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魏巍同志诞辰90周年
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
魏巍同志是我国当代的鲁迅，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今年3月6日是魏巍同志诞辰90年，我们开会纪念，就是要继承他老人家的遗愿 ，坚持反腐败反卖国反复辟的斗争，继续革命永不投降。
我是一个平民作家，一个工人阶级作家，从国企下岗以后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在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境况中为工人阶级进行创作，为30年来在改开中受到严重损害的弱势群体鼓与呼，用自己的文学作品展现他们的艰难处境和觉醒斗争，是得到魏巍老师的指导教诲，得到他老人家的扶持鼓励的。我为自己能在主流文化阵地已被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所把持的逆境中，在工人阶级主人公的地位上失落到社会最底层的时候，能跟那么富于阶级同情心的魏老相识并交往，感到十分荣光，十分幸运。
魏巍老师已于2008年8月24日病逝，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时已是88岁的高龄，但我们仍然感到无比的悲痛，感到他老人家的离去，是我们巨大的损失，我作为一个工人阶级作家会永远铭记他老人家的教诲，继承他的意愿，坚定为工人阶级进行文学创作的信心，向他那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创造出更多更好反映工人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
在纪念魏巍诞辰90周年之际，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自己和魏老结识交往并得到他老人家教诲扶植的情况。
一、我为什么要结识魏巍老师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爱好文学，读过鲁迅的《呐喊》《彷徨》等小说集，读过他的《朝花拾夕》《华盖集》等散文杂文集，读过前苏联高尔基《三人》《阿尔达莫夫家的事业》《母亲》及他的自传三部曲，也读过俄罗斯从普希金到列夫·托尔斯泰，法国从雨果到巴尔扎克，英国从莎士比亚到狄更斯的古典作品，受批判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流派影响很深，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应该反映劳动人民和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我同情鲁迅笔下的闰土和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我理解高尔基从小就进入三教九流的复杂社会闯荡，才使他早熟起来。
我小学六年级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从邻居家借过《文学理论学习参考资料》接触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关文艺的论述。虽然读不太懂，但兴趣颇浓，读得津津有味。我当时关心政治，系统的读过当时中苏论战时发表的九评及《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四清运动时认真听取过23条有关文件的传达。为了从思想上加入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我写过300多行的长诗《旗手》。
文革时我是个中专生，没怎么参与两派夺权活动，但我到社会上看了许多大字报，收集了许多小字报，利用停课闹革命的时间读了不少马恩列斯毛原著，结合实际社会问题写了一些大批判文章，例如：写出批判刘少奇解放初期在天津讲话中鼓吹的剥削有功的“补课论”的《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写出批判刘少奇、陶铸分别代表党的驯服工具论和无政府主义论的（实际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对一切、打倒一切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既要反对一切都怀疑不得又要反对怀疑一切》，写出重点揭示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制度性规定以外，还有赖于确保政府和企业享有的经营管理权、人事支配权、产出分配权能否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否则名义上的公有制可能被掏空、被蜕变成为特权所有者走资派所有制的《关于新老干部无产阶级革命化的几个方面的问题》，以及如何走出书斋的院墙到社会上课堂去办文科大学的《关于文科大学的几点设想》等七、八篇上万字的文章。
文革时我能理解和支持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相关政策文件；文革后期我参加单位工作成为产业工人，积极参加批林批孔、评论《水浒》、学习毛主席有关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因为我在文革时并不是思想上的逍遥派，直到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被拘捕，邓小平再次复出作出了所谓“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我仍然认为文革并无大错，只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很难公开讲出自己的观点。
为了达到所谓“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彻底否定文革、恢复修正主义路线，文艺界从伤痕文学到寻根文学，再到先锋主义、新写实主义，一步步地实施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解构、颠覆，什么《乔厂长上任记》、《丹心谱》，无非是控诉文革对老干部的迫害，从根本上否认这些打江山坐江山的在文革中受过触动的权贵官僚们也会蜕化变质，也会当官做老爷，也会演变成走资本主义的特权阶层，他们一再宣扬自己在文革中被迫进行的劳动改造和思想改造都是受到了冤屈，是一种人为的迫害行为。什么《白鹿原》、《古船》，无非是宣扬儒家文化，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污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集体化道路，他们把反修防修的文革说成是什么缺乏所谓的人性。什么《花园街5号》、沉重的翅膀》无非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改头换面的手术，以后余华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和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更是对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革命运动的诋毁，为资产阶级右派们编造的三年灾害中饿死3000万人口的弥天大谎推波助澜，为他们妖魔化毛泽东、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大造舆论。重新占据文学艺术领域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权贵们，为了清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的无产阶级文艺方针路线，鼓吹什么文艺不能为政治服务，文革时期的文学是阴谋文学，那么他们所力倡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朦胧诗、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主义文学，难道不是阴谋文学，不是在为资本主义复辟、为修正主义路线回潮鸣锣开道吗？！
面对社会上迅速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面对物欲横流、金钱至上，劳动人民工人阶级一步步被重新推入无底深渊，从社会主人企业主人重新变为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我愤怒、我困惑、我彷徨，我用自己的笔创作出一些文学作品，但是真正真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真正不为改革派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品，是很难得到发表机会的，编辑们至多对我这个不入流的“文学写手”说一句“你很有社会生活积累而已”。
自己创作出来的作品得不到发表我只好消沉消极起来，在身心健康越来越欠佳的情况下，从1990年以后曾经有五、六年的时间，我几乎放弃了文学创作，减少了对政治的兴趣，四处拜师、收集气功书、练起了少林内劲一指禅气功，开始对点穴、子午流注、中医养生发生了兴趣。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社会腐败严重侵蚀着自己的权益。我看不惯、气不过还是拿起笔来，将十年前刚刚开了个头的长篇继续写下去，这就是我于1998年年底完稿的反腐社会问题长篇小说《父恩难辞》。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脱稿后，我找了几家出版社都难以按正常方式接受，拖到2000年无奈只好自费出版。当时我刚从单位下岗，生活没有来源，也没有积蓄，东借西凑才算交了书号钱印了3000册。
曾先后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陈凤翚，以写杂文和文艺评论著称，虽说他是一个体制内保守一点的旧官员，但还是一个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撰文如此评论我的长篇小说：“读哈尔滨作家赵剑斌小说《父恩难辞》，我感到惊喜。小说40万字，很快读完，故事结束，我在掩卷遐思后，感到小说的厚重。小说问世后，引起相当广泛关注，已有许多评论，对这部小说予以积极评价。第一部长篇小说就获得如此热烈反响，难能可贵。”“我想，描写20世纪后20年的城市小说，不能不涉及反腐败内容，这是经历过那段生活的人，无法回避的严酷现实。不过，我以为，评价这部小说的意义，似乎应该把视角放得高远些。既要看到反腐倡廉内容，更要看到小说反映的复杂广阔的社会生活诸多领域。与其说这是一部反腐倡廉小说，毋宁说这只是小说的背景，刻画人物的环境，作家奉献给读者的绝不止于反腐败内容。作家的视野更为宽阔与辽远，更为深刻和深邃，更为复杂和多样。小说以浓笔重墨记录下改革开放前期的社会真实，是描绘社会转型期的历史长卷。”
评价虽然不错，但销路仍然不理想。真正反思社会现实的文学，写给弱势群体的严肃文学，是难以占领图书市场的：一是主流文化不会收纳此类图书，二是弱势群体在资本压榨下相对缺乏购书和读书的成本，没有时间精力，难以养成读书的习惯。
虽然出书连自己的生活费都挣不来，我仍没有气馁，接下来又写了第二部将近40万字的长篇小说《新潮旋风》，可是我再没有能力也不想靠借贷出书。
有一次我到省图书馆报刊阅览室读一本《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读到魏巍的一篇文章《谁来追踪草明？》。魏老写道：“这些年来，我们的不少作家与劳动人民的生活离得太远了，与工农兵离得太远了，写他们写得太少了，尤其描写工人的东西，简直是凤毛麟角。”“工人阶级已不再像当年那样风光，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在下降，许许多多的人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难堪的处境。”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阶级，最忠实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阶级，归根到底将仍是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阶级。他们当前所处的困境与不幸不能成为我们疏远他们的理由，而应成为更加关注他们、热爱他们、接近他们、了解他们、描写他们的动力。”“工人阶级本身，也应该生长出更多的作家，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
魏老的这些话说得我心里暖乎乎的，我感动得掉了泪。
在这前几年，我曾读过一本很反动也很流行的书：《交锋》，之一是一个曾为日本侵华辩护的中国主流媒体记者。这本书除了极其嚣张地趾高气扬地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所谓“思想解放、破除姓资姓社、破除姓私姓公的禁区”以外，还披露当时中国国内存在与之针锋相对的政治派别，使我了解还真的有左翼人士办的刊物：《真理的追求》、《当代社会思潮》。这使我懊恼的心情立即为之一振，使我麻痹已久的心灰意冷的神经很快兴奋起来。
2001年5月我到北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公园的书市上发现一套《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上下册），我便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套书里有两篇魏老的文章：《元宵节感言》、《巍巍昆仑第一人》，这使我开始了解到魏老不仅是一个写过脍炙人口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写过长篇小说《东方》歌颂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获得过大奖，而且是一个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妖魔化毛泽东、反对全面私有化改革的左翼老干部、老将军、老作家。
实际上，我也了解到还有一些更多的老干部老军人、老作家，他们主要靠吃老本、靠资历生活着，基本上不过问政事，更不屑于去切实关心弱势群体在改开年代遭受的权益受损和种种疾苦；他们有着很高的福利待遇，家有豪宅、保姆、看病有专门的医生，出门有专车接送，尽可以颐养天年。他们不必像下岗失业职工和失地农民那样：每天想着到哪儿打工养家糊口，想着没有学费交的子女如何借到贷款，想着贫病缠身的亲友如何少花钱也能治病，想着如何上访告状去解决本应有的社保医保待遇问题，去解决失地后的合理补偿。他们都没有这些后顾之忧，不必为这些琐事忧心重重。而魏老则不然，他还在想着国家的前途，想着社会的发展，想着老百姓的生活保障，在尽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责任和革命作家的社会使命。
于是我深切感到魏巍是一个让我能充分信赖的老干部，是一个可以向他求助向他讨教的老作家，不仅可以当作我的前辈老师，而且可以当作我未曾谋面的知己。这样我就有了迫切与之交往的愿望，我决心想办法跟他联系。
二、2003年春老军旅作家王忠瑜介绍我跟魏老建立通信联系
2001年春节，我到我省军旅老作家，以反映抗日长篇小说《赵尚志》而驰名的王忠瑜家拜年，赠给他一本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父恩难辞》，他回赠我几本散文集；后来再去他家，他将一本有关他的作品评传的《鹰之歌》送我。在他送我的这几本书里有他跟魏巍的合影。
我才想起：王老师在五十年代初抗美援朝时，在志愿军空军政治部工作，发表过大量战地新闻照片和多篇报告文学，后来又在北京《空军生活》杂志当编辑，他跟魏巍早已结识。我便决定去王老师家。
早在1986年，由哈尔滨几个青年文学爱好者发起一个黑龙江青年文学联谊会，我主编过几期《北国草》会刊，召开100多人参加的全省会员代表大会。当时，省作家协会派王忠瑜老师等作家诗人与会，并指派王老师担任联谊会会长。代表大会推选我为秘书长，为了联谊会的发展我曾多次到王老师家。当时年过六旬的王老师也曾从南岗耀景街步行到道里我家商谈一些事情。后来因为经费问题难以解决，报纸刊号问题难以解决，也因为当时的文学轰动效应很快淡薄，以文学为敲门砖来解决个人出路的文学青年逐渐减少，联谊会难以维持，王老师又忙于他的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我跟他有些年没再联系。恢复联系是因为我终于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个长篇，我才有由头去找他。
王老师对我是很热情的，他曾介绍我参加省作家协会，为我给作协主席写过函。听说我要结识魏巍，王老师当时便给远在北京的魏老打电话。魏老不在家，王老师想了想，又给我写封介绍函，将魏巍的通讯地址告诉我。
我向王老师讨要魏巍的电话号码，王老师想了想认为不妥，可能因为他当时跟我接触几乎不谈时政，他不知魏老是否对我这个动辄喜欢褒贬社会动态的平民作家感兴趣，所以没有轻率地将魏老的电话告诉我。
按照王老师提供的地址，我给魏老寄去了我的信和王老师的介绍函，附上我的书。
几天后，魏老很快便给我回了信，说：“我很高兴认识你这位朋友”，“在《谁来追踪草明？》那篇文章里，我最后写的那段话，是我心底的肺腑之言，你说看后你流泪了，这说明我们的心已经相通了。”“我因年迈（83岁）已无法短时间内读完长篇。但看了有关材料，对你的概略情况及艰难处境，已是初步了解。这种处境也许正孕育着积极和光明的东西。”“我希望你避开不熟悉的东西，对工人阶级的艰难处境和觉醒有充分的展示，也就是真正为工人阶级说了话。”“至于作品的出路，在当前只是慢慢想办法吧！市场经济正在绞杀着一切，当然也在绞杀着文学，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学。”
魏老说的很中肯，我很赞成魏老有关文学出版界的判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一是不符合主流文化的政治标准，二是不能给那些唯利是图的出版商们带来丰厚的利润。因为工农大众早已被边缘化，早已丧失了购买能力，图书市场早已把他们排除在外。甚至连那些打着反腐反黑名义的小说也往往是指导进入官场如何尔虞我诈、献媚领导，进入职场如何勾心斗角、巴结上司，根本谈不上什么正值、正义、崇高、美感、社会使命等等教育。
随信魏老给我寄几本摘自《中流》的小册子，以后来信也不断给我寄来一些其它的学习材料。
三、2004年春北京之行我跟魏老的几次见面
2003年1月，由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的十几名学者和人民日报等媒体记者参加的，一个以国企改革为主题的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我作为特邀嘉宾与会作了一个《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成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的发言。
2003年10月我执笔并联系一些国企职工在《人民网》、《旗帜网》等网站发表了《关于“搞国企改制要合理安置职工生活”全国性大讨论的倡议书》，还有一些其它材料，我都先后寄给魏老。魏老给了我热情积极的支持，几次来电话予以肯定并对我的倡议书回信评价说：“认为考虑的很周到”，“理由是完全站得住的，你的政治积极性与责任尤其令人赞赏，这是一个革命作家所应具备的品格。”同时他又深刻地指出：“当然，倡议书还只是经济斗争的范围，作为斗争的步骤是可以的，必要的，但它不是目的，因为所谓的国有企业职工身份的转换——由企业主人变为社会人——不是一件小事，实质上是由国家主人向雇佣劳动者的转变，受损失的不仅是经济方面，不是几个钱所能补偿的。”
时隔不到一个月，魏老又来信说：“你不仅在忙碌修改小说创作，同时也关注工人中的实际问题，作为一个工人作家这是很可贵的。”然后他提出问题向我了解情况：“现在在‘重振东北工业’的名义下，人们预感到东北将会有大的变动，这一点从报刊上也感到了。但不知实际状况如何？尤其工人的认识如何？情绪如何？要求如何？他们有什么想法？在来信中望知一二。”
我回信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向魏老作了一番汇报，魏老在春节前又来信，除了“谨致春节慰问”，给我寄来由魏老作序的王学忠诗集《雄性石》，要我“看完还可多给周围的工人同志看看，看有何反应”，然后接着问：“最近工人情绪如何？国企改革是如何进行的？暇时可便中告知。”
魏老几次利用复信的机会向我询问一些社会动态，实质上他是在搞社会调查，以便掌握第一手材料。这是魏老的求实作风，也是魏老关心广大工人阶级命运、关注国企改革违背社会主义方向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为国家出路、为人民的利益、为革命事业处处放心不下，时时牵肠挂肚忧心如焚呀！
我写的倡议书在网上发表后，时任人民出版社编辑并以工人活动为研究课题的张**通过魏老找我联系，建议并邀请我赴京采访，为早年来华的美籍专家阳早、寒春写传记，然后由他负责出版。
当时我的长篇小说《新潮旋风》已经脱稿，经魏老推荐已寄给《当代》杂志社，我很愉快地接受了张的邀请的条件：由他来负责提供来往路费以及采访后在京写作的食宿条件。
到了北京的第二天下午，我从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回来，便在张**家见到了已通信将近一年却一直未曾谋面的魏老。
我一眼就认出了魏老：瘦高的个子，花白的头发，浓浓的八字眉，慈善的面容，凝重而深沉的眼睛。
“我以为你只有三、四十岁呢！”魏老握着我的手笑着说。
“我已经56岁了！”我也笑着对魏老坦诚地回答,“我在给您的信里说过，我生在建国时跟共和国一起长大。”
“你现在还正是好年纪——是文学创作多出成果的时候！”魏老鼓励着我。
当时在张**家，我还初次见到了《毛泽东旗帜网》站站长时迈老师，见到了创作过反映文革的长篇小说《双水峪》肖衍庆老师，还有刚从美国回来探亲的《主人公论坛》网站的主编鸿雁老师。他们只是在一起闲聊，魏老谈到我们要把对毛主席的感情放到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著作上，放到深入工农群众搞好社会调查上。
我向在座的各位老师汇报东北地区的国企改制，正在大面积大比例地铺开，严重损害了国企职工的切身利益，但又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和力量来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魏老再次提到我在《倡议书》中写的问题,说：有关国企职工在经济上的权益，应该结合政治上的权益一起来进行维护。我于是强调现在各个地方政府连起码的经济权益都不愿给予解决，甭提政治上的。魏老说终究要发展到经济、政治一起要求维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
大家正谈着，突然门外有人闯进来，连门都没敲：是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他进屋看看大家，对各位审视一番，然后煞有介事地朝魏老请示问：“您老，还要等一会儿再走吗？”
魏老冷冷地盯了他一眼，收敛了笑容淡淡地回答：“再等一会儿吧。”
等那年轻的军人出门后，张**问魏老：“是不是来盯梢的？”魏老没吭声，不置可否，一副超然的样子。
张**转过身向大家解释：“肯定是进来看看都是些什么人，咱们这些人在这里在干什么，现在魏老还在受监视。魏老走到哪里，他那个小随从都要向上级汇报。”
当时我还不很清楚魏老几年前曾因联名上书反对资本家入党一事而被软禁，但我知道魏老可能因为什么而遭到一些挫折，没想到却是那么重的政治迫害。
过了几天，我跟河南新乡来的李鸿江大哥去魏老家。魏老向李鸿江打听河南新乡工人农民的情况，打听河南人民为提倡毛泽东纪念日签名的情况，打听河南几个城市国企职工的生活情况，问起他们反对私有化斗争的情况。李大哥一一作了介绍，魏老略表满意地笑笑，说：“河南人民签名比全国其他省市多一些，河南的工作做得好！”
我以后读魏老晚期作品，知道魏老对毛主席一直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他为反击当时社会刮起的非毛、反毛、妖魔化毛泽东的种种歪风邪气，写了《巍巍昆仑第一山》、《话说毛泽东》等长篇文章，后来有人向我透露有一篇论述毛泽东晚年的文章也是魏老写的。
当时我和李大哥向魏老道别的时候，魏老拄着他的手杖迈出他家的小院送我俩，沿着北京西山的盘山小路，魏老一边陪着我们蹒跚地走着，一边跟我们谆谆嘱托着：基层的工作很辛苦，要跟基层的人民群众多联系，多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向他们宣传马列、毛泽东思想，要做扎扎实实的调查工作，发动群众，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经常在想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要跟人民群众的心贴在一起，代表他们的利益说话，办事考虑问题都要想着他们。
我跟李大哥回到时迈家，第二天一早李大哥要回河南老家，我去火车站送他。以后我自己又去过魏老家一次。
我在魏老家的客厅里没等多久，便被叫到二层楼的书房。魏老正在看书写字，过了一会儿，便疲惫地换到他身后一个自制的椅子上半坐半卧地跟我交谈。我知道魏老已是一个八十四、五岁高龄的老人，而且患有糖尿病等多种疾病，每天坚持读书写字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与病痛作斗争。在这情况下，晚年的魏老还笔耕不辍写了大量的文章，为来自像我这样基层的同志写了多少热情的回信呀！
我将左大培签名赠给魏老的一本经济学专著《混乱的经济学》转呈给魏老。同时送了一大根我从家乡带来的俄式茶肠。
魏老已知道我要为阳早、寒春写传记，特意将他保存的有关这两位美国朋友的资料厚厚一摞找出来给我。我当时没有自己用的电脑，也不会用百度、谷歌等方式搜索，多亏了魏老为我提供的这些材料，这些材料为我写作《阳早寒春红色传奇》提供了很多方便条件。
中午，魏老留我在他家吃了一顿便餐。刘秋华阿姨特意买了一只烧鸭，多做了两个菜，又打开一瓶白酒。魏老年纪大虽不胜酒力，但还是陪着我喝了一点。
离别前，魏老请他的警卫员小陈为我们拍了几张照片，我感到很幸运，很惬意，能跟魏老这样的一位著名作家，左翼文艺战线和政治思想战线的伟大旗手合影，是我一生的荣幸。
四、魏老为一个工人阶级作家的书稿出版事宜费心尽力
当初要跟魏老相识，一是信服他的思想观点，崇拜他的作品，二是仰慕他的名气，尊重他的资历，三是想通过他在文艺界的社会交往和关系，推荐我自己的书稿得以正常出版。
魏老是一个爽快人，古道热肠地支持比较年轻的来自工人阶级社会底层的。他没看我的《新潮旋风》书稿之前，只是看了有关我的前一部小说《父恩难辞》的书评及相关介绍，便果决地作出对我支持的态度。他说：“收到你的信后，我已经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编辑通了话。他初步打算同发表长篇为主的刊物《当代》的负责人先进行商议，争取小说先在《当代》上发表，然后出书就好办了。待我得到他的回音后再通知你。怕你着急，先回此信。”并且幽默地说：“先生孩子吧，孩子总是要生的，生下来孩子再报户口！”
为了便于魏老审阅，我用了几天时间将完稿的《新潮旋风》编成四、五万字的缩写本，但没有打字，只是将手写的小字利用复印机放大一些，寄给魏老。魏老先给我来了一个电话，简单说了他对书稿的印象，但觉得这样在电话里表达还不够，就说“我还是写下来邮一封信给你吧”。
魏老来信说：“我利用两天时间，集中精力读了缩写本，初步感到你通过新潮商城的兴起和衰落，反映了国营企业的改革过程，也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工人群体的抗争。这些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真实的生活，是完全可信的，说明你完全是有生活基层的。”
基本肯定了我的作品之后，他还为我的作品的修改提出一些很中肯的意见，他说：“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再精心修改一番，这是提高质量的关键时刻。”并对作品中的几个重点人物塑造提出建议：“我个人认为，着重点应放在安劲草、佟星火等几个工人形象的塑造上，把他们写得份量重一些，更加丰满和光彩些，性格再突出些，甚至把他们作为主要人物贯彻始终。这样你的作品价值就提高了，贾栋才和闪运吉当然可以当作重要人物，他们的腐败和恶行是不可不写的；但他们毕竟不过是历史的陪衬，而工人阶级却是历史的主人公。这方面的份量不可太轻。双方应构成比较紧张的矛盾和冲突。除安劲草和佟星火而外，工人形象只是王治媛，这显得很不够。你如有这方面的生活，可以多写几个，以充分展示他们的窘迫的生活和觉醒。当前的文学作品，这些几乎很少很少。”
除了对我的作品提出具体意见之外，魏老还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当代》杂志社负责人常振家：“我曾看过小说的缩写本，印象颇佳。不久前我曾将此消息告诉许显卿同志，许显卿同志告诉我，可将此稿寄给您一阅。我想您一定会很高兴的，愿您与他直接联系。”
《当代》杂志社负责人接到我的书稿和魏老的推荐信后，安排编辑部主任杨新岚及时审稿。但由于当时该社刚刚发表一部有争议的作品《中国农民调查》而受到上级的批评，正在“检讨过失”，只得表示对这部“完全可以发表的书稿”建议再去别处看看。
将近一年以后，魏老通过主编湖南省文联刊物《文学风》的贺振扬老师联系了一家南方省份的文艺出版社，又为我写了一封信：“我……认为写的不错，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当前工人的处境和生活 。由于是的亲身经历，写来特别动人。希望你们认真看看，能帮助他出版为幸。”
但这次求助的是一位刚刚退休留用的副社长，手头待审的稿子太多而无暇顾及我的书稿，又过了一年后才算看完，提出了一些“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意见，将稿子退了回来。
为什么被退回来？其原因，我已在后来由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新潮旋风》出版后记里作了具体说明，这里不再赘叙。
这些年的社会文化氛围的确不适合工人阶级的文学创作，也不适合工人阶级作家的作品出版，即便出版了更不适合投放到图书市场发行。当然这不是工人阶级作家的责任，也不是广大工人阶级的责任，而是市场经济的责任，是改革开放30年来全面私有化的责任，是亿万工人阶级已经被弱势化边缘化，无力购买，没时间阅读的客观事实造成的。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一下我的下一部书稿《阳早寒春红色传奇》的命运：
2004年春我在北京昌平采访寒春以后因为不能解决在京食宿问题，我只得回到哈尔滨。因为岳父去世不久，岳母住在我家，我家没有写作的环境，我只得将岳母准备出租的一屋一厨，要下来暂时当作写字间。但是岳父去世后已丧失生活来源的岳母，也损失了以房租作生活费的收入。我当时下岗没有工资，找了一份打更的活儿，因为要去北京采访而轻易辞掉了，张**并没有兑现当初对我的承诺，所以我是在及其窘困处境中写作的。
2004年秋，已完成的24万字《传奇》书稿需要打印，但我连打印费都拿不出来。我打电话给张**，不知张是不守约还是真的很为难，不但不给打印费，而且说连选题都报不上了。后来据说这位以研究工人活动著称的体制内编辑，被迫转到体制外干专门的研究工人活动去了。
为了兑现张**当初给我的承诺，我跟他发生了纠葛：我写信给他提了一些意见，并要他以革命者可以互相进行批评的原则给我提出意见，然而他一个字都没有给我写来。我于是将给他写的信转给了包括魏老在内的其他几个同志。为了调节纠葛，魏老又没少操心费力，他给我打过电话也给我复过信。
我将打印的书稿寄给魏老，魏老来电话说他因为近来突然眼睛视力下降，已委托肖衍庆老师为我看稿，并说肖老师看过后已认为可以出版。
为了及时出版我的第二部书稿，我联系了几家出版社。但是答复都不如意，以大量出版传记为特征的新华出版社同意印5000册，其中2000册由传主或负责发行。因为我和寒春都没有这个经济能力来承担，这事难以实现。我打电话给寒春，要来她所在单位中国农机院领导李书记的电话号，联系了李书记，李却以寒春不想出书的莫须有借口，推却这份义不容辞的责任。
西安有一个左翼朋友朱继霖，自告奋勇地要替我联系出版社，也没办成，却将书稿送给去西安出差的台湾书商董叙霖先生。董先生从联合国公职退休以后回到大陆搞图书发行，但资金有限，他探讨过我这部《阳早寒春》书稿的发行市场前景，也退怯了。
魏老知道此事以后，打电话向我询问，并说他认识这位董叙霖，董先生曾携带夫人到北京西山拜访过魏老。魏老让我捎话给董先生，让他去魏老家面谈一些事情。我后来遵嘱给董先生打了电话，但董先生去没去，我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魏老为我的两部书稿得以正常出版，是操了不少心出了不少力的。虽没能在他的有生之年看到这两部书的面世，但从内心里我是很感谢他的。我的长篇小说《新潮旋风》于去年3月出版时，我曾打电话给魏老夫人刘阿姨，通报并将书寄给她作留念，以告慰前一年去世的魏老的在天之灵。
五、魏老的教诲在鞭策我为工人阶级进行文学创作
跟魏老相识之前，我没看过《中流》的文章，那时左翼网站少，我不会上网，很少接触到左派、毛派的文章。我只有左大培的《混乱的经济学》、韩德强的《碰撞》、黄纪苏的《切.格瓦拉》、一套上、下册《真理的追求十年文萃》，还有左、右派兼收并蓄的《新思潮》。我读的比较早而且印象较深的有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当时我并不知这本书得到当局高层赞赏，但我看了好几遍。我不同意其中的许多政治观点和历史的陈述方式，只是对文革起源的见解，叙述毛泽东反修防修的动机及毛泽东文革后期思想超前形成的孤独处境，我是能够理解的。对在1957年反右斗争前，知识分子不合时宜的动向分析，我是能够理解的。但是我不赞成王山的有关以权威政治和绝对社会稳定为前提，来确保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我不赞成他以损害工农大众的权益来实施完全的市场经济。
文革后期，我并不绝对排斥经济改革，我觉得文革中的斗、批、改中，只有改的份量不足，实际措施不够，完成的不到位。文革结束后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批注中对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有所批评和保留性肯定，实际文革中揭发出来的问题也涉及到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上，还存在着必须改革完善的方面。
开始实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时，任何人都没有明确否定改革的目的，就是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并没有明确否定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我当时虽然怀疑过改革的方向是否有些不对头，但是绝对没有想到，改来改去却在方向上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没有想到当时的改革，已发展成目前全面私有化的盛宴。改革已变成为一场骗局，一场对亿万工农大众的抢劫，使他们重新陷入简直是万劫不复的贫困深渊，而使一小撮特权阶层成为豪门富翁，两极分化竟达到0.4%的人口占有70%的财富，并把几万亿的美元存入美国，使中国成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使中国人民人民成为美国和欧洲的打工仔，消耗着中国的有限资源，污染者中国的青山绿水。
我当时特意从书店买来七、八辑《中国经济大论战》来读，还重点读了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金碚的《何去何从——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等书。
我当时脑子里有左的观点也有右的观点，，我接受了右派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要搞民主政治，应该改革所谓政企不分，不能恢复旧体制（即计划经济体制）的观点。我写长篇小说《新潮旋风》时也将这些观点引入作品中。
魏老给我的复信中提到：“当前某些时髦的经济学家把一些改革中出现的弊病，认为是什么政企不分，旧体制的存在等提法是令人怀疑的，应慎重对待。”
对魏老的这一提法我当时注意到了，但并未引起重视，后来跟魏老同样德高望重的李成瑞老师赞助我出书并审阅我的书稿时，再次发现这个问题，才引起我认真考虑，将作品中有关提法改正过来。
根据资产阶级右派们“新西山会议”和《零八宪章》，其意图就是要以反腐败、反一党专制为名搞“西方民主”，搞完全的市场经济，公开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这对广大人民群众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在美帝国主义全球化的操纵下走上全面殖民化的道路。
2003年秋，魏老在那封评价合理安置下岗职工的倡议书的来信中，除了赞赏我的政治积极性和责任感以外，还语重心长地警示我注意正确引导工人群众斗争的方向：“今后的斗争势头要提出为工人的生存权、工作权和管理权而斗争，为保卫和振兴国企的公有制而斗争，为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不要使工人的眼界受到限制。”
我能理解魏老说这些话时的心态和这些话的重要含义，但对这些话的可行性总有些将信将疑。联想到中外近代工运史上的工联主义常常占上风，联想到当今中国人民群众所拥有的民主权利，是那么有限，那么乏善可陈，我不相信人民群众会将诉求很快上升到政治层次。实际上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工人群众的维权斗争也往往只限于经济民生方面，打出来口号也只是“我们要生存，要吃饭，要社保、医保，要讨回拖欠的工资、生活费”之类，这是因为政府当局连工人群众经济方面的起码要求都很难予以保障，就更遑论政治方面的要求，当时全国各地工人群众进行的政治斗争的范例几乎没有出现过。我在文学创作时也不能凭空杜撰。
在这封来信的前几天，魏老在另一封信中，对我的书稿提出的建议中，有这么一个要点：“在思想上应尽量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看问题。矛盾冲突的性质，不是局部问题和枝节问题。”
当时我感觉这一要点，应是魏老对一个工人阶级作家从事文学创作的题材和主题思想的总体要求，是一条纲领性的意见，但对一部具体的反映国企职工维权反腐败的文学作品，提出如此意见，又未免有点泛泛之谈，有点文不对题之嫌。后来我向魏老汇报了自己以后创作的打算，魏老来信谦虚的表示：上次“所提意见仅供参考。据你说还有下部，那就按照你的意见写吧！”
在魏老去世以后不到一年的2009年7月4日，魏老所预言的事情就出现了：吉林省通化钢铁集团的工人们为反对建龙集团重组控股而进行的斗争，是工人阶级打响全面私有化改革的第一枪，是一场典型的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正如魏老所说或者所预言的，这种政治斗争不仅“为工人的生存权”，而且“为国企的公有制而斗争，为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而斗争”。
由此我进一步地体会到魏老看问题的深度和远见卓绝，体会到魏老在政治上的成熟老到，重温魏老生前对我的教诲，使我又一次深深地感到折服和震感。
毛主席评价鲁迅时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实际上魏巍的骨头也是最硬的。鲁迅活的时间不长，魏巍却活到88岁；鲁迅的晚年写了很多文章，成果斐然，魏巍七十多岁还在创作5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火凤凰》，八十多岁还写了许多杂文、散文、论文，写了10万字的《话说毛泽东》，写了《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写了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肯定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肯定了这一理论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魏巍的晚年是最清醒的也是最辉煌的，由此成为中国当代左翼文艺、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伟大旗手，成为跟资产阶级自由化右派、修正主义交锋，顽强地战斗在最前线的最英勇的战士。他临终留下来的“继续革命，永不投降”，跟鲁迅当年对他的敌人所说的“我一个都不饶恕”，同样坚决，同样坚定，他的遗愿将感召着我，成为我的誓言，我会遵照这一誓言义无反顾地战斗下去。
由于2007年以后再没有接到魏老的电话和来信，我给魏老家打过电话，刘阿姨说魏老不在家。2008年我到北京又去过电话询问魏老的身体情况，刘阿姨总是说还可以，从不跟我透露魏老住院的信息。
魏老去世时，我因八十多岁的家父有病需要陪护，不能赴京吊唁送别魏老，至今感到很遗憾。
魏老去世后，我的书在京出版我要去西山八大处亲自登门送书，刘阿姨还是在电话里客气地说：“路太远了，你别来了，请寄来吧！”
我揣想，刘阿姨之所以这样对待我，可能是像我这样跟魏老相识有所交往的朋友太多，像我这样交往有限的外地朋友更多，给她本人的印象不深，难以一一记住。
然而，我跟魏老的这一段交往已作为难忘的记忆珍藏在我心里，魏老给我写的九封来信（不止九封，路上还有寄丢的，极为可惜）和两封推荐信，是留给我的及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将铭记魏老的教诲，以此作为鞭策和激励自己从事工人阶级文学创作的动力，促使自己坚定信心，为反映工人阶级重新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展现新世纪工人阶级叱咤风云的光辉形象而呕心沥血奋笔疾书。
2010年2月21-28日于哈尔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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