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已矣，他的“门下走狗”却该长进长进了
黄纪苏
王小波的小说我真没读过什么，读的基本上是上世纪90年代登在《南方周末》或《读书》上的文章。应该说，他的文字有一般学者所没有的聪明，我年轻时很爱看罗素的文章，王显然受过他的影响。另外，他能把身段放低，自己不过是人生道边的一名看客，坐着观望，蹲着指点，比那帮老在高音区不下来的精英要可爱不少。其实还不仅仅风格，他的一些观点，我也有所同情。比如他讽刺海外左翼留学生，说他们放暑假回国探亲，顺路主张一通“社会主义”，然后打飞机回美国继续“资本主义”。读了令人莞尔一笑，这样说固然不全面，但也没瞎说。海外的左翼学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在这儿，他们所持立场、所提主张便往往透着一些轻巧和便宜，而且那洋腔洋调本身，坦率地说，也够“右翼”的了。上世纪80年代有位台湾来的歌手叫侯德健的，记者请他说台湾（其实就是声讨台湾），他回答说，我要批评台湾就回去批评，既然在大陆就批评大陆。当然没必要那么拘泥，但这股敢豁的劲儿挺让人佩服。王小波对中国的现实不满，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本来没错，读书人就应该不满，有不满才可能有社会的改进。但王的不满又真的有点病态了——跟爱之深责之切还不是一码事。对病态的东西，我能理解甚至谅解，但我不会喜欢。他笔下的中国从古到今好像一无是处。他既然以理性自居，怎么就不能理性地想想，中国真差成那样，能混到今天么？读他字里行间的情绪，感觉就像贫苦家庭的子弟，由于扒富人家窗户见过点世面，便成天摔门摔碗，骂骂咧咧，怨他爹多此一举，伙同他妈把自己绑架到这么个破地方。他有句诗，“走在寂静里，走在天上，而阴茎倒挂下来”，我的感觉是他太不把中国这块天地当回事了，纯粹是破罐破摔，在祖国的语言文字上随意小便。当然，不同人会有不同的解读——小波的未亡人李银河女士就觉得这句诗美不胜收，想必有她特别的理由。记得还看过他的一篇文章《百姓•洋人•官》，以小时候都玩的游戏“石头•剪子•布”做比——说的是“政府”“百姓”“西方”之间一物降一物的罗圈关系，写得挺漂亮，但对同胞百姓的那种刻毒令人反感。中国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弱者，对西方发点不满的声音，怎么就招来他们这样的挖苦呢？
没过多久他就病逝了，大家觉得非常惋惜。小波活着的时候他的名字一年也听不到两次，等他死了之后，一天到晚老听人说起他。臧克家那两句诗稍微改改，放他身上倒挺合适：活着的时候约等于死了，死之后超过了活着。我对王小波多了些了解也是近两年的事，因为认识了一位朋友，她从前是王小波迷，现在是王小波专家。据她的调查，小波在美国陪读，过得相当狼狈，好像在大学的汉语部混了个学位文凭。这位朋友对王有深入的了解、激烈的批评。她觉得小波十分可憎，惨成那样还美化美国、忽悠中国。我倒觉得小波挺可怜，不妨多些同情。我是这么想，在中国这样的性别文化里，一个男的娶了个李银河那样冒尖的老婆，就相当于娶了一把尺子和一根鞭子，合一块就是一位“女版马俊仁”——日夜提醒自己的不足，日夜驱赶自己马不停蹄。有一天那尺子/鞭子——也就是女千里马——一个大跃进跃到了美国,你说小波跟进还是不跟进呢？不跟进吧，“留守男士”的苦果不好下咽；跟进吧，那可就是进高压锅——他们夫妇是社会、家庭、两性方面的专家，对此应该比谁都清楚。别看王小波外表五大黑粗，里边想必也是“玻璃易碎”的传统文人心性——据说插队云南边陲的日子里曾在月光下、镜子上用蓝钢笔打过不少诗稿。80年代中国还没崛起，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可远不如他们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但男女还有很大的差别，美国的性别文化跟中国差别不大，基本上也是男的往下娶，女的往上嫁——我也用数学形式表达一回：M≥F；F≤M。这种性别文化，对于处在北美社会底层的中国留学生群体的影响，虽没到家家着火、对对冒烟的地步，但变化是切肤的，痛苦是铭心的。女的，只要确实是女的，没听说有嫁不出去的；稍有点模样的，嫁不到中产白人总可以嫁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男的则往下再没女人了，有也净是橡胶的。他们只能靠死啃硬拼数理化，一点一点改变命运了。陪读的小波，他的压力只会更大，不会更小。小波那些年从这家中餐馆到那家中餐馆，终日在厨房里与鸡腿鸡翅、菜刀菜板为伍，这样的生涯对于他这样家庭出身精英、本人成分精英、不但读书还打算写书的人，究竟算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我不知他开瓜切菜的时候想没想过，如果想过，但愿他没有切着自己的手指。
我过去读过以色列小说家写的一部移民史诗，讲一群知识分子上个世纪初从俄罗斯来到以色列，船到码头，这些灵魂工程师像碎石子一样被倾卸在社会最底层。他们白天“曳尾于涂”，为牛为马，夜晚爬上沙丘，靠着棕榈树，把自己如歌的心事一件件摊在星月下晾晒。其实今天躺在工棚里、蹲在马路牙子上的农民工，其中也有这样情感丰富的乡村知识分子，我多少年前就碰着过，有个在家具店蹬板车的给我送书柜，他喜好文学，正学英语，我最后送他一本英汉词典。心与境的强烈反差所造成的紧张，从来都是文艺写作的原动力。不是说志得意满的人干不了文艺，但他们干起来确实没精打采，干出来的东西缺少活色生香，就像莎翁笔下的那个私生子把自己与嫡出兄弟做的比较：播种我的时候，我爹心突突乱跳；播种他的时候，老头都快睡着了——收获能一样嘛！小波不缺生活的刺激，他的文学创作我不了解，但猜想是属于不写就疯的那类。
他死时刚40来岁，正当盛年。一个人在这个年岁上虽然内心世界已大体布置就绪，但也还可能吸收、整合新的社会人生经验，这对于一个剧变社会的记录者、思考者和表达者来说尤其重要。你要是跟不上时代和生活的变化，你就不能实事求是，就会被甩在后面。坦率地说，文化思想界很多人认识上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址原地踏步，踩出的坑够把自己活埋的了。中国社会已经走了那么远，但很多作家依然没走出“文革”的阴影，依然祥林嫂似的没完没了说“伤痕”，依然在唱80年代的“人性解放”之歌。如今十四五岁的小丫头一个个早都“解放”得跟风流寡妇似的了，文化人应该睁开眼睛、面对现实、唱点别的了吧？90年代中期之前大势如此，小波也只能在那个框框里载歌载舞。我不知道，如果他还活着，这十年会不会给他的精神世界带去新的视野，给他的创作带去新的机会。我总觉得他人生最后一二十年的经历，应该能营造出比伤痕文学更广大、更丰富的世界。小波已矣，我们不必过多要求他什么了，批评也可适可而止，因为时间已经对他够苛刻的了。倒是王小波众多的“门下走狗”来日方长，真希望他们拣王小波的长处学学，长进长进，别老冲自己的民族反咬一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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