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育未来的地下写作

孕育未来的地下写作
辛若水
（一）所谓的地下写作
文革时代，被认为是文学消亡的时代，可以说，这是一种偏见，但是，这种偏见又有它的道理。在当时被承认的只有颂歌文学以及所谓的跟派文学；但这种文学在文学史上几乎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其实，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人们除了唱颂歌，还能做什么呢？但是，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爱唱颂歌的；有相当多的人，愿意保持独立的思考，于是便有了所谓的地下写作。地下写作，自然是秘密的，但又并不是见不得阳光的。地下写作所以要秘密，一方面是由于高压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捍卫思考与写作的尊严。可以说，地下写作，是很有自己想法的。虽然他们突破不了现有框架的束缚，但又在现有框架的基础上，力图表现出自己独立的思考与独特的观点。地下写作，是潜在的，他明知道不能发表，但依然要写。也许，地下写作更符合创作的根本精神。也就是说，创作是生命力的表现，只要把自己的观点、意见、思想表达出来，这本身就有一种成就感，而不必通过发表为别人所欣赏、理解，才能确证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我们的价值并不建立别人赏识的基础之上。王国维有句词，非常妙，他说：“从今无复梦承恩，且自簪花独赏镜中人”。这话很可以解释地下写作的理由。当然，这并不是说地下写作是孤芳自赏；地下写作首先确证的是自身的价值。如果自己都不认为自己有价值，那谁还会承认自己的价值呢？正是因为自己有价值，所以才要写出来。至于写出来之后的命运，那就不是我们所能预料到的了。藏诸名山，传之其人，这是司马迁的梦想；恐怕后代的文人，也都做过同样的梦吧。没有梦，但依然做梦，这是悖论，也非常的无奈。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就非常有意思。人生总是有梦的，而所以讲无梦，那也不过要打破这人生的虚幻罢了。其实，人生本就是虚幻的，打破这虚幻，所得不依然是虚幻吗？在高压的政治环境下，一些人连梦也不敢做的。但是，同样的政治背景，大多人却做着世界红色革命策源地的迷梦。这样的梦，也算做梦么？但若说没梦，大家都处在迷梦中啊。梦中无梦，是很可以悲哀的，倒是说出无梦的本来，更让人踏实些。张中晓的《无梦楼随笔》就属于地下写作，现在有的文学史家，把他推得很高，恐怕他自己都不曾梦见吧。我觉得，重视地下写作，并不错；但是推得很高，就很成问题。因为地下写作，在当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在今天，也只是极少人在记起他们。重构文学史的努力，虽然可歌可泣，但许多时候，也不免荒诞、可笑。在文学史上，根本就不曾存在的东西，突然有了一种神圣的地位，这是一种自欺，还是为了欺人呢？地下写作，在某种意义上，确实孕育了未来。但这未来，是他们想象中的未来，而不是实有的未来。实有的未来，虽然融入了他们的想象，但和他们想象的又毕竟不一样。我知道，现在强调地下写作，并不是从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角度出发，而不过是从不同于文革的另一种政治出发。让文学真正具有文学的精神，大抵很难。在文革时代，文学是政治的婢女；而现在呢，文学又成了商业的附庸。我觉得，最好不要把地下写作视为对高压政治的反抗，虽然它可能有这方面的意义。我们理解文学，还是要从审美情感出发。过强的政治性，会损害文学的艺术性。地下写作，在力图超越自己的时代，但终于没能超越。文革时代的地下写作，虽然产生了比较出色的作品，但并没有成就伟大的作品。如果过分地强调文革时代的地下写作，那只能说明我们在文学上的幼稚。文革究竟是什么样的时代？是万马齐喑，还是万马齐鸣，恐怕不好说吧。在文革中，知识分子经历了灾难与浩劫；但这灾难与浩劫，并没有孕育伟大的文学。这是时代的悲衰，还是知识分子的失职呢？知识分子总爱抱怨时代；可是他们又为时代做出了什么呢？不管当时的环境怎么样，知识分子的集体失语却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文革之后的血泪控诉，是没有丝毫意义的，因为在当时，你成为了一个哑巴。许多知识分子把文革中的受难当做现在炫耀的资本，这本身不就暴露了自己的劣根吗？
（二）悬崖边的树
诗人曾卓有一首诗，叫做《悬崖边的树》，这可以说是经历文革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最好象征。经历文革的知识分子，大部分并不是圣徒，在其中甚至有许多卑鄙龌龊之人，但是在里面又真的有圣徒。也只有为苦难所造就的圣徒，才对历史有意义。至于平常的，卑鄙龌龊的知识分子，实在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真正进入历史。文革确实失败了。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也许，文革最大的失败就在于对知识分子改造的失败吧。知识分子并没有变成文革政治所要求的那种人。他们虽然撕心裂肺的否定自己，改造灵魂，但并没有变成驯服的工具。他们依然固我，也就是说他们依然是知识分子，而没有成为文革政治理想中的民众中的一员。作为臭老九，知识分子被排除在了人民之外，既然被排除在了人民之外，又凭什么指责他们自绝于人民呢？是政治的飓风把他们吹成悬崖边的树。悬崖边的树，经受着政治的飓风，而也正是这飓风，塑造了树的模样。文革时代，是刮风的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毛泽东则坚信“东风压倒西风”，在他的时代也确实如此；而以后的时代，似乎皆然相反，然而这一切，又不是他所支配得了的。而实际上，无论东风还是西风，对人的精神都是一种折磨，当然这种折磨，对于坚强者，可以成为一种磨炼。郑板桥讲不是讲么：“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但是，这说的是青松。谁敢保证悬崖边的树就是青松呢？实际上，悬崖边的树，有两种命运，一种是跌入深谷；另一种是展翅飞翔。但是，这两种命运，都只是可能，而唯一的现实却只是处在悬崖边上。文革对知识分子来说并不就是灾难的深渊，而毋宁是彻底改造的炼狱。文革并不以为知识分子罪该万死，如果罪该万死，那直接拉出去枪毙得了，又何苦改造呢？改造，虽然基于所谓的知识原罪，但更多的是一种灵魂的上升。如何让灵魂上升呢？那就是时时让它看到堕入深渊的危险。其实，对堕入深渊的恐惧比堕入深渊本身更可怕。如果知道定然要堕入深渊了，那倒不觉得怎么可怕了。反正是不行了，心里也觉得舒坦了。就是可以堕入深渊，又可以飞入天堂，让人觉得最痛苦。因为这需要的是抉择，而抉择本身就煎熬着我们的精神。我想，没有人愿意堕入绝望的深渊吧，大家都想着上天堂的。而要上天堂，那就拿出行动来，好好的改造啊。可以说，文革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处在于极度的焦虑、恐惧中的。他们总是自信自己的纯洁与忠诚，但是又面临着艰难的扶择，对于前途，是不敢想象的。他们对将来的恐惧甚至超过了对死亡本身的恐惧。也正是因为如此，许多人选择了死亡。“自古艰难唯一死”，当一个人主动地选择死亡，这意味着他的精神面临着多么大的恐惧、焦虑、痛苦与煎熬啊。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既没有天堂，也没有地狱；天堂、地狱只在人们的心中。文革初期的知识分子，有许多人因为恐惧、焦虑死掉了，但更多人却活了下来。而活下来，却不过逆来顺受，或者苟延残喘。死，是为了维护生命的尊严；但死了，就维护了生命的尊严吗？屈辱地活着，便不得不放下生命的尊严。然而，也只有活着才谈得上生命的尊严啊。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的苦难也确实锻炼了人。当然，这种锻炼，是违背文革的初衷的。文革要锻炼的是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但知识分子要找回的却是做人的尊严。在许多知识分子的眼中，文革成为了封建主义的复辟。这虽然是一种误解，但这种误解同样根基于真实。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人的重新发现，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的话；但这种重新发现，已经不同于五四时代人的发现了。五回时代，人的发现，洋溢着青春的精神；而文革过后，人的重新发现，积淀着太多的苦难。知识分子为什么偏偏成为悬崖边的树呢！如果他们是“郁郁润底松”，而被永远的埋没，也不会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啊。在苦难中，知识分子，既没有上天堂，也没有下地狱；但却好像要上天堂，却又好像要下地狱。跌入深谷，还是飞到天上，这是痛苦的抉择。然而，他们既没有跌入深谷，也没有飞到天上，而只是成为了悬崖边的树。
（三）苦难的象征
鲁迅先生曾翻译过日本厨川白村的美学著作《苦闷的象征》。但我总觉得，把艺术作为苦闷的象征，似乎并不怎么合适；毋宁说艺术是苦难的象征。苦闷，只是一种心情，并且带有灰色；而苦难，则生活的全部，是最能够成就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时代的地下写作是高于比翼齐飞的颂歌文学、斗争文学的。因为地下文学重视了现实的苦难，而没有陶醉于虚幻的颂歌。颂歌文学虽然有高涨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但并没有对灵魂、精神的深入开掘。颂歌文学的着眼点在群体，即便有英雄，但也是群众中的英雄，但是，地下写作却由群体回归到了个体，而也正是这一点上，地下写作孕育了未来。因为未来的八十年代，就是重视个体的年代。但是，地下写作中所重视的个体，并不是解放了的个体，而是被压抑甚至被扭曲了的个体。文革政治的高压确实扭曲了许多人的精神、甚至灵魂，即便我们要为文革讲公道话，也决不会忽略这种精神、甚至灵魂的扭曲。现实的苦难，我总觉得，还好承受些；就是精神、灵魂的苦难，难以承受。精神的创伤、灵魂的煎熬，才是最难熬的，所谓的度日如年，说的就是这了。文革十年，知识分子确实经历了苦难的历程。当然，这种苦难更多的是精神上的。说实在的，干点体力活，这算不上受难；打扫厕所、出出大粪，也算不上折磨，只不过，知识分子不曾干过这样的活，不习惯、不适应罢了。再则，知识分子都是有尊严的；知识分子的尊严来源于知识和生命本身。知识要有尊严，知识分子更要有尊严，但是让知识分子去扫大街、挖茅厕，是维护了知识的尊严呢，还是维护了知识分子的尊严呢？文革时代，知识的尊严扫地，知识分子的尊严更是扫地。我们可以说，文革所以这样做，有着高尚的动机，那就是取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工。在以往的时代，人们鄙薄的是体力劳动，尊重的是脑力劳动；但文革把这颠倒了个儿，脑力劳动是罪恶的，只有体力劳动才是最光荣的。所以，脑力劳动者，即知识分子，要参加体力劳动。但是，脑力劳动者的长处并不是体力劳动，所以在体力劳动中，他们便有一种受难的感觉。让张飞去绣花是难为人，但让绣花的小姐去舞动张飞的丈八长矛，不同样是难为人吗？知识分子在文革中，是受了苦难，并且他们对这苦难又相当的敏感。所以，在后来的回忆中，文革作为灾难、浩劫的一面，便被无限地夸大了，以致人们误以为文革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的。然而，现在即便三岁孩子都知道文革并不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更何况，那些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了。实际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曾被视为人类不平等的根源，而文革时代又是追求平等的。如果能够消灭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那人们不就自然而然的平等了吗？但是，问题的关键都是怎样消灭这种分工。文革使用的法子是让脑力劳动者从事体力劳动；又让体力劳动者从事脑力劳动。这法子当然是巧妙的，但却导致了反智主义的泛滥，脑力劳动者荒废了自己的专业，但体力活又没有做好；而让体力劳动者学文化呢，他们又在学习交白卷的榜样。如此以来，巧妙的方法失效了，善良的愿望落空了。在我个人，总觉得体力劳动与脑力的分工，大抵是克服不了的。至于未来，能不能克服，那还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文革是知识分子苦难的根源，这大抵并不错。文革时代的地下写作，为苦难所孕育，也深刻地反映了这苦难。在反映苦难的时候，一面不免愤世嫉俗，一面又深刻反省。愤世嫉俗，虽然为一些人所指责，但却会迎来更多人的喝彩。用今天的话说，所谓愤世嫉俗，大抵即愤青；其实，这愤青，是有许多偏见的。视偏见为真理，这是愤青的共同特点。有人以为，所谓真理，不过偏见的总和；但在我看来，愤青们并没有得到真理。愤世嫉俗，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最重要的还是自我的反省。在愤世嫉俗的同时，我们也要想一想，自己是不是这世的一部分，这俗的一分子。只有深刻地反省自身，才能深刻地理解苦难。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就是苦难的象征。但是，艺术又从来不以苦难为满足，它要在苦难中升华自身的灵魂。
（四）灵魂的净化与升华
苦难，既能让人们的灵魂得到净化，又能让人们的灵魂得到升华。所谓净化，就是变得更加纯洁；而所谓升华，就是变得更加高尚。但现在，我们对纯洁与高尚，好像不怎么认同了。我们常讲“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看来只有不纯洁才会得到爱吧。对于高尚，人们同样提出了置疑，难得有非得高尚不可吗？高尚，是一种道德的自觉，没有这种道德自觉，虽然说不上坏，但万不可滑到无耻的泥沼中去。伪君子虽然可憎，但是真小人并不可爱。我在想文革中知识分子是不是由灵魂里充满渣滓变得纯洁了呢？知识分子是不是由卑鄙龌龊变得高尚起来了呢？当然，许多人对这样的问法，是有怀疑的。因为这里有一个前提，知识分子的灵魂充满渣滓、卑鄙龌龊。那么，这个前提对不对呢？知识分子难道生来就是有罪的？这种原罪，实际上是得不到证明的，而不过是一种理论的预设，或者来自某些片面的经验。如果做知识分子就要带着罪孽感，要整天在那里忏悔、检讨、赎罪，那我想就没有人愿意做知识分子了。实际上，知识分子是可以扬眉吐气的，而不必整天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是要改造知识分子的。文革改造知识分子的目的并不是要他们成为有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人，而是把他们变成驯服的工具、螺丝钉之类的。我们可以讲，文革所以要改造知识分子就是为了取消知识分子本身。但是，改造人的社会工程少有成功的。这既不是因为这个社会工程没有意义，也不是因为知识分子不虚心接受改造，而只是因为外在的强制很难变成内心的自觉。也可以说，改造人的社会工程本身，就是一种强制；对于这种强制，我们纵然心悦诚服，也会有所反抗。改造人，改造人的灵魂，这不过是一个神话。我觉得，任何一个灵魂，即使是真的卑鄙龌龊，它也是有自主权的。经历了十年文革，我们才意识到这种灵魂的自主权。没有人会把灵魂的自主权拱手相让，而这也就注定了改造人类灵魂的徒劳。文革并没有达到改造知识分子灵魂的目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确实改造了知识分子的灵魂。文革没有把知识分子改造成它所期望的那样，但却改造成了别的样子。文革把知识分子装到了坛子里，于是知识分子也就变成了坛子的模样；而后来，人们把坛子打碎，知识分子出来以后全是坛子的模样，而找不回来自己本来的样子了，而这就是人的异化。记得当年有人非常认真的探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究竟有没有异化的现象。而这明显的有一种社会主义的优越感，以为社会主义永远阳光灿烂，而资本主义永远在那里垂死挣扎。可现在呢，原有的优越感荡然无存，许多人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羡慕得直流口水。我总觉得，异化的现象并不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也就是说，在哪里都有可能出现异化。我们要做的是克服人的异化，向人的自然化回归。灵魂，当然是越纯洁越好，越高尚越好；但是，我们首先要确保的是，这灵魂不能是扭曲的、畸形的。如果灵魂本身都是扭曲的、畸形的，那又谈得上什么纯洁、高尚呢？文革虽然造成了知识分子的苦难，但又确实让一些人的灵魂得到了净化与升华。虽然灵魂的净化与升华，并不是文革的目的，但也算得上“无心插柳柳成荫”。其实，即使再大的苦难，只要经历过，大抵都是无悔的。对文革的反思中，有两种观点非常典型：一是青春无悔；二是我没有错，我不必负责。青春无悔，我就不说什么了。我看第二点，我没有错，那是谁的错，难道只是造化弄人？我不必负责，那谁负责，难道所有的责任都推给老天爷。实际上，那些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追究谁的错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反思而已。灵魂的净化与升华是很重要的，不只在文革的苦难中如此，就是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同样如此。在我们这个时代恐怕已经很难讲灵魂的净化与升华了。灵魂即使再纯洁、再高尚，恐怕也挡不住横流的物欲。在横流的物欲面前，那些曾经的艰难与苦难仿佛又散发出了迷人的光彩。文革，纵然真的是灾难、是浩劫，那里依然有着理想主义的闪光。可我们现在，连块理想主义的墓地都找不到。
（五）相信未来
《相信未来》是诗人食指的一首诗，还是不错的。人愈是在苦难中，愈是要坚定对未来的信心。文革，对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是极大的苦难。怎样熬过苦难呢？想来也只有憧憬未来了。知识分子最想进入的自然是百花争艳的春天。他们都太过娇气，忍受不了凛冽的寒风。诅咒“梅花欢喜漫天雪”的冬天，万紫千红的春天就会到来么？说不准，但人，总应该有希望啊。而实际上，我们都是活在希望中的。相信未来，表达的就是一种希望，但是，未来值得相信吗？未来就一定比现在好吗？相信未来，也许不过一种诗意，而我们要面对的却很可能是来日大难。也就是说，未来并不可信，相反，我们对未来是报有一种恐惧的。这种恐惧很类似于“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对于未来，谁也不敢保证什么，就是保证了也没有用。世界上并没有那么多天才的预言家，能掐会算，可以卜知未来。我觉得，文革的地下写作，也就两个方面，一是对文革苦难的承担与反思，一是对未来的希冀。我们现在就没有必要去承担文革的苦难，因为那对我们来说早已成为遥远的过去，并且我们也没有经历过；我们能做的，也只有反思。我们的反思，可能非常深刻，但并没有切肤之痛。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但是，文革的那一代地下写，对于苦难，就有切肤之痛了。他们是以苦难的名义，来表达对未来的希望；而他们的写作，也确实孕育了未来。我们常讲，整个的八十年代，就是由他们孕育的。当然，他们所孕育的八十年代，未必尽合他们的初衷。历史自有其道路，并不是个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我觉得，孕育未来本身，就是一种理想主义。其实，文革本身，何尝不想着孕育未来呢？但是，毛泽东一作古，他的革命就再也进行不下去了。当然，这也不以毛泽东的意志为转移。在那个历史条件下，文革作为大灾难、大浩劫，被永远地封存，但是，这并不妨碍，它可以在别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巨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往往是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毛泽东的文革就是一个极端，而紧随其后的改革，则力图纠正这个极端。当然，纠正这个极端的时候，就会彻底否定这个极端。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道路是漫长的。而漫长的路，又毕竟一步步走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已经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而这个极端，又让毛泽东的文革具有了崭新的意义。许多在文革中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也突然间如梦初醒，大彻大悟了，原来文革并不是诬蔑的那个样子。历史就是这个样子，“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大是大非，也只有水落石出，才能够清楚。但是，文革中地下写所孕育的未来，却又显得那么是非不分。是非的标准已经荡然无存，黑白可以颠倒，历史可以编造，难道这就是向神圣与崇高开战的后果吗？未来并不见得那么美好。我们的现在，较之过去，那应该也算未来。作为过去未来的现在，就有许多缺点、不好，那么，现在的未来也是可以想见的。如果未来并不那么美好，甚至还有苦难，那么这未来，还值得相信吗？当然值得相信。既然彻底绝望的人都“未绝大冀于方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相信未来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们能不能消灭苦难。实际上，所谓的苦难也就两种，一是天灾，一是人祸。对于天灾，我们大抵没有法子消灭，譬如地震、海啸、洪水，但是，我们却可以抗击它。至于人祸，我们则要力图避免，文革虽然是人为的动乱，但又说不上人祸，因为它有着高尚的动机。真正的人祸是没有高尚的动机的。关于文革究竟是不是灾难与浩劫，还会有许多的争论。可以说，毛泽东的身影到哪里，哪里就会有争论。毛泽东在历史上留下的身影太庞大了，就是文革受难知识分子的整体，依然诠释不了他庞大的身影。在毛泽东身后，有太多蚍蜉撼树，蚂蚁缘槐的事情了。然而，对于这些，去见马克思的毛泽东，恐怕也懒得理会了。也许，毛泽东的文革是没有未来的；也没有人希望毛泽东的文革有未来。但若毛泽东的文革真有了未来，似乎也没有什么挡得住。文革中的地下写作都能够孕育未来，那毛泽东的文革本身反倒不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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