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莹做了一件好事—〈郑苹如妹妹的述说〉读后感
特约撰稿 庄寿仓
原载《香港传真》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到了一篇很解气的采访报导。从采访人和被采访者的行为﹑目的﹑谈话的语言和社会背景﹐我完全不怀疑这篇报导的真实性。由此联想和引申﹐使我悟出了一些道理﹐就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坛和醉心于文字创作的男女青年﹐对上世纪4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的女作家张爱玲的崇拜与追捧﹐和几年前风靡一时的电影《色戒》﹐掀起的轩然大波而赢得了罕有的票房收益。二者都要归功于传媒的炒作。
先说张爱玲﹐她是上世纪40年代颇具才华又多产的女作家。还是12岁的女童﹐已经幻想地写出了男女情爱的小说。她的祖父张佩伦是晚清清流派的主将之一﹐能言会道﹐笔下也来得﹐深得李鸿章欣赏﹐招他为婿。所谓的清流派就是在政坛高谈阔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又最擅纸上谈兵的大忽悠。一旦真刀真枪﹐立马丢盔卸甲﹐逃之夭夭。左宗棠﹑沈葆桢辛苦经营的马尾船厂就毁在他手上。幸亏有老岳李中堂的庇佑﹐保住了性命﹐就他一任外放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金银财宝已经足够他享用下半辈子。张爱玲的父亲是个吸食鸦片的浪荡公子﹐母亲是那个时代的新潮女性﹐与夫不睦﹐远赴巴黎。张爱玲自幼是跟着父亲﹑后母和姑母生活长大的。应该是个畸形家庭出身﹐不无影响她的心态﹐但毕竟是读书人家﹐给她带来了文学创作的基因。30年代末﹐她曾一度就读香港大学﹐大概是珍珠港事件后返回上海﹐住在公寓里闭门创作﹐浮想翩跹﹐一时文思泉涌﹐写下不少中﹑长﹑短篇散文和小说﹐大都刊载在《万象》和《大众》杂志上。她的文章构思奇巧﹑语言清新﹑词藻凄艳又俏皮﹐甚至有些卖弄﹐以描绘沦陷区上海敌伪官场社会﹑家庭﹑人物著称。在她笔下﹐一群在国难深重年月彷徨无主﹐醉生梦死﹐卑鄙萎琐﹐过一天算一天的人物﹐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她熟悉这个圈子﹐她本人就是这圈子里的一份子﹐算是写实吧﹐但不是批判现实﹐而是追忆﹐惋惜与留恋。
这个没落贵族后代的张爱玲性情孤僻﹐穿着怪异﹐在当时的文坛也就红了两三年光景。有资料载当时有些滞留在沪的正直爱国文人很怜惜这样的文才﹐作家柯灵就曾劝喻过她﹐希望她能收敛锋芒﹐免致堕落。但是出人意料﹐这个望之高不可攀﹐性情孤傲﹐无人敢于向她示好求爱的单身女人﹐却成了汉奸文人胡兰成的猎物﹐始而登门拜访﹐继则登堂入室﹐再便就是肌肤之亲﹐终于结亲成婚。这个胡兰成小有文才﹐能写能说﹐是汪伪政府的宣传部副部长﹐更主编两份汉奸报纸宣传“大东亚共荣”。胡比张大十多岁﹐他的汉奸身份﹐家有妻室﹐身边情妇不断﹐张爱玲完全知晓﹐并不在意﹐说明她视个人情欲重于操守和家国命运。她在《双声》一文中就说过﹕“……以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好”。而她的所谓的“日本文明”正是在她身处的这块国土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法西斯暴行。张爱玲的汉奸心态﹑情结在此昭然若揭。2009年她的遗物托管人的儿子发表了她的《小团圆》一书﹐在书中她称胡为无赖人。这一称谓倒也恰当﹐即使胡兰成不做汉奸﹐就人品而言也是个无赖。他们的好景不长﹐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汉奸胡兰成成了躲避搜捕的丧家之犬﹐在浙江一带小城小镇到处逃窜。按照一般人处世﹐此时正是张爱玲脱身之时﹐毕竟她只是汉奸之妻﹐并无汉奸罪行。但张爱玲又是特意孤行﹐明知逃窜中穷困潦倒的胡兰成身边情妇不断﹐还几次三番去看望胡﹐周济他。这一难以想象的事﹐直到读到她1950年写成﹐并经多次修改﹐直至1978年才出版的《色戒》﹐才略约体会到她30年来仍然留恋这段她自以为是爱的情欲。这一情欲在《色戒》中是隐约的﹐在《小团圆》里却十分的露骨。客观评价《小团圆》这一中篇是张爱玲多部著作中最次的一篇﹐情节混乱﹐语言陈腐﹐已不复当年的犀利清新。书中毫无顾忌地表露了她既企望这个无赖人的到来﹐更渴望他给予她情欲的满足。作为人生的一段情欲﹐她不吐不快﹐明知不是件体面的事﹐她踌躇再三﹐虽然生活拮据﹐需要稿费维持﹐在她生前始终没有勇气发表。当今娱乐八卦书刊上常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男人不坏﹐女人不爱”﹐是对女性的侮辱﹐只有同坏男人一样心态情欲的女人才会爱上坏男人﹐这叫臭味相投﹐物以类聚。
张爱玲写《色戒》这段陈年旧事是在1950年﹐距故事的发生时隔十余年﹐中国已经经历了两次的历史大变革﹐一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二是新中国的成立。她又用了30年功夫多次修改这个短篇﹐同另外两个故事集成《惘然记》﹐直到1978年才出版。在卷首语她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个小故事曾经让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修改多年﹐在改写的过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30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可见当年她为情欲所驱﹐委身为汉奸之妻﹐自以为是她终身放不下的情爱﹐是值得的。《色戒》中一切人物和发生的事和心理描述都出于她自身的感受﹐对于她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乃至于终生不忘。张爱玲有一自以为得意的金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她至死没有从身上脱去这袭爬满虱子的袍。几位抗日志士的英勇而鲁莽的行为以及惨遭杀害﹐她都是清楚的﹐也许她曾经为之震动﹐虽然她不屑为﹐也不敢为﹐但作为一个中国人﹐她多少应存有崇敬之心﹐所以她在《色戒》里借女主角王佳芝的抗日情怀掩盖自己情欲的丑恶。曾经参与批判电影《色戒》的王小东说得好﹕“当张爱玲糟蹋郑苹如时﹐她的心理是很阴暗的﹐这里面既有汉奸婆对先烈的那种心理﹐也有丑女对美女的阴暗心理。”字里行间﹐全篇中的叙述在关键地方又都是含糊的﹐毕竟张爱玲还不是个黄色小说家﹐她是让读者去领会﹐为自己汉奸心态﹑情欲之丑披上了一层虚幻的薄纱。惟其如此也就迷惑读者而赢得对她才情的欣赏。在她的作品《我的文章》中有一段不打自招的话语﹕“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真的没有战争﹖那是彻底的谎言﹐《色戒》一书和她多部著作的背景都是战争﹐是中国有史以来历时最久地域最广﹑杀戮最残酷的战争。书中的反面人物便是投靠日寇的大汉奸特务﹐为要刺杀这个汉奸﹐女主角费尽心思接近他﹐而在关键时刻﹐一位抗日勇士居然会被一只钻戒所感动﹐放走即将捕获的猎物﹐动机与行为的矛盾有这样的可能吗﹖这就是张爱玲表述的所谓素朴﹐而放恣而为情欲所驱使。
真正全面﹑彻底体会﹑领悟张爱玲阴暗心理的是二战后出生的编剧﹑导演李安。他用现代电影的手法和科技手段把张爱玲心底深处的情欲淋漓尽致的作为鲜花奉献给电影观众。李安曾经在境外回答记者对《色戒》电影质询时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电影只有他来拍才可以通过。李安的这句话道出了他自己的心声﹐语带双关﹐在政治上他是台湾眷村出生长大﹐在美国接受电影艺术教育﹐他没有民族国家概念﹐他的作品既不受中国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审查﹐也不受香港﹑东南亚地区对黄色三级片的约束﹐一句话可以尽情发挥他对张爱玲《色戒》的潜台词﹐隐晦﹑情欲的理解﹐再加以充份的展示。
果如其言﹐电影《色戒》在香港上演时很受观众青睐﹐一是张爱玲原著﹐二是李安导演﹐三是院线宣传﹐传媒炒作。初初几日几乎一票难求﹐座无虚席﹐一周以后﹐场上观众已经寥寥可数。
电影故事的背景是抗日战争的沦陷区﹐香港年轻的一代己不大知道这段历史﹐自然不会去联想故事的蓝本﹐更不会去追索影片主人公的真人真相和原型。作为成人电影来看﹐床上镜头似乎又还嫌不够过瘾。所以一阵风过后也就没有多少人去探讨研究。这部电影的真正市场还是在神州大陆和故事发生地的上海。上演之际似乎又掀起了一阵张爱玲热﹐加上李安的知名度又获得国际奖项﹐在国内确实火红了一阵。于是引起了当局的重视﹐不得已下令删节了多处情欲镜头。与此同时有不少人看出了影片的症结不仅在于黄色镜头﹐纷纷座谈撰文批评这部电影对抗日仁人志士的污蔑﹐也都义愤地指出《色戒》﹑导演所虚构的王佳芝其实是抗日烈士郑苹如。也还有些人则把焦点放在情欲情节上﹐越是当局下令删去的镜头情节﹐越是使人要追求原版。于是香港影像商店以“一刀不剪”来招徕顾客﹐推销影碟。
文学﹑艺术创作﹑一篇文章﹑一首诗词﹑一幅画﹑一张字﹑一件雕塑﹑一段唱腔或道白﹐无一不潜藏﹑渗透著扮演者本人的个性﹑喜好﹑情绪﹐也就是说本人的内心世界必然会反映在其作品上﹐从而形成流派和风格。作品的读者﹑欣赏者也因自己的性格﹑喜爱而倾心于比较接近自己的的作品。如果没有电影《色戒》﹐光读张爱玲的短篇《色戒》﹐或许只把它当成一段故事来读﹐而在李安﹐他就完全理解《色戒》想讲而讲不出的隐秘﹐于是用电影的手法把它一一铺陈出来﹐而且用自己的体会尽情地来表达原著的意向﹑情节﹑潜台词。李安电影里虚构的情节完全符合张爱玲原著精神。张爱玲原著是一只钻戒引发了女主角所谓恣放的爱而改变初衷﹐放走了汉奸。李安则是用丑陋恶心的床上戏来转变一个抗日志士的民族气节﹐买钻戒只是一个刺杀汉奸的情节安排。一个上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与50年代出生的人是心有灵犀。
李安既用电影的艺术处理来引诱小部份人的好奇﹐又刻意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幻想的东西铺陈给观众。这令人联想到李安的成名电影《喜宴》﹑《断背山》等﹐都是描述性取向不正常的男女之间的故事﹐而且刻画得是那样的深刻到位﹐只能说他本人也精于此道﹐醉心于此﹐体会深刻﹐否则是表现不出来的。
对待一件文艺作品﹐我们并不能要求件件﹑篇篇都有教育意义﹐但要求它无害﹐给人以美的享受而非丑恶﹐能够给人在繁重工作生活之余带来一笑﹐带来轻松愉快﹐便是有益。
近些年来﹐我们的电影﹐特别是电视连续剧﹐历史题材占相当的比例。历史人物的塑造从正史﹑稗官野史上我们能见到的数据毕竟有限﹐某些情节﹐某个段落﹐特别是对话不可能都找到根据﹐因此虚构是允许的﹐有时也是必要的。只要虚构是顺应主题情节的发展﹐就是补充﹑是充实﹑甚至是完美。如果这故事﹑人物全部是虚构的﹐没有蓝本﹐原型﹑影射﹐那是另一回事。张爱玲﹑李安是以郑苹如烈士为原型﹐把她描绘成王佳芝一个因情欲而变节的叛徒﹐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践踏﹐是对烈士的污蔑﹐是为中国人所不能容忍的。香花毒草之别就在于此。
中华文化的传统是讲气节﹑重操守﹐张爱玲笔下的《色戒》再清新再富有文学气息﹐李安执导的电影《色戒》再艺术再获大奖﹐也正是空军指挥学院郭松民所指出的﹐不过是“战争废墟上的罂粟花”。郭在文中还说﹕“中国的文学批评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即既谈文﹐又论人﹐把“人”和“文”相统一﹐将别是在涉及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时﹐一点也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秦桧是南宋文化鼎盛时期的状元﹑宰相﹐其书法﹐文章想必十分出色﹐至今却无一纸留存﹐只落得长跪精忠墓前遭千万人唾践。被他一伙害死的岳飞﹐一位行伍出身39岁就英勇就义的职业军人﹐其词“满江红”为千古吟诵﹐其书法行草“还我河山”和“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碑石一再翻刻﹐留存至今千年不朽。
传媒炒作追求的是新鲜和刺激﹐李安的电影风靡一时﹐收到满意的票房﹐得了大奖﹐心满意足﹐根本不在乎正义的批评与指责。张爱玲的《色戒》再版﹐光盘畅销﹐在广大读者群中又一次掀起了张爱玲热﹐早些年的近代百人作家评选﹐张的名次几乎与鲁迅并驾﹐甚而至西方文人认为中国无文学﹐唯一的文学家是张爱玲。如此“忽悠”迷惑了不少青年读者。遗害之巨﹐不容忽视。
我们有不少读者﹑作家﹑评论家在网上﹑杂志上写下了批判《色戒》和改编的电影﹐都是有力有据的。烈士早就魂归故土﹐烈士没有后代﹑亲属来为她申诉﹐郑苹如烈士与电影里的王佳芝混淆不清﹐流毒必须清除﹐但又没有过硬的材料加以说明﹐去追求真实﹐弄清真相。终于有些有心的朋友﹑读者和观众对此耿耿于怀﹐认为真相不明﹐余毒未清﹐如骨鲠在喉﹐他们非为猎奇﹐而是寻寻觅觅﹐必得查清史实﹐复事情真相﹐还烈士清白。本文将提到的杨莹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费尽了心思查资料找线索﹐更着重在查访烈士有无亲人尚在人世。
大概是缘份﹐上天没有辜负她的执着﹐她费尽心力终于找到了郑苹如烈士的胞妹﹐现尚健在的烈士的唯一亲人郑静芝女士（原名﹕郑天如）﹐又远涉重洋专程到洛杉矶哈仙达市一个华人老年公寓拜访了这位可亲可敬的80多岁独居老人﹐听她娓娓谈叙郑苹如烈士家一门忠烈的故事﹐让广大读者真正了解烈士的英勇就义﹐而生崇敬之心。整个中国的抗日战争牺牲军民三千多万人﹐恐怕有不少像郑苹如这样的无名烈士己经湮没在历史的尘封中﹐甚至有些至今还被人作为反面人物来看待﹐而这些忠魂烈士正是中华民族赖以永存的脊梁。
郑苹如妹妹的述说
郑静芝口述 杨莹整理
2009年9月21日﹑23日﹐郑静芝女士和笔者两次谈话。本文根据录音归纳﹑整理﹐未经本人校阅。为使读者更容易看清楚﹐添加了分段小标题和文字中很少几个带括号的提示。
郑静芝﹐又名郑天如﹐郑苹如烈士的妹妹﹐如今独自居住在美国洛杉矶东部哈仙达市（Hacienda）一个华人老年公寓。郑静芝女士是一位温文尔雅﹑身带贵族气质的时尚老人﹐她皮肤白晰﹐烫过的短发一丝不乱﹐可以看得出年轻时相当漂亮。在我拜访前﹐老人病了十几天﹐一见面就反复道“对不起”﹐说因为生病﹐家里很乱。其实就我观察﹐对于一个80多岁独居的老人而言﹐家里相当整洁﹑舒适。
在郑女士娓娓道来的回忆中﹐她对烈士姐姐的痛惜﹐对父母双亲的敬重﹐对以往温馨家庭的怀念﹐溢于言表。
“教忠有方”
我父亲在留学日本时﹐就参加了革命党的同盟会﹐主要是跟于右任老先生一起做事﹐他们两个感情非常好﹐可以说像兄弟一样﹐大家不分彼此。我后来帮于右任老先生在监察院工作﹐有时爸爸他们的革命党朋友来探访﹐于老先生就会叫我进去﹐介绍说这是谁谁的小姐。爸爸的朋友说﹐妳的妈妈好像是……﹐不讲下去了﹐我就说我妈妈是日本人。噢﹐妳是日本太太生的。我就笑笑说﹐我爸爸穷的很﹐只有一个太太呀。我在老先生面前真的是比较轻松的。
说回来﹐那时可能是满清政府吧﹐我父亲在日本参加革命党﹐主要负责帮助留学生。我母亲是日本人﹐也帮忙我父亲和革命党做事情。父亲在日本是学法律的﹐后来我看他的履历﹐有几位写小说的告诉我﹐因为要在日本主持革命党协助留学生的工作﹐为了能合法待在日本﹐爸爸在日本连续读了两个大学学历。爸爸在文学方面很有研究﹐日文很不错﹐帮留学生写论文什么的﹐帮忙把论文翻译成日文﹐提供一些经济资助。爸爸博学多才﹐对《易经》也很有研究﹐有好多人都很钦佩我爸爸﹐问他运程什么的。爸爸回国比较晚﹐是在（辛亥）革命成功后。
我家一共五个孩子。大姐真如生在日本﹐苹如是我二姐﹐她是否生在日本我就不知道了﹐大我不到十岁﹐对人很客气﹐总是笑嘻嘻的。她牺牲时有人说26岁﹐有的说23岁﹐我们家里说是23岁。我大哥海澄是老三﹐后来当空军飞行员牺牲了﹔二哥南阳是老四﹐学医的﹔我叫天如﹐是家里的老么﹐最小。那时主要都是姐姐在照顾我﹐妈妈主要帮忙照顾爸爸和他的朋友。爸爸对妈妈很尊敬﹐两人感情非常好。
妈妈是日本人﹐她家里的具体情况我不太清楚﹐她从来不提﹐大概是那种日本武士道家庭吧﹐她讲话偶而会流露出来﹐好像与政府有一定关系﹐说的难听点﹐也许属于后来慢慢衰败下来的贵族。我们有一个表舅﹐在日本皇宫里当医生。妈妈是家里的老九﹐妈妈嫁给爸爸时﹐跟家里也闹革命了﹐她家里反对她嫁给中国人﹐把她的名字从户籍中取消了。后来﹐只有妈妈的大哥偷偷与妈妈来往﹐好像他大妈妈20岁。
妈妈不太说话﹐很安静。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很了不起﹐在日本时就帮了爸爸很多忙﹐为革命做了很多事﹐但她从不多说话﹐很谦虚。我到了台湾以后才知道﹐妈妈的中文非常好﹐可以写中文信。妈妈去世的时候﹐蒋中正专门给题了一幅字﹐“教忠有方”﹐四个大大的字。上海沦陷时﹐人家问妈妈﹐妳是日本人﹐现在日本跟中国打仗﹐妳怎么看﹖妈妈说我嫁的是中国人﹐姓中国姓﹐孩子也是中国姓﹐姓什么﹐就是什么地方的人﹐也是中国人。妈妈非常要面子。到台湾后﹐我帮于右任老先生做事﹐在监察院管外交公关。有一次去日本大使家玩﹐他们开车送我回家﹐大使太太说顺便来看妈妈﹐她们都认识﹐也很熟。刚好妈妈在家里弄花草﹐穿了一件普通旗袍。大使太太一走﹐妈妈就骂我﹐妳怎么可以这样﹐不事先打招呼﹐多丢我们中国人的脸。她很少骂我。
父亲后来在上海的法院里做事﹐做到首席检查官。法院在公共租界里﹐叫特区法院﹐主要审判在上海犯罪的外国人。我父亲虽然不是做政府工作﹐但和政府还是有来往的﹐他的许多朋友都在政府里的。后来听说父亲另外给政府做工作﹐至于父亲给政府做过什么事情﹐之前我不晓得。这是重庆的一个材料﹐上面说到父亲给政府做地下工作﹐这儿盖着中华民国的印章﹐不可能是假的﹐上面有我父亲和姐姐的事情(中央抚恤委员会发布褒奖令说﹐“郑钺同志蛰居上海﹐暗中指挥地下工作﹐并令其长女苹如实行锄奸﹐后遭敌伪毒手”)。[1] 其实他们搞不清楚﹐我父亲和姐姐做的事情是单独分开的﹐他们之间没有联系。
我二姐比较活泼﹐初中的时候就写墙报﹑写传单﹐打倒日本什么的﹐很爱国。我母亲也不管﹐由得她们去做。我那时虽然很小﹐但是还记得﹐有次家里突然来了一些缝纫机﹐姐姐和同学们一起做衣服﹐说是给伤兵做衣服﹐大哥和二姐都很积极。后来两个哥哥去日本留学﹐是官费留学﹐大哥学航空﹐二哥学医﹐照理和父亲会有一定关系。父亲是租界法院的清官一个﹐我们家里的生活不很富裕﹐可是生活很平稳﹐是很正常的家庭。就是有一点﹐我们的家教非常严﹐父亲好说话﹐但管我们小孩子很严﹐我一直就觉得我们家很特别。比如父亲哪天拿了一样东西回来﹐也许是水果﹐这个东西很好吃﹐父亲不说给我们﹐我们都不会要﹐他说你要吧﹐拿去吧﹐我们才会要。我父亲非常爱小孩﹐可能我是最小吧﹐父亲对我特别好些﹐对哥哥﹑姐姐差不多﹐都是很严格的。到台湾后﹐有一次监察院女同事来我家玩﹐我们在外面大声聊天。过了一会儿﹐妈妈就把我叫进去说﹐妳讲话不可以这么轻松﹐如果再这样﹐我就不是叫妳进来﹐而是要到外面当着妳朋友的面说妳了。我们家就是这样的﹐家教很严。
姐姐做这些（反战抗日）事﹐受我表舅的影响很大。表舅姓阪﹐妈妈来到中国以后﹐他也来到了上海﹐还改姓中国姓﹐叫徐耀中﹐学讲中文﹐学京戏﹐后来还娶了个中国太太﹐但没有孩子﹐所以他很喜欢我们家的小孩子。日本和中国正式开战以后﹐表舅来到我们家﹐不进来﹐只站在门口跟家里佣人说﹐告诉他们﹐我以后不会再来了﹐因为我是日本人﹐你们是中国人。然后他就做日本人的事情﹐开会反对战争什么的﹐姐姐后来就是常常参加他们的会议。表舅虽然不再来我们家里﹐但对我们小孩还是很好﹐有时在路上看到我们﹐经常给我们一些好吃的东西。他很喜欢我﹐可能我是家里最小的吧。
后来二姐读法律﹐认识一个男同学（嵇希宗）﹐这个姓嵇的男同学年纪很大﹐他的女儿跟我差不多大。他想到我家来﹐向父亲请教法律问题。一般情况下﹐姐姐的女同学来家里都要被问来问去﹐更不要说男同学了。我当时想﹐这下连祖宗三代都要被查了。那个人姓嵇的同学来到我家里﹐见到父亲就鞠躬﹐表现得很尊敬﹐向父亲请教了一大堆的法律问题。后来聊天才知道﹐原来他是陈立夫堂弟的朋友﹐我父亲和陈立夫都是革命党﹐也认识﹐所以父亲允许让他经常来家里了。
那时姐姐和表舅很接近﹐他们都是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的。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姐姐是想帮中国的忙﹐她常常接近舅舅﹐就是想从反对战争的日本人中帮忙中国探听一些消息。舅舅的身份我实在不知道﹐在日本我们有好多亲戚﹐我曾经调查﹐结果一个字都调查不出来﹐他们不给我。还是有个写书的日本人﹐帮我找到妈妈家在日本的亲戚。
舅舅和姐姐都是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的。那时候日本人分成两派﹐一派是军人﹐东条呀﹐部队的﹐是要打仗的﹔另一派的是首相﹐是天皇的助手那一派﹐反对日本和中国战争。我姐姐经常跟这一派反对战争的日本人来往﹐参加他们的聚会。姐姐是日本血统﹐日文很好﹐他们日本人也不避讳﹐姐姐很懂得应付。姐姐把从日本人那儿听来的消息﹐告诉姓嵇的﹐其实他是国民党中统的﹐陈立夫是中统。我记得那时候姐姐没有参加什么中统﹐应该是最末了才参加的。姐姐的条件是不管怎样﹐你中统不能泄露我的名字﹐我帮你们忙﹐一有消息就告诉你们﹐可是你们千万不能有底子。
其实姐姐在日本人之间来往探听消息很不容易﹐又要上学﹐又要怕我爸爸管。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爸爸永远是家里的头﹐虽然是交给妈妈管家﹐但爸爸一回家就要问﹐谁谁谁表现得怎么样。爸爸人缘很好﹐对外面的老百姓很好﹐他们有事都来找他﹐就是有一样﹐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对跟什么人来往﹐特别是女孩子﹐管得很紧。记得有一次﹐我们万宜坊的邻居家﹐从美国来了个亲戚﹐带了个电吉他﹐她家的女儿跟姐姐是朋友﹐约好晚上让姐姐过去听。吃过晚饭﹐大概七点钟左右﹐姐姐准备去﹐爸爸就不准她去。姐姐说﹕都约好的﹐去几分钟就好啦﹐否则太不好意思了。爸爸严肃地说﹕不要去就是不要去。我当时在旁边听了﹐觉得爸爸好严厉。
后来汪精卫要叛变﹐姐姐从日本人那里听来消息﹐就告诉姓嵇的﹐马上通知重庆了。重庆说不可能呀﹐蒋介石下来就是汪精卫了﹐是二号人物﹐怎么可能﹖姐姐又去问那些日本人﹐结果是真的﹐真的有人逃走了。这样类似的事情﹐零零碎碎太多了。姐姐做的都是反对日本战争方面的事情。
挺身而出
那时候中国有个游击队﹐很大很大的司令﹐叫熊涧东。中国那时候好多地方都沦陷了﹐安徽没有沦陷﹐游击司令说起来都跟搞谍报的﹑中统局有关系。游击队司令被76号给抓到了﹐被关起来了﹐说要枪毙。有一天﹐游击司令的太太来到我家﹐她个子不高﹐胖胖的﹐年纪有三四十岁﹐人家说她本事大得很﹐身上有两把枪﹐开来了三部车﹐听说很厉害﹐后面都有机关枪﹐我不晓得﹐是听说的。那时姐姐已经帮他们做事了﹐也认识他们的人了。她一进门第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13岁了﹐她一上来就对姐姐说﹕郑小姐﹐妳的身份暴露了。她讲“暴露”﹐当时我觉得“暴露”这两个字很奇怪﹐所以记得非常清楚。姐姐就看着她﹐一直没说话。她说﹐我没办法﹐我要救我丈夫﹐同时游击队也很需要他﹐那么多人。我去找了汉奸的头﹐就是那个姓丁的﹐他要认识妳。姐姐就一直不说话。司令太太说丁默邨作过妳的校长。姐姐一个初中生﹐怎么能跟高中校长认识﹖姐姐一直没说话﹐只是看着司令太太。丁默邨给司令太太开了三个条件﹐一个是要他们的副司令﹐副司令叫张瑞金﹐因为人家张瑞金很聪明﹐听说抓权抓的很厉害﹐比熊涧东司令还厉害﹔第二个是有一个女的﹐常常跟另一派日本人在一起﹐长得很漂亮﹐有人说是日本人﹐有人说是中国人﹐对我们非常非常不利。司令太太就说﹐她是你的学生呀﹐我们熟的很﹐她是中国人。就这样﹐她把姐姐给供出来了。丁默邨说我一定要认识她﹐妳给我这两个人﹐我就放了司令。他一共提了三个条件﹐还有一个条件我不记得了。司令太太说﹐我为了救我丈夫﹐没办法呀﹐张瑞金已经给弄走了﹐是吃东西放上麻药﹐已经给76号送过去了。丁默邨说要认识妳﹐现在怎么办﹖其实你们认识了也好﹐对妳爸爸也好﹐不然妳爸爸每天上班下班﹑进进出出的也不安全﹐对妳们家也好。那时候﹐我父亲已经是首席检查官﹐院长也没有了﹐手下有两个庭长﹐一个管民事﹐一个管刑事﹐不知民事还是刑事的庭长﹐就是郁达夫的哥哥﹐叫郁华﹐被他们暗杀打死了。他家里也都是爱国的﹐他太太在帮忙伤员服务时﹐耳朵都被炸坏了。郁伯伯死了﹐我们家的人都很伤心﹐我当时小﹐不太晓得﹐看到爸爸妈妈很伤心﹐因为我们大家都很熟﹐姐姐知道后心里也很气。但是无论怎么说﹐在那个时刻﹐76号离我们家根本远得很﹐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们已经开始杀人杀得不得了了。司令太太说他们就想要认识认识妳﹐怎么样﹖我们就等妳回信。姐姐就一直不说话﹐后来说让我考虑考虑。这样讲完﹐司令太太说我等妳消息﹐就走了。
姐姐马上把情况告诉姓嵇的。姓嵇的就跟陈立夫堂弟讲了。陈立夫的堂弟叫陈宝骅﹐当时是在上海主持的头﹐姐姐以前不认识他﹐就是这次才认识的。他跟姐姐说﹐重庆有消息来﹐要把丁默邨这个人去掉﹐这个人太危险了。这根本都是很晚发生的事情﹐书和文章什么的都讲﹐好像姐姐很早就认识姓丁的﹐根本不可能。我那时13岁﹐我记得很清楚很清楚的。我姐姐和哥哥都是爱国的﹐我小时候也是爱国的﹐帮助他们做过事。陈宝骅说妳认识他以后﹐要想办法把他骗出来﹐在外面才能把他杀掉。就是这样才会有姐姐要去骗他出来。后来他们见过两三次面﹐每次都有姓熊的司令太太在边上。后来要动手的时候﹐当然熊太太不能在场。姓嵇的带来一个姓陈的﹐叫陈彬﹐他们暗杀部分都由不同人负责﹐陈彬这个人手下是动枪的人。姓陈的就到我家里来﹐本来是不可能来家里的﹐应该那时候我父亲已经知道姐姐做的事情了。郁华郁伯伯出事后﹐姐姐就跟爸爸摊牌了。本来我爸爸以前很不高兴我姐姐﹐我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父亲觉得他这个女儿有什么事情﹐对她很严厉。到后来两个人感情很好﹐因为爸爸已经晓得姐姐干的事情了。后来另外一个庭长也给他们杀掉了。死得很可怜﹐是用斧头砍死的。他的儿子是台大的校长﹐叫钱思亮﹐钱思亮的儿子就是当大使的﹐叫钱复﹐报上从来都不登。76号的人真是狠毒。
就这样﹐姐姐借机会认识了姓丁的﹐这是发生在很后面的事情了。妳说当时的一个初中生﹐怎么可能与校长有什么关系呢﹖当然姓丁的这种人有钱﹐两人认识以后﹐要送东西给姐姐。姐姐就说那送我皮大衣吧﹐因为卖皮大衣的那个地方﹐马路很宽﹐很安静﹐方便行动。姐姐跟中国方面已经说好了﹐动枪的那天是24号﹐也就是两人认识以后短短几天。根本不像外面的那些书上乱说﹐什么在跳舞厅门口等﹐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因为我记得很清楚﹐都是在我家里发生的事情。
那天汽车停在了皮衣店门口﹐时间很短﹐人根本还没进去﹐小说上说的给钱什么的根本没有﹐人要是进去了﹐就不容易打了﹐一定要在外面。人要进去的时候就开枪﹐当时不知道出了什么情况﹐负责开枪的两个人中的一个人枪坏掉了﹐打不出子弹﹔另一个全打在了汽车上﹐没打到人﹐失败了。那是民国29年12月。那个时候我们在家里头﹐已经听姓嵇和姓陈的两个人说﹐中统的人在上海被抓了80几个人。姐姐兜了几个圈子回到家里﹐姓丁的打电话到我家﹐让姐姐去自首﹐说即使我放过妳﹐我手下的人也不答应。结果姐姐就和姓嵇的及陈彬商量。我始终怀疑这个陈彬已经叛变了﹐他手下一个人的枪子弹卡住了﹐不能打﹐一个子弹全打在汽车上﹐这不可能嘛﹐一定会有一枪能打到人身上。姓嵇的告诉姐姐说﹐妳不要管﹐快逃走。姐姐说爸爸年纪大了﹐还有这么一大家人﹐我不能走。姓陈的就说﹐不要紧﹐不要紧﹐妳去自首﹐法律上自首的判刑都会减轻﹐况且我们里面有人﹐说不定在里面还能打死他。我那时候年纪小﹐在旁边听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危险﹐觉得跟演电影一样。姐姐那时是抱着牺牲自己的精神﹐决定去自首。
25号那天她跟妈妈说﹐不要在家里做饭了﹐咱们出去吃吧﹐就陪妈妈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父亲在上班﹐没有一起去。26号下午三点半﹐姐姐走了。姐姐要走的时候我知道﹐我不记得我自己是怎么样表情﹐只记得我大姐的女儿 — 大姐结婚三年就去世了﹐小外甥女由妈妈带大﹐抱着姐姐哭呀哭呀﹐不让她走。我也不记得那时是不是知道姐姐去自首﹐还是逃走﹐不过我记得那时候我赞成姐姐逃走﹐逃走只是一段危险的路﹐过去之后就是游击队了﹐就可以送到内地了﹐就安全了。我学医的二哥知道姐姐是去自首的。
英勇牺牲
姐姐走了﹐后来写过两封信给家里。妈妈心里很难过﹐但也不说话。爸爸也不说话。爸爸平时下班都是六点多﹐26号那天回来特别早﹐四点半﹑五点就回来了。平时爸爸下班回来﹐都会很和譪地摸摸我的头﹐问乖不乖呀。26号那天一回到家﹐就和妈妈讲日语。爸爸平常跟妈妈在我们小孩子面前从来不讲日文﹐除非两个人有什么事﹐关在房间里才讲日文。我不太懂日文﹐哥哥姐姐们都懂﹐我大概的意思能听明白。爸爸马上问妈妈姐姐在哪里﹐然后就不再说话﹐回到自己屋子里就起课。爸爸会《易经》﹐会算命﹐还挺准。我就听见这么一句话﹐“唉呀﹐从此以后我们见不到了。”
姐姐走了以后﹐家里的气氛很沉闷﹑很沉闷。我们全家人都心里难过﹐但是大家也都不说出来﹐都如常生活。我每天放学回家﹐就希望能有什么动静﹐结果一直也没有消息。我知道﹐如果爸爸答应去投降﹐他们一定会放回姐姐的。但是有一样﹐汪精卫政府里有的人也很恨我爸爸﹐爸爸是清官﹐跟他们不同﹐姐姐做这样的事﹐他们很恨。可是日本人很想我爸爸去做事﹐日本人盯得很紧﹐派个律师叫陈纪凤﹐来过两次﹐劝说爸爸给日本人做事。当然爸爸一直没有答应。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2月份的一天﹐离姐姐走以后两个多月﹐我放学回家﹐看到爸爸妈妈两个抱在一起痛哭﹐我的小哥哥靠在墙上哭﹐是有人告诉说姐姐已经牺牲了。我那时候很气愤我的小哥哥﹐冲上去埋怨他当初为什么不劝姐姐逃走﹐我年纪小不懂﹐你年纪比我大呀﹐你不应该赞成姐姐去自首。现在想也许他心里有苦衷﹐可能是冤枉他了。现在想起那天的情景﹐心里还是很难受。
后来最最难过的一件事﹐就是姐姐的尸首。76号人找我们家要钱﹐给了钱才能领回姐姐的尸首。他们要很多的钱。那时上海都被封锁了﹐我们家没有钱。姐姐出事以后﹐日本人把我们家的保险箱什么的都封锁了﹐是我陪妈妈去清点的保险箱﹐所以记得很清楚。结果﹐我们家拿不出钱﹐所以姐姐的尸首也没有领到﹐至今也不知道在哪里。
大陆方面没话说﹐在上海福寿园给姐姐立了一个雕塑﹐虽然姐姐是国民党﹐但还是把姐姐当烈士﹐那时候反对战争也不分什么党派的。本来要给姐姐做个坟的﹐可是什么都没有﹐找不到姐姐的遗骨﹐就立了个雕塑。我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是很难过。这是我心里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原来在上海的时候﹐日本方面有个做情报的﹐叫花野吉平﹐很喜欢我姐姐﹐他们那时候都是四﹑五个人一起开会﹐没有机会单独相处。川岛芳子手下有个很厉害的女间谍﹐叫渡边的﹐喜欢花野﹐很嫉妒姐姐。姐姐牺牲以后﹐她就一直盯着我们家﹐不放过我们家﹐跟我们家捣乱。有一天我放学回家﹐发现两个男人跟踪我﹐我很害怕﹐就跳上有轨电车﹐跟司机说有人要绑票。那时候爱国的人很多﹐我在司机帮助下才逃掉跑回家。我也不懂为什么要绑票我﹐可能是跟我爸爸有关吧。
一门忠烈
后来珍珠港事件发生﹐租界也没有了﹐我爸爸就开始逃难了﹐在上海的朋友家里东躲西藏﹐都是我陪着﹐前后有一年多时间。
那时候我爸爸在上海给重庆做一件事﹐帮助过很多人﹐帮助他们逃难到重庆去。很可惜﹐我把爸爸的名册弄丢了。那个时候上海沦陷了﹐但租界还在﹐要逃难到重庆的那些人﹐先由爸爸写信﹐再去找杜月笙的表弟﹐叫朱文德的﹐我们叫朱伯伯﹐是在银行做事的﹐后来当了立法委员。从我爸爸那里拿了信以后﹐再到朱伯伯他那边去拿钱﹐再到重庆。因为逃难差不都是全家都过去﹐所以需要的钱很多。那些人拿了我爸爸写的信﹐到重庆去就可以安排做事情﹐有工作做。我爸爸在上海就管这个事﹐应该是爸爸与朱伯伯他们两个合作吧。后来爸爸身体实在不行了﹐病得很厉害﹐没办法就只好回家了。
回到家没几天﹐渡边就来了﹐带了三辆军用汽车。她跟我妈妈很客气地说﹐听说妳先生不舒服﹐我们请了很好的医生来看看他﹐是军队的医生。妈妈说﹐谢谢妳﹗那时大家都有假面具﹐表面都客客气气的。我记得爸爸原来躺着﹐后来坐起身﹐医生看了看﹐说不要紧﹐吃些补药﹐然后就走了。我就知道爸爸病得很严重﹐否则日本人肯定要带走爸爸的。爸爸后来不久就去世了。
爸爸去世也很特别。4月1号﹐妈妈到学校找我﹐让我赶快回家﹐我还以为日本人又来捣乱呢。她说爸爸算了一卦﹐说他要走了﹐他要归天了。我说﹕妈妈﹐今天是愚人节啊﹐爸爸在家里没事情太无聊﹐不要开玩笑。妈妈说﹐他很认真的﹐没有开玩笑。我听了赶紧跟妈妈回到家。那时小哥哥好像是住校。我们家很文明﹐家里什么话都摊开来说的。爸爸问我﹕妈妈有没有告诉妳﹖我回答说﹕妈妈告诉我了。爸爸说妳坐下。爸爸不叫我坐﹐我还不会坐下呢。爸爸的原话我不大记得了﹐大概意思是﹕一个人不是说父母生下来就下来的﹐生下来时都是背着一个包袱来的。就是说﹐人一生做好人﹐还是做坏人﹐在包袱里都有。好人都是会到这个地方去。他指了指天﹐上面有好多好多门﹐好人怎样都会到这个地方﹐我相信我做人还不错﹐我也会到这个地方去﹐妳们放心﹐不要替我担忧。我一听就傻了﹐那时候家里已经空了﹐本来还有朋友﹐因为日本人总来捣乱﹐也没什么人来我家了。我对爸爸说﹕妈妈是日本人﹐不懂中国规矩﹐我也不懂﹐（这后事）怎么办呢﹖爸爸说﹕这简单得很﹐我的朋友都是佛教的﹐妳去请教他们﹐他们会帮忙安排。我告诉妳日子﹐今天是4月1日﹐一直到7号是最凶的日子﹐我决定8号走。我听到以后赶快去找爸爸的好朋友﹐上海有名的小儿科医生﹐把事情跟他说了。徐伯伯过了一会儿到我家﹐跟爸爸说他在附近出诊﹐看过病人后顺便来看看爸爸。他帮爸爸把了把脉﹐聊了一会儿就走了。照规矩客人走﹐我们都要送到门口的﹐徐伯伯就对我说﹐看来妳爸爸拖不到那么久﹐也许是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我说不会的﹐爸爸说是8号。徐伯伯走了以后﹐我问爸爸应该做些什么﹖爸爸说﹐到5号﹐妳去找我的朋友﹐他们会来帮忙料理的。后来又交给我一个名单﹐说这上面都是去成都﹑重庆的人﹐让我把这个名单带到重庆去。那上面有70几个人名﹐很遗憾﹐这个名单后来我怎么也找不到了。
8号下午﹐爸爸开始吐血﹐一直吐。到了晚上﹐爸爸突然好了﹐不吐了。爸爸留着仁丹胡子﹐他让我帮忙修修。爸爸为了逗妈妈开心﹐我剪好后他开玩笑地对妈妈说﹕太太﹐这个小理发师还不错﹐要多给点小费。我当时还想﹐爸爸不像要走的样子嘛﹐如果朋友明天一早来念经﹐这不是骗人家嘛﹐多丢人。我哥哥这时也赶回家了。爸爸对妈妈说﹕跟妳夫妻30年﹐都是平平安安﹑愉愉快快的﹐妳是个好太太﹐我也不是个坏家伙﹐只有妳一个太太。因为那时好多人都有好几个太太﹐爸爸只有妈妈一个日本太太。妈妈说﹕是呀﹐我也不坏呀﹐对你忠诚了30年。爸爸说﹐不见得吧﹐妳不是事事对我忠实吧。就指了哥哥的小孩对妈妈说﹐妳告诉我说这是真如同学的孩子﹐这其实是海澄的孩子吧。因为那时候规定学生不能结婚﹐大哥海澄去重庆以前瞒着家里在上海偷偷结了婚。大哥去重庆以后﹐还曾经让我去问大嫂能不能去重庆。后来大嫂跟别人去了马来西亚﹐就把小孩交给我们家﹐妈妈怕爸爸生气﹐没有敢讲实话﹐只说这是我大姐真如同学的孩子﹐寄养在我家。其实爸爸早就知道﹐只是一直不说破。爸爸又跟我和妈妈说﹐妳们不要哭﹐我就要脱离苦海了。因为爸爸生病﹐又要东躲西藏的﹐其实很辛苦。第二天一清早﹐爸爸的朋友来家里念经﹐爸爸就这样走了﹐他走得很平静。
爸爸走以后第三天﹐妈妈告诉我她梦到爸爸了﹐说爸爸穿着和尚衣服﹐头上披着白纱﹐站在荷花上面﹐光着脚。过了两个礼拜﹐我放学以后﹐顺便去爸爸朋友家道谢﹐把妈妈的梦说了。爸爸的朋友告诉我﹐那不是荷花﹐应该是莲花﹐说坐缸有一定规矩﹐怎么是光着脚呢﹖让我去殡仪馆找懂佛的人再问问。结果我当天回家晚了。一回家﹐妈妈就埋怨我说﹐妳看妳真不孝顺﹐不早点回来﹐我刚刚又见到妳爸爸了﹐仍旧头披白纱﹐这次是坐在莲花上﹐可还是光着脚。我一听﹐马上找了个同学﹐陪我赶快冲到殡仪馆﹐因为天已经晚了﹐就快要戒严了。到了殡仪馆﹐人家问我﹐这么晚来这里﹐妳不怕鬼﹖我说我爸爸是菩萨﹐我不怕。他们就说﹐居士是不是原来在小礼堂﹐后来转到了大礼堂﹖因为当时我们家没钱﹐选在小礼堂﹐后来爸爸的朋友不同意﹐就转到了大礼堂。我赶急说对呀。他说小礼堂留下包东西。拿来一看是一包鞋。我当即就烧掉了﹐回去以后又买了一包也烧掉了。后来﹐妈妈就再也没做那样的梦了。爸爸还交待我们﹐过三年把他火葬﹐原来三年以后打完仗了﹗结果﹐我叔叔呀﹐好多亲戚都来了。爸爸都算好了。本来我是基督教学校﹐信奉耶稣﹐礼拜天要上教堂做礼拜﹐姐姐是天主教﹐讲圣母玛利亚。爸爸从来也不管﹐无所谓﹐那时候上海绑票很厉害﹐只要学校离家近﹐安全就好。
姐姐当时有个男朋友﹐叫王汉勋﹐江苏宜兴人。我们都认识﹐很熟﹐姐姐当时行动都有我嘛﹐好多时候都会带着我这个小尾巴。他们是在同学会上认识的。当时上海许多人中学在大同中学﹐大学就上了上海交大。大同中学是胡家三兄弟办的﹐很有名。大同中学校长胡敦复有一子二女﹐他家也住在万宜坊﹐王汉勋跟他儿子是朋友吧﹐具体什么关系我不太清楚﹐胡家小女儿胡福南﹐跟姐姐是同班同学﹐就这样大家一起参加同学会。那时候时兴同学之间轧朋友﹐结果把王汉勋拉给姐姐﹐这样大家就认识了。认识不久﹐王汉勋就去了重庆。后来﹐两个人都是靠通信联络。
王汉勋是空军﹐是空运队20大队大队长﹐管运输﹐运东西﹑运人﹐还有轰炸﹐都是大飞机﹐后来执行任务时牺牲了。我大哥哥海澄从日本回国以后﹐不久也去了重庆当空军。王汉勋的职位比我哥哥高好多﹐他是空军二期的﹐我大哥哥是11期的。
王汉勋个子高高的﹐人很漂亮。宋美龄那时候管空军﹐她出国去买飞机的时候﹐都是带上他去的。他有个好处﹐就是大飞机﹑小飞机都能开。外国人分得清得很﹐开大飞机的不能开小飞机﹐开小飞机的不能开大飞机。
爸爸去世以后﹐为了安全﹐妈妈让我逃难去重庆﹐投靠爸爸的朋友于右任。当时日本﹑中国的飞机轰炸很多﹐船很迟才到汉口﹐重庆政府安排接我们这些家属的人多等了两个星期﹐等不到就回去了。一起的人有些就回去了﹐我不肯就这样回去。当时疟疾很严重﹐我把身上带的金鸡纳膏都给了村长﹐说找游击队走。一路经湖南湘潭﹑长沙﹐身上带的钱都用光了﹐后来我也得了疟疾﹐路上很苦﹐耽搁了很长时间﹐辗转经桂林到了四川。我到重庆以后﹐找到了有关系的人来接我﹐才知道大哥已经牺牲了。哥哥的同学告诉我﹐哥哥一直很担心我﹐执行任务前还说﹐妹妹出来80多天了﹐还没到﹐不知怎样了。我很恼﹐没有能见到大哥一面﹐就差四天。如果我能够早一点到﹐就好了。
到重庆以后﹐我在成都见到了王汉勋﹐现在想起来还很难过。那时候在打仗﹐讯息很不通畅﹐尤其是他在成都空军﹐整天在上面飞来飞去﹐也不太经常看报﹐所以他并不知道姐姐牺牲了。我告诉他姐姐不在了﹐他也不相信﹐以为我们在说假话骗他。见到我以后﹐他很伤心﹐掉眼泪了﹐问我是不是姐姐在上海跟别人结婚了﹐说我晓得妳姐姐很漂亮﹐上海有很多人追她﹐她怎么可能等我这么长时间﹐况且我待在这个地方﹐像个乡巴佬一样。他一直没有忘记姐姐。那时候给他介绍女朋友的人很多﹐可有一样﹐他请人家吃饭时说﹕唉呀﹐妳吃这么多饭吶﹐我从前的女朋友﹐吃饭吃的少得很﹗每次出国﹐他都买了好多东西﹐都是给我姐姐的东西﹐衣服呀什么的﹐那时交通不方便﹐没法带到上海﹐就都存在他一个同学叫毛瀛初的家里。当时他还想让我住到这个同学家里﹐方便照顾我。我后来被于右任老先生安排住在张大千在成都的房子里。他执行任务牺牲前几天﹐还捎信给我﹕听说妳要结婚了﹐我让人带个毯子和无线电﹐是送妳的结婚礼物。结果再也没见到他﹐当然东西也没有收到。
媒体炒作
其实关于姐姐﹑哥哥牺牲的事情﹐过去我们在家几乎从来都不提﹐大家也不说﹐如常过日子﹐也没有找过政府。关于姐姐的事情﹐现在出来的书啊文章什么的﹐有好多根本是在乱编﹐编故事﹐他们说我姐姐要绑票日本首相的儿子﹐妳说他是他爸爸派来的﹐帮忙中国人的﹑反战的﹐我姐姐绑票他有什么用﹖这不是胡说八道嘛﹖其实很多小说﹑文章都是在编故事﹐实在是很幼稚。还有﹐说姐姐有屋子﹐姐姐哪里有屋子﹐根本不可能的﹐我们每天到时候一定要回家。
前段时间有很多人来找我﹐有日本人﹑中国人﹐找到我家里问我﹐像妳看这个就是上海《一个女间谍》那个写小说的﹐叫许洪新写来的﹐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家里的事﹐就是姐姐的事﹐爸爸的事﹑妈妈的事﹐他根本不知道情况﹐否则不会写这样的信﹐让我介绍下列什么什么人的情况﹐让我详细告诉他。我是告诉他一点点﹐但写出来好多都不对。把我气的呀﹐我都骂我上海的侄子﹐也就是我大哥的孩子﹐姐姐发生事情的时候﹐他才两岁﹐话都不太会讲﹐知道什么事情呀﹗结果两个人（侄子郑国基和许洪新）做了好朋友了﹐在一起胡乱编﹐一下子说姐姐跟汉奸说﹕到我们家里来坐一坐﹔一下子说姐姐在跳舞厅门口等他们。跳舞厅﹐我们家里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简直莫名其妙嘛﹗其实我这个侄子很爱国﹐亲自到重庆﹑南京的空军烈士公墓的石碑去找大哥 — 也就是他父亲的名字﹐可是却把我姐姐弄得四不像﹐就好像从前小说里的女间谍一样﹐开玩笑﹐我们家里那么古板﹐怎么可能。还有﹐我们家与周围邻居的关系很好﹐他们出的那本书里说邻居们拿石头扔我妈妈﹐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我很气我上海的侄子﹐不知道就不要乱编嘛。
还有这本书里照片也修的四不像﹐把姐姐描的一塌糊涂﹐哪里有这种笑话﹐画得像什么样子﹖根本就不像了。哪有一个人的嘴像鸟的嘴一样﹐突出来的﹖不提了﹗姐姐个子很高﹐五呎六吋﹐照相的时候总是人有点缩起来。还有﹐那时照相穿的衣服都很特别﹐是当女嫔相穿的﹐特殊场合才穿﹐平时生活中都不是这样的。
李安的电影我没有看过﹐也不感兴趣。听说他请人吃饭﹐来了好多记者﹐可能是记者多事吧﹐说李安想见我。我没有理他﹐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什么话可谈。那时候我就开了一个记者会﹐我在记者会上没说什么﹐我也没骂人﹐也没说什么﹐就发了一个声明﹐只是说我很气愤。我就是表白一下﹐电影不真实。后来好多记者来过﹐还有香港的凤凰卫视。那时候我请了一个律师﹐姓方﹐后来才知道请错了﹐原来他跟李安他们都熟得不得了﹐糟糕的很。后来我就给了他一点钱﹐就算了。他就写了这么一封律师信﹐就在报纸上一登﹐有什么用﹖
妳看这个是日本人写的东西﹐我觉得很有意思﹐写我妈妈的身世。有人在日本拍了一个电视片﹐他们到我家里﹐跟我谈过一点点﹐我反对了﹐说里面的衣服也不对﹐时间也不对﹐讲话的态度也不对﹐你们拍电视一定要经过我本人同意。结果片子拍出来后也没有给我看。有朋友看到了﹐告诉我的﹐那时候我有好多情报来源。
我们家里的家教很严﹐父亲管我们管得很严﹐尤其对姐姐﹐我们每天到时候一定回家﹐姐姐根本不可能在外过夜﹐哪里会在外面自己有房子﹖他们说姐姐带着枪去76号自首﹐那也不对。姐姐是从家里去自首的﹐我们家根本不可能有枪的。再说姐姐怎么可能带着枪去﹐那还不一下子被搜出来呀﹖有许多话﹐他们怎么可以乱写﹖很幼稚﹐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还有的说姐姐让姓丁的到家里来坐坐﹐准备在家里进行暗杀﹐我们家里面有老﹑有小﹐这么多口人﹐妳说这可能吗﹖怎么搞行动﹐不是很可笑的事情﹖根本不符合事实嘛。有许多话很可笑﹐说姐姐在跳舞厅门口等﹐要找机会认识丁默邨﹐姐姐怎么可能这么做﹖首先跳舞厅﹐说起来在我们家都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根本扯不上关系﹔还有姐姐确实很漂亮﹐她守在那里﹐人家一下子就会注意到﹐所以说真是很幼稚﹐怎么可能呢﹗
因为妈妈是日本人﹐还有表舅的关系﹐我们家跟很多高尚日本人关系都很好﹐姐姐也跟很多高级的日本人都有来往﹐很熟悉的﹐经常参加他们的聚会。她要搜集情报﹐根本不需要去找汉奸。所以说那些书呀什么的﹐根本是在瞎编。再有﹐就是一般有活动﹐姐姐也都会带着“小尾巴”﹐或者我﹐或者小哥哥。我那时还小﹐去应酬不是带我﹐多数是小哥哥跟着。我有时会被带去参加那些反战日本人的会议。他们有一个办公室﹐很大的旅馆里﹐租了一层﹐几间屋子。我一般都是在外面﹐有桌子﹑茶几什么的﹐上面有些吃的﹑喝的东西﹐政治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懂了。
那时爸爸和姐姐做事应该是分开的﹐爸爸有段时间很不高兴我姐姐﹐回到家里看到姐姐﹐我总是感觉他心里有什么特别的情绪。可能是爸爸不知道姐姐做的事﹐肯定是有朋友在外面看到了﹐回来讲给爸爸听﹐说你家小姐经常跟日本人在一起﹐怎样怎样的……。后来郁华给打死以后﹐姐姐就跟爸爸公开了她做的事﹐两人的关系就好了。每天早上爸爸要上班去﹐经常会说﹕“我要去上班了﹐有没有人有什么事要我办呀﹖有没有信要去寄呀﹖”姐姐就说﹕“爸爸﹐……”爸爸就笑眯眯地说﹕“又是妳呀﹗那拿来吧。”这说明他同意姐姐和王汉勋的关系了﹐他认可他们俩交朋友的关系了。所以说起来﹐我们家里是很快乐﹑很幽默﹑很不错的家庭。像电影﹑小说里说的那些﹐好多都不是真实的。
还有一样不好的事情﹐就是人家认为做间谍就都是浪漫得很﹐总是怎么怎么样﹐姐姐又很漂亮﹐做这种事﹐就是利用这个啦﹐其实不是这样的。想想真是太过分了﹗太气愤了﹗唉﹐姐姐也真是……当然姐姐漂亮﹐有人喜欢她是另外一件事。被人喜欢很普通﹐我们也可能会有人喜欢嘛。
其实日本人还是很敬重我姐姐的﹐很尊敬我们家﹐特别是那些反对战争的日本人﹐如果不尊敬﹐事后就不会与我们再来往了。我还记得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天﹐有个日本人打电话来我家﹐那段时间家里的电话都是妈妈接﹐他们讲日文﹐意思让爸爸赶紧逃走。我妈妈问为什么要爸爸逃走﹐那边就说日本人要进租界了﹐会对你们不利。妈妈问为什么要告诉我们﹐那边说因为我们钦佩爱国的人。
姐姐后来也救过共产党。我记得有一个女的﹐是福建人﹐带个孩子来﹐胖胖的﹐让姐姐帮忙救她丈夫﹐因为我父亲在法院有一定生杀权。姐姐帮她找了一个律师﹐教他写一份悔过书﹐后来救出去﹐送到内地去了。还有其它的我就不记得了﹐只是因为她常常到家里来找姐姐﹐带个孩子﹐所以我记得。
本来想要出本书的﹐是中文﹐计划在美国出﹐有两个朋友帮我整理材料﹐因为我太生气﹐前段时间一直生病﹐也就给耽搁下来了。我也是想不开的人﹐想到从前的事情﹐心里觉得太冤枉﹐想到爱国爱到我们家这样﹐哥哥﹑姐姐﹑爸爸﹑妈妈﹐还有姐姐的男朋友﹐最后被人家随便拿来这样乱写﹐真是太冤枉了。唉﹐风风雨雨总是有很多事情﹐不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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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民政府文官处公函﹕〈准中央抚恤委员会36年11月4日抚字第1818号函请转陈明令褒扬郑钺同志一案经陈奉〉﹐复印件。引文中标点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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