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与贾樟柯的背后：当代中国文化生产的第三只手
：成庆
2006年末，张艺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与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在大陆电影市场同时公映，在首映式上，贾樟柯甚至带有些许悲壮的隐喻语调说道，“我很好奇，我想看看在这样一个崇拜黄金的时代，有谁还关心好人。”
随后的事件发展超过众人的预料，贾樟柯炮轰张艺谋借助行政资源垄断院线，实行不公平的电影市场竞争，并且认为张艺谋的电影带来中国公众的是一种笼罩性的庸俗文化意识。而后“黄金甲”一片的制片人张伟平出来讥讽贾樟柯的票房低收入和《三峡好人》所获得的威尼斯电影节大奖。就在双方激战正酣的时候，广电总局出面要求双方缄口，而且禁止报纸继续炒作双方的争论，这一次交锋随之也逐渐偃旗息鼓。
暂时的平静并不能掩盖这次争论背后的深层内涵，事实上，贾樟柯在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中，已经详细的表达了他对张艺谋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看法。在他看来，他之所以在这个时刻如此尖锐的批评张艺谋，是因为由张艺谋主导的电影生产机制与电影趣味问题。而更为有趣的是，尽管《三峡好人》票房低落，但是却好评如云，尤其是知识界的人士，几乎一面倒的批判张艺谋，而去褒扬贾樟柯以及他的《三峡好人》，而相反的是，所有的娱乐报道却是连篇累牍的跟踪与“黄金甲”相关的细节。这背后所蕴涵的内容，已经超越了电影本身，而拥有极为丰富的时代诊断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讨论。
贾樟柯在争论中所提到的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张艺谋借助行政力量，垄断了大部分院线资源，而且贾樟柯认为，这些大片中所散发的价值观也让他非常担忧，在他看来，“文化的作用就是带给大众一种思考的习惯，从而使这个国家人们的内心构成朝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
这样的评论已经将争论带入到一个更大的问题中，当代中国的文化生产机制和国家的关系到底是如何的？
如果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张艺谋之所以依靠《红高粱》等电影成名，乃是走的是一条曲线救国的路线。《红高粱》这部电影充分展现了那一时期张艺谋的摄像技术，在80年代的审美氛围中，通过浓重的色调表现个性的张扬和英雄主义，在那个时代尤其是80年代末期改革处在一个瓶颈期的时刻，《红高粱》所表达出来的精神主题，正好切中当时的时代脉络，从而获得1988年的柏林金熊奖和一片好评。后来由于90年代后的市场化，文化空间也越来越大，张艺谋虽然也拍出《秋菊打官司》等影片，但是他一直自己承认，他最终寻求的是观众的认可，因此当大陆影视生产越来越商业化的时候，他迅速转到《英雄》、《十面埋伏》几部大制作上，而且票房均获得极大成功。这个过程其实说明，张艺谋电影题材的选择，乃是根源于当代中国文化心理的剧烈转化，因此你才可以想象，一个拍过《活着》的导演，会拍出情节叙述十分蹩脚的《英雄》和《十面埋伏》。
如果仅从电影艺术本身角度来看，贾樟柯的批评无疑是有其针对性，但是问题或许并没有那么简单，大陆这20年的市场化过程，造成了一个表面经济市场化，但是在政治和文化控制方面却仍然威权化的结构，这集中体现在中宣部以及管制影视生产的广播电视总局等机构。而管制最为明显的，乃是近年来网络时事以及文化思想论坛被纷纷叫停，在影视方面，仍然奉行的是严格的审查机制，近年来，广电总局频繁的封杀各类题材的影视作品。最近，广电总局还下令，各电视台在黄金时段必须播放主旋律题材的电视剧。
但是问题在于，旧有的文化生产机制是依托在整合性的道德与政治话语之上的，个人与国家都必须符合所谓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因此社会主义的道德主题成为了几乎所有文艺作品的基本前提。衡量个人的标准不仅是道德的，而且还是政治性的。
这种整合性的意识形态在80年代后受到很大的冲击，逐渐被市场化拆解掉。新兴的市场社会带来的消费主义的土壤，也让个人的私德不再从属于某种宏大的公德范畴。80年代个人的解放，最重要的意义是将个人道德最终纳入到私人领域，从而与政治领域划下界线。这也是90年代如朱学勤，写下《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来批判卢梭的“美德政治”的主要原因。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贾樟柯对张艺谋的批评，归根结底在于他对于商业文化所带来的一系列后果的批判。但是非常微妙的是，由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开始瓦解，宣传及文化部门一直试图以控制资源的方式来重新塑造“主旋律”意识形态，比如限制某些境外的电视节目的引进，或者在所有卫星电视台规定黄金时段的节目播出，但是由于没有过去那套完整的文化意识形态作为思想资源，今天的“主旋律”的内容显得非常支离破碎。如2002年禁播《流星花园》，就是以含糊的“不利于青少年身心健康”说辞作为理由。而在2004年，广电总局就规定黄金时间不得播放“凶杀暴力涉案剧”、禁止网络游戏类节目播出、“红色经典”不许戏说。这些禁止令以“堵防”为策略，尽管有诸如中宣部组织的“五个一工程”这样的生产主旋律文化的机制，但是这些作品基本很难获得广泛认同，只能成为体制内运作的形式。
文化领域的商业化在今天因而具备了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使得政治开始与个人道德分离，国家在涉及到私人领域的事务方面的干预失去了正当性，另一方面文化方面的市场化运作使得个人道德标准出现急速下滑，文化趣味也被大众文化所主宰，这才出现商业电影的票房一路飚升的状况。但是贾樟柯的批评却没有注意到他和张艺谋其实都面临着广电总局这样掌握生死大权的审查机构，张艺谋的生存在于市场化的空间以及他对体制审查的妥协，但是文化体制同样有重新塑造另外一套“主旋律”意识形态的冲动。比如近年来，以农村为题材的电视剧就能在中央电视台优先得到播放的优待。现实题材如今成为所谓反映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一个主要影视作品来源，在这样的背景下，注重当代中国转型经验的第六代导演自然成为塑造主旋律电影的后备力量，就在最近召开的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国家广电总局已经决定对贾樟柯、陆川等新晋导演给予大力资助，有关的负责人还意味深长的解释说，目前很多大片，“忽视人文关怀和文化底蕴。国产大片决不能单纯追求投资和制作规模的宏大，要努力提高原创能力，提升精神内涵和思想文化品格。要争取既赢得票房，又赢得观众。”
在这里可以无疑可以看出，国家在文化生产与控制方面仍然存在强烈的冲动，而且贾樟柯对人文及道德的诉求也会很容易纳入到“主旋律”话语之中，加以改造和重塑。事实上，根据圈内人的消息，贾樟柯极可能将脱离独立导演的身份，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这样一个由国家把持的电影机构。虽然这并不说明贾樟柯本人失去独立导演的艺术目标，但是在现有的中国电影生产机制和微妙的文化审查机制下，贾樟柯瞄准了商业化这个目标，却忽视了国家力图通过威权的方式来控制文化生产的努力。
张艺谋获得行政资源，绝非是他个人的一时侥幸，而是国家在不断寻找文化代理人的结果。今天或许是张艺谋，明天或许是贾樟柯。这种寻找文化代理人的过程背后，是威权社会强烈的控制文化生产的冲动，其目标是塑造出一种冠冕堂皇的道德及政治话语，来为政治寻找到道德上的正当性。贾樟柯的系列作品以反映当代中国经验为底本，在今天却诡异的成为可被体制利用的电影话语，这当中微妙的逻辑值得注意。
由此来看贾樟柯的批评，我们可以看到在当今文化生产中的两个互相矛盾的倾向，一个是开始检讨市场化所带来的文化商业化和低俗化的倾向，试图以道德或严肃艺术的内容来改造娱乐文化；另一个倾向是继续推进市场娱乐化的商业操作。这两个倾向看起来互相冲突，但是背后却有一个更高的文化审查和筛选机制在操作。贾樟柯对当下道德及严肃艺术的追求，如果在这样一个畸形的架构下去追求，无非是利用体制力量压制另外一套不同文化形态的模式。只要国家对文化生产控制的冲动不消除，文化审查机构不退场，任何借助权力体制来诉诸的话语都可能是危险的，无论那种话语是娱乐性的还是道德性的，这或许才是贾樟柯与张艺谋真正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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