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附逆张爱玲

潘明光：汉奸附逆张爱玲

原文：http://hi.baidu.com/dehoutang/blog/item/4902960e5b6a5ce6aa64572e.html

原籍河北丰润，1920年9月出生于上海的附逆妓人张爱玲，笔名梁京，祖父为张佩伦，祖母李菊耦是慈禧心腹中堂李鸿章之女。张氏很小就表现出能编故事的才能，在20世纪40年代日本统治时的上海，张爱玲确实是生活在“天空任鸟飞，深海凭鱼游”的天堂环境里，那个如日中天的张氏真是才思敏捷，神笔信手拈来，出口便能成章，作品一动笔就一箩筐一箩筐地迅速倾泻出来，并且都是当时响当当的抢手货，并以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响噪于附逆妓坛。1943 年风骚正茂的张爱玲，与汪精卫伪政府汉奸文人并已婚的胡兰成相恋并于1944年结婚，后却因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并导致胡兰成的隐姓出走，加之胡享有才高貌帅且风流的本钱又与别人成婚，张氏1947年不得不悲伤地离开目心中唯一致死不忘的“白马王子”。同名小说经李安改编后拍摄的电影《色戒》，反映的就是其与胡兰成经历的那段回光返照的特色恋情。张氏在新中国建立不久后因适应不了新社会环境，不久离开大陆先到香港后去美国也曾去过台湾，再次通过创造心灵之风骚，抒发和书写辉煌附逆妓人之人生情节。终其一生通过文学映照自己妓人风流的张氏，并没有获得和享受到多少妓人的真实快感与快乐，而只能是仰望星空地把附逆的妓人理念，化作一篇篇的“小说”而公之于世。梦想一生风流快活终极，盼望娱乐性死的张氏，却于75岁时孤独地不知为何，身边竟无一人孤独地在1995 年的美国，变成孤魂野鬼悄然地死去。有人曾对张氏作出这样的评价——无病呻吟的杰出代表与典型的婊子类先锋作家，这大抵是中肯和入木三分的正确判决。张爱玲因其有着封建高官加卖国高级才能李鸿章和张佩伦的高贵复合血统，加之生活并成长于历史变动和变革的年代，身处的是独特的地缘环境(上海—香港一美国)，在汉奸当道并兴旺发达的环境里，张氏由此演化成了其特有附逆婊子情节，铸就了固有的汉奸世界观和方法论，更转化成了典型的中国文化史上倡导“皇道文学”式的妓技人物。张爱玲所张扬的附逆妓人精神，主要通过其典型作品的散文集《流言》、散文小说合集《张看》、中短篇小说集《传奇》、长篇小说《倾城之恋》、《半生缘》、《赤地之恋》等彰显出来，说其属于文化垃圾可能言语有些过重，说其为优秀作品却终归只能归于民族败类的海市蜃楼。

20世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突然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张爱玲热”，其历史性“热”的成因是值得考究的，其“热”表面现象所隐藏的政治内涵很值得深思。说白一点那是一种有着特定社会诱导精神，彰显着特殊诱惑价值的文化现象。张氏作品精神中的怡然自得“俗”引导的正是一种疯狂的“个人主义”，其催生的正是不需要什么是非曲直的时髦的兽性化人性欣喜。张爱玲作品的文本话语样式，以华丽铺张的兽欲散发着的故事性，虽然填补了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妓人普遍性缺席的局面，以极端的个人欲求文化符号和姿态，打造和催生了当下权贵们最大程度与欲望相契合的生活方式，以华丽苍凉的文本和诡谲、灵异而优雅的文字，满足了当下某类人在紧张、焦躁、黯淡精神生活极度空虚的乌托向往，展示的是对海市蜃楼式的“美丽情感”咀嚼和天边彩虹式的憧憬。张爱玲的故事情节天生地是腾飞着的急求配偶的妓艺蝴蝶，但表面上看与“主义”好像不沾边，但实质上却与诸多的“主义”紧密挂钩，尤其是个人主义和及时行乐的思想，附逆主义和妓艺思维始终占居着绝对的上风。张爱玲的思想和作品能够在中国大陆重新走红吃香，完全是根源于妓艺主义思潮，重新变成了时下精英社会的主导，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发展前景状态的立场，最常见的就是把“个人主义”转化作别无他途“自私普世”的代名词，再经过加工装饰和“衍生变形”，促成内涵庸俗的及时行乐的生存价值哲学，再经过精心推演为社会精英们强行私有化强抢的狂潮，来实现其故有的娱乐致死的理想。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精英们所强行推导的个人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理想虚无、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金钱至上主义和附逆艺妓主义等等，能够在“社会主义”当代中的普及乃至泛滥，这不仅与文化和文学等文坛中甚嚣尘上的艺妓提倡，张扬附逆有功有着特殊的正相关关系；更与权贵们在社会中强抢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己有化的推行，快速簇拥出统治社会的封资修的产生直接性的链接。在张爱玲思想、精神和理念的再度热销，其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泛滥成灾的后面，正是权贵们打造强抢暴富市场潮流的今朝有酒今朝醉，以及掳掠暴富后性乐致死化的具体诉求，这些鸳鸯蝴蝶风格和附逆艺妓性的特定倾向，恰恰是资产阶级化和准资产阶级化人物们，所推崇和所欲求的终极消费产品。

（一）汉奸辉煌时代背景拥造了张氏的昙花一现

张爱玲通过行为模式及其心声打造出来的一幕幕人生喜剧，通过“自我发展”的文学形式轨迹来彰显和印证的，使自己抒发成了特定朝代并得到充分大写式的历史人物。张氏在解放前日寇占领上海时，由于与傍上了著名汉奸的大款，不仅自身价格格外走俏起来，而且更打造出和完成了出名的不朽之作，更由此一度地噪红成了十分著名的大文人。当抗战胜利后汉奸走向衰落后，张氏的名声也随之变微，特别是中国大陆解放以后汉奸变成了“地下工”，张氏在大陆的名声更是几乎达到销声匿迹。但随着“改开搞”的兴起，各种形式的汉奸又扶摇直上地窜红并成为了走俏的飞黄腾达品，这个被埋没了60余年的挥发汉奸情节和张扬汉奸光辉形象的代表人物，也随着形势的需要汹涌地喷薄而出，重新变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并以当代汉奸的辉煌映照着“文学史”的被重写。纵观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兴衰存亡，与各式汉奸在中国高层是否当道和能否走红结下了不解之缘。张爱玲的作品和其所代表的人物形象，能否登上历史舞台并吃香喝辣，始终与汉奸是否当道、能否窜红分不开，这既是张氏在中国大陆形成大起大落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构建起了汉奸荣张氏兴，汉奸落张氏衰的历史大格局，——汉奸的兴旺发达的关键时期，也就是张氏形象及其作品辉煌的历史真实时代。

1.日伪天下催生张氏附逆文学的出名获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先后侵占了中国的许多地区，此时的大上海自然也在此列。日军和用日元扶持出来的汪伪政权，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控制和影响民众，积极主张并试图通过文学来征服，或者说是培植汉奸式的文化内容来训化出更多的顺民。由此出现了由时下的统治者日本人一手出面策划的，一些附逆作家更依仗敌伪政权做后台，筹办出了一批所谓的文艺刊物，或在报纸上开辟副刊专门登载附逆式文化的内容和作品。在日本人统治的特殊大历史背景下，敌伪政权截断了中国正常文学生产的渠道，绝大多数有正义感的优秀作家或到到解放区，或到大后方继续从事文学和文化工作，或被迫留在沦陷区的也忙于做地下工作，更多的是选择了隐居不公开发表什么言论以示抗议。此时的大上海造就了难于产生中国文化和文学环境的“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状况，——中国文化、文学生存真空和发展荒漠的背景下，却历史吊诡地成就了张爱玲之流才华的发挥。在日本人统治下的社会环境里，确实有极少数民族败类认为上海将会永久地归属于日本天皇了，于是或直接投降日本转换成“皇族”，或依附敌伪政权为虎作胀，演义出了一幕幕背叛中华民族、毁损抗日的历史性闹剧。对这类人直接投奔或间接投靠外国侵略势力的走狗，人们一般地就称之为中华民族之中的“汉奸”。在这些甚嚣尘上的附逆作家中，各人都扮演着各自特定角色，使尽各人的浑身解数大肆进行表演，有的是任职于日寇政权部门充当帮凶，有的是充任汪伪政权重要的职务，有的是在敌伪政权下担任效劳报章、杂志的编辑，有的是在敌伪的报章和杂志上大量发表附逆文章，有的是在敌伪掌控书局任经理等职务，有的是在敌伪书局出版符合主子的赞美书籍，有的是运用小说积极进行打造服务于敌伪消解人民斗志的文化传销活动。日本人在1943至1945年对上海的统治，这既是张爱玲之流罂粟花能够迅速地绽放的肥沃土壤，也是腐朽文化和附逆文人能够才华尽显并实现红极一时的适宜气候。

张爱玲在文坛上能够勇敢地“出名”，并且把多数作品不知羞耻地发表在敌伪的报刊上，据说其“最初的小说大多发迹在汉奸的‘兴亚建国系’报刊上，并为他们所捧红”而张氏的作品却在一片肃杀中异军突起地“一枝独秀”，如果是正派作家会这样做献媚日伪的事，正派作品“天皇和地皇”能够让你发表出来吗？当然日伪也需要装点“文坛繁荣昌盛”的门面，再者也要让当时那些还有条件醉生梦死，或正准备浑浑噩噩地为金钱奋斗到底，或为性欲无法释放的读者“享受”一下空虚的精神生活。当时张氏发表小说的黄金时间也就是短短的两年，其数量大体也就是寥寥几十个短篇，其影响和作用决不像“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后来“张迷”们说的那样“有能耐”。当然，张爱玲绝非是一般的等闲之辈，其能够在当时日本人统治的大上海，经过胡兰成的“一炮”窜红起来，应该说是具有着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张氏特殊的个体能耐分不开。说张氏特殊的个人能耐，就是张爱玲本人恰到好处地适应并利用了当时有利的时势，使自身固有的所谓文学才华才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其时的社会人文环境，就是由日寇统治而创造的由汪伪汉奸当道的附逆背景，也正是特殊的上海附逆氛围时势的造就了张氏这类顺势卖乖的“英雄”。在日寇统治下的张爱铃所制造出来的作品，主要的是表现今朝有酒储醉、时下有情就尽性乐的主流，但也不乏公开地歌颂日本的言论，诸如在其《双声》一文中就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而夸赞“日本的文明”这话的当时，正是日军天天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辉煌时期。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夜的1944年，国民党在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且一溃千里，张爱铃当然要在日寇在占领区加紧搜刮“战略物资”时正义性，更要探究心思地在劳动大众连吃一口米饭都将可能被当作“经济犯”处决的现实中倾泄一通盛世情感，而一心一意注重的无非是在小说集《传奇》再版序言中倾诉的：“呵，出名要趁早啊！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张氏除了热望的出名和急切的享受快乐之外，更关心的是还有与政治文化汉奸胡兰成以及护士小周的三角情斗。其间恰如生活在天堂里的张爱玲，吃饭喝足之后无所事事，俨然表现出的是恰如一头发情高涨期急寻交配妙龄母猪的疯狂，当发现了官大才横貌佳的胡兰成这头伟岸公猪时，那已经流淌着几尺长的浓涎化为了忘我的冲动，时时盼望着与之交配成功而实现永久性的销魂。而这个在张氏心中十分地伟岸和完美的“配兽”，恰恰就是汪精卫汉奸集团开始组阁时的“十一人”之一，在南京汪伪政权中作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汪氏在《中华日报》上创作并发表的许多卖国社论，多出自胡氏的亲笔或作操刀之手，诸如什么卖国的“三演讲”，以及后来几次对日的重要献媚宣言，都离不开胡氏的重要参与及鼎力助产。就是这么个在日本投降时，还向日本政府出计——不投降，打下去；献策要日本将搜刮的金银秘密保存，以谋东山再起的胡兰成，张爱玲的夜夜春情却专门为胡氏所发，其兽欲也是专门为胡而准备的，张氏在赠给胡的照片背面写上的内容，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由此可以看出，胡兰成在其心目中是多么地伟大，多么地值得倾心爱恋！

在日冠实施统治下只有当汉奸才能十分吃香的上海滩，张氏倾心并钟爱于胡兰成，其实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而恰恰是一件顺理成章之能事，其深层说明的也恰恰是其特有的精神品质和人格诉求，获得的是展示自身兽欲的园地和真正表演的舞台。在熟谙如何向上爬高贵血统中摸爬出来的张爱玲，理所当然地知道要实现并永远维持高高在上的境地上，那就是横下心来走捷径依附胡兰成这个已经成功的大腕，就可以立马把自己的个体生活幸福地提升上好几个层阶。张氏心里当然十分地清楚，只要自己有福可享有利可图，什么人间正义，什么国家的命运，什么民族前途，统统都不过是自己通向获得利益和名誉道上的铺路石。但采用何种方法和采取什么手段来达到自己目的呢？那是自己的个人私事别人管不着，也无权来过问，自己想做就是应该的，也是自然的和合情、合理、合法的，更是“顺应天理和人性”的事情。娴熟机遇到来就要向上爬此道的张爱玲，当然知道傍上超级胡氏这头种兽的后果可怕，靠卖国贼可能带来的悲哀，当汉奸走狗在社会上的可耻，但只要对自己出利、出名、出地位并能过上人上人生活，有什么路不可以走，有什么机遇不可以利用呢？加之自己的父辈、祖辈不就是轻车熟路地成功走过来并当上了顶级大官吗，自己再走走又有何不可呢？再则，通过自己的奋斗既可以迅速地飞黄腾达并实现光辉的梦想，而且还可以尽情地创新风流方式再通过自己文学的笔述录出来，既可以卖大价钱又可以出大名出高贵社会地位的大效益。众多的人说要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承担什么义务，那是讲的人自己的事与我张氏无关，我只对我自己的快乐、出名和能否实现销魂负责。虽然张爱玲没有公开出任什么具体汉奸职务，也没有获得“大日本帝国天皇”封给的什么具体称号，但却能在特殊的环境里走出来的特殊出名、出利、出销魂的成功道路，靠经常出入于汪伪政权三号汉奸周佛海的公馆，靠经过傍大款取到的能在上海汉奸小报上发表喁喁情话权利，靠在社会上极力地鼓噪“顺民文学”和“皇民文学”的能耐，确实打造出了一道又一道汉奸文化的亮丽风景线，不断地为日寇暴虐统治装点门面和粉饰太平而摇旗呐喊，为汉奸当道走红和正当性而鸣锣开道。张氏和胡氏在上海“比翼双飞”的结合和走红，的确为“天皇”树立起了当汉奸和搞附逆文化可值得效法的辉煌榜样。

在文化领域内附敌附伪的文人形形色色，这些人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通过舞文弄墨充当日寇侵华的急先锋，有的在敌伪的报刊上十分活跃地大量发表日寇入侵带来的太平和盛世类的文章，有的通过不同的渠道采取办报纸、出杂志、开书局的方式，有的全盘服从并服务于鼓吹日本统治是开创“皇道乐土”，有的为敌伪政权和政治统治合法化提供专门的特色服务，此类代表的作家北方有周作人南方有陈彬和及胡兰成，这类人是把日本的天皇为自己的当今皇上，其所作所为和反应的都是 “奉天皇之命”的“遵命文化”。另一类是以张爱玲和苏青为代表的附逆文人也不甘寂寞，口口声声宣称不谈政治只谈风月，或通过专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所谓日常生活，或通过论述所谓人性之善恶和标榜所谓的人性，或抒发无病呻吟的情感甚至推销色情文学，或大谈风花雪月中的轶事秘闻或说茶经花道、谈狐鬼神仙，这类人表面上看好像都是所谓生活中的性情之人，而实质上却是为麻痹中国人的抗日斗志而不懈地努力着和奋斗着，骨子里充满的正是侵略者所需求的“皇民文学”。形形色色的附敌文化和附逆文化，其真正推销并要求每个中国人接受的理念及精神是：无论是外国的那一个国家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只要是为了自己的生存舒适与前途发达的需要，一切附逆和送爽的言语行为浩劫，都是合理的、合法的、必要的、必须的，而且只要可能既可以在沦陷区报刊上发表新主子急需的作品而达到出名获利，根本就没有必要去问政治只需写主子需要的日常生活与男欢女爱，抒发感情中一定要注明是因为有了外族的善举才使自己过上了美好日子，再则如果主子有条件来编什么文化和文学大系时候，说不定还会收到自己变成著名作家的效果，入选的作品很可能会在社会上流芳百世呢！

在小日本统治下的大上海的三年中，既可以说是张爱玲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产生情调最美妙的年代，也可以说是一生中春情产生最充足、文学激情最能迸发的时期，更可以说是一生中笑声最烂漫、获得情感最满足的时代。那张爱玲在这个美妙的时期，具体做了些什么又写了些什么东西，表现了些什么样的人格魅力，张扬了些什么社会人文精神呢？中国人评论特定历史的文化现象，历来都有着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既谈文又论人，既谈史又论道，既讲历史背景更注重时代精神，从而把“人”、“文”、“道”、“神”有机地统一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全面的人文评判。对于在20世纪40年代的张氏与胡氏的上海社交，再次轮回地上演了中国遇到强大外族侵略时汉奸必然当道的历史，这种在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时，一部分人总要展示一下资敌的能力，显示一下助奸销魂显名的水平，显露一下借道外敌迅速暴富的能耐，而且是只要对自己有一点利可图，就决不含糊、态度鲜明、立场坚定地，干起了助敌附逆的罪恶勾当。深入分析和评判张爱玲在日本统治下的上海时期，与胡氏并驾齐驱地窜红的缘由，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日本人及其汉奸的统治，为张氏展示附逆文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天地，为张氏贩卖附逆文化精神打造出了深厚的人文环境；而张氏和胡氏在上海特殊的环境氛围中的窜红和吃香，并且还有机地结合媾和成一个整体，过上两相宜、两销魂的生活，为张氏的文学激发提供了动力和可写的真实素材；而张氏的出名与作品的大量涌现，这只不过是附逆文痞们狼狈为奸相拥、相勾结，顺水推舟地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真实，信手地拈就成文学的真实的转化成了丰硕成果，反映出来的恰恰是汉奸的辉煌历史。

在日寇和汉奸统治下的三年上海，时尚著名的张爱玲确实是天天快乐得飘飘欲仙，才华横溢得多么地精神抖擞能产和善产。其一方面是张爱玲在这三年中，尽情地享受着日本皇军的保护和簇拥下带来的精神畅快，不仅通过自己高超的附逆水平获得了展示自己文学才华的阵地，同时也获得了广交同类“朋友”的广泛天地；不仅充分地获得了充分展示自己享乐主义的优厚条件，更获得了能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小市民的社会资本；不仅获得了自己在作品和文章里人情练达地同 “读者”拉家常的前提条件，更获得了能故弄虚弦地隐藏自己的真面目与别人保持着神秘距离的环境。另一方面是张氏在黄金的三年中，作品是爆炸性腾空而出，1943年的张氏不仅在“紫罗兰”杂志连载中篇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在“杂志”月刊刊载《茉莉香片》、《到底是上海人》、《倾城之恋》、《金锁记》，在“万象”月刊上刊载《心经》、《琉璃瓦》，而且还在“天地”月刊上刊载《散戏》、《封锁》、《公寓生活记趣》，在“古今”月刊上刊载《洋人看京戏及其他》、《更衣记》；1944年的张爱玲在“万象”月刊上连载长篇小说《连环套》，在“杂志”月刊上刊载《红玫瑰与白玫瑰》、《殷宝滟送花楼会》、《论写作》、《有女同车》、《走!走到楼上去!》、《说胡萝卜》、《诗与胡说》、《写什么》、《忘不了的画》、《等》、《年轻的时候》、《花凋》、《爱》等等，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传奇》也由杂志月刊社出版，在“天地”杂志上刊载了《童言无忌》、《造人》、《打人》、《私语》、《中国人的宗教》、《谈跳舞》、《道路以目》、《烬馀录》、《谈女人》，在“小天地”杂志刊载《散戏》、《炎樱语录》、在“苦竹”月刊上刊载《谈音乐》、《自己的文章》、《桂花蒸阿小悲秋》等等。就是到了进入黄金时代尾声的1945年，张氏也同样还有着在“杂志”月刊上连载《创世纪》、《姑姑语录》、《留情》、《苏青张爱玲对谈记》、《吉利》、《浪子与善女人》，在译作“小天地”月刊上刊载《气短情长及其他》、“天地”月刊上刊载《卷首玉照及其他》、《双声》、《我看苏青》，话剧《倾城之恋》在上海公演等等的记录，但美好光景却变成了黄昏中的昨日黄花。再一方面是张爱玲在这耀眼三年的生活中过得多么地滋润腾达，所处的社会地位也是如日中天，不仅自己穿的衣服要全由自己亲手设计，且这些服装在当时无论是样式还是颜色都显得十分地特别；不仅所作所为成了当时上海报纸和圈内党友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且还成为了“丛林法则”中光彩夺目的文化明星；不仅结识并加深了与周瘦鹃、柯灵、苏青、胡兰成等人的交往，而且获得了与已经二婚过的大官人兼文豪胡兰成的社交，最终还优胜劣汰地夺取了身心并变成了比翼齐飞的夫妇。

2.张爱玲所张扬的正是汉奸精神和附逆底蕴。

历史地研究一个社会生活中的现实人物，不得不探讨其为人处世所坚持的哲学理念，也要分析其所处自己时代的背景，更要看其在特定的背景下特殊的所作所为。而张爱玲所创造的历史性腾达，与其日伪政要胡兰成在上海推行“皇道乐土”，并同汉奸恋爱结婚结成了江河同流类的关系。文学的价值取向总是关乎着民族与民生，关乎着国家的命运与大的善恶是非，而张氏以高超的麻痹亡国奴之心态，而诱使中国人忘记伤痛做个“黄道乐土”中的大大顺民，从而靠顺利地登上了做上等人过上等生活的成功之路，当然不会得到有正义感的支持。傅雷当年就对张爱玲的创作有过中肯的批评，郑振铎也曾托柯灵劝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海晏清再印行”，这些要阻断张氏重新迅速回到上等人地位和享受上等生活的说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断然拒绝。张氏最好的回答就是“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正是张氏能够在当今中上流再度辉煌，并成为暴富人群流行的人生经典名言。作为另辟溪径走出功成名就道路的张爱玲，又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的呢？其答案还是成就过张爱玲的柯灵说得好：“偌大的文坛，哪个阶段都安放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腾达鼎盛的时期只有两年(1943—1944年)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过了这村，没有那店’”。张氏这个清朝善爬并获得高官的重外孙女，凭借着流有李鸿章祖父顺杆的高贵血脉，融合着张佩伦“聪明智慧”与欧式化母亲的底蕴，溶铸成了张氏这个天生要做人上人的特殊结晶产物。作为生长在中国社会高端家庭的后代，又受着异质文化武装的‘混血儿’张爱玲，虽然“生不逢时”却“长在盛时”，天然就处在挑战和机遇多端的时代，那种天生的与封建贵族“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维情结，在政界汉奸当道而张氏文人得道的环境里，发挥了其天才型借助恶男怨女缠绵悱恻、悲欢离合的婚恋纠葛的情感抒展，倾泻出无限幽怨留恋交织成的复杂的情愫，融汇成了一部部日本统治下就是好的“心得体会”和风流韵史。张氏在“皇军”天下的国度里，为了配合日本人推行稳定中国人心的目标，采取靡靡的“浅唱低吟”手法，把沦陷区的文学顺水推舟地训化成清一色的顺民文学和文化，把上海演化成了一个可以任人纵情的大酒吧，以便更好地实现如胡适之所说的配合刺刀“征服中国人的心”。且张氏这样做，既可以充分地放纵自己情欲并尽情享受销魂的风流，又可以发挥自己的天然才华和抒展自身的精神，把所作所为的韵事变成风流销魂情节变成技能教给别人，这既能让自己的生活大大的丰富和快活起来，而且又能让自己快快的在上海滩上出人头地变成名流，更能得到“天皇”大笔的经济资助作为犒劳赏金，从而稳固甚至是永远地过着高贵的花天酒地的人上人生活。

就当时日本人统治的上海环境来说，日本人所需要的价值那就是不宣传抗日、不提倡反日，如果能够帮一下忙或帮一淌闲那就更好。而就一个正直的中国人来说，特别在全民抗战的形势下，众多的人抛妻别子投身抗日，众多的作家或投笔从戎或刷标语写快板鼓舞士气，众多的青衣花旦蓄了胡须不为日本人载歌载舞，而张爱玲却抓住了这个天赐的良机，只争朝夕乘势向附逆文坛急速窜红。张爱玲并非如众张迷所愿，眼里不见家国，心中唯有艺术，而是权衡了利弊得失，打定了“出名要早”的主意，自己先登上人上人的宝座是明智，至于国家或大家的利益，先一边歇着去吧。她有句话说得极为凶险：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毁灭了，成就了一段恋情。这种极端个人利益至上，没有哪个月白风清的社会可以容忍，更别说一个月黑风高，就算齐心协力、同舟共济都未必能抵达彼岸的苦难民族了。如果日本人最终赢了，那张爱玲与胡兰成就可以是“先知先觉先行者”，更有理由笑傲抗战者们的迂腐甚至愚蠢。可惜日本人最终还是“无条件”地输了，汉奸和婊妓们既做不成 “三先”的代表，也只好地地道道地变成了丧家犬和落水狗。不过就在“女汉奸”、“女意奸”髡首裸奔于街头巷尾的时候，中国内战又起，国民党统治区放松了对卖国获荣分子的法律追剿，使其中不少人又摇身成为时代的红人。虽然各式汉奸和婊妓们没有进入法网，但在正义的道德上和社会的地位上，依然是过街老鼠并苦捱过着昼伏夜出的黑暗日子。胡兰成在台湾被揭露而再窜日本，成为了茫茫逃命的丧家犬鼠；张爱玲在大陆也极不光彩，既没有什么大作能再问世，也没有什么精神产品在市场上能够获得营销。张氏与胡氏之流用全部身心投入到“日本天皇”打造的竞争丛林中，尽力地拼搏和争夺自己效忠天皇的妓技领地，孰料人类历史诡也，如日中天的大日本转眼突然地无条件投降，致使张胡二人这些展示妓技“豪杰”和附逆威风，乃至发展的前途荡然无存，丧失了赌徒皈依天皇脚下的昔日风彩，只能在躲在狗窝和鼠洞里苟活而已。但张爱玲不愧是在大福大贵家庭中生活锻炼过的上海能人，经过一声长叹的时间龟缩性调整，悟出了总有一天会展现轮回性翻盘性的机遇。张爱玲总归是有张爱玲的眼光，历史的重大变迁和轮回，确实是重新给其提供大展附逆才华的天机，此后的年代里张氏拿出上海滩的商业市场的精神以及五马换六牛的交易手法，先将汉奸包装成仁人壮士，再将具有革命精神的战斗志士妖化成二百五；把真正的二百五神化成爱国斗士，两把爱国主义倒腾成极端狭隘民族主义；先把极端个人主义美化成理想的艺术形象，再把私欲理念倒腾成人性；先把人性置换成女性，再把女性阴道转换成神道；先把阴道倒成玄之又玄的非常之道，再把非常之道训化成人生的普世之道。经过张氏这样的七倒八腾，她终于把自己本来的无良文人倒成高贵的与时俱进文人，把一个婊妓专家倒成了一个艺术至上者，把一个附逆文人包装成了爱情至上的最高追求者，把历史的垃圾倒腾成了闪闪发光的“黄金”。尤其是最能反映自己销魂历史的短暂辉煌时代，通过《色•戒》作品的具体衍行，变成了金光闪闪的惊世畅销作品，当然由于难度大过程更长得出奇，几乎用了近三十年的光景和笔墨。

张爱玲在上海能够自由地言说正因为这些言说符合了敌伪胃口的需要，张爱玲能够自由地造谣和大批量推出作品，正因为随时可以获得敌伪政权掌管着的文学艺术计划生育的准生证，随时可以领到“文学和小说”的优生优育发展的庇护优越权。张氏在小说《等》里就借作品中人物之口造谣说，蒋介石“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的人口损失太多，要奖励生育”，便下令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里边蒋先生因为打仗，中国人民死得太多的缘故，下了一条命令，讨了小也不叫姨太太叫二夫人——叫他们讨呀!”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统治虽然腐败，但从来也下没有过政府工作人员讨“二夫人”的令，这只不过是张氏为敌伪造谣中伤的再一次推陈出新，并且已经到了无稽之谈的地步。张氏公开媚日的语言也是溢于言表，其在谈论绘画艺术的妓言《忘不了的画》中，并没有忘记对“天朝”人的称赞：“日本对于训练的重视，而艺妓，因为训练得格外彻底，所以格外接近女性的美善的标准。”在《双声》一文中说：“同西洋同中国现代的文明比起来，我还是情愿日本的文明的。”这样公开的婊妓言论即使在敌伪的报纸上也较为罕见。张氏在反苏的问题上却决不含糊，当时苏联是反法西斯的主力并在卫国战争中伤亡2000万以上的人和事，根本就引不起婊妓们关注性的正义感，其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就针对开电梯的丢了一只旧的牛奶瓶，换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这么一件小事，其讽刺挖苦的语调也跃然纸上：“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之风的。”张氏在《烬余录》里对日寇侵占香港没有说半句不是，反而故意把香港大学生扭曲对抗日战争漠不关心：“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盹，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这对日本在发动占领香港的战争中和战争以后，香港的大学生有的主动投入香港英军的抗战，有的转移到东江抗日根据地，有的转入内地或海外读书，以求日后报效祖国需要的史实，却完全变成了“到底还是睡着了”的艺术性历史真实。

在张爱玲所妓婊出来的小说中，所表现的现实是欢迎帝国主义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对外依附投降的理念，所描写的情感纠葛是多么故弄虚弦地深奥复杂，所张扬的人文精神是用美丽掩盖下多么地不可理喻的欺瞒，其运用的手法无非是被情欲遮盖下的占有之欢，或是把自私心抬高到至高无上地步之欲，或是故意把肮脏的东西用美妙的画皮包装成甜蜜的糖果，或是把“晦气重重的现实悲情”当作高级情趣来玩弄，或是把“自欺欺人的即时寻爽”变成爱情来欣赏，使人看着其小说就慢慢地被诱惑得浓涎长垂，顺着其思路发展下去，让人们千方百计地“追求锦衣玉食花天酒地”，攀爬到能作威作福的“人上人天堂”里去销魂。在其小说里一丝也见不到鲁迅笔下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代批判精神，也没有曹禺式的愤怒和改造国民性的抱负，阐发的顶多是“同情的了解，了解的同情”，又表露的是富贵之人吃饱喝足后产生的性欲寻异情结，以及无所事事的哀怨声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欲望散发，既感觉到对人间魔鬼当道的厌恶，却又挖空心思地争当魔鬼而鸣锣开道的急先锋，还不断地享受着附逆后获得的大大的好处和快感。此时作为难以言状的张爱玲，在极端纵容魔鬼当道是正道的心态支配下，一方面是不断地散发和激励着“恶就是人性”，其所能够认识到的人生和所观察到的人类世界，必然得出仅仅是放任“人性恶”悲剧性的那一面；另一方面是根本就看不到也不倡导“善的人性”，其肤浅的对人生态度和认识，既不能给人带来丝毫的安慰，也无助于现实处境的改变，相反地却把人生引入进了空虚与幻灭的行尸走肉的境界之内，作出了人生只能是百无聊赖活下去的历史性厘头，故此张小说便成了“没有多少亮色的无望的彻头彻尾的悲剧”。张爱玲从不回避自己对奢华生活的喜爱，并把女性的虚荣视为定势的本能，故意地放纵假丑恶并沉醉于假丑恶之中不能自拔，逃避一切真善美和高尚的字眼儿，并由此说“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蚤子”。张氏既渴望温暖又怕见到阳光，脑海里充斥着兽性的回归与张扬，畅想的是阴道太窄的情愫，因之眼睛里也只会得到和发现社会中的冷色，却看不到也不会向社会施舍一丝丝的暖色；只能看到和实践人生中的阴暗与肮脏，却不可能展现出对理想信念和希望的执着追求，因而既看不到光明更不想为实现光明而作丝毫的奉献。当自己轰轰烈烈的发情要去追逐完美交配对象时，注重的当然是要具备美妙的外表和金钱，享受的是要地位的优越和雄力的猛久，且要配兽一心一意地只能钟情于自己，当这些条件不完全满足自己欲望时，自寻的烦恼和绝望也就天然地相伴了张氏随后的终身。

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说：“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胡兰成是日本帝国卵翼下汪精卫伪国民党中央的宣传部次长、法制局长，其“是日本大使馆书记官吉田东祐最赏识的一个文化汉奸，他写的社论在沦陷区是颇具几分煽动性的 ”，“因受日本人指使，在武汉接编《大楚报》，并创办了一个政治军事学校，其目的是想在武汉炮制出一个日伪政权——‘大楚国’”，这个死心塌地的文化汉奸，曾吹捧周作人“真是大有根底的人”，“是是非分明，神清气爽的一个人”。当张爱玲于1943年12月与胡兰成结识，先是姘居后来结婚时，张爱玲并不是无知无识的小姑娘，而是圣约翰大学的四年级学生，在当时大学生不多的情况下，可称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她是在明知胡兰成是文化大汉奸的境遇中依附于他并指望胡兰成对她在文学上予以提携和支持的。果然，当1944年5月，柯灵主编的《万象》发表傅雷对张爱玲的批评文章后，胡兰成立即在同月和7月发表《评张爱玲》（上）和《评张爱玲》（下）的长文，大肆吹捧张爱玲。张爱玲由于胡兰成对她叫好，竟不再为《万象》写稿，自动腰斩了《连环套》，以示对《万象》发表 “迅雨”即傅雷批评文章的抗议。被《总序》大段引用并予以好评的张爱玲的《自己的文章》（刊登于《新东方》月刊7月号），更是对傅雷批评文章的“反击 ”。作为沦陷区作家，张爱玲的创作成果仅仅是在1943年5月至1945年5月两年间所写出的一些作品，除《金锁记》写得较好外，其余作品如傅雷所批评的并没有多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如傅雷所说的，在沦陷时期“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怎能指望文艺园地里有什么“奇花异卉”，有什么伟大作品会“探出头来”。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子云说得好，张爱玲在沦陷区两年间发表的作品，不过是在废墟上开出的罂粟花！抗战胜利后上海的一些报刊揭露她是“文化汉奸”，其附逆行为不只是受到沦陷区爱国民众的唾弃，也让其至亲好友如她的亲舅舅所不齿。但是张爱玲毫无反省精神，其在《传奇》增订本的序言中为自己“辨白”说：“一年来常常被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弄得莫名其妙”，“所写的文章从未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至于她和胡兰成的先姘居后结婚认为这是“私人的事”，“用不着向大众剖白”。就在张氏发言为自己“辨白”时的1947年6月10日，用《不了情》、《太太万岁》两部电影剧本得来的稿费三十万元法币，去接济潜伏在浙江乡下的汉奸胡兰成，且后来张爱玲还亲自赶往胡兰成驻地苦苦哀求胡兰成不要抛弃她。

张爱玲走红的三年间发表作品的主要阵地，除了在《紫罗兰》及《万象》露笔外，其它公开显扬心声的几乎都是与日伪有着种种特殊关系的文学期刊，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张爱玲在其辉煌不久后抗战取得了胜利，南京政府虽然没有将其定为“文化汉奸 ”，但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公开谩骂的焦点。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曾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1944年11月2日张氏名曾列为南京“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的邀请名单，《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张爱玲和张资平、苏青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为“文化汉奸”，书中列数张爱玲的“卖国行为”、 “罪恶事例”，揭露其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1945年7月由《新中国报》主办的 “纳凉会”等等。1946年葫芦里自有奥妙的张爱玲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我自己从来没有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津贴。”张爱玲本人这些话显然是在故意地装糊涂骗人，其是否是文化汉奸是历史性的事情，但没有成为文化汉奸却是事出有因。张爱玲能够在“天皇”统领的上海名噪一时，一方面是其写的内容能符合并满足“天皇”和伪政权的需要，倡导人们只要一心一意地想着找到并谋取“吃、穿、住、行、性”对象就行了，安好自己的安乐窝，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既不要过问什么人在上海实施统治之类的政治，也不要探讨什么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之类的是非之事；二是由于张氏制造出来的文化内涵精神，能够有效帮助“天皇”和敌伪政权对上海统治，由此获得了许多敌伪刊物的大力吹捧和“炒作”，并为其成批发表其作品提供了打擂台的“战场”，大名顶顶的并赢得张氏芳心的高级调情高手的胡兰成，更是亲自出马在这类报刊上发表极力捧张的评论，——《皂隶•清客与来客》和长篇连载的《评张爱玲》。张氏此时的心声和心境是：“出名要趁早”，“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传奇 •再版的话》），张氏为了“痛快”地尽早“出名”，也就与胡氏大腕神合地走上了“一鸣冲天”的捷径。一心沉浸在要尽快出名心境里的张氏，其所谓的个人名节与民族气节统统化成了为自己上升到人上人的激情，由此与胡兰成的神合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更赢得了敌伪报刊的大力标榜与赞美，张爱玲更由此争到了能大批发表妓婧心路历程的肥沃土壤和展示才华的广阔空间。由此张爱玲全面地扮演了文化汉奸的角色，积极地制造着汉奸所急需的文化理念，由此还顺利地获取并满足了自身肉体欲求的热望，心知肚明地插足胡氏家庭充任性欲释放的“第三者”角色，从而导致了胡氏家族内的婚变，但张氏完全达到了既出名又获利的出尽风头目标，过上了极度风流且最能满足销魂的大瘾。为了保护张氏的应有名声，郑振铎曾托柯灵劝她“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付给稿酬，等河海晏清再印行。”为此，柯灵专门写信规劝，然而张爱玲断然拒绝，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汉奸的忠实信徒和崇拜人张爱玲，在抗日战的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胡以文化汉奸定罪，张氏在与胡兰成分手潜逃温州时为胡取化名并说：“可以叫张牵，或者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此后张多次寄钱给胡，还冒险去探“亲”，可胡兰成并没有领张氏的“深情”，却先后与两个女子姘居，最后张氏在争夺无望的情况下还依依不舍，其诀别话语也是：“我离开你”“亦不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表现出了附逆文化代理人张氏与汉奸人格化精英胡氏是多么地无限情投意合。

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曾发布了《对于惩治附逆文化人的决议》，对“附逆文化人”的定义的最后一项有“其他不洁人物”，国民政府在接收之初对于肃奸也出台了《处置汉奸条例》及后来的《处理汉奸案件条例》、《惩治汉奸条例》等规定，主张和主持正义的文化界人士也发表了众多文章和论文，积极地提出应对汉奸严肃地处置和审判。但抗战胜利后已经接收上海的国民党政府，故意包庇汉奸并充分地利用汉奸来共同实现反共剿共的目的，由此那些“落入日本水”的走狗摇身一变又成为“接收大员”或者爪牙，更有甚者被直接派到反共和剿共的队伍中。面对这种抗战胜利后的复杂情势，从敌寇占领下的魍魉世界经历过来的郑振铎，立即发表了具有针对性的著名《锄奸论》，认为即使“因生活的压迫不得已而……在敌伪刊物写作无宣传性质之文字者”，也是“第三等罪犯”，“所谓‘文人’，在敌伪主办之刊物上尝发表文稿者（除宣传所谓‘大东亚’主义之流，应加以叛国罪外），应按其情节之轻重分别治罪，并不准许其以任何姿态在将来刊物上出现。”在《锄奸续论》中说：“关于‘奸’‘伪’一类的东西”连狗都不如，其实称他们为狗都不配。他们是为虎作前驱的‘伥’；他们是蝗虫；他们是 ‘野狼’。他们是民族的败类，人群的渣滓……”在《锄奸论》中大声疾呼：“如果不彻底的来一次肃清、清算运动，我民族的前途依然是十分的暗淡无光的；我们这一次的胜利，依然是不能算是彻底的。”同时严正指出：“被捉的汉奸异常的少！”“教育、文化的汉奸至今被逮捕的最少。”“法国捉了十多万的‘汉奸’，比利时也捉了八万多，而且都还在继续的捉。我们的土地人民比他们多多少，广大多少，汉奸比他们又多多少；而且沦陷的时间也比他们长久得许多，如何各地所捉的人数反倒如此之少呢？”在《锄奸续论》中揭露国民党当局包庇汉奸时说：“我们觉得‘天理、国法、人情’，在今日似乎都有些颠倒！”抗战胜利后的岁月终究已经变成了历史，本来抗日战争胜利后所有附逆作家必须受到惩处是天理，但由于国民党政府与各类汉奸本身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之接收上海后由于积极忙于对共产党发动剿灭的内战，更有利用汉奸力量来对付共产党的意愿，除罪恶昭彰的文化大汉奸周作人等少数几个人被装模作样逮捕法办外（但在狱中又受到优待），其余附逆作家则全都成了漏网之鱼并未受什么惩处，汉奸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文章、出版书籍。由于存在种种复杂的原因，审判汉奸和处置附逆文人的正义事项，不久就被急促的剿共枪声所淹没，被隆隆的炮声所毁灭。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才认真开展了惩奸运动，对文化汉奸作了严肃惩处，也由于解放区只有一些小城市惩处的也只是一些文化小汉奸，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汉奸并未得到惩处，于是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文学领域内留下了一大后遗症，——没有彻底做沦陷区文化、文学的分析、批判、评价工作，使抗战胜利后出生的人几乎对抗日战争中重大功过是非问题成为历史性的盲区，尤其是不清晰在敌伪占领统治区的催生和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红人，更由于对哪些附逆文人缺乏必须的历史性严厉追究，使很多的人不了解这类作品对后世思想和意识形态的腐蚀作用。其最大的直接负面效应，就是“改开搞”后为汉奸政治、经济的重新崛起，以及为附逆文化的死灰复燃并成为主导力量埋下了伏笔。

（二）附庸买办发达再度催涨张氏的全面走红

张爱玲经过20世纪上半叶梦幻般的短暂三年辉煌，到20世纪与21世纪交接时张氏在“重写文学史”年代里，迎来并重新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红齐天的辉煌时期。封资修上台而“改开搞”伊始，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终于被迫退潮而资本主义也由此回归逐步上升到了主导地位，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逐渐被“空壳”化并束之高阁起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也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社会主义逐渐被迫让位于资本主义，工农劳动大众的主体地位被逐渐地赶出政治、经济和文化舞台，与之相配套的革命文化也被迅速地边缘化到了没有空间的境地。随着中国式资产阶级化时代的推演和人上人、人吃人社会的定向化发展，在人民大众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各路侵吞大鳄和买办精英心知肚明地迅速地纠合起来，经验丰富地共同操起狼牙大棒，从不同的渠道、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领域凶猛地杀向科学社会主义，在文化和文学领域中更显得突出和猖狂。在这个资产阶级人性得到全面张扬和推演的年头里，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被宣判为限制人性甚至没有人性，而莫名其妙和缠绵哀怨的“催眠曲”取代激昂雄壮进行曲变成发人性回归，社会成员被驱赶到一心一全意地梦想过自己 “甜蜜蜜”神龛式生活的场域中；黑云滚滚的“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化”铺天盖地，工农当家做主被扭曲成了恶魔当道，社会主义时代被演化成了一场场天然的恶梦；顺应“改革”和不择手段寻求暴富成了新时代的主旋律，坑蒙拐骗和假冒伪劣成了勤劳致富的最有效途径；强制推行豺狼虎豹需要的“丛林法则”，对帝国主义大本营的投靠和对资本主义阵营的效忠成了“韬光养晦”，买办的卖国求荣和引狼入室成为了“国家强盛”之道。

1.魍魉政治猖獗催红张氏妓婊文化的复兴。

什么样的社会就会产生出并流行着人什么样的文学和文化。从根本上来说，“病态文学”产生并依赖于病态的社会环境，“病态文学”反映和阐发的是病态的社会现实及其发展趋向，而病态的社会环境更需要“病态文学”来推波助澜；“病态文化”造就着病态的人文理念，病态的人文理念需要“病态文化”来发扬光大，而 “病态文化”推动的正是病态文化的大繁荣和大发展。张爱玲这个流着封建贵族血液的末代王孙，其坚持“病态”的底蕴就在于生其兹长其兹，恋其兹映其兹。张爱玲及其作品能够热起来的“窗户纸”的背后，就是权贵们要通过强销“病态文学”的理念，窃夺暴富的大鳄们要通过发展“病态文化”精神，来全面对抗革命文学和彻底摧毁已经被压制到底层的左派文化，其达到的是得胜的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要牢牢掌控对人们的思想与意识形态的独裁统治，要培育出的是资产极权主义所迫切需求的侏儒分子思维和爬虫知识精神，要磨灭的是人们必须的尊严和声张正义的深层灵魂，从而有效清除和消灭人们对剥削主义和等级社会的深刻的反省、痛苦的反叛。就在20世纪中叶特殊的政治环境里，一个从中国独立逃往美国并以反共反人民到底著名的婊妓人物夏志清，始终是领受着美国官方情报经费并从事着特殊领域任务的美籍华人，是十分典型的靠效劳美军并服务美金界里的“绿头”苍蝇级人物，但张爱玲的“出名”与红极一时却同此人产生了直接的因果链接。夏志清曾根据主子的政治审美意图和自身对美金的需要，加入到耶鲁大学“以反共著名的教授”饶大卫主持的美国政府出钱雇佣的写作班子，为侵朝美军军官写了《中国手册》，但由于“反共立场太强硬”不敢公开出版，而只能通过内部的形式印行使用。夏志清1961年在美国再次接受美国洛氏基金会经费而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经饶大卫帮助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1979年香港友联出版社中文版本)。夏氏特有的逢共必反的立场，赫然地然表现着其特定的反人民的见解与见识，口吻中极力地贬低左翼作家鲁迅、赵树理及其平民作家老舍等的政治倾向性，所持的文学态度充分显示了其反人民性的价值和独断视角。

夏志清在为美国政治文化提供效劳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等书中，其反共、反左、反社会主义的口吻赤裸裸地跃然纸上：“我自己一向也是反共的”，还曾十分坦率说：“作品之优劣非得重加估断不可”，专注地扮演张氏的超级“知音”角色，为张爱玲立了远远超过写鲁迅（说鲁迅内容为26页）等人的字数的专章，第一次大肆吹嘘张氏（特用42页的内容篇幅）且捧到了天上：“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在为水晶著《张爱玲的小说艺术》的序中说张：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民国以前的小说家，除了曹雪芹外，还有几个人艺术成就上可同张爱玲相比？”，“《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在后来的“访谈”中说“我初读‘传奇’、‘流言’时，全身为之震惊，想不到中国文坛会出这样一个奇才，以‘质’而言，实在可同西洋现代极少数第一流作家相比而无愧色。隔两年读了‘秧歌’、‘赤地之恋’（后书前三分之一，描写‘土改’，非常深刻，可惜皇冠杂志社没有把它重印），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别的作家产量多，写了不少有份量的作品，也自有其贡献，但他们在文字上，在意象的运用上，在人生观察透彻和深刻方面，实在都不能同张爱玲相比。”“至少在美国，张爱玲即将名列李白、杜甫、吴承恩、曹雪芹之侪，成为一位必读作家，使我感到当年评介她的工作没有白做。”“当然，即使张爱玲今后搁笔不写，她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有了极高的地位，虽然她自己对作品留传的问题，‘感到非常的不确定’。五四时代的作家不如她……（当然不少古典小说，艺术成就虽不太高，在文学史上自有其重要的地位）可借，中国批评事业不发达，否则张爱玲这样光辉的成就，早应有好几本专书讨论它了。本书的出版不仅弥补了这个缺憾，它应该也是奠定张爱玲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张爱玲的《金锁记》被夏氏称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早已投入美帝国主子怀抱的夏志清，其在所持的腐朽和反动立场、观点和方法、理念，充分符合了中国由于正在封资修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迫切需求，因而出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权贵和大鳄们迅速拿来作马甲，并升华到了“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正身的高度，几乎被定性和吹捧为中国“改革时代 ”理解、欣赏和评价现代文学的定音壁，由此制造并推动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张爱玲热”和“张爱玲作品热销”狂潮。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史》一问世就遭到过严肃的学者普实克等人的质疑和批评，但特定的中国时代条件下的“文化大腕”和“文学大鳄”，却始终坚持将夏氏奉为经典出色的学者，把“作品”作为推销实现吃人理念的秘宝。

张爱玲20世纪80年代以来，迅速地被中国大陆重量级的人物“重新发现”，到90年代直至后来始终伴随着持续的“张爱铃热”，这正与资产阶级暴起和封建贵族势力复辟时代的大背景需求，有着密切的正相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复辟情势发展的需求，以及权贵要名正言顺地做人上人文化、文学领域推进的迫切需要，之前被鼓吹得震天响的“五四启蒙文化”忽然被打上了寿终正寝的休止符，“被压抑的现代性”也就急匆匆且是肆无忌惮地冲到了最前台。这种所谓的“现代性”就是专门特指人的某种具体特殊质地：即人上人欲、消费欲、性欲、占有欲等等欲望，且是无边无际的欲望，把实现欲望产生的兴奋、冲动和冲刺神化为人的本性，把改开搞和颓废犯罪与颠覆性的占有作为实现欲望的捷径。张爱铃就是在这种多重需求的情势下被奉为欲望符号和代名词的，由此被人为地推上了顶礼膜拜的地位，因为张氏最擅长的既是表现人人自我黑暗却企盼世间光明的行家，也是如何把现代丛林的狼性欲望施放出来享受生活的杰出高手；既是反抗古典性道德倡导资产阶级欲望自由化的先锋闯将，也是拓展封建人性恶和张扬吃喝玩乐、娱乐致死的模范样榜。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认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的确，综观张爱玲的作品如《封锁》、《红玫瑰与白玫瑰》、《沉香屑第一炉香》、《连环套》等，整个来看描述的无非是偷情和姘居以及其中不能满足而产生的绝望和痛苦。从张爱玲的视角看就是：“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王国维语）。这就活生生地道明了人生的痛苦，根源乃在于欲望的不可餍足。张氏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我们看到佟振保舍弃了他的“红玫瑰”王娇蕊，娶了“白玫瑰 ”孟烟鹂，结果忍受不了没有爱情的婚姻生活却去外面宿娼，其实佟娶了“红玫瑰”又怎么样呢？“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 ‘床前明月光’”。其实张氏的作品里也暗示了，欲望永远都是无法满足的，欲望要满足总得有新鲜而强烈的高度刺激，新鲜的很容易变得不新鲜，刺激的很快会变得不刺激，人无可挽回地要堕入到单调、平庸的深渊里去，有了欲望后又总是和绝望、忧郁、焦灼、苍凉、惶惑等纠缠在一起，难分彼此。“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的名句。张爱玲意念下的人物总是落落寡欢，其生命中流淌着的永远是不妥、不安、痛苦的旋涡，生命追向了虚无、渺茫、琐屑，正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主人公葛微龙看到的生命是：“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来只有无边的恐怖，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眼前琐屑的小东西，她畏缩不宁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生命在没有生气的死人世界里自顾自地走了，生命是痛苦的恒久，欢乐的虚无，个体的脆弱无奈，张爱玲因此感叹：“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地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这样的感叹和感悟，的确拨动煽情了陷于同样心情处境的现实人的心弦，却也诱导获得心情处境的人们不要追问造就这种社会的人为根源，只要把有限的生命放到无限的欲望追求中去，各人要尽力地创造条件尽情地的享乐欲望带来的刺激和销魂，尽情地“今朝有酒今朝醉”享受荣华富贵。张爱玲正因为能“红”起来，恰恰证明的是封资修化精英人物精心打造自己享乐天堂的现实，而那些被煽情和被撩拨得垂涎三尺的徒子徒孙们，那里知道这些天然的不能人人都能享受得到的故里呢？而这些都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和常识，但故意捧张的大腕和大鳄们是从来不说却始终在飘飘欲仙地享受着已有的快乐。

在资产阶级和封建化大人物鼓噪和吹捧人要吃人的政治条件下，在欲望和金钱的强力推销、刺激与煽情的社会人文背景下，张爱玲确实是大大地得到了“出名 ”，相应的作品也狠狠地地吃香起来，先是在台湾、香港然后随即风靡整个中国大陆，其吹捧的热度和调门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更能卖弄风骚，完全超过了民间胡乱吹牛皮的文化底蕴，诸如什么“说不尽的张爱玲”，“永远的张爱玲”，什么“鲁迅之后最伟大的寻求者”，什么“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凡是中国人都应该读张爱玲”，甚至有说张是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五四以来最伟大的作家，等等。甚至有的只要沾上“张爱玲”三字的东西就好得不得了，于是还创造出“男版张爱玲”等可笑可鄙的词，有的人感到“觉得她什么都好，什么都美”，她写的就是“圣经”，读她的东西就是“最大的精神享受”，更有甚者曾达到颠狂的程度，曾有人赶到美国竟专门去翻垃圾箱寻找张爱玲的废弃物和秽物，还有的是一谈到张爱玲就立马就三尺垂涎汩汩而出。

张爱铃精神和张爱玲作品的热销，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京高层舆论通过对“中产阶级”和暴富起来的权贵大鳄们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推销和诱导，使许多人盲目地对“中产阶级”神话所迷恋、所向往并摄走魂魄。在多重诱导和压迫的社会背景下，张爱铃作品的内涵恰恰满足了一些在物质上已经或即将达到，或者是一些物质上达不到好莱坞电影中“标准的中产阶级生活”人群，但精神上已经实现中产阶级化的人群对“中产阶级气质”的一种幻象。考究一下“张爱玲热”的根源，是大人物们需要满足高度的生理需求、肉欲消费炒作起来的呢？还是张爱玲其人及其作品恰到好处表达了这种想象需要的呢，或者是由权贵大鳄人物极力提倡又得到梦想成为“中产阶级”群体积极响应推波助澜出来的呢？现在的人们已经难以分辨其中的究竟，更没有这个必要。但这种张爱玲精神及其作品是在狂热的“中产阶级”炒作和推销中诞生发展起来的，却成了铁的事实。1994年有从海外归来的“新锐学者”声称要“以纯文学的标准”，“力排众议，重论大师”地为作家重排座次，金庸、张爱玲一跃上了榜而茅盾则落选，张爱玲在座次中以“冷月情魔”的称谓评定为位居第八。这一石激起千层浪，此后张爱铃的地位便越升越高，动辄被人和鲁迅相提并论，大名人刘再复将张爱玲称之为“残酷的天才”，说“如果要在鲁迅、张爱玲、沈从文、李劼人、萧红这五个作家中挑选一个最卓越的作家，我肯定会在鲁迅与张爱玲之间彷徨”；于青则在《张爱玲传》中说：“如果说，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贡献；那么，张爱玲对女性意识里‘女性原罪’意识的展露和批判，则是张爱玲对民族文化心理建构的一个补充”；还有论者放言说，作为小说家张爱玲“一出发即踏上巅峰，一出手即成经典”；有的则说：今天重读《金锁记》与《倾城之恋》，把它放在“五四”以来任何一位“经典作家”的名著之林，只有“谁能企及”的问题而不存在“是否逊色” 的问题。

时下文坛狂捧和怀念周作人、张爱玲，引领着“小资”们折腰地向竞风骚和竞风流地：“言必苦茶，文必天才梦”，喋喋不休地道：“说不完的张爱玲”，念念不忘：“北京的茶食，故乡的野菜”，“张爱玲的小说是陈年的戏园，断壁残垣处依稀见着精巧华丽的纹饰，戏折子洇着古旧的黄，锣鼓家什蒙着蛛网，只是梳妆台上的胭脂是惊心的殷红。”实在令人作呕这个极会“快活”的女人张爱玲，十分善长于享受繁华的世界，善长于在生命的每一件美丽衣裳下养着丰满的虱子，善长于想的是女人和男人的“深浅与长短”，就是要当好狐媚子，才能最终早出名、早暴利、早销魂。而相扶相成的是一个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汉奸胡兰成，其华美阴柔的《今生今世》以及讲佛道的《禅是一枝花》，而《今生今世》张扬的内容就是与几个女子间缠绵不清的情感纠葛的遗作也能在大陆热销。这些汉奸文人作品能在国内文坛的热火朝天，其内涵炒作的是风流快浮浪，其指向的是精神的不断堕落，这靠的是无德无行的权势，反映的是当今社会缺公理唯势利，印证的是“文化市场大面积滑落，垃圾文化充斥，各种肉麻当有趣的奇闻怪事已见惯不惊”。张爱玲能够幸运地能在日本人统治下的敌伪卵翼下生活得多么滋润，一面在南京陪随着胡逆周旋于周佛海、林柏生等汉奸头子之间，一面又要上海通过附逆文学和文化走俏于汪伪统治下的文坛，特别是与胡兰成结成狐男狗女的短暂销魂狂欢，但日寇宣布投降汉奸政权作鸟兽散后的追狂恋，其品格、其灵魂难道不是一丘之貉的“狗男女”？但也就有人痛心疾首而又字正腔圆地在报纸上发文，说这是“话语暴力”、“反文明”，说研究“文学现象”是不能骂人，说这是“政治压倒文学”。但一谈到对张爱玲甚至胡兰无耻的追捧，甚至变成了时代的英雄好汉，就统统变成了“文学”和 “文明”了，而不能算什么“以政治压人”的行为。这在崇尚文以载道悠久的国度里，恰恰是对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化、对中国社会、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讽刺和调侃。

中国“改开搞”后高高地树起来的创新牌坊，稀奇古怪事物也随着“创新”的深入而不断层出不穷，在全国人民以爱国主义热情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年而洗雪民族百年耻辱的时候，就有一部分人热闹非凡地纪念起附逆文人张爱玲，而且还连带着大汉奸胡兰成轰然出台成了正面形象。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常德公寓（旧称爱丁顿公寓）赫然挂出了“张爱玲故居”的招脾——汉奸胡兰成与老婆张爱玲交媾的“香巢”，落款处堂而皇之地署着“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俨然是要将汉奸与老婆调情交配销魂的地方当作情人圣地来供奉了。南北报刊对张爱玲、胡兰成连带对夏志清《中国小说史》的吹捧叫卖，更是如火如荼，尤其是还积极筹备着要大张旗鼓地开什么“张爱玲国际讨论会”之类等等。北京也有人借鲁迅居住过的名义发起保卫、重修八道湾“周作人故居”，在发生过30万人被日寇大屠杀的南京就有单位为周作人挂起了有纪念意义的什么“堂”的匾，就在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者几乎人人都在感叹“出书难”的时候，中国最大的两家社科院的出版社居然同时隆重推出既称不上学者又称不上作家的大汉奸胡兰成三本“著作”，……如此等等，简直是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莫大嘲讽和刺激。著名爱国作家、学者、革命烈士郑振铎在上海住得最久的地方也正在静安区，前些年却被拆除得无影无踪，另一处在静安区住过的地方却一直连一块牌子也没见挂过；同一时期真正有名的女作家丁玲、萧红等在上海都有故居，都没有被“开放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针对这类历史性的怪“现象”，虽然陈辽先生在《文艺报》上发表了《不能用“人性”掩盖一切》并且说：“纵观中外文艺史，还不曾见过有哪一个国家、哪一国人民，对一个不讲民族大义、不讲民族气节，又对母国如此绝情的作家这样赞誉交加，想要为她建立‘纪念馆’，为她开国际性研讨会，为她恢复‘故居’，为她宣扬倾向性很坏的《色•戒》。这些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岂不是黑白完全颠倒，是非完全混淆了么？”2007年8月上海某家文学类报纸的头版上，刊载了《上海拟开发张爱玲故居》的报道：“位于上海常德路195号的常德公寓曾是上海女作家张爱玲的住所，因此成为众多‘张迷’心中的‘圣地’，近年来，经常有海内外‘张迷’前来拜访，但由于故居内有居民居住，并不对外开放，很多人只能悻悻而归。据悉，上海静安区目前正筹划把常德公寓建设为一个文化名人书店……”“据了解，常德公寓所在的上海静安区人民政府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重新定位张爱玲故居，为此特别邀请了沪上专家学者，对常德公寓改造方案听取多方建议。一些专家认为，常德公寓尽管几易其主，内部格局调整过，但仍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作为普通民居实属资源浪费。不管故居改建设计方案如何，605室都应当被辟出，恢复成张爱玲当年居住时的模样。据悉，目前初步设计方案为将公寓部分楼面设为名人书店，同時开放故居供游客参观，使其成为上海新的文化地标。”且在“上海要闻”版上也有题为《张爱玲故居开发想象中》的报道：“据可靠消息，常德公寓所在的静安区人民政府正积极着力准备方案……”“常德公寓在张爱玲的生命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里还是她与胡兰成相恋的地方”，还特地引了胡兰成在《今生今世》中对这个“故居”的生动描写。

张爱玲是在特殊时代和特殊社会出现的一种把玩历史性的人物，而作品则全盘地固化着腐化锈蚀“文物”的内含本质，其能异乎寻常地被某些聪明绝顶的复辟人物，作为跨世纪的“考古”“文物珍宝”挖掘出来，且是突兀地被搬到中国社会历史的前台，也真是中国历史存心开的一次大玩笑。这种“考古的新发现”，其实是一种很特别的政治文化现象，其最根本和最明显的就是这次“考古发现”能有利并推进封资修集团人物和政治势力的产生与发展，为此便精心地人为炒作，打造并构建起了一个又一个越吹越大的“文学泡沫”，把其内含深处的“放荡型”、“鸳蝴型”和“颓废型”杂合成的“佼佼者”的地位抬到了空前的地步，能够证明的是其背后特殊某种腐臭政治势力的扩张并始终占居着核心地位底蕴。张氏作品里所表现的女人如何堕落征服男人，男人如何煽拨才能让女人顺从，其所映射出来的人格分裂和心理空虚，所导引的变态畸恋和勾心斗角，所迷恋的争风吃醋和淫乱快感等等，这些销魂宝贝和快活典型人物所张扬的思想意义、社会意义甚至永恒意义是些什么呢？就在于其完全适合了资产阶级性自由、性解放、性交易的需要，满足了金钱极权和资本专制并占有一切特别是性欲的冲动，再次把豺狼虎豹当道的丛林中“胜者为王败者寇”理念行销成了普世哲学。而张氏的才华和灵动，就在于通过把自己的韵事和理念编成“小说”并圆成故事，包装变成庸俗的文化商品，为吃饱喝足后精神空虚阶层提供了精神空中楼阁的寄托，让有过异性交往却神经已经麻痹迫切需要刺激的阶层提供了回味的样榜，最终张氏既记载了自己的欲望及其实现、失去的过程，也张扬和传销了如何才能“乘早出名”如何才能获得销魂的成功理念，并由此更换成大把大把的钞票和美金。据2007年年底网上调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张爱玲的书有455种之多，其中张爱玲所写（包括编、译）的229种，别人所写（编的）有关张的226种（包括学位论文50种，其中博士论文17 种）。由此可见，这股人来“狂疯”是多么地不可思议。

2.“新时期”妓婊文化发达深藏的底蕴及其成效。

人类历史总是会经常性的表现出戏剧性的怪异，也往往总是要对后来的人们进行百般的捉弄，无非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提供了捉弄的氛围条件，而且往往是捉弄起来会搞得懂历史的人们哭笑不得。常人也都知道屁是臭的但却是屎的精灵，也许特别臭的婊子就是妓的冤魂。而垃圾总有能满足喜欢垃圾的人的爱好，尤其是能满足被称作“垃圾大王”的特殊嗜好。在今天，我们寻着“改开搞”的轨迹回顾一遍中国社会仅仅三十年来的变化情况不难看出，许多曾经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轰轰烈烈 “改造人性恶”的作品，以及如雷贯耳“催生人性善”的作家便消失的无影无踪，而另外那些沉寂早已腐朽的作品和早已腐烂的名字却迅速地重新占据了中国的人文阵地，许多绝迹了的社会现象（坑、蒙、拐、骗、偷、抢，贪污、腐化、堕落，黄、赌、毒）又重新成为了遍布城乡的时髦主角。在中国早就已经发臭长霉的“张爱玲作品及其精神”，随着“改开搞”的深入被不断地被逐步抬到了云端，并迅速演化成了所谓“新时期文学”的一颗刺眼的巨星，简直成为了“跨世纪目睹之怪现状 ”。张爱玲在中国由“汉奸时代和汉奸天下”获得迅速的走红，“汉奸文学”也由此得到了热卖热销，但由于“汉奸天下”的短暂并且迅速崩溃，附逆张氏及其 “汉奸文学”也随之烟消云散。但充满附逆精神的张氏及其作品在张爱玲描绘和书写世界的脑海与视角里，充斥的只有男人与女人永远纠緾不完的性爱游戏，所抒发的唯有“最后贵族”浅唱低吟，不断地“以缱绻之情‘反刍’她出身的那个‘荣华高照的残烧’(臧克家语)的繁荣社会和大家族。张爱玲自然不能算作是汉奸，但张爱玲的辉煌却是“汉奸时代”的“阴国”土壤和温床孕育出来的，《色•戒》之类不正是躲躲闪闪的汉奸文学吗。在中华民族堂堂正正地“站起来”之后，张爱玲的人品形象和人文精神遭到文学领域的冷落和和唾弃是顺理成章的事，而在中华民族莫名其妙地被“改开搞”搞得“爬下去”的时候，张爱玲的人品形象和人文精神也理所当然地被重新被抬到神坛上。张氏及其作品在被埋没40年后，又为什么会随着社会主义的被强行“改革”和资本和金钱重新获得专制的地位，为什么会被一群能一手遮天的大鳄们再度捧红且是红极一起就达到30余年，且能刺破眼球的光焰辉映着的正是中国“重写的文学史”，为什么“汉奸精神”能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为什么能够在被称之为“知识经济”、“科技文化大爆炸”的时代再度走俏和繁荣呢？那就得细细地考察一番“改开搞”的历程和所打造出来的特殊国内外的大小环境，其个中蕴藏的奥妙各色人等应该说都是心知肚明的，无非是愿不愿说出和能不能挑明罢了。其实张爱玲妓婊文化和附逆文学能够风靡起来，其中的缘由既离不开其所能攀附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也离不开封资修主导的社会所提供的翻云覆雨条件。

（1）人为捧红张爱玲及作品是为吃人价值观与抢劫暴富的人生观服务。

纵观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无论那种社会都会倡导并发展起与之相适应的占主导地位的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无论那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也都会倡导并树立起与之相吻合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无论那一种人生观和价值观背后都提倡着与之相配套的时代精神、时代样榜。如果与当时社会发展相符合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时代精神和时代样榜，就必然地要得到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势力的吹捧、赞扬，甚至是不断地进行美化和神化、普及化；而与当时社会不相适应和不能为为当时社会服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人生观和价值观、时代精神和时代样榜，就必然地要受到时下占社会主导地位的势力攻击和压制，甚至是要遭到彻底的淘汰和清除。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再度走红，无不印证着与当下社会占统治地位阶级势力正主导发展方向的合拍定律，无不印证着时代处于 “汉奸天下”的“乱世”和汉奸文化吃香的铁律。张爱玲和萧红同作为一个大时代背景的女性作家，然而二人的倾向与选择及其最后的命运恰恰相反，虽然萧红历经苦难磨砺并与狰狞社会不断地抗争，在闪耀着艺术光芒的青春中，最后被那罪恶的“乱世”社会所吞噬；而张爱玲却能顺应帝国主义和汉奸天下的时代需要，其产生辉煌的“汉奸文化”与“顺民文学”也应运而生，并且一度窜红起来，也随着汉奸天下的垮台其“成功而又光辉”的艺术道路，也被社会迅速地唾弃和被历史过早地遗忘。

张爱玲的所谓才气最突出地表现出，是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陶醉在极端自我个人享乐主义的行尸走肉，丧失的是对改造社会和建设美好社会热情的“人性”，张扬的是没落、欲望、溃乏、刻薄、自私、无聊、虚荣和尽情地享受的“兽性”。张爱玲在一则序言中坦言道：“人生有飞扬，但是我飞扬不起来。人生有热闹，可是我热闹不起来。我可以逃离一切，但我逃不出这生命的苍凉。”“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在吃喝不愁过着上等人生活的张爱玲，当然有本钱和才气在《公寓生活记趣》中说：“我喜欢听市声”；电车晚间进场“一辆接着一辆，像排队回家的小孩，喧闹，叫嚣，愉快的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林，克林’”，像是回家睡觉的孩子，等着母亲来洗刷；屋顶上溜冰的孩子，很吵闹，一位异国绅士上去理论，最后却偃旗息鼓下来，因为溜冰的都是女孩子，而且美丽；夏天家家户户搬把藤椅坐在风口，打电话的声音，教师教孩子日文的声音，弹奏的十分糟糕的贝多芬的钢琴曲，煨牛肉汤的味道，泡焦三鲜的气息，日子的味道。在《我看苏青》中说：一只滴答响的钟让她想到夜晚的荒村，若是夜晚投宿荒村时听到钟摆的滴答声，一定又惊又喜——文明的节拍，文明；临睡前，火盆里的最后一块红炭，夹碎它会有非常暖和一刻，但是她却怜惜的不肯夹碎；不成气的小裁缝，在空袭过后急急去看作女佣的妻子，虽然这个裁缝丈夫并不争气，但这件事却让人感动。《烬余录》中说：她不喜欢清坚决绝的世界观，不论是政治的还是哲学的，她说人生的“生趣 ”都在不相干的事物，因此她对沦陷时期香港的吃穿住行、嫁娶才会那么富有兴味。因为在张爱玲的心中既没有对社会真正的爱与憎，也没有对人和社会的正义性宽容之勇气，更没有对社会的高屋建瓴批判性挖掘的水平与能耐，所以其《我看苏青》中她说：“我写到的那些人，他们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够原谅，有时候还有喜爱，就因为他们存在，他们是真的。可是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他们，因为我的幼稚无能，我知道我同他们混在一起，得不到什么好处的，如果必须有接触，也是斤斤计较，没有一点容让，总要个恩怨分明。”在《打人》中说到的：“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这些，不正是一切封建主义、权贵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所企盼和需要满足的吗？

2009初张爱玲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在台湾出版，张迷们直呼“好看得惊人”、“坦率得吓人”，也有人用“天雷滚滚”来形容这心想事成书的内容是“大谈性事”。书中各个人物虽是经心包装了的化名，但全盘照搬的是本人、亲眷、挚友、恋人等大大小小上百人的真实经历的描写，令明眼人立时便能看出女主角“九莉”即张爱玲自身，“邵之雍”即为胡兰成，“蕊秋”与“楚娣”即为张爱玲的妈妈及姑妈，“比比”即为张在香港读书时的好友炎樱，“燕山”即为张在胡之后的恋人桑弧导演，“荀桦”即著名作家柯灵，还有张爱玲的好友、另一位时下和文坛“才女”苏青，以及胡兰成的诸多“民国女子”一一对应的各路声色淫窟人物……。《小团圆》中宣扬的内容和反映的精神世界，除了对周边丑恶环境的暴露性的炫耀描述外，就是对自己身处其中玩乐性的欣赏；除了对生活中糜烂性的追求，就是不断地享受“高贵”现实生活带来的快感；除了暴料自身周围魔幻世界的美妙绝伦，就是沉浸在对画皮景像中的充分拥有。《小团圆》中描述的“九莉”的经历——从幼年时新旧世代交替身处的高贵家族，到在修道院女子中学遇到各式同学，再到“九莉”大学到香港的念书，以至回到上海后遇上值得钟情和热恋致死的汉奸、有妇之夫“邵之雍”。其“九莉”三段恋情更是隐意自身的情感历程，一个是同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即脂胡兰成，另一位情人“燕山 ”应是与张爱玲合作《不了情》等电影的导演桑弧，这些情节正与张爱玲人生历程恰恰全盘吻合。《小团圆》完全可以说是张爱玲一生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之作，把其年青时周围中的男男女女性事矛盾挣扎，以及兽欲间寻求交配的颠倒迷乱，映现和彰显了各式“富贵之人”和金钱所有者所固有的灯红酒绿人性，以及心底深处诸般疯狂的难以自拔的性交易渴望，细致地把腐朽和腐烂跃然纸上进行充分地把玩，活脱脱地把主人公一副副已腐之骨描述成了肉欲大战的英雄形象。书中真实地反映了别人难于知晓的内幕信息，诸如对姑姑和妈妈的描写——两位勇敢到超乎想象的“旧时代新女性”在大世界勾三搭四，同时又大玩同性之恋，她俩甚至共同分享一个男人，于英国郊区湖畔三人齐乐！此外家族里的男人们都是“吃喝嫖赌抽”的颓废之能手，上至父亲、家族长辈、母亲的男友们，无一不是在名媛女伶有夫之妇间梦游般无情与滥交，她的弟弟后来竟爱上了继母！父不父母不母、搞三人行的姑嫂……，这些情节暴露的不正是被剥光了画皮的贵族人性吗，彰显的不正是古老而又光怪陆离的纵欲场景的再现吗？只不过是运用了集体交欢礼仪迷惘的假象包装起出现代沉沦的“性快感”的写照。《小团圆》中还写出了种种外人难于知晓的一些细节，诸如张氏在被胡抛弃后竟查出自己患了“子宫颈折断”的难言大病，后又与桑弧有过性关系，但桑弧亦另有所爱；胡兰成与张氏好友苏青上过床，之前互问对方 “你有没有性病”；胡兰成与其侄女或许亦有不伦之恋；柯灵在张爱玲最落魄时竟于偶遇的公车上对她进行性骚扰，“趁着拥挤，忽然用膝盖夹紧了她两只腿”，张乃颓然暗想“汉奸妻，人皆戏”；张曾在美国堕胎……。

《小团圆》中的描述了女主角“九莉”因为具备特殊的文采，吸引“邵之雍”天天来拜访她，而“九莉”对“邵之雍的动情”也是一点点煽出来的，“他坐在沙发上跟两个人说话。她第一次看见他眼睛里轻藐的神气、很震动。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往往是骑士与主公的夫人之间的，形式化得连主公都不干涉。”“他走后一烟灰盘烟蒂，她都拣了起来，收在一只旧信封里。”“他吻她，她像蜡烛上的火苗，一阵风吹着往后一飘，倒折过去，但是那热风也是烛焰，热烘烘的贴上来……砖红的窗帘被风吸在金色横条铁栅上，一棱一棱，是个扯满了的红帆。壁上一面大圆镜子像个月洞门。夕阳在镜子上照出两小条五彩的虹影。他们静静望着它，几乎有点恐惧。”待到进入高潮的后来，也就情不自禁地转入了赤裸直白的性事异色描写，诸如：“有一天又是这样坐在他身上，忽然有什么东西在座下鞭打她。她无法相信──狮子老虎掸苍蝇的尾巴，包着绒布的警棍。看过的两本淫书上也没有，而且一时也联系不起来”，这将“九莉”对性的极度恐惧与极端渴望深入刻画到淋漓尽致。其最高潮的是在“邵之雍”第一次带“九莉”去他家过夜，“秋天晚上冷得舒服 ”，“九莉”由“邵之雍”引领着到得他家三楼一间“很杂乱的房间里”，然后“邵之雍”带门出去，房间里灯光微弱。忽然“一个高个子的女人探头进来看了看，又悄没声的掩上门”，“九莉”猜测是“邵之雍”有神经病的二太太，于是“想起简爱的故事，不禁有点毛骨悚然起来”。一番惊心动魄的床前戏铺垫过后， “邵之雍”回来就高潮慢涨，“他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像鱼摆尾一样在她里面荡漾了一下”，“他忽然退出，爬到脚头去……他的头发拂在她的大腿上，毛毵毵的不知道什么野兽的头，曾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汩汩的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动物在小口小口的啜着她的核心……”这既是顶级色情高手张爱玲与“爱人”销魂的白描，也是张氏自我性经历和性感受的“性兽”回味描绘，更是能够“畅销”给身份类似的人和煽起有“性兽”欲望同感人群的最大卖点。

张爱玲能写出《小团圆》的真实意图，按照其自己的说法是：“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展现的内容是“张胡之恋 ”原型版本，其写成后并没有正式地公开出版，而是逾30年才在台湾印制出来，其个中的诸多原由很值得令人寻味。这其中有着张氏自己最真实、最本色、最直白，最扭曲、最冷酷、最焦虑，最放肆、最乱伦、最淫乱，最自恋、最痴狂、最淫荡的直接生活记录，却是十分重要的不能活着的时候公开出笼的缘由。而《小团圆》中叙述的特定事和物，正是了解张氏内心环境和生活内容的曲径通幽处，其若隐若现和初见端倪的种种情节，诸如没落大家族内部的暧昧情事乃至不伦之恋，母亲与姑姑的惊世行径，对母亲至死不休的恨，对胡兰成卑贱已极的绝望之爱，对性从蒙昧到畸变的惊惧与迷恋，对至亲好友枕边伴侣人情世故的极端敏感，对亲朋好友之间的任意交欢，对人与人之间的阴郁绝望，对人性真正的展现与排斥、对性欲不满足不死心的苦苦徒留……，如此等等。这些不仅是张爱玲自己生活中的真实写照，也是因其生活在特定樊笼中被其自身人为设置在通往人间的最大障碍。张氏一生都生活在灯红酒绿的环境里，生存在纸醉金迷社会的场域中，如果不反映和写这些，张氏又能作出些什么呢，如果张氏把“作品”的内容改换成什么别的东西，那么还会是张氏自己心路历程的“自传小说”吗？正是因为有着这些特殊的原因，所以才会导致《小团圆》写出时并没有立即能够出版的根底。《小团圆》中的“九莉”在近结尾处，道出了一切爱情成幻影、彷佛脱胎换骨的感悟，想道“他完全不管我的死活，就知道保存他所有的。”“……本来对坐着的时候已经感到房间里沉寂得奇怪，彷佛少了一样什么东西，是空气里的电流，感情的飘带。没有这些飘带的缭绕，人都光秃秃的小了一圈。在床沿上坐着，更觉得异样，彷佛有个真空的庐舍，不到一人高，罩住了他们，在真空中什么动作都不得劲。”张氏对酒池肉林般生活的狂放垂涎三尺，也正是其先前沉浸过梦幻般性爱的轰轰烈烈，却最终落得无人料理左右的荒凉与悲惨的结局。这也正是导致其对以前与胡兰成有过销魂交欢的依依不舍，构建起了其后来不能再现的永久性眷恋和固化性渴求望。张氏与“邵之雍”这种屈指可数美妙的“爱情”和获得的“性兽”之间销魂性媾和，能让习惯于并喜爱放浪不拘的张氏忘记吗？当然事实证明是不可能的事，而这些恰恰是张氏最值得留恋和获得的值得反复咀嚼的精神遗产，所以其也就不折不扣地在众多的“小说 ”里，不断加以反复陈述——“唯有撕皮剥肉的性才能表达真实的荒凉感”，才能表达其对肉欲拥有过的兴奋感和满足感。

中国在20世纪80后代的特定时代不断深入展开的“改开搞”运动，是随着社会占主导地位阶级的兴衰变迁，已经逐步上升为统治地位的封资修一体化的权贵，为了进一步把原来人民积累的公共财物和属于劳动大众头上的财富，以最小的代价或无代价转移到自己手里，于是精心制造和强力推出了一场又一场，没有范围边迹界定、没有具体内涵内容要求、没有时空时限限制的，等等所谓“思想解放”运动。而这些从不间断的“思想解放”运动，则是以政治强制为前提和武装镇压为后盾，以“伤痕文学”为否定革命文化的手段和突破口，以推进个人主义文化为发展私有经济的动力和目标，以把玩颓废精神为抢劫众人财富的为切入点和归宿。其锁定的“改开搞”的目标是十分分明确具体的，一方面是要达到认同“国外最先进的文明”，那就是社会都必须由有资产的阶级来实施统治，被统治的所有阶级不必思考社会属于那种的性质，也没有必要深入考究掌握财富的资产者来源是否正当合理，每个人只要按统治阶级分配给的资源做好每件事，当好一个合格的公民就行了。另一方面是要达到承认每个人都生活在“丛林”中，且每个人的“人性”都是自私的，不要关心国家宏观发展的大事，不要过问政治上的重大问题，不要关心经济社会的发展方向，承认并享受好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一切事物带来的快感。再一方面是要达到让公众承认权力和金钱的万能，也没有必要探究权力和金钱的来路，每个人都应该应用现有条件并创造有利条件，不断地为自己抢劫别人和实现自身暴富服务，手段和办法各人自己想、路径自己创造，只要能达到暴富就是合理的和科学的。还有一方面是要人们承认买办传销文化的都是最先进、最科学、最人性的，不存在什么西垃圾的问题，一切限制张扬“吃人”人性和阻挠“剥削”个性的思想观念，都是反动的和专制的落后的，每个人只要过好每一天，把握和享受好吃、喝、玩、乐、淫的每一个细节，这不仅是个性的最好张扬和人性的最好发挥，也是对先进文化和优秀道德品质的最好弘扬。而这一切一切的迫切理念和欲望的引入、消化和吸收、消费实现，张爱玲及其作品既完全满足了封资修所需要的复辟条件，也完全满足了封资修一体化人物占有的味口和需求，于是全力鼓噪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运动也就应运而生了，而且是一拨比一拨来得更猛烈更嚣张。

“改开搞”运动在不断推进和步步的深入人为制造乱世的同时，也正在寻找和确立适合资产阶级自身需要消费的精神产品，建立起符合麻痹、腐化、颓废被统治者并有效统治社会的精神文化，而在这其中张爱玲及其作品的内涵精神本质的条件，恰恰符合了“改开搞”和封资修特殊情势需要灌输的思想理念，所以张爱玲也就随着“改开搞”的深入不断地捧到了天上，其作品也随之变成为了越来越看好的名牌“香馍馍”。为什么张爱玲倡导的精神会符合“改开搞”的需要，其作品所散发出来的人文精神和人生理念为什么会适应正在迅速上升执政阶级的内涵本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先看看傅雷当年曾这样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价：“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及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而当代的陈思和也曾说张：“她以自身的藏污形态来迎合民间的藏污纳垢性，或许正是如此，张爱玲的名字在今天和未来的都市民间文化领域里还会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这些切中张爱玲精神要害的评价，应当说既是对张氏作品本质特征的概括性归纳，也是客观存在的封资修复合体为什么会发动“改开搞”和抢劫运动，会把张爱玲及其作品拿来作为工具使用的最根本原因。正因为如此，早已腐烂发臭了的张爱玲精神及其作品，在进入“改开搞”后，满足了人为制造的病态社会、病态世界观、病态文化、病态人生观、病态价值观的愿望，满足了资本堆叠起来的“金字塔”下不同层阶阶级出现需要进行深度思想麻痹的需求，特别是满足了社会中权贵和封资修阶级进入统治地位所需要的精神糜烂性消费，满足了小资产阶级和“闲人”群体逐渐被培植分化出来，并变成一个特殊阶层精神空虚、寂寞难耐“性兽”的生理和心理消费需求。这正是张爱玲及其作品被引进、普及、泛化、神化的深层社会根源。主张和实施“改开搞”的权贵和大鳄们这样做，不仅实现了自己由准封资修阶级通过采取公开的非常手段，劫夺社会主义劳动者财富成为暴富阶级，再一步又一步地上升为真正吃人和剥削人的阶级，而且也达到了封资修阶级权贵和大鳄们进入统治地位和进一步巩固残酷统治的全盘需要。

（2）张爱玲及作品被人为捧红是为资本独裁与金钱专制的统治服务。

中国强力主张和实施“改开搞”的权贵及大鳄们，在实施推行全球化资本主义和实现资产阶级统治人类的进程中，积极充当着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急先锋，争宠着任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奴役的走狗。在“全球化”的“改开搞”权贵和大鳄们的脑海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乌托邦不仅早已过时而且是邪教，共产党叫做“暴力党” 根本就不会讲什么人权，社会主义是“集权主义”和“平均主义”专制的代名词，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叫做“痞子文化”不在人类文化范畴之内只会产生文化荒漠，劳动大众当家作主是“多数人的暴政”只会产生贫穷。中国实施强力的改开搞后，与前苏联夫唱妇随地千方百计歪曲马克思主义科学本质，挖空心思地采取一切措施来否定和折腾社会主义，发挥一切聪明才智来把劳动大众从主人翁地位强推到“弱势群体”里，把无产阶级文化判定为魔兽并组织反动势力进行攻击批判。从到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改开搞”的大潮中，在完善社会主义的口号声中实施“社会主义历史的终结”，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文化遭遇到了一场更为酷烈持久的“文化围剿”，而且就是在“反专制和发展民主”的大旗下组合成了封资修的联合阵线，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空壳化，不断地向无产阶级专政和劳动大众阶级清算历史旧账。尤其是“改开搞”步伐最快的苏联东欧提前并彻底地完成了“全球化的转型”后，中国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在政治领域亮出了“创新马克思主义”的大旗，在经济领域也明目张胆地加快了对劳动大众财富划拨、瓜分为核心的私有化步伐，在文化领域更是有恃无恐地玩起了资本独裁和金钱专制的魔术。由此，在中国这块所谓的社会主义大地上，导演出了从到“李中堂”、“曾文正公”到汪精卫等卖国买办意识，从推销殷商奴隶制观念到强行客隆各自为阵的小农经济、私有化、黑窑奴工的市场经济细胞，从推行宗族、妻妾成群、书僮奶妈、冥婚豪葬到“三仙姑”“二诸葛”到培植皇帝王朝封建文化的复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所批判的一切东西，在“改开搞”过程中都转换成了无不显灵且招摇过市的万能法宝；在社会主义时代绝迹了的一切历史渣滓，在回归“人性”多元化的幌子下霞光万丈并全都变成了文化主体；劳动大众当家做主时代已经发臭的吃人主义和剥削、压迫人的意识，在形而上的环境中通过敲骨吸髓的金钱独裁和资本专制实现了全权统治。满身繁茂罂粟的张爱玲及其作品的热起来，不过是加快封资修复辟文化助推的阵阵流星雨中耀眼的一束而已。

随着市场文化被金钱产业收编改革力度的加大，娱乐至死机制引入文化产业界，而在其背后那只巨大的魔爪正是资本逐利的独裁力量，发挥强力作用的是金钱对市场的专制操纵，由于强制抢劫而暴富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已经完全得胜，剩下的就是靠金钱和资本去及时地去享受“改开搞”带来的各种好处，于是权贵们就强制性的通过加速金钱独裁和资本专制来巩固获得的成果，不择手段地泛化了娱乐至死的体制，越来越把靠金钱力量来享乐变成了自己获取最大利益的社会机制，并大胆地去追求资本独裁的市场“卖点”，争做追求物质“坟头”和感官刺激的“人性”先锋。权贵们靠强奸打造出来的商业市场社会文化衍生产品，是专为封建剥削和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意识形态，这个时段文化领域生产出来的产品虽然是一堆垃圾，却能满足权贵们拥有资本统治别人的精神需求，更能满足暴富者们压迫奴役穷人的人文需要。“下半身主义文化写作”、“阴道主义文化征服”、“自由主义文化启蒙”、“侏儒主义文化横行”等等现象的流行，意示着中国现实中具有着些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而文艺床上的淫声荡语、个人主义的社会暴富心态、国民模糊的大是大非观、人们迷离的人生价值观等等意识形态的跃然纸上，意味着中国丧失了些什么样的精神内涵；“国家尊严”、“民族正义”、“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社会责任”、“民族自信力”等厚重词语的反复出现，又意味着中国将来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发展前景。中国时下社会被资本全盘统治和金钱的全面压迫，由此而演化并充斥到每个角落甚至侵蚀到每个细胞的美色的诱惑、美女的消费，情色的污染和汉奸的美化，泛滥低俗狂奔的铺天盖地，尤其是因为金钱而由“脱”到“裸”、由“裸”到“做”、由“做”到“狂”性兽文化艺术的导引，全面地挑战着历史叙事和摧毁着社会必须的伦常道德，而不少所谓作家、艺术家、导演、演员却都以争相下游为业，以下游为荣、以下游出名、以下游暴富，这潜藏和暴露的无疑是中国文化领域甚至是世界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悲哀。

各式封资修在“改开搞”旗帜下实现了大集合和大反攻，一步一步地地向着金钱崇拜和资本专制、腐朽极权的社会化演义，劳动大众也一步一步地向着穷困僚倒和奴隶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转轨，在社会主义时代创造的劳动成果被巧妙地掠收，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工厂被霸占成少数人的资本，广大的劳动者不得不被迫从主人翁地位下岗，由此而不得不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流浪奔命。在金钱专制、资本独裁和权贵集权的奴役下，整个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变成了金钱和资本的奴隶，有了金钱和资本就变成了人上人的“企业家”和善经营会管理的贵族，没有金钱和资本天生就进入了贱货的行列，一切被奴役被压迫被人吃都是咎由自取，一切被强奸被专政都是活该，一切不平等、不公平、不自由、不民主都是由懒惰命运造就的。张爱玲及其作品精神的再度窜红吃香，宣扬的就是对于被强行剥夺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力后苟延残喘的劳动大众，不需要正眼看他们，哪怕是为他们流下一滴同情的眼泪也没有必要，需要的是把这些人作为攀上人上人的铺路石，谁也没有必要对这些被当作人墙阶梯的人负责，更没有必要为这些下等下贱的人主持公道。在腐朽文化的统领下，张扬的是已经上升到有钱有势的权贵阶级，要尽情地拓展沽名钓誉再向上爬的自由市场，把持着所谓多元化舆论和文化大权的场景，共同导演“太平盛世”的双簧大戏环境，享受着金钱社会“多元化”和资本关系“人性”带来的灯红酒绿的天堂生活，对穷人、奴隶的爱就是尽情地剥削他们、强奸他们、奴役他们；蛊惑的是已经变成穷人和奴仆的人群，必须做到完全彻底的不过问政治的背景，不要过问和研究社会制度的先进与落后，更没有必要探索制造、创新黑暗社会的根源和人物是哪些，只要心甘情愿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和等待人上人机遇的差遣，必须感恩金钱专制从朱门里扔出来的几块碎骨头，一门心思地追求企业家和权贵资本强奸和宠幸时带来的快感，满足于光怪陆离社会造就的眼花缭乱现实的心理需要。

张爱玲及其作品所散发和提倡的精神霉臭，就是要让国人只能沉浸在金钱专制、资本独裁社会现实里，让政治为权贵强制统治一切、权力垄断服务，让法制为权贵意志能“自由”发展服务，让法治为作威作福地“改开搞”作保障，让行政为权贵谋私利、化公为私、中饱私囊、公款消费、肆意挥霍创造条件，让经济制度运行为权贵催生暗箱操作、滋生邪恶、敛横财、恃特权、贪污受贿、垄断暴富效劳，让文化为权贵龌龊灵魂、丑恶行径、享受快感、汉奸盛行摇旗呐喊，让民主与专政为权贵胡作非、压倒一切为保驾护航，让对外交往上为韬光养晦、缩头乌龟、投降卖国、培植买办开疆拓土，让各式权贵资本充分享受前呼后拥、威风八面、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环境氛围，让金钱专制更好奴役他人、为所欲为、花天酒地、淫乱作乐催生享乐销魂市场，根本不要去追究创新黑暗社会资本独裁的根源和原罪，没有必要再去寻根问祖或探些金钱专制为什么发展的成因故里。通过把张爱玲的腐朽精神及其作品所彰显的腐臭文化炒作并让其红得发紫，就可以达到全力维护各式资产阶级的精心安排的人与人之间不平等，让阶级阶层彻底分化的条件发扬光大，让丛林法则下豺狼虎豹对羔羊的爱万世万代，让卑鄙的强奸和玩弄之爱应有尽有，让可耻之爱、缺德之爱、无人性之爱永恒发达，让资本专制剥削得到叩头颂拜、匍匐顺从、感恩戴德的名垂青史，让金钱独裁集权统治获得张口扬威、肝脑涂地、泣涕誓言、在所不辞的永载千秋上，让明目张胆违法犯罪、光天化日行凶作恶、狼狈为奸霸占财富、相互勾结剥夺合理合法，让过惯了“奴隶”生活眼光短浅、道德低下、畏权怕势贪财、喜欢花言巧语蒙蔽、被绳头小利愚弄，怕强权恐吓威胁、不思长远利益和公义、习惯人身依附、任凭恶人飞横跋扈甚嚣尘上。这些正是各式资产阶级既要改开搞出张爱玲及其作品的深刻社会根源，也是近年来流氓的腐臭文化迅速发扬光大的强大动力、发霉的行尸走肉精神全盘统治中国社会的详实写照，更是政治领域腐朽却夸耀“金钱民主”成就显著、经济领域强抢硬夺行将崩溃却狂吹资本独裁成绩伟大、文化领域纵深极度腐烂却标榜丰功辉煌、社会面临大乱却极力闹腾和谐的本质内涵诉求。

（3）人为捧红张爱玲及作品是为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服务。

回摸整个中国各式封资修联合造就的“改开搞”，只要随便梳理一下就不难从根本上看出，确实是一部逆马克思主义根本走向并实施摧毁革命根本原理，逆共产党根本宗旨走向并对共产主义宣战，逆社会主义根本走向并复辟封建式资本主义，逆劳动大众根本利益并精心培植抢劫式权贵资产阶级剥削压迫的历史。虽然这些人在出笼反共理念主张和目标走向的时候，都是打着恢复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人民大众利益的旗号进行的，甚至还树起了纯粹是创造为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奋斗之类的口号，但这些人自始至终都是说的与做的恰恰是完全背反，高超而又巧妙地玩着“打左灯向右转”背道而驰的游戏。在这些“改开搞”进程中为什么要打出并长期使用张爱玲及其作品这张牌，这是有着深层的猫腻和特殊用途的，聪明绝顶的各式封资修人物不断而又有效地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劳动大众进行全面性的迷惑、瓦解、进攻，充分地运用了张氏在文化和文学上所谓“纯艺术”的表象。张爱玲有时也忍不住站出来直接攻击共产党，说：“这是一个不幸的‘三不管’的区域，被日本兵、共产党、和平军与各种杂牌军轮流蹂躏着。”众所周知，举凡有点中国人味儿的作家都和老百姓一样，称附逆军队和军人不是叫 “伪军”就是叫“二鬼子”，张爱玲却管帮日寇侵华的敌人为“和平军”，更特意地把日伪军、杂牌军和共产党归为一堆，是“轮番蹂躏”老百姓一类。“改开搞” 的新时期重新掀起张爱玲热，其宣传策略是巧妙地采取片面地夸大和神化个别作品的影响与作用，故意掩盖其众多消极内容甚至反动作品的作用，突出地在标榜《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言论行为，就是巧妙地延续了“以假为真，无中生有”的十分典型的社会现象。舆论界与出版界热炒张爱玲精神及其附逆作品，唯独很少提《秧歌》及《赤地之恋》，其玄机就在于张爱玲这两部“作品”倾泻的主旨，是从身心的角度对全国人民大解放的新中国、新社会的厌弃憎恶，不折不扣地是对社会主义的“金刚怒目”，让这位多情的“窈窕淑女”露出了固有的“青面獠牙”真面目。

张爱玲反共和反社会主义最典型的“产品”是《秧歌》和《赤地之恋》，其能够出笼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真正情况的。解放后正当主持上海文化工作的夏衍，打算安排张爱玲到夏衍兼所长、柯灵任副所长的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编剧之际，张爱玲却悍然于1952年移居香港并到美国新闻署的办事机构供职，并奉命撰写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作品，在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处长理查德.麦卡锡的“直接指导”下，在得到主子的命令和美元后的1954年接连推出了《秧歌》《赤地之恋》。麦氏后来颇为自得告诉他人：是我们提供资料，张爱玲便坐在书房里写出来的。张爱玲自己也在后来坦言，故事大纲预先已经定好，她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这正是其理直气壮地标榜“所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津贴”的光辉写照。在张爱玲意识形态里只有资产阶级和封建剥削才能是正道，否则都是背道而驰的，内涵深处潜藏和暴露的是专横霸道的行径，那就是只有她心中“创作出来”的才算“历史”，只要她笔下“产生出来”的才是“真事 ”。《秧歌》中的所谓真事叙述了些什么内容和事实呢？用张氏所写的话来讲就是土改后：“现在苛捐杂税倒是没有了，只剩下一样公粮，可是重得吓死人。” “收成虽然好，交了公粮就去了一大半。”金根家打下的九担粮也全交了公粮，及至年底拥军优属，每户又必须提供半只猪，40斤年糕。农民没粮，只好结伙到政府的粮仓“借”，“区公所”的王同志率民兵开枪，金根也因伤致死，“这样的集体屠杀”激起仇恨与报复，于是“月香”放火烧了粮仓。张爱玲深谙“孔雀开屏的艺术”和“何时开屏才能博得主子欢喜的艺术”，其《秧歌》通过要具体表现的艺术“真实”，把反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底蕴化作了可以炫耀的情节及形象，所以张爱玲曾郑重地在1954年《赤地之恋》序中宣告：“我有时候告诉别人一个故事的轮廓，人家听不出好处来，我总是辩护似的加上一句：‘这是真事。’仿佛就立刻使它身价十倍。”“我确实爱好真实到了迷信的程度。”有效地强化了此前几月所写成的《秧歌•跋》中所述“事实”的分量：“我想借这机会告诉读者们我这篇故事的来源”，“‘秧歌’里面的人物虽然都是虚构的，事情却都是有根有据的。”

张爱玲政治倾诉往往借精心安排的人物及对话得出，在《秧歌》中给“顾冈”安排个剧作家的身份，且让他去“搜集一点材料”再“加以渲染，用来表现土改后农村的欣欣向荣”，可是谈话的“农民”却“吞吞吐吐的，嗫嗫地诉起苦来，说现在过得比从前更加不如了。”金有嫂更说道：“‘穷靠富，富靠天’，像从前真是遇到灾荒的时候，还可以向财主借点来，现在是借都没处借。”张爱玲《秧歌》作品中的“根据” 和“真事”主要有三件：第一件是说在“三反”运动中“人民文学上刊登过一个写的自我检讨”，“文中提起一九五0年的春天，他在华北某地(是一个小县份的名字)工作，正值春荒，农民为饥饿所迫，聚众抢劫政府粮仓。当地的负责干部率领民兵开枪弹压，屠杀了很多的农民。这老干部也受了伤，当时情绪低落，思想发生动摇，竟颓丧地向说：‘我们失败了！’”张爱玲说“这篇文字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三反”运动1951年12月开始至1952年10结束，有的同志认真地把1951年和1952年和1953年的《人民文学》细翻了两遍，连1952年的《文艺报》也查了个遍，均不见此“检讨”和述及此事的上述文字的踪影，所云的“真事”却是子虚乌有地变成了张氏作品中的客观实在，无中生有变成了具体生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典型人物形象。第二件“真事”是讲全国“各处的饥饿”，根据是张爱玲在《解放日报》上看到了“天津设立了饥民救济站，救济四郊饥民”，从认识的女孩子那里听到南昌乡下农民“吃米汤度日”，“从 1950年冬天起又不断地从苏北与上海近郊来的人口中听到‘乡下简直没有东西吃！’”这虽然也反映了当时的几分真，但却故意隐去了新中国刚刚建立和抗美援朝的关键前提。第三件“真事”是说“放火烧仓”是正义，张爱玲看过一部名叫《遥远的村庄》的电影，其中有在特务指使下地主放火烧了国家粮仓的情节，张爱玲说看《遥远的村庄》“觉得很滑稽”，“剧中放火烧仓那一节”“如果不是完全虚构的话，那一定是农民的报复行为，被歪曲了的”，所以在《秧歌》中按照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的理念需要，进行了精心的雕刻性“客隆”，把特指“地主放火”的报复行为篡改成泛化了具有正义的“农民放火”行为，张爱玲这样歪曲中国革命历史真实的立场和手法，目的就在于把历史当作了归自己使用的专利“小儿”，达到既谴责了新生的红色政权和人民政府，又谴责了共产党的文艺工作政策和文艺工，一箭双雕之目的一目了然。

《秧歌》、《赤地之恋》所张扬的人文精神和“人性”理念是些什么呢？按照张爱玲的“知音”夏志清最为直白和浅显的说法，两篇反共的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是“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隔百年读《秧歌》、《赤地之恋》，更使我深信张爱玲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也是五四以来最优秀的作家。”并且道出了《秧歌》、《赤地之恋》出笼的时机及其真正本原质地：从1949年到1952年张爱玲“默默地观察上海和附近村镇在共产党暴政下的生活。这些印象收集起来，使她扩大了她对于中国人民悲剧的看法。她一定也看了很多共产党的戏和电影，读了很多共产党的杂志，她把自己所直接观察到的真实情形和共产党官方的谎话对比，更深刻地了解了大陆的惨状”。1952年移居香港后张爱玲就职于美国新闻处，并应美国之需要写了《秧歌》和《赤地之恋》。“《秧歌》所表现的，不仅是人民反饥饿，争取最低生存的要求，而且是人民如何在暴政胁迫下，还努力保持人性的尊严和人类关系之间的忠诚。”“《秧歌》是一部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暴政下面受到摧残的记录。”“里面每一个人或早或晚的都要受到严重的考验，因为可怕的现实最后总叫人难以忍受。”在《秧歌》中张爱玲强调的是： “在共产党统治之下，非但人的廉耻丧失，就连农村日常生活都彻底受到改变。”“张爱玲选用‘秧歌’作为全书的标题，就是要表示：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是如何的受到共产党的歪曲和贬抑。戏本来是假的，可是同时我们又可以说：戏比日常生活更能表示人生的真谛。张爱玲用‘秧歌’这个意象，一方面显出共产党所制定的‘礼乐’是多么的虚假和僭妄，同时又着重‘人生如戏’这一可怕的真理。农民本来是爱好他们自己的旧风俗的。”“相形之下，共产党规定的新办法，在农民们看来是愚蠢而无聊的，有时候也许很好玩，但是大家所以遵照着做，无非是想保全性命而已。什么唱歌啦，喊口号啦，进‘冬学班’啦，开会啦，扭秧歌啦，这一切都是在做戏——一种老百姓所不欢迎的戏。可是这种戏他们也决不敢‘儿戏视之’。流血和打斗这些凶事本来应该是属于戏台上的，当农民和民兵起冲突的时候，戏变成了现实。”“假戏真做和‘人生如戏’的可怕，这两点一直维持到全书的最后。”“那时候的秧歌成了中世纪图画中‘死亡之舞’的行列。”

夏志清继续阔论道：“张爱玲在这里除了用戏来象征共产党的生活方式之外，她更经常的把凄凉的农村，写成一种梦魇式的可怕的鬼蜮。她借用了中国神话和古老传说的鬼故事，把里面离奇的景象覆印到在死亡和饥荒笼罩之下的现实世界上面去。全书的头两页描写农村的污秽和荒凉，的手法就超过自然主义纯客观的写法：戏台或鬼故事式的暗示随处可见。”“全书的主要的描写部分大多带着这一种阴森的鬼气。”张爱玲的“高明之处”，在于并不“专心一致去描写共党种种惨绝人寰的暴行”，而且写出“一幅中国民族文化的全景”。“张爱玲所以引用这些神怪的东西，目的不止是加强恐怖的气氛而已。神怪故事本来是古老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农民的想像中，随时都会出现的：现在都会出现的；现在用在这里，正好和共党的‘非人’世界作一对照。”《秧歌》“里面包含了好几个世界。最受人注意的无疑是简朴的农民世界，他们的天伦之爱和他们的生死，现在都面临悲剧式的考验。考验着他们的是一种外来的力量：共产党。”挨饿到不能“忍受”时才不得不铤而走险：“可是农民的暴动，终究是很快的镇压了，共党的暴力和他们阴险的辩证逻辑，还是给充分的写了出来。”夏志清总结说：“张爱玲在这本小说里，用鬼怪幻觉来暗射共产党，实在是有一种很适当的讽刺的意思。在中国民间的迷信中，神鬼大多是主持正义的：王霖同志用严刑拷问无辜的农民，他实在比中国阴间的阎王判官还不如，因为阎王他们还是量罪判刑的。在我们的道德想像之中，共产党是一件怪物，它的残暴超过舞台上最血淋淋的戏，超过了我们想像中的地狱。张爱玲把共产党的世界包含在一种鬼森森的气氛之中，实在是给共产党一种最现实的描写；因为它的凶恶不是人类的想像所能忍受的。《秧歌》不仅是一部中国农民受苦受难的故事，而且是一部充满了人类的理想与梦想的悲剧；而人类的理想与梦想是为共产党所不能容的。”夏志清对《秧歌》中凭空捏造“农民暴动及政府的武装镇压”，及其巧妙地用人物形象表达反共方法所作的深刻剖析，真可谓是入木三分地得到了升华，对张氏内心赤裸裸的反共政治倾向与态度却采用人性与文化包装来写作的策略和掩盖性描绘的展示，无情而且不无快意地掀掉张爱玲那美丽画皮的装饰，让其掩盖着的政治倾向面目与费尽心机的本来态度，被赤裸裸地大白于天下，同时也把那些热衷于炒作张爱玲的“张迷”们政治态度置于主张公平正义的世人眼前。

《秧歌》出笼的反动内涵性和巧妙之处在于，把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统治压榨，彻底解放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并建立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等等重大政治问题故意搁置一边，把地主阶级在农村凭手中拥有的土地权这个最根本的生产资料残酷压迫剥削着农民的事实故意隐去，把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农民自己起来消除阶级受压迫剥削故意丢在一边，把穷苦农民以人民政权为依托和靠人民政府的力量，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土地还家”即夺取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分配给缺地少地的农民阶级等等合民心、顺民意创举的正义性故意抛在一边，把土改后的农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和拥戴之情，演化成了极度的不满并掀起暴动还遭到血腥镇压而展开故事。张爱玲在得到主子支持的心中和笔下，使建国后围绕改变土地占有关系即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无法调和对抗性矛盾运动的历史，统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反向逆行演义，骨子里始终选择的完全是与广大农民唱对台戏、与封建地主阶级高度合一的立场，要力图证明的是“ 穷靠富，富靠天”荒谬逻辑，——农村的农民永远只能靠权贵地主阶级生存，农民能不能富起来只能依“老天”来说了算，这恰好证明了张爱玲为头号资产阶级美国主子效政治鹰犬之劳的嘴脸，并且同时能够从效劳中领取高额度的美元赏金。张爱玲如此捏造就是要满足美国主子打造中国军民矛盾、党群矛盾，共同企盼着新生的人民政权迅速垮台，让地主和资产阶级重新上台统治。张爱玲只有得到美国主子的话才唯命是从，在这种情景状态下所造就的心中和笔下，当然也就有了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三座大山的压榨下，农民虽然没有土地但会过得十分地舒坦和安逸，当然也就既不出现缺粮也不会有“坑农事件”发生，既最喜欢交租也更喜欢交种种苛捐杂税，既不会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也不会去抢粮库的事件，既不可能有历史上反复出现的暴动也不会产生什么性质和意义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张爱玲的心中和笔下，农民翻身得了土地并成了新中国社会的主人，一定变成了一群“白痴”式的老鼠且被下了地狱，既穷又缺粮，既怕交公粮又喜欢抢粮库，既仇视人民政府又要组织反抗暴动，既要受到盘剥又要受到“血腥镇压”，就成了理所当然的“真事”了。

张爱玲把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推翻三大敌人获得彻底解放之历史的事实与是非完全颠倒了过来，这并不是说张氏所说的东西就没有人出来公开揭穿，仅只是说没有 “人”来愿意听和想听而已。与张氏同时代的柯灵在论及《秧歌》与《赤地之恋》时就说：“她的《秧歌》和《赤地之恋》，我坦率地认为是坏作品”，“《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描写的人、事、情、境，全都似是而非，文字也失去原有的光彩。无论多大的作家，如果不幸陷于虚假，就必定导致在艺术上缴械。张爱玲在这两部小说的序跋中，力称‘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且不嫌其烦，屡述‘故事的来源’，恰恰表现出她对小说本身的说服力缺乏自信”，“张爱玲1953年就飘然远行，平生足迹未履农村，笔杆不是魔杖，怎么能凭空变出东西来！”“海外有些评论家把《秧歌》和《赤地之恋》赞得似一朵红花，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为小说暴露了‘铁幕’后面的黑暗，如获至宝。但这种暴露也是肤浅而歪曲的，在大陆读者看来，只觉得好笑。清明的世界不会讳疾忌医。大陆不是天堂，却绝非地狱。只要有点历史感，荣枯得失，一加对照，明若观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张爱玲隔岸观火，并不了解她的攻击对象，而又要加以攻击，怎么能打中要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内文艺界正在抛弃‘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而从来笔端不沾政治的张爱玲，反而作茧自缚。”

但是在豺狼当道的现实世界里，虎豹最善良的言论却成为了主导性的社会定论，并引领着夏志清的徒子徒孙们向既定的目标和方向迈进。中国改开搞一堆资产阶级集团奸夫和反共文化人物淫妇的蔟拥，其统军的赵紫阳、万里、李锐，领军的李慎之、茅以拭、余杰、厉以宁、吴敬琏、张贤亮等等，在这些人的嘴上和笔下的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时代，俨然被刻画成了“集权专制”的代名词，描述的内容和情节如出一辙地把共产党描绘成了魔鬼，甚至还能把一切社会出现的一切罪责都要统统归结到共产党的名下，如天津《文学自由谈》上魏得胜《张爱玲笔下的1950年代》就是这样说的：“新共和之初的一些干部”就有“坑农”的“光荣传统”，今天的“坑农”滥觞于“1950年代”，张爱玲的《秧歌》的意义就在于“为今天的人们揭开了这个捂了半个世纪的盖子”。“伪先生”的说法和策略是全盘认同《秧歌》所写“农民暴动，政府镇压”的一切都是“事实”，然后护理出了共产党天生就是“坑农”的发明者和唯一获得专利者，而在恶意攻击和污蔑共产党的前提下，故意抹除了除共产党之外的其它党和其它派，以及没有提及被神化的所谓 “护农”大人物，恰恰是“害农、坑农、剿农”的祖师爷和专家。像“伪先生”和《炎黄春秋》之类始终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人与物，这类口口声声都在毁灭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东西，这些典型的封建剥削主义和资产阶级载体，凭借着所掌控的发言权宣传权到处吹嘘自己，凭借着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国际接轨双赢的底气，遥相呼应地刊载资产阶级化文章而进行实实在在的反共，这类文章不仅与时俱进地要为土改翻案，且还污蔑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搞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伟大斗争是没有人性，大张旗鼓地呼吁要建设“民主社会主义”，要把地主庄园和资本家恢复名誉并“落实政策”物归原主。这些人和势力要真正维护的正是古今中外“坑家”、“害农”、“吃农”的发明专利，积极推行的和要达到的就是获取资本的最大获益。这类人物坐在所谓的共产党安排的高位上唱着反对共产党反调的社会现象，恰恰证明的是资产阶级化了的各式人物已经全盘地把持了原来属于共产党执政的地盘，而所谓的“共产党”也不在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已经变成了专门消灭和铲除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政治组织。一切封资修代表人物攻击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美化资产阶级的天下是唯一，最终为开历史倒车复辟黑暗的吃人不吐骨的资本主义制度服务。

（4）人为捧红张爱玲及其作品是为卖国求荣的暴富铺平道路。

不同时代的政治内涵总要打造出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为自身服务，不同时代的文化内涵同样呼唤着前行路上的文学作品为自身开路，于是文学艺术所张扬的精神则变成了客观映照时代模样的一面镜子。投降卖国既是一切窃国大盗非常惯用的伎俩，也是一切依靠外国势力发家暴富常用的捷径，在中国“改开搞”的运动中更是被运用得炉火纯青并达到了空前绝后。各式封资修化买办精英为了登上并坐稳枭雄大王的宝座，通过借助张氏文学精神来雄心勃勃颠覆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让广大劳动大众在神经麻痹状态下实施“公退私进”、“中退洋进”，推行“不问姓社姓资”、“不求所有但求所在”、“不问姓中姓外”，在“快送速甩”国有企业的私有化 “和”向美国效劳的双赢高歌猛进中，找到了了中外勾结、上下配合的权钱交易、官商学霸共同分肥暴富的道路，共同纠合且荣登上了人上人的金字塔顶端。

张爱玲始终最典型张扬的精神就是高贵的巴儿狗底蕴，谁高贵有钱豢养它，它就听谁的话也就为之提供服务，这既是张爱玲能够意气风发地在敌伪的统治下生活得十分滋润的成功之道，也是其诚心为“皇军”干尽涂脂抹粉、宣扬歌舞升平勾当的诀窍，更是其能在“改开搞”获得各式封资修权贵人物极力推崇的秘诀。 1994年关锦鹏拍摄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在中国的金马奖角逐中大获成功，其原作在满足“小资”趣味的基础上被改编成《过把瘾就死》，这个由三角恋爱回归道德主题的庸俗故事，既满足了性兽观念的需求，又满足了其欲望式垂涎的道德，既可以被魔界当作道德称赞，又可以当作好莱坞产品的脱衣舞来欣赏，这种被金钱和市场巨手改写的文本、历史、真实和被市场控制着的爱众，既是商业文化的巨大成功，也是性兽文化泛滥的有力佐证。从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不可化解的真实的悲剧感，无奈的怆然荡然无存了，剩下的不仅有被资本文化赤裸裸奸淫的味道，更有被遭到政治文化强奸后而获得的所谓快感。张爱玲作为资深的女人，感觉和体验最深的是要征服她首先得征服其阴道，最终才能征服其心灵。《色• 戒》是根据张氏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其小说中引用清末民初学者辜鸿铭语“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张爱玲、李安们所持的这种“阴道主义”精神，其实是封资修政治、经济和文化界大款们的诉求，所以运用起来就十分地娴熟和十分地老道，只不过是通过这些有特殊文化资格的人物说出来才有艺术价值，让这些人演义出来骗人也才最有效，共同的目的都是用种种不同的麻醉剂去消解与征服大众的心灵。张爱玲自由地写出这样的小说，李安有意识地拍出这样的电影，其真正的总导演是高高在上的封资修政治大鳄，就是要让《色•戒》这样一部解构宣扬“新的”国家和民族观念，电影表现艺术之外的政治意图和政治倾向是让汉奸精神成为正宗，让汉奸精神成为在中国热捧的支柱，这正是令每一个国人值得深思的沉重问题。

本来宣扬情色和汉奸精神的《色•戒》小说出笼时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卖点，相应地是被华人批评家迎头指出了它的垃圾本质。但是随着改开搞深入和汉奸的极度走红，以及“国际当红”人物李安的极力导演，张爱玲热更被捧得大红大紫，鼓吹汉奸的《色•戒》获得了时来运转机遇，不仅在国内外得到热映和获奖。无论是标榜“纯文学”的作家，抑或是戴上“大众文化”的高帽，还打着“爱情至上”符号的旗帜，这些势力都是顶顶聪明的且智商特别地高的人物，引领人们一定要聚精会神地阅读文本，认真地品味文本情节带来的精神怡然，全面体验小说提供的精神快感，但不要牵涉和联系故事所产生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之类的关系，才能真正体验到“作品”中富含温馨的凄楚、优裕的感伤、惨白的月亮，深浓的夜蓝色、高贵、恬静、绝望，华丽、苍凉等等。尤其是《色• 戒》影片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中国的奥妙，——投资方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国内广电系统在香港的中资机构，总裁为广电总局派过去），出品人是上海电影集团公司（既无实际投资也无主创人员，上海仅提供了各种拍摄场景），易先生电影制作公司（李安投资，因电影主角叫易先生），这种由掌控“准生证和出生证”投资，由产生故事的“原产地”提供场景，由汉奸名公司“著名导演精心执导”的神圣大款家族“组合”，能够“没有钱”和领不到“准生证、出生证”吗，能够“不真实 ”和“编导不好”吗，能够“听取意见”“禁止放影”吗，能够“不流行”和“赚不到钱”吗？但这些不明不白的词语敌不过“好像是在未经清扫的战争废墟之上长出来的一株罂粟花，妖艳炫目却又象征着死亡”来得透白的提纲挈领。

其实引领人们要“纯艺术”起来的大款，都是些专门玩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高效增值的高手，这些人平日衡人论事、说天道地、遇事上纲上线的功夫早已炉火纯青，只要是有碍自己附庸出名、窃国暴富的事物出现，轻者马上给你戴上一顶阻碍多元化发展、不符合人性需求之类的帽子，甚至立即就你统统扣上左、“极左 ”、 “宣扬暴力”、“鼓惑动乱”之类的屎盆子。只要是符合资本和封建主义发展且可以实现窃国暴富的东西，就立即摆出一幅唯美的架式，给予高度的审美价值评价；只要是有利于宣扬剥削和引导吃喝玩乐嫖赌的东西，就立即摆出一幅唯艺术的派头，滔滔不绝地鼓噪并诰封上艺术至上的唯美衔头。《色• 戒》电影在中国大陆刚刚上演的时候，很多人看了都觉得有点糊涂，本来一个始终坚强抗日的爱国女志士，怎么转换成大师的文学后就立马跟汉奸好得了不得了呢？先头是汉奸用暴力把女志士的衣服扯了，然后占有了人家，由此既获得她的身子，到最后更获得了她的心。这隐喻的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那就是几百年来西方殖民扩张的辉煌历史，殖民扩张历史就是这样，首先炮舰开来用大炮把你的国门轰开，然后就培植一批人来搞殖民教育，这批人就开始用“下身的大炮”轰出殖民主子的太平盛世，——说白了这伙专帮外国人搞殖民教育的无良专家，就是自己在刻画自己、推销自己、神化自己、暴富自己。虽然这种被强奸带来的所谓快感滋味来的很特别，却成为大鳄们宣扬坚持民间社会有效性和张扬人性的重大炮艇，其精神被政治玩弄和强暴的巨大悲剧性，正提示我们所谓的现代性强加给人们的矛盾的不可化解和不可调和性，只能靠精神的鸦片来进行深深的麻醉和腐蚀，否则山洪水般的“瓮安式”、“邓玉娇式”的社会革命就会被强压出来。

放眼当今各国的世界，几乎无一不把文化艺术作为传播本统治集团核心文化的载体，即使在宣扬“自由文化”并制造输出“普世哲学”的美国，“言论自由”并不是毫无控制的“天空任鸟飞”，而总是要紧紧地扣住强烈的美国资产阶级意识，显示着美国式的爱国主义，维护着美国霸权主导式文化的价值秩序。《色•戒》在威尼斯获奖时遭遇记者及影评家的嘘声继而被奥斯卡拒之门外，在大陆的一些重量级的人物却将之奉为极品，这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时下现实社会生活中某些人的精神状态。当时下人们开口闭口将“人性”解放挂在嘴边，而恰恰被解放出来的“人性”却仅仅包含的是“兽性”负“钱性”，那与禽兽的性欲和占有欲又有多少差异呢？这种只要为了获得理想中对象的性交配权或物质的占有权，就可以把其它密切相关的所有一切置之不理，又能有多少真正的“人性内涵”可言呢？张扬只要能与理想中的人实现交配或达到暴富，什么事都可以去做、都敢去做，而且都是理所当然地标榜为人性张扬，那么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又会是什么呢，而这表明的只能是丧失如何对待这个世界的正当眼光和尺度，放弃的是自己在外部世界应该承担的角色和客观评价标准。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故意回避公平和正义，无视同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公正交流，把自己摆到像巴儿狗一样地乞求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地方，那么就很明显地反映出这个人和这个社会的内心世界已经十分空虚和精神世界的已经完全坠落；如果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将“性欲” 看作是至高无上，而把“钱欲”上升到可以凌驾一切的地步，那么这个人这个社会就会表现得比豺狼虎豹还要残酷。张眼扬眉观察中国的现实不难发现，社会中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强抢国民暴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就是通过发掘张爱玲及其小说所展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走向，并移植过来为巩固自身人上人地位需求服务的，于是这些人就把张爱玲及其作品作为崇拜的偶像，以画皮少女来蛊惑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并以此来贩卖“人性”的假货并为自己开脱吃人的罪责，且在用“人性”来吃人和用“金钱”来统治人方面，就显得比帝国主义主子还要凶残若干倍。

把张氏精神发挥到神奇并通过公开文论来表述与时俱进巴不得做美国“二奶”、“附庸”的，就有大名鼎鼎的典型如焦国标、马立诚之流：“我认为，美国是推销自己的文明理念，不惜耗尽国力，单求自己的文明能在世界各地长成森林。国力已经化为世界政治森林。这森林是美国国力的另一种体现，另一种形式，另一种精灵。‘沉舟侧畔千帆过’，沉舟是美国，过往的千帆是美国的精灵、美国的分身；‘病树前头万木春’，病树是美国，万木春是美国的精灵、美国的分身。母亲哺育儿女，耗尽青春，耗尽容颜，可是奶水长成儿女的血肉，何怨之有？何憾之有？何失之有？何悲之有？”“英法联军为什么火烧圆明园？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该烧。为什么？不把它们烧了他就不知道天下大势是什么样子。那时大清朝只认识大火，就像布什说侯赛因只听懂炮声。’‘中国统治者愚昧野蛮依旧，而英法联军的雄风不再，这是唯一感到可惜的。假如有一天美日台联军到北京东烧西烧，就是吐口唾沫能灭火，我也决不会开这金口！’”“中国，不该是一个拒绝颜色革命的国度，而应是主动挽来颜色革命的天河之水，以冲洗干净五十年，五千年未曾清洗过的独裁专制的‘牛圈’。”这些高论难道还不令过去的秦侩、李鸿章、汪精卫、周佛海们相形见绌吗？马立诚、焦国标始终都是买办集团大红大紫、“人气很高旺”的所谓“公共知识分子”，都是领着时代风骚迅跑的“自由思想者”、“自由知识分子”、“民主战士”，都是当年献策和实施“韬光养晦”的超级精英。这类人与执掌行政大权的核心权贵们一唱一合，“文化精英”在前面蛊惑并呐喊开道，“皇亲国戚”们运用行政权力推行卖身投靠美帝国从中辟出暴富的道路，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到达了“梦想的彼岸”，进入了天堂并升为暴富祖宗。中国虽然时空发生了变化，但卖国求荣和傍上大鳄实现暴富的本质，却是变本加厉地得到淋漓尽致的超时空发挥，张爱玲文学精神赞“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转换成精英们现在的“战略伙伴关系”的翻版，张爱玲作品里蛊惑“皇民意识”只不过是转换成现在的“全球化双赢”翻版，张爱玲出名时代强迫式的“慰安妇”只不过是转换成现在的“女人开发自身资源”翻版，张爱玲出名时代效忠的“日本天皇”只不过转换成了现在的“美国总统”翻版，张爱玲出名时崇拜的“膏药旗”图腾只不过转换成现在的“星条旗”翻版，张爱玲出名时代流行《何日君再来》只不过转换成如今的《羊爱上狼》和《老鼠爱大米》，张爱玲出名的时空演爱国戏要冒掉脑袋危险转换成了现在《色•戒》的翻版最吃香，张爱玲出名获利的地域的上海只不过转换成了如今的全中国翻版，……如此等等，真是罄竹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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