，这两
部影片，这两位导演，他们的创作都是时代潮流的产物。
记：据我所知，你很推崇《黄土地》？
贾：对，我非常喜欢。但这里头我们不是谈具体个人或是评价具体的作品，而是
把它放到社会史的角度去考察它背后的文化因缘。那么你会看到，实际上《黄土
地》是融入到整个寻根文学，以及上世纪80年代那个大的思潮里面，它是那个大
的思潮在电影上的实践。一路过来，到《红高粱》的时候，1987年前后，改革经
过很多波折，那个时候，改革过程中的强者意识、英雄意识、精英意识非常强。
《红高粱》中所展现出来的所谓酒神精神，跟整个社会思潮的要求非常符合。
回过头去看，他们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从当代文学作品中改编过来的。这也
暗合了这样一种观察，就是说，他们通过文学的牵引，来形成他们的讲述，这种
讲述背后，是时代潮流。他们几位导演所透露出来的独立思想力，独立判断力，
都是有限的。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突然迎来一个思想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在这样
一个时代里面，我觉得，他们的创作开始迷失了。他们找不到一个外在的主流价
值来依托，因为主流价值本身被分裂成许多矛盾的、悖论的东西。这时候，有一
个主流价值出现了，就是商业。商业变成英雄。整个社会都在进行经济运动，经
济生活成了中国人唯一的生活、最重要的生活，从国家到个人。经济的活动一统
天下，而文化的活动、思想的活动完全被边缘化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制作商业电影，高投入高产出的电影，就变得师出有名。从出
发点上它有了很好的借口，这个借口就是中国需要建立电影工业，它有一个工业
的合理性，很理直气壮。
于是张艺谋、张伟平他们，摇身一变成为抵御好莱坞的英雄。他们说，如果我们
不拍电影，不拍商业大片，好莱坞会长驱直入，中国电影就死掉了。我觉得这是
一个蛊惑人心的说法。难道你不拍电影中国电影就死掉了吗？
因为商业上的成功，于是他们的功名心也膨胀到了无限大。可问题在于，当他们
进行商业操作的时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市场的成功，从一开始他们就跟行政资
源完全结合在了一起。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帮忙，我相信，他们不可能形成这样
大的垄断，而使中国银幕单调到了我觉得跟“文革”差不多。“文革”还有8个样
板戏，还有一些小文工团的演出，而现在一年只剩下两三部大片了。
这种集中资源，集中地获得利益，给中国电影的生态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量年轻
导演的影片根本无法进入影院。(中国青年报)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