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老婆 ”与“汉奸哥哥”岂可同日而语
李工
上海的陈子善教授对未能获准召开张爱玲研讨会，一直耿耿于怀，几年过去了，最近借《南方周末》记者访谈之际（见《南方周末》2009年3月26日《张爱玲也许不高兴》），气不打一处来，牢骚满腹，似乎中国（大陆）没有召开张爱玲研讨会是件天大的憾事。义愤填膺的陈教授最后竟冒出了“这是什么逻辑？你说汉奸的老婆不能纪念，那汉奸的哥哥能不能纪念？鲁迅是汉奸周作人的哥哥，周作人是比胡兰成更大的汉奸，怎么可以开研讨会？”——这种与其教授身份极不相称的有违常识、有悖常理的话来。于是觉得，虽身为教授，有时也会走火入魔到让人哑然失笑的地步。然而笑过之后，还是想和陈教授讨论一下，“汉奸老婆”（张爱玲）与“汉奸哥哥”（鲁迅）岂可同日而语？张爱玲果真像陈教授推崇的是个“很大的世界”？
大家都知道鲁迅是在1936年去世的，周作人附逆沦为汉奸，是1937年北平沦陷以后的事。况且周氏两兄弟先前失和断交多年早已人所共知，陈教授打出“汉奸哥哥”一说，除了证明周氏两人是一母同胞这点血缘关系外，并不能对两人之间再说出点什么。张爱玲当“汉奸老婆”，却是胡兰成在汪伪政权中凭借一支笔春风得意的时候，不难看出周作人成为汉奸是“汉奸哥哥”地下无知，张爱玲当“汉奸老婆”是她名噪孤岛时期的上海文坛之际对终身大事的决然选择。人们称张爱玲为汉奸老婆不仅名符其实，更多的是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表现出大家对曾经委身汉奸的张爱玲的鄙视。陈教授称鲁迅为“汉奸哥哥”是什么意思？这说法是否有向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敬仰鲁迅先生的思想感情挑战的意味？十分显然，有关部门不同意召开张爱玲研讨会，并非像陈教授所抱怨的“胡兰成株连了张爱玲”，而是坚持了能尊重有民族自尊心、有社会良知的中国人的正确舆论导向，符合人们的愿望，不希望陈子善们鼓噪的“张学”使媚俗的时下文坛更加乌烟瘴气。实际上陈教授拿“汉奸哥哥”说事，才是一种拙劣的株连。这样的低级错误发生在一个教授身上，真让人匪夷所思，想到时下坊间流传“这年月除了小偷是真的，什么都是假的”，便不能不怀疑起陈教授了。
陈教授在指出“张爱玲成为潮流”后，批评“白领也好，小资也好，他们只是看到了张爱玲的某一点”，进而好为人师地指点读者：“张爱玲实际上是个很大的世界。”张爱玲的世界究竟有多大？陈教授没有说下去，学着集市摊上的说书人那样故弄玄虚地给人留下了一个“大的世界”悬念。那目的是很明显的，希望更多的人读张爱玲，希望他倾心竭力的“张学”能够发扬光大。
我想，凡称张爱玲为汉奸老婆的人，大都不太容易相信陈教授的话，也不会感兴趣他留下的这个“悬念”，因为他们不会忘记，当年张爱玲红极上海滩的孤岛时期，正是中国山河破碎在日寇铁蹄下，千百万中国人民生活在高悬着日本侵略者屠刀下的水深火热中，不仅有无数的中国军人牺牲在抗日战争中，还有不计其数的平民百姓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国难中死于非命。抗日救亡是每一个良知未泯的中国人必有的精神品质——对蹂躏中国国土、残害中国人民的日本侵略者充满了仇恨，对那些助纣为虐的汉奸尤为憎恶。恰在此时，张爱玲委身于供职汪伪政权的胡兰成，成为人们不齿的汉奸老婆。这样一位缺少民族良知的女人还有多少廉耻？其思想水平、精神境界、审美趣味和价值取向——毋宁说这些构成张爱玲世界的方方面面，必然有着基本的低俗和卑陋。人们由此只会感到，陈教授所谓的“张爱玲实际上是个很大的世界”肯定大不到哪里去。这不仅从张爱玲甘愿做汉奸老婆的实际行动中可以看出，更由她的作品充分暴露的思想苍白和卑俗情趣所决定的。张爱玲虽然是位有才华的作家，但她把自己的全部才情都用在了名门望族走向破落时才有的怨恨和悲凉的宣泄上。由于缺少使命感，张爱玲的小说既无历史沧桑的变化，也无时代脉搏的跳动，她笔下的故事虽然在当年的上海滩存在过，但那仅是苦难与耻辱交织的岁月里不足为道的社会一隅。相信每个不忘国难、不忘国耻的人都会用批判的眼光对这一“隅”投去鄙夷不屑的一瞥。张爱玲却用她的生花妙笔，把这一“隅”变成了那些“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富太阔少们在醉生梦死后顿生的空虚中的一点精神食粮，用她笔下的故事帮着十里洋场里那些苟活偷生的人们在抗日战争的“血泊里寻出闲适来”，从而使自己成为“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走红商女。
张爱玲的小说题材多是两性关系与金钱的纠葛，这种纠葛或连着纸醉金迷的十里洋场，或缠着落日中小洋房里那些衣食无忧的寄生虫们性饥渴的心。应该承认，小说里散发的那些凄凉的愁绪、哀婉的悲声、孤寂的叹气，以及激荡的春心和燃烧的欲火，加上情欲与金钱交汇中出现的眼花缭乱，使张爱玲的小说具有足以让有些人着魔的魅力。唯其这种魅力才是张爱玲在六十多年前的上海滩红极一时、在今天“成为潮流”的根本原因。
张爱玲没有塑造出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她笔下的人物有着大同小异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面目的雷同使人物失去了“这一个”的性格特征，即使被许多人看好的《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也是一个在金钱面前脸谱化了的人物。曹七巧后来的心理变态式的报复，源于她的人生路上的几次嬗变：从一个乡下女变成大都市里富豪人家的二奶；又从富豪二奶开始饱尝非正常人的夫妻生活中的性煎熬；继之为了满足正常的性欲而追求她的小叔子失败带来的人生悲凉；最终成了一个除了钱什么也没有的富孀。这一切外部经历的变化，原本应在曹七巧的心灵世界激起一个又一个的情感波澜——那种人性中固有的恶与金钱的媾和，那种天性中存在的善在病态社会里的无奈，那种不可压抑的生理欲望与外部世界的冲突，都应是这些波澜中最瑰丽迷人的浪花，唯这些浪花裹挟的耐人寻味的意韵，才可能赋予曹七巧外部变异形态充满生气的光彩，人物因此也就血肉丰满了。然而曹七巧没有血肉，仅是手中随意摆布的道具。张爱玲的笔，因其有限的阅历和狭隘的思想，不可能深涉人的那个“神奇而遥深的宇宙”，小说中的人物不过是串起故事的索环罢了。
基本的文学常识告诉我们，小说最重要的是思想，小说的创作过程就是思想的过程，作品一旦完成，便是思想的结晶。正是在这一点上说，大作家都是思想家。作家的作品能成为传世不朽的经典名著，首先是其思想的不朽。张爱玲的小说思想苍白得只剩下傅雷先生六十多年前就已批评的“淡漠的贫血的感伤的情调”，以及在两性关系上倾注太多笔墨的俗不可耐。世界毕竟丰富多彩得很，不全是张爱玲眼中的那点点事情。由于思想的贫乏，张爱玲对人生的思考，对社会的看法，对历史的纵观，都停留在破败贵族家庭必有的那种单调而又肤浅的伤情上，不具备一个大作家才有的能力驾驭她选中的小说题材，也缺乏睿智的眼光洞悉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她只能凭借自己的才情，编织出一个个精致玲珑的人物故事，为那些吃饱了喝足了不为柴米愁的悠闲阶层赏玩。
实事求是地讲，张爱玲很有文学艺术方面的才华，然而恰恰是对自己才情的自负，束缚了她精神境界的提升，扼杀了她成为大作家的可能。当年急于成名的张爱玲不懂得、也不可能懂得，搞文学艺术创作仅有这方面的才华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思想的渗透和驾驭，而一个自负甚至陶醉于自身才情中的人，怎么可能具有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呢？常言道苦难出思想，但，不是所有经受苦难的人都有思想的，鲁迅笔下的那些闰土、祥林嫂等“庸众”可谓饱经人生的苦难，但他们到死也没有思想；一些从1957年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右派生活的中国知识分子，备受苦难的摧残和折磨，可是平反后竟说出“娘打孩子”这种没有思想的话。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浪费在苦难的上山下乡、支援边疆中的一代人，在“知青大返城”的逃难后，怎么会喊出“青春无悔”这样多么无知的口号？相反的例证是中国的鲁迅，外国的歌德、雨果、托尔斯泰……可以列出一长串作家的名字，他们一生没有多少个人苦难经历，但他们却是有思想的大作家。
这样说来，苦难出思想便被换言为——什么样的作家才能从苦难中感悟到、凝结出思想，从而贯穿到自己的创作中，写出有思想的作品来？不难看出，这是搞清张爱玲为什么思想贫乏未能写出有思想的传世作品成为大作家的关键所在。
一个作家只有当他不为自身所累、超越自我的时候，才会看到苦难是人生的底色，是人类的生存状态，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之所以同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都是基于这样的人生观中的苦难意识所产生的精神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完成自我从小写的人升华到大写的——人道主义的人。只有这样的作家才能接近“人是什么”这个亘古未解的元问题，才能看清“身在此山中”的社会真相，才能正确把握“当代意义”上的历史，才能在这所有的“才能”中看到别人未能看到、前人未能揭示的问题。于是作家因此便拥有了既前无古人又与众不同的思想，从而为其创作出内容丰富、思想深刻、独具特色的作品来凝聚了决定成功的力量。我们应该听到，在世界文学名著的长廊里不断回响的，是以苦难为基调的音乐，那是人类永恒的声音。而谱写这些不朽乐章的，都是以人道主义为精魂的，张爱玲离这一点很远，她一生也没有踏上这条路。时下里不少人对张爱玲的作品推崇备至，与当年孤岛时期的上海滩起哄的炒家一样，多是媚俗的表现。只是今日这些媚俗的文人又多了一点崇洋的味道，许多人从美国的夏志清那里看到——这位虽生活在“自由世界”里，却有着让人生厌的意识形态眼光的权威，对张爱玲的小说赞誉有加，便邯郸学步式地在张爱玲身上舞文弄墨起来，不少文章与孤岛时期吹捧张爱玲的那些说法如出一辙，没有新意，也不可能翻出什么新意来。这类借张爱玲“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陈词滥调说得太多，便成了老妪卖俏，是不堪卒读的。
陈子善教授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时张罗的张爱玲研讨会遭禁后，又在五四运动九十年之际鼓捣出《重读张爱玲》面世。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抗日战争在中国现代史上都是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陈教授专捡这样庄严的纪念日子围绕着一位曾委身于汉奸的女作家做文章，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巧合？若是后者，陈教授对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的闭听塞闻或视而不见，都是有损于一个教授形象的。我们不能奢望陈子善教授这样的人能学“五四”那代先贤——负有使命感的担当精神，也不能指望他们续上“五四”精神的香火。但我们希望这些供职在学术殿堂——这个纳税人供养的凭良心干活的地方的知识分子，能对得起纳税人，虽不能为他们提供精美的精神食粮，却不应该在媚俗的时尚中推波助澜。这几年“贬鲁捧张”之风甚嚣尘上，在陈教授张扬的“张学”中更加有恃无恐。无独有偶，汉奸文人周作人近几年也走红起来，不仅他的书一再重印，推崇“知堂老人”的文章专著也在舒芜、钟叔河、止庵等老中青三代知识分子的努力下蔚为壮观。这样说不是怀念曾经将他们的作品打入冷宫的文化专制主义，而是感到当代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批判精神，或在媚俗的骚动中摇唇鼓舌，或去悠闲的苦雨斋里品苦茶中的闲适，不再是民族精神的创造者和担当人。不必讳言的今日民族精神的颓势与知识分子的颓废堕落直接相关。应该看到，鲁迅的渐渐远去且在青年人中陌生起来，若只剩下陈教授所说的“汉奸哥哥”，那我们这个民族离“万劫不复”就不远了。套用吴江先生不久前在《文汇读书周报》上所说的话，中国现代文学史没有周作人，没有张爱玲，并不会逊色多少，若是没有鲁迅，则肯定是另一番模样了。陈教授怎么可以那么轻薄地将伟大的鲁迅先生株连成“汉奸哥哥”，且与“汉奸老婆”同日而语呢？不久前，孙郁先生对中国学界也表达了让笔者深以为然的忧虑，痛感一些教授学者“开始踱进贵族之家，渐渐地雅化、迟钝于社会的矛盾，以精神委顿之状对身边的荒谬、惨烈往往视而不见，悠悠然摆出一副名士的样子，学界的堕落不是近几年的事，遥想当年鲁迅对正人君子之流的讥刺，当深感历史进化的迟缓，人间痼疾如此深地纠缠着世人，谁说鲁迅的思想已经过时了呢？”
——原载《书屋》杂志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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