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民歌的历史主人翁意识

大跃进民歌的历史主人翁意识

○　韩金玲

大跃进民歌中有一种非常富有悖论意味的现象：一方面强烈地表达出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意识，另一方面却又使民众的自我意识无限膨胀，二者竟然并行不悖！如果细研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民众的自我意识无限膨胀既在显层充分流溢出民众的历史主人翁意识，又在深层暗合了毛泽东的人民史观，二者相得益彰。

一、民众历史主人翁意识的高扬

在大量的大跃进民歌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到民众话语的极度膨胀，民众话语极度膨胀所表现出的那种改天换地、创造新的历史的主人翁意识，我把它叫做“人民史观”。正如毛泽东所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人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大跃进时期，人民即民众，仅指工人和农民，因为1957年3月毛泽东就认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2]从此以后，本已在1956年1月周恩来于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宣布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就又从工人阶级中被划了出去。所以大跃进时期的知识分子（包括学生）、商人（民族资产阶级）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属于被改造的对象，解放军也都是工农出身的。所以此时的人民即无产阶级，只包括工人和农民。

这种强烈的历史主人翁意识非常“感染”人。如上海《我的名字叫黄河》：“我的名字叫黄河，千山万谷都经过，自从盘古开天地，什么世面没见过！/我的脾气最暴躁，三句不投便咆哮，无风要起三尺浪，有风浪头百长高。/谁说龙王能治水，他要治我治不了，有时惹得性子起，大水冲倒龙王庙。/一轮红日照当空，红旗一展天下红，又出盘古开天地，人民做了主人翁。”[3]从古盘古到新盘古的演变，体现了时代语境的变迁及其神化意蕴的转移。又如：

大红旗下逞英豪，端起巢湖当水瓢，不怕老天不下雨，哪方干旱哪方浇——安徽庐江《端起巢湖当水瓢》

我是一个装卸工，生产战斗在江中，钢铁下舱一声响，龙王吓倒在水晶宫。——湖北宜昌《我是一个装卸工》[4]

脚一踢，高山飞翻，山神逃滚沙滩。口一吹，海浪翻天，龙王吓奔荒山。手一举，高楼出现，屋顶戳穿云天。脑一动，嫦娥下地，宇宙各星通行。——上海三轮车工人《我们的本领》

我们一跺脚，大地震动；我们吹口气，滚滚河水让路；我们一举手，巍峨大山胆寒；我们一迈腿，谁也不能阻拦。我们是劳动人民，我们的力量无敌。——上海钢铁一厂王金源《我们的力量无敌》[5]

后面两首民歌对比来看，就可以发现，民歌对劳动人民进行了神化处理。人民的自我意识急剧膨胀，有力地表达了新中国主人翁的自豪感。极为通俗而又夸张的民众话语，在向世界宣喻着这样一种意思，是翻身当了家的主人在不怕苦，不怕累，藐视一切，战天斗地，以劳动为光荣，充满豪情地建设自己的家园，在创造着新时代的历史。

二、主人翁意识的急遽膨胀所反映的历史真实

大跃进民歌中的主人翁意识的急剧膨胀，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真实。

许多大跃进民歌都是以农业水利建设为背景的。1957年9月24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这说明修改后的农业四十条，实际上成为发动农业‘大跃进’的纲领。”[6]随后的11月、12月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四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形式，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在党和政府号召尽快改变贫穷落后面貌的精神鼓舞下，广大农民群众起早贪黑，艰苦奋战，如：

太阳溜下西山顶，星星盹的眨眼睛，月亮累的睡了觉，水车依旧伴歌声。——《月亮累的睡了觉》

来来去去鸟引路，去去来来云做伴。姑娘挑担快如飞，挑水上山浇麦田。人人肩上百斤重，扁担挑来两个天：早上出门残月照，晚上归来星闪闪。——《挑水上山浇麦田》[7]

上工天朦胧，收工月当空，手掌生泡我不怕，只为水库早竣工。——广东《只为水库早竣工》[8]

在很短的时间里，全国农村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各地投入的劳动力逐月上升，从1957年10月两三千万人，11月六七千万人，12月八千万人，至1958年1月即高达一亿人。取得了很大成绩，扩大和改善了数亿亩可灌溉耕地，改良和治理了不少贫瘠的土地。如：广东民歌里的《积肥》：“银镰飞舞震河山，积肥人流满山间，要把青山挑下山，要换万座黄金山。”《千张笑脸万条歌》：“千条溪水万条河，千只涂船万支竿，千人挑起万担土，千张笑脸万条歌。”《万顷珍珠亿担粮》：“山口筑高墙，深谷变海洋，稻花十里香百里，万顷珍珠亿担粮。”[9]

全民大炼钢铁是又一个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运动，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主人翁意识。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正式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以高速度为灵魂，把以“超英赶美”相号召，以全民大炼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运动渐次推向高潮。其实《人民日报》在1956年的元旦社论中就已开始宣传“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1958年2月3日又发表《鼓起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5月29日又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片面宣传“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总之，要“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10]在这样的高速度和高指标（1958年的北戴河会议上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1070吨）的指引下，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研究落实以钢铁生产为中心的工业生产计划，把钢铁生产摆在工业生产建设的首要地位。全国所有的钢铁厂全部开足马力，不顾一切地生产，被称为“大洋群”。中央还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办土法炼钢铁。于是全国城乡迅速行动起来，大搞“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为“钢铁元帅升帐”开路，动员和组织了大批人力、物力投入大炼钢铁运动。从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到城镇居民以至部队指战员，男女老少齐上阵，到处摆开大炼钢铁的战场。整个中国大地上，小高炉、土高炉遍地开花，被赞喻为“小土群”大炼钢铁的热情劳动场面，在民歌里得到了充分再现，民众的“巨大形象”得到充分塑造，如：

不用鼓风不用机，全凭双手、炭、火、泥，砌得小炉四尺高，红旗一展火光起。——傣族 郑亚华《土炼铁炉之歌》）

双脚蹬云端，手提万块砖，苦干两天半，高炉顶青天。——北京钢铁学院 李东升《顶天立地》[11]

脱掉学生装，来到高炉旁，攥起大铁钎，电机隆隆响。铁钎准准扎下去，奔出铁水象巨莽。——胡景芳《学生大炼钢》[12]

这些通俗易懂、琅琅上口的民众语言，生动地再现了全国上下，各行各业，各族兄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不分男女老少大炼钢铁的紧张繁忙情景，民众话语的膨胀融合进尽快完成高指标、超英赶美的急切心理。

同样，民众主人翁意识的膨胀与人民群众对共产主义公社充满美好向往密切相关，大跃进民歌中也有大量反映这种真实情感的歌谣。

1958年春，为更好地在农村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建设，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成都会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由此在1956年冒进时期曾出现过的“并大社”又作为大跃进的产物，再度在全国农村推行。与此同时，毛泽东、刘少奇等领导人曾谈论过公社以及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等问题。在1958年的二三月间，毛泽东在同其后成为《红旗》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的谈话中，提出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随后毛泽东又对刘少奇做了“共产主义公社”的畅想：“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警察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被超过。”[13]这对于当时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是多么幸福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啊！毛泽东的这些想法被《红旗》杂志传达出来。陈伯达在7月1日《红旗》杂志的第三期上发表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第一次使用了“人民公社”的名称。紧接着第四期，又发表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庆祝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的讲演，题为《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转述了毛泽东关于公社的思想，由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7月中旬河南遂平县嵖岈山卫星集体农庄改名卫星人民公社，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也宣告成立。毛泽东8月上旬就去了河北、河南、山东成立人民公社较早的这些地方视察，多次讲到“还是办人民公社好”，毛泽东的这一句话在8月13日《人民日报》上被报道，加之8月29日北戴河会议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就使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席卷全国。到9月29日止，全国农村已基本实现了公社化。除西藏外的28个省、市、自治区一共建立了人民公社23384个，平均每社4797户，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90.4%，其中有12个省达到了100%。河南、吉林等13个省，已有94个社以县为单位，建立了县人民公社或县联社。速度之快惊人。就像民歌里所说：

人民公社是枝花，东风一吹遍天下；……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共产主义光明道。——山东济南《赞公社》

锣鼓鞭炮震山河，束束鲜花阵阵歌。人民公社成立了，千万社员乐呵呵。感谢亲爱的毛主席，幸福种子他亲手播。——山东《锣鼓鞭炮震山河》[14]

以上民歌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积极响应权威话语的号召，热火朝天地成立人民公社，坚信人民公社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依靠集体，就一定能奔向幸福天堂的社会现实。

三、历史主人翁意识膨胀中的集体主义价值观

这些民众话语都是集体话语，凝聚的是集体主义价值立场。为了轰轰烈烈地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非常自觉地把“小我”隐匿起来，取而代之的是无限张扬的“大我”，被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我”。在他们的头脑里，政治第一，集体第一。强调政治、强调思想的倾向即政治挂帅也是毛泽东在1958年1月提出的。他说：“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15]此后在各种报纸杂志的标题文章中“政治挂帅”的字眼就不断出现。《东风起来挂帅了》：“天亮了，鸡叫了，东风起来挂帅了，英国人的帽子也吹掉了。”[16]就连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最自然的现象也带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湖北麻城《妹挑担子紧紧追》：“情哥挑堤快如飞，妹挑担子紧紧追，就是飞进白云里，也要拼命赶上你。”将私人情感的表达置于公共的劳动场景中，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场景。甚至在当时的恋爱、婚姻、家庭观中也有很好的体现。政治、生产等公共生活和价值观念侵入每个人的私人生活空间，成为家庭婚姻的核心要素。如一些典型的民歌：

女儿窗下动脑筋，妈妈见了起疑心，姑娘人大心也大，莫非外边谈爱情。//妈妈真是旧脑筋，不该对我起疑心，厂内技术大革新，哪有闲心谈爱情？——上海正泰橡胶二厂 范来苏《哪有闲心谈爱情》

这些都显示出当时的时代状况：个人生活和私人生活被意识形态所规范，一切都服从公共生活标准。婚姻、恋爱都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的痕迹：劳动光荣，多快好省，力争上游，完成指标，要有舍个人、舍小家为大家、为国家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在崇尚劳动的时代语境里，集体生产劳动几乎成为人们的全部，没有留出个人的生活空间。每当描写所谓的儿女情长时，往往放在劳动场景中，甚至这种劳动至上的时代风尚泯灭了人性。什么“哪有闲心谈爱情”，“工分要做一万五，郎呀！你就做得妹的主。”“妹把红旗当嫁妆”，“钢厂当洞房”，“封不好山不出嫁”，“山青水绿迎新人”，把人之常情完全当成了政治问题。

四、历史主人翁意识膨胀中的“书写”意识

进入共和国以后，中国人民以主人翁的姿态，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建设社会主义。他们的历史主人翁意识的强化，不仅体现在农业、工业等各个领域的物质实践，还体现在文化创造方面、历史的书写方面。

人民创造历史有不同的层面，既指物质实践的层面，又指精神实践的层面。大跃进民歌不仅再现了工农参加社会主义物质实践的轰轰烈烈的场面，而且也充分表现出他们在精神实践层面书写历史、介入历史、进入历史、创造历史的企图，以此树立起新时代的主人翁形象。所以，他们具有强烈的书写意识和渴望。他们要做新时代的主人翁，当然还要做文化主人，以自己的书写行为创造历史。因此，大跃进民歌里出现了大量与“书写”有关的历史文化意象。

在中共的历史语境里，“书写主体”有着阶级划分。如上海《笔》：

提起从前真作孽，全厂只有两支笔，老板工头各一支，把咱工人血汗吸。

今日举行赛诗会，千个工人千支笔，句句写出心头话，歌颂领袖毛主席。[17]

这里的“笔”作为意识形态的隐喻，隐喻了意识形态的“书写权”问题，具有了阶级对立的意义，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观念。在共和国以前，历史都是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书写。农民由于社会地位低下，没有能力和条件接受教育，更不敢谈写诗作文的事情。当共产党使工农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能够上学写文章时，工农阶级便感到无比的自豪。不少民歌有所表现。如：

从前我是放牛郎，今天要把大学上。为啥变化这样大？只因有了共产党——江苏苏州《今天要把大学上》

正是由于书写的阶级性质和政治意义，工农书写的意义得到了极力的彰显，他们能够写诗画画，能够学习哲学，学习科学。北京《工人就是诗画家》：“工人诗，工人画，工人诗画意义大，冲天干劲就是诗，快马加鞭就是画。//人带诗画来游园，游园诗画永留下，诗画来自车间里，工人就是诗画家。”[18]上海《谁说工人文化低》：“谁说工人文化低，个个工人有志气。作的诗歌最动人，画的图画最美丽。心胸开阔眼界大，哪把英国放心里！”[19]工农有了文化以后，才能够更加以新时代的主人翁姿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创造新的历史：洛阳《工人学哲学》：“昔日愚公能移山，今日咱把哲学钻，科学钥匙拿在手，宇宙万物听使唤。”[20]《农民学哲学》：“祖祖辈辈谁学过，如今农民学哲学。群众智慧开了锁，穷山恶水变金窝。”[21]《乡长画图在高山》（河北兴隆）：“正是正月艳阳天，/乡长画图在高山，/一张图纸雪样白，/一只铅笔尖又尖。//又画河来又画山，/又画山坡又画田，/乡长画完仔细看，/万朵鲜花开纸面。/……”[22]而《书上没有我们添》：“工人革新意志坚，要把时间推向前。世上没有我们办，书上没有我们添。”[23]更直接地表明民众不仅创造新的历史，而且要书写新的历史。

在大跃进民歌里，不仅充斥着直接的“书写”行为，而且还把工农的物质生产实践行为隐喻化处理，把创造历史的物质实践方式隐喻化，转化为一种“书写意象”。隐喻性的“书写意象”在民歌之中比比皆是。比如：福建《铁锤打出诗万卷》：“传说李白诗中仙，斗酒写出诗百篇，钢铁汉子不靠酒，铁锤打出诗万卷。”辽宁《满天钢花满天诗》：“挥舞钢钎当红笔，豪情更比钢水急；满天钢花满天诗，献给领袖毛主席。”[24]上海《烟囱》：“你是一只铁手臂，高呼口号举上天；你是一只大手笔，描画祖国好春天。”[25]吉林民歌《平沙大地写文章》：“农村遍地是课堂，琅琅书声起四方，杨柳枝枝就是笔，平沙大地写文章。”[26]集中体现农民的“书写权”的民歌是江西民歌《公社处处是诗篇》：

谷雨节，好春天，诗人聚会写诗篇，农民走进诗人会，不话做诗话犁田。

地当纸，泥当墨，犁锄尖尖当笔尖，翻个泥块诗一句，犁个大丘诗一篇。

千张犁，万张锄，千犁万锄诗万篇，句句带雨出青苗，篇篇闪亮出粮棉。

……

地当纸，泥当墨，一枝铁笔写不完，田头地角随意写，公社处处是诗篇。[27]

工农书写意识和书写行为，不仅激发了他们进入历史、创造历史的自豪感，如“天上没有文曲，地上没有魁星；我就是文曲，我就是魁星，喝令文坛开门，我来了。”[28]更重要的是，在大跃进民歌运动中，工农的书写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历史话语权由知识分子手中转移到了民众之中。南京部队《文化主人我们当》体现了文化的话语权的转移：

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心红志壮眼睛亮，改天换地是工农，文化主人我们当。

劳动人民上舞台，工农兵自己写文章，永远歌唱毛主席，永远歌唱共产党。[29]

从此，工农登上了讲台，对知识分子也不再迷信，而且完全可以取代之，专家博士一文不值。《工农登文台》：“菩萨并不灵验，打破它的神像，真身变成泥胎，知识分子并不可怕，离开工人农民，他们就是蠢材。”[30]上海《比比谁的本领大》：“洋博士，土专家，比比谁的本领大。专家种棉收千斤，博士种树死得快。莫怪博士读书无本领，只怪中国树，不听博士话。”[31]但同时也意味着对知识、知识分子的鄙视。什么“知识分子并不可怕，离开工人农民，他们就是蠢材。”“博士读书无本领”，都带有“反智主义”的倾向。[32]

表现其“书写”意识的这种民众话语无疑是对知识分子话语权的剥夺。因此，大跃进民歌中一些反映知识分子积极参加劳动、与工农打成一片的作品，其实质隐含着知识分子必须向民众看齐、必须在群众中进行改造的时代要求，也意味着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话语权的放弃，使自己由一个精神生产者转变为体力劳动者。如刚刚提到的《工农登文台》、《比比谁的本领大》。又如：

树枝上喜鹊叫喳喳，前台上人儿笑哈哈。我当是谁家迎新人，原来是女学生把粪拉。爷爷摸着胡子说了话：‘我老汉活了八十八，没见过拉粪的是大学堂的女娃娃！’奶奶伸手把爷爷拉，‘死老头子脑子还是死疙瘩！’——陕西，杨志高《大学生拉粪》[33]

这些民歌所体现的知识分子离开工农“他们就是蠢材”、“博士读书无本领”等反智和走向工农、为工农服务的倾向，有着历史的思想文化渊源，它接通了20世纪初期以来的民粹主义思潮。20世纪初期，中国流行的强调平等、崇尚工农的民粹主义倾向，在知识分子看来，知识分子自身有条件接受教育，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普通农民和工人则没有这些条件，于是，知识分子就会认为自己是特权阶层，自己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自己对人民负有债务，必须偿还。知识分子本身好像是一种罪过，自从他们接受教育的那一天起，他们就天然地具有“原罪”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就会发现，共产党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都是基于知识分子在民众面前的“原罪”意识，并且内化到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成为知识分子改造和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精神武器。对民众话语的高扬与对知识分子话语的贬抑是相辅相成的。这在以上引用的大跃进民歌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0页。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09页。
[3]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1959上海民歌选》，上海文化出版社1959年版，第24页。
[4]北京大学出中文系《民间歌谣选》，1973年版，第126页，128页，143页。
[5]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上海民歌选》，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84页 ，86页。
[6]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680页。
[7]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编《中国歌谣选》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版，第277页，276页。
[8]广东歌谣编委会编《广东歌谣》，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7页。
[9]广东歌谣编委会编《广东歌谣》，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4页，153页，155页。
[10]庞松 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27页。
[11]《诗刊》，1958年第8期，第14页，21页。
[12]《诗刊》，1958年第11期，第67页。
[13]庞松 陈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14]山东人民出版社编辑《山东民歌》，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7页，85页。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16]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上海民歌选》，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220页。
[17]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歌谣选》，1973年版，第209页。
[18]郭沫若、周扬编选《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第291页。
[19]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上海民歌选》，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111页。
[20]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歌谣选》，1973年版，第140页。
[21]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编《中国歌谣选》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380页。
[22]郭沫若、周扬编选《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第250页。
[23]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歌谣选》，1973年版，第145页。
[24]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歌谣选》，1973年版，第208页，209页。
[25]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上海民歌选》，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83页。
[26]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等编《中国歌谣选》第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第167页。
[27]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歌谣选》，1973年版，第207页。
[28]小乙《“我来了”及其他》，见《人民文学》1958年8月号。
[29]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歌谣选》，1973年版，第191页。
[30]郭玉琴，《打破迷魂阵，工农登文台》，《人民文学》1958年8月号。
[31]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上海民歌选》，新文艺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版，第170页。
[32]广东歌谣编委会编《广东歌谣》，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24页。
[33]郭沫若、周扬编选《红旗歌谣》，红旗杂志社1959年版，第2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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