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长篇小说《钢城改制变局》续一

赵剑斌：长篇小说《钢城改制变局》续一

 

 

 

                    九

 

 

 

在东发市，除了东钢宾馆，别处根本不会有这么豪华、这么富丽堂皇的总统套房：外间是会客厅，里间是卧室，里外都有装饰别致的卫生间。章焕良每次到东发都要在这里下榻。这次宇虹集团二次入主东钢并且控股重组，7月23日他跟他的部下成小明、申玉驹在东钢宾馆开了几个这样档次的套房。这当然不是为了享受，因为他们是来东钢办事的，还顾不上在这里啜茗饮酒，顾不上打开冰箱尽情消费里面的饮料水果。

 

三伏天还没有过去，房间里的空调纵然带来阵阵凉爽，也不能让人完全远离暑热。昨晚从春湖市驱车来到这里宾馆已经将近午夜，三个人在一层餐厅随便吃了点东西，分头在各自的房间简单冲了一下凉，便上床就寝。

 

早晨7点30分，章焕良被宾馆的服务电话叫醒，旅途劳顿尚未完全解除，困意还在纠缠。但他还是一个鲤鱼打挺坐起来。本想再冲一下凉，却没进那特设的淋浴房，他在卫生间解手、洗漱之前，用手机通知他的两个同伙到这儿来商谈一些事情。

 

首先来到他房间的是申玉驹——这位已届40岁，比自己小几岁的中年人，即使没有大学学历，没有官方才授予的职称，也被他这个宇虹集团的董事长决定委派到新东钢集团任东发钢铁公司总经理。

 

“昨晚没怎么睡，早就醒了。”申玉驹坦率地跟他说，“我在考虑，这次重组怎么才能整顿明白那些中层领导。这些中层我接触不少，有的工作还真不行，能吃能喝就是工作抓不上去。这样的我坚决不要，现在就得免职。有的还可以，但不一定忠于职守为咱们出力，可以再观察一段时间。还有一些表现好的能力强的，应该重用并加薪奖励。”

 

章焕良对这个宇虹集团刚刚创建时就跟着自己的得力干将，给予很大的希望，他以很信任的语气鼓励说：

 

“ 这次重组由我们控股，我们完全可以单方面确立这些分厂的中层领导人选，无需潘凤鸣他们认可。本来，黄希林要来跟你我再商榷一下，我也想过不要把关系搞得太僵，多少征求一下他们的意见，走走过场。但现在看来既然我们已经控股，那就不必客气。你今天一早上班就去厂里直接颁布这份任免名单，免得夜长梦多。不能让那些无能之辈，那些利用围钢经济给自己捞一把加大采购成本的中层干部，执掌我们私企的权力，败坏我们私企的产业，我们私企不是养懒汉蛀虫的地方。我们可以在莲花城培训一批干部来大面积更换顶替这里的干部，凡是不合格的有多少换多少，我们应该外派干部进来！”

 

申玉驹来到章总的会客厅一直站着，毕恭毕敬地听主子的吩咐，并急于按主子的旨意去行动。他抬腕看了看手表，说：

“现在是早8点，我马上到到厂里找各个分厂和职能部门的领导谈谈。”

 

章焕良摆摆手制止他，对他和刚进门的成小明说：“先一起到下面餐厅吃点早餐，再办事。”

 

申玉驹说：“昨晚吃得晚，现在还不饿。”

 

章总还是劝他：“少吃一点，今天的事很多，中午饭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吃上，还是去吃点。”

 

于是三个人下楼来到餐厅，这里吃早餐的不过三五个客人。申玉驹要喝点粥，但苞米面粥熬得太稀，小米粥里吃出来几粒细沙子。申玉驹就要女服务员把餐厅值班的负责人找来，女服务员说餐厅领导早晨去外面市场采购蔬菜。申玉驹只得对女服务员训斥一顿，发了一顿牢骚：

 

“你们这是什么服务，能够达到优良标准吗？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再干不好，我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们裁回家。在中国，人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少见，两条腿的活人多得去！”

 

章焕良以随遇而安的姿态喝了一碗大米饭泡的大米稀粥，吃了一点咸菜，其它油炸的果子、刀鱼段等等根本没动筷子。

他向申玉驹摆了摆手，平和地笑笑，劝解部下：

“算了算了，办大事的人应该有点肚量，不要太计较这么丁点的琐事。”

 

三个人用过早餐走出餐厅时，章焕良告诫部下：

“这次重组不一定顺利，但无论如何我们要掌控东钢，你到下面各个分厂、职能部门，要随机应变，该软则软，该硬则硬。必要时亮剑，显出咱们的威风来，镇住那些滋生事端的人！要知道，省市领导都是坚决支持咱们的！”

 

“好，好！”申玉驹点着头口口称叹地离开，很快走出宾馆的旋转大门。

 

章焕良和成小明又回到楼上房间。章焕良找出他的挎包，整理里面的文件。不足30岁的成小明，向主子讨教起问题：

“章总，这次咱们重组的协议上有几个承诺：一是不再裁员，二是纳税地不变，三是效益上去要现金分红，我们真的想兑现吗？”

 

仍在整理文件的章焕良抽出两份材料：一份是刚刚签过字的二次重组合同文本，一份是省国资委黄主任送给他的一本作为参考资料的《炎黄春秋》杂志。

 

他翻了翻合同文本，重点审核了成小明说的那几条承诺，便将合同递过去，自己又拿起这本杂志说：

“无所谓承诺不承诺，你年龄小阅历浅，但应该注意到：改开以来，我们的政治家往往是只说不做，或者只做不说。只要我们能控股，真正掌握了任免人事权和财务支配权，落实我们的决策不需要潘凤鸣签字以后才最后拍板，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承诺也可变通，也可推倒重来嘛！”

 

成小明若有所思地领悟着主子的点拨，顺手翻阅已经熟读过的合同，然后默默地点头。

 

章焕良又将杂志递给他，略微改换一下话题，说：

 

“这本杂志中有一篇文章《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是政治学教授、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他发表不少文章，提出现在的中国强势集团只有‘硬权力’，没有软权力——‘只有执政权力没有话语权’。所以就着重强调中国的补课论，强调代表先进生产力就是能代表社会主义，代表马克思主义，可以把共产党改成社会党，就是要像北欧的瑞典等国那样在实施民主社会主义，完全保存私有制，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的条件下，多给工人农民施舍一点福利，以保持资本雇佣劳动的正常运转、长期运转。但是我的看法是：当今美国人倡导的全球化，投机赌博新经济引起金融危机，中国又是劳动密集型国家，是资源、能源出口大国，已经成为美国人的经济殖民地，只有用工人农民的血汗劳动才能支撑国家GDP的增长，所以不可能给工人农民太多的福利待遇。我们的企业也一样，不可能不计较工业成本，不可能不搞精细管理。到时候该让那些工人们，那些管理人员下岗，该裁员裁员，我们也不会手软，不会当什么大慈善家。所谓社会福利的普遍实施，那应该是政府的事，是国企的事。我们签了合同就一定要兑现吗？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暂时的说法而已。那么……”

 

这时，章焕良腰间的手机响了一阵，他取下来接起：“喂，您好。黄主任吗？你们要过来，请过来吧。我们在宾馆恭候。”

 

放下手机，客房外有人敲门，成小明走过去开门，笑着说:“怎么，说到就到——这么快？”

 

然而，进来的是宾馆女服务员，是来打扫卫生整理房间的。

 

成小明面对着要求进门的女服务员，一时犹豫起来，不知在章总发表高见时是否可以让外人进来打扰。然而，章总主动而爽快地发话：“进来吧，我这还有点事请帮忙一下……”

 

“先生，很高兴为您服务，请问什么事？”女服务员怯生生地问道。

 

章焕良起身去卧室取来一件衬衣，一双袜子，递给女服务员：“我没有时间，请你替我洗一下。”说着，掏出几张百元大票，“还请你去商场再给我买一件这个号码的新衬衫，不用名牌，普通的就可以。再买一打袜子，这双旧的就不要再洗了，扔掉吧。”

 

女服务员说：“我正在班上，一时出不去。晚上下班我去买，明天给您带来，行吗？再说，您买一般的衬衫，您给的钱太多了，用不了。或者我买了以后找您零钱？”章焕良笑着说：“你拿着吧，不用找零，算是给你点小费，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说出去。”

 

女服务员收拾完房间拿着章总的衬衫袜子出去了，紧接着黄希林、徐荣升等人来到宾馆的总统套房会客厅。

 

因为大家彼此早已是熟人，虽说用不着寒暄客气，但章总还是让成小明从冰箱里取出冰红茶、可口可乐等饮料，取出桃、李子、香瓜等水果摆在茶几上，招待来客。

 

黄希林、徐荣升、许运来、王金星以及保卫处等人一一坐在沙发上，徐荣升神色略有慌张地对章焕良说：

 

“今天早晨一上班，办公大楼前和冶金区又在聚集了不少人。工人们听说你们宇虹又要来重组，正在闹事。他们不欢迎你们来，需要我们做一些思想工作。”

 

章焕良不以为然地问：“他们会闹到什么地步，只不过像今年3月初那么闹一把？”

 

成小明以前曾是负责宇虹集团其他企业的职业经理人，对东钢的事不很了解，他有些担心地问：“今年3月初宇虹退出东钢是因为这些工人们闹事吗？”

 

章焕良漫不经心地轻蔑回答：“那算个啥，宇虹当时是有别的原因。”

 

徐荣升仍然颇为忧虑地说：“我们不能太大意。这次重组，你们宇虹的承诺应该找个机会向职工们正式宣传一下，要解除他们的顾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职能部门和各个分厂的领导干部任免应该慎重一些，不要变动太大，要平稳过渡……”

 

提到领导干部的任免，王金星插了一句：“由宇虹方面确认的干部调整名单，能不能相互商榷一下，先给我们一份，不要急于公布？”

 

黄希林随后附和着：“他们东钢的这一要求不太过分，应该得到你们宇虹的尊重，应该给他们一份拟定名单，相互商榷一下更好。”

 

对于合作方提出的请求，章焕良不假思索地答复：“这次重组是由我们控股，任免干部当然应该我们来决定，否则，我们花巨资引进台湾中钢的ERP系统，全面开展酬薪体系改革和自主管理活动，就要打了水漂，无法落实。跑、冒、滴、漏和居高不下的成本还要放大亏损，拉低新东钢的业绩！”

 

被驳了面子，徐荣升很为难地解释说：“章总，您的意思我们也能理解。我们不反对您引进台湾中钢的经验，但考虑到干部职工中的抵触情绪，您能不能缓一缓，分几步实施，渐进性进行为好？”

 

章焕良站起身，将已放入柜橱里的文件取出找了一份材料，递给徐荣升，说：

 

这是已经确定的干部任免名单，今天早上，我已安排申玉驹作为新东发钢铁的总经理去厂里宣布。干部调整是我们宇虹重组第一步要干的事情，

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议程，否则没有这一项，其它都谈不上。”

 

坐在徐荣升一旁的王金星探过头去，来看这份任免名单，感觉调整的幅度很大，裁减干部太多，难免会引起抵制和骚动。这份名单不但将潘凤明的一些亲信精简下来，而且将一些真正懂业务会管理，又受到职工拥护的干部也排除在外。

 

王金星看过名单，又顺便窥视一下徐荣升的表情反应。他知道这位多年来一直觊觎着潘总职位，却仅仅分享到一个党委副书记的徐荣升，在这次宇虹重组已被不合意的潘凤鸣所拒绝以后，他可能得到一个晋升为正职的机会。但是他毕竟跟潘总混过，彼此有过节儿，有既得的共同利益，并且分厂和职能部门的中层干部中不少人是潘总的亲信，同时跟他的关系也不远，他还要为他们争取一把。

 

更让王金星感到难以理喻和愤慨的，他发现这份名单中所排斥的大部分是原来从事政工口的干部，甚至上次重组时已转到生产业务方面来的原政工，这次也被裁减下来。这不啻于在拆徐荣升的台，因为这些干部都曾是在徐副书记的领导下，都曾是徐副书记所宠用的人物。

 

现在该是徐荣升为这些被裁撤的机构和干部争取留下来说几句话了。

 

然而，徐荣升大有惟恐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的担忧，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地克制着自己，什么也没再说地将名单交给王金星。

 

市政府驻东钢办公室的许运来却伸手将名单截取，因为他曾在东钢当过政工干部，后来调到市国资委，他了解东钢的干部情况，也不在乎宇虹会

对他怎么样。于是他审视一遍名单以后，就毫无忌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

 

“章总，您这名单人数少了些，再怎么讲究减少成本，也不能裁下来这么多人！即使是这些被裁下来的干部什么都不是，做蜜不甜做醋准酸。您不怕会招惹是非，带来负面效应？”

 

对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章焕良微微莞尔一笑，并不生气，颇有耐心慢条斯理地解释说：

 

“能有什么负面效应呢？现在是法治社会，我们是企业，做的是市场经济，又不是政府机关，怎么能顾得了那么多社会负担？昨天省委莫书记接见我们宇虹集团的几个高管，还一再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坚决支持我们宇虹集团这次重组东钢。让我们大胆地干，勇敢地往前闯，遇到难题可以找他解决，由他这个省委书记给我们民营私企当坚强后盾。我们怕什么呢？我们什么都不怕！”

 

对章焕良这种软中有硬地抬出省委书记来狐假虎威的回复，在座的谁都没有说什么。冷了几分钟的场以后，还是由黄希林打破这种尴尬，他先兀自假笑一番，然后强作解人地打着圆场，明显地袒护宇虹方面:

 

“我看章总说的对！民营私企就是民营私企，没有安置多余的干部职工的义务。他们要严格按照市场经济办事，讲究压低成本，才能有经济效益。民营重组国企，应该是一场革命，是一个改开时代的新生事物，难免要有阵痛，有一些人为此应当做出牺牲付出代价。否则，社会不能发展，也无法去代表先进生产力！再说无论民营还是国企，都要搞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制，要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这新三会和老三会，跟党委会、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的矛盾，虽说现在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但是从发展的角度看，民营私企是最靠近最规范的现代企业，最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再说不是有一个刘**学者提出**宪章，要在中国实施多党制，实施美国的民主选举制、普世价值。其实这种西方的民主制度是比较科学、比较先进的，将来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要跟世界接轨，很难说不会按这种方式走下去……”

 

坐在房间一隅的成小明，接过话茬插了一句:“到那时候根本不会出现新三会和老三会的矛盾。”

 

这时，他的主子章总微微笑着纠正他说:“不用到那时，我们现在的民营私企就认新三会，不认老三会。”

 

章焕良以一种很轻松很和蔼的语气说出刚才的话，但这句话已让委曲求全的徐荣升感到十分难堪。这不是要剥夺他作为党委领导的合法生存权利吗？这不是要使他这个习惯了唯唯诺诺的政工高级干部即将最后失去往日的那么一点风光吗？他很局促，气囊囊地坐着一言不发。其实他心里想说几句，来表明作为东钢高管的身份，又怕一不留神说出气话来让自己惹火烧身。

 

蓦然，会客室里不知谁的手机响了起来，公安分局胡晓离开沙发去接电话。只听他“哦——哦”地应了几声，关了手机以后，他转身走进来向在座的领导汇报：

 

“冶金区铁道线有些工人在封堵机车，我去现场处理，还需要请示市局领导增调警力！”

 

 

 

                             十

 

 

 

10年前创建的浙江宇虹集团到目前为止，已拥有控股子公司17家，总资产318.72亿元，企业遍布东北、华北、东等省市地区。

 

宇虹集团董事长章焕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文革开始的第一年出生的。他父亲虽说是一个浙江沿海的普通渔民，但是当他长大念完高中时，还是有条件供他去念考上的大学。因为八十年代中期的大学学费还没有上涨，从农村考来的大学生还可以享有一定数额的助学金和奖学金。章焕良作为一个在北京商学院学商品经济的大学本科生，毕业时被分到家乡一个供销社当采购员。一个农民的孩子通过上大学摆脱了农村户籍，吃上了商品粮挣上了工资，有了一个挺像样的工作。他的这种时运在当地农村，在乡里乡亲中是很让人羡慕的。然而章焕良凭着自己的天资聪慧，凭着自己争强好胜永不安分的秉性竟然在他27岁时辞去公职，下海创办了自己的实业公司——忠良商贸公司。

 

当时注册一个公司的资金，是从他父亲那里借来的几万元。他父亲已六十多岁，几年来依靠海滩养殖赚了些钱，狠了狠心，将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钱大部分借给儿子办公司。然而儿子确实很有出息，不过几年时间便加倍地将借来的钱还给父亲。忠良商贸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依靠倒卖批条为主营的皮包公司。

 

上大学的时候，章焕良有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八九风波时他们一起去天安门广场静坐示威，然后一起提前撤出，逃避了可能遭到的喋血惨案。那个同学很感谢章焕良事先对时局发展的理智分析，很佩服章焕良的敏锐反应，以及对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的判断预测能力。毕业以后他们经常通信和电话联系，交流思想、互通信息。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全国南北上下刮起了一股全民经商的热潮。章焕良的同学找到一个在国务院冶金部担任司级官员的亲戚，搞到数万吨平价调拨钢材的批条，然后通过章焕良的商贸公司转手按市场议价卖出去，轻而易举地赚了中间很大一块差价。以后接着联手干，不但找亲戚、朋友、熟人，不但搞第一手批条，而且还通过各种关系到处搞二手三手批条，只要有赚头，只要中间的差价有利可图，他们都不放手，每次都能得到几万十几万以致几十万。这样章焕良以倒买倒卖钢材的批条起家，攫取了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

 

一次，章焕良拿着调拨单到河北遵沽钢铁厂去仓库提货。在那里邂逅了他后来的忠实部下申玉驹。

 

小时候十几岁的章焕良去过遵沽。他的一个小姨嫁给一个军官，后来随着丈夫转业到遵沽。寒暑假他到小姨家玩，住过一些日子，认识了表弟的邻居申玉驹。当时孩提时代的申玉驹对来自南方农村的章焕良很友好，他将自己家的自行车借给章焕良学着骑，将自己哥哥的小人书借给章焕良看，显得十分淳朴、憨厚、热情，给章焕良留下很深的印象。

 

已有将近20年没有相见，但章焕良还是认出了少年时的朋友。俩人一见如故，中午找了一个小酒馆攀谈起来。

 

申玉驹在遵沽钢铁厂当过生产一线工人、工段段长、车间主任，刚刚30岁已擢升为一个分厂厂长。但是这个厂面临着资金紧缺、设备老化、产能低、产品品种单一等诸项问题，已经连续多年入不敷出。

 

“我们快要砸锅卖铁，回家抱孩子啦！”申玉驹向章焕良谈到他所在的钢铁厂面临的困境时，苦苦诉说起来：“在我们将要倒闭之际，我们正在寻找物色一个资金雄厚可以收购我们的公司，拉我们一把！现在不是讲抓大放小、优化资本结构、产业整合、资本重组、企业改制吗？无论叫什么，反正能让厂里工人们正常开资就行！或者有个门路能从银行贷到一笔款也行。现在国企贷款已不像从前那么容易。”

 

由这个遵沽国企的亏损找到自己公司经营转机的出路。但章焕良当时没有坦露真言，申玉驹却提醒他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利用的关系。

 

“你去跟你姨夫说说，你姨夫现在主管本市银行的贷款，再帮我们贷一笔款。当然，我们大厂长会给你必要的回扣的！过去我就找过你表弟，从你姨夫那里贷过上千万。但那时银行扶持国企，现在坏账太多，银行已断了国企的血脉，再贷款给国企不是不可能，但需要更接洽更私人化的关系。”

 

章焕良答应了他的求助。然而晚上到了姨夫家，一提起遵沽钢铁厂贷款的事，他姨夫便直接回绝了：“那个钢铁厂过去贷过的8000万，到现在还没有还上，已经连利带本超过了一个多亿。再说国务院发改委、人民银行根据朱镕基总理的指示，早就限制或者终止了对竞争性国企的贷款！”

 

“那么，给私企贷款的政策会宽松一些吗？比如我这个公司想贷点怎么样？”章焕良放开胆子问，“我想把遵沽钢铁厂租赁下来，如果经营得好，过后我再买断！”

 

于是他姨夫先帮他操作将他的公司资金注册数额提高起来，改名为浙江宇虹钢铁厂，然后为他贷来一笔2000万元的款项。从银行办理贷款的同时，他怂恿申玉驹将遵沽钢铁厂的内部经营指标、资产存量底数一一提供给他，并且谈好了，一旦他将遵沽钢铁厂租赁下来，他将聘请申玉驹为主管宇虹钢铁厂的生产副厂长。

 

经过多次接触，经过对遵沽钢铁厂一些中层干部、工人的深入调查和侧面了解，章焕良认为申玉驹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肯于实干苦干、为人忠

厚老成的管理干部，可以在遵沽为自己独当一面，委以重任。

 

谈判比较顺利，主要是跟原厂领导摆平关系，满足他们区区几个人的个人利益，其他条件都好谈好接受。刚刚新注册的宇虹钢铁厂不到一周，就跟遵沽钢铁厂签下租赁5年的合同。这是他章焕良涉及实业生产的第一步。这一步他迈开的步子比较稳妥，安排的也比较周密。当时遵沽钢铁厂的老职工把他的租赁也当成了改制，当成了一个民营企业收购市属国企。因为签订租赁合同时，他跟遵沽市经贸委、劳人局相关方面就以前的职工安置问题进行了洽谈并达成协议。

 

协议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布出来，但是一线工人们、基层干部们没有闹事的骂杂的，他们说：“现在开的工资不比以前少，社保医保都给交，只是没有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金，工伤保险金。这就不错啦，我们知足了！”

 

租赁合同履行不久，2000年4月，宇虹钢铁厂买断遵沽钢铁厂，更名为宇虹实业有限公司。

 

刚开始起步，生产经营发展势头不错。他通过加强生产管理，压低成本，通过以前倒卖钢材的渠道，给国企单位的业务人员以略高的回扣，获得了供不应求的销路。加上资金流转顺畅，工厂的生产经营销售周而复始，形成了良性循环。企业实现扭亏为盈，除去偿还贷款，尚有可观的盈利剩余。

 

一年以后，同行的一个朋友向章焕良介绍长山省莲花城钢铁厂的情况。他去考察时恰巧看到这个厂上千职工正拉着大队去市政府静坐示威请愿，要求政府出台相应政策，补偿拖欠已久的工资、社保、集资款等等费用数百多万元。因为这个厂已连续五六年亏损，资不抵债，经营难以为继，近2000多工人没有活儿干。

 

正当这个厂职工准备进省进京集体上访时，章焕良经全面了解、勘察、分析该厂的潜在产能和产品优势，决定再以先租后买的方式进入。

自从章焕良接受这个烂摊子，宇虹以全员接受全厂在册职工，使莲花城钢铁厂职工很快拿到了拖欠的债务，也拿到了改制转换身份的安置费。不到两个月，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钢铁厂全面恢复了生产。

 

不是因为有什么妙手回春的良策，也不是因为有什么力挽狂澜的能量，更不是因为有往往能化腐朽为神奇的本事，只是因为国家调整了金融财政政策：当时的银行贷款从面向国有企业为主转向民营私企为主。况且，这时的章焕良早已学会了通融，使出浑身解数，从中央到地方，广泛结交权贵，逐渐建立了通畅的融资渠道。国有企业无米下锅，像嗷嗷待哺的孩子，贷不到资金就开不了工，国企职工就没饭吃。能够贷出款来又能替国企垫付拖欠职工债务的私企老总章焕良，使企业正常运转的资金得到保障，便成为一时救急的人物。俨然文革时工人群众批判刘少奇在解放初期宣扬散布的剥削有功论：资本家不剥削工人，工人没有饭吃，资本家越剥削，工人生活越有保障。现在的剥削有功论又在国企改革新形势下得到了死灰复燃。濒临破产、亏损严重的国企因为私企的兼并改制而获得“新生”，工人们又能正常上班生产，又能领到区区每月1000元的工资。工人们似乎应该感恩戴德厚谢这位救企业于水火之中的“功臣”、“施主”。

 

负责偿还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社保、集资款等款项，负责支付企业职工从国有为民营的转换安置费用，从一开始就使章焕良感到是份外之举，感到这是一种额外的包袱。他根本不想承担，然而不承受这种负担，他就不可能完成他的资本运作。既得不到国企原有的设备、技术，又得不到原有的品牌效应。他用不多的流动资金启动的固定资产，使他得到了事半功倍的好处。况且那么多的国企职工也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不满足他们的基本要求，他们要集体上访闹事，让他的并购功败垂成、功亏一篑。

 

随后经过短短五六年时间，章焕良收购了15家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依靠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捕捉和甘冒风险的大胆出击，作为资本运作的高手，他的多次收购使他拥有的资产陡然增加。宇虹集团已发展成为一个年销售收入达400 多亿涵盖钢铁、造船、机电、采矿业等产业的重工帝国。

最后几年收购国有企业，章焕良放开了胆量，更加获得了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他不再许诺偿还原有企业內欠职工的债务，不再承担职工转换身份的安置，不再承诺全员接收，只保证录用“主体在岗职工”。2005年初，宇虹集团并购重组长山省最大的国有企业——长山冶金集团，得到55%的控股权。2005 年秋季，宇虹集团又瞄上了长山省国资委代表东钢投来的橄榄枝。

 

控股长山冶金集团，章焕良首先提出的条件是：该国企在重组前势必自我改制，先将企业职工身份置换完毕，将主辅分离开，将企业内欠债务偿还清楚，或者厘清企业债务由政府认证并确认还债人。宇虹集团入主长山冶金集团不负任何前期债务，也不安置任何裁员，不支付任何职工的工龄买断。

 

入主重组前就使宇虹得以脱身于巨额的內欠和企业包袱，是宇虹自此以后重组其他国有企业的新模式、新标准。同样重组东钢，也绝不能例外。

这件事办得非常有把握，2005年时任长山省省长的莫奇志，早就给他这个私企老总吃了定心丸。

 

那天，莫省长邀请他这个私企老总去省政府大院的小楼，向他坦然地说：

 

“我们省政府已召开专题会议研讨过宇虹重组东钢的问题。你们就放心大胆地干吧！根据目前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钢铁业要整合要淘汰落后产能，我们也要充分利用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东钢技术装备比较落后，而且连年亏损，年产700 万吨钢已不符合钢铁业调整提高产能的要求。东钢要实现健康发展，需要积极靠近战略投资者，加快改革重组的步伐，对自身进行升级改造。需要积极主动靠近你们这种私企民营的战略投资者进行合作，就不能挑三拣四，该作出必要的让步就得让步，该妥协就得妥协。一切为了加快国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大局。这是我们省委、省政府，今年要完成80%国企改制任务的战略部署，是我们重要的政治任务。

 

“东钢是我们省属的大型国企，东钢改制是我省国企改制的重点一环。经过省政府的专题会议讨论，我们已答应你们宇虹提出的几个前提条件。你们也要拿出一定的资产和资金来。东钢在重组前完成主辅分离、全面裁员、转换职工身份、职工偿还拖欠债务等等任务。这样清除障碍，你们的重组就可以顺畅进行，如果不是这样，还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统筹考虑解决……”

 

章焕良说：“我们今年初重组长山冶金集团时，有的职工煽动罢工、上街游行示威，煽动上访围攻市政府，多亏省市领导亲自作出重要批示，派出警力抓捕了为首的几个煽动闹事的工人，又开除了几个，将扩大的事态镇压下去。我们这次重组东钢，会不会再出现此类情况呢？”

 

莫奇志听到这里，站起来拍着章焕良的肩膀，爽朗地笑着说:

 

“放心吧，如果东钢职工中也出现了煽动闹事者，我们省市政府照样会派出警力，我们的专政机关是有力量的。该抓捕就抓捕，该严惩就严惩。我们的公安和武警就是为改革改制保驾护航的。对那些破坏社会稳定，扰乱社会治安的人们，我们严惩不贷，绝不姑息!”

 

这样章焕良心里有了底数，不论是长山冶金还是东钢，他们的工人们纵然是成千上万地多，也不会怎么样。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没有谈判能力。即便是要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仍然可以分化他们，蒙骗他们。至于这种做法是否违背一个人的良知，他已经顾不过来考虑这个问题。这些年，他已忘记了什么叫良知、良心、道德、仁爱、慈善，他只想着利润、想着自己所拥有的资本增值，股份比例扩充。这种对资本的贪婪的追逐已经让他肆无忌惮，忘乎所以。

 

想想这些年自己鸟枪换炮，境况大为改观的洪福齐天、时运造化，他不能不庆幸自己遇到了好政府好政策，遇到了能处处为他们这些私人企业家着想的高层领导，遇到了能够代表他们私人企业家诉求利益的学术精英们，遇到了国企改革改制为私企重组提供的好时机。

 

然而在外人面前，他非常忌讳别人称他的发迹是资本运作投机的结果，他说他的成就主要不是来自并购重组国企，而是来自他学会运用台湾中钢的成本控制、精细化管理、差异化产品等诸多武艺。

 

他曾摆出一副无奈的表情，自鸣乖巧地解释说：

 

“我们也不想收购这些破烂厂，但在国有钢铁企业收购的夹缝中，能允许我们收购的只有这些厂子。不是我们要去占什么便宜，而是人家政府、人家企业职工求到我们，让我们去危难之际拉他们一把，让他们的企业恢复生产，大家都有一碗饭吃！”

 

“那你们也算是临危受命，具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啦？”不知交谈的对方是嘲讽还是恭维。

 

 

“那当然，那当然!”章焕良只能从好的方面去领会，面部显露出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气。

 

作为长山省政协委员参加相关会议，章焕良有时听到有个别委员议论国企职工下岗的困苦，议论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太大，有的职工因为看不起病，交不子女的上学费而跳楼自杀的时候；又有别的委员反驳说：“这是很正常嘛，改革是新生事物的诞生，就是要出现阵痛，就是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北大著名教授张维迎说过，不改革不改制，国企就像一根根冰棍就要自己化掉。与其让它化掉，不如把它贱卖掉。再有一个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还是全国的政协委员呢，他也公开说：国有资产怎么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坐在一旁的章焕良很欣赏这些著名学者、经济学家为改革所做的辩护。看来这些年他所操练的资本运作完全是合理合法的，是有一套权威理论家建树的理论作为依据的。他为聚敛财富所赤裸裸地裁减工人、压榨工人收入、掏空国有资产的原罪形象也是无需特意掩饰，无需忏悔恕过，谴责自己什么。

 

无怪乎，对于他的崛起发迹，有些人背地里叫他中国的拉克什米.米塔尔。米塔尔是现代全球钢铁巨头。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米塔尔收购了俄罗斯和东欧的一系列经营不善的国有钢铁厂，以一套低成本提高效率运作市场，使企业扭亏为盈。因为其大胆采取的裁员措施，甚至不惜被当地工会冠以“冷酷杀手”的称号。

 

试图做中国版的米塔尔，已经成为章焕良的梦想，成为他魂牵梦绕的夙愿。

 

但是资本运作不可能完全一帆风顺，一向谨慎从事的章焕良也有跌跟头，也有遭遇过滑铁卢的失败之旅：2004年6月，正处于筹备期的宁海宇虹钢铁公司，成为国家环保部门重点查处的违规钢铁项目。在这种情况下，章焕良投入十几亿占有40%的股份，本来还打算投入10 个亿从而达到控股的目的，但是遭到国家相关部门的查处，就不得不请求地方政府出面斡旋、游说，虽然项目直到2006年才部分保留下来，但不得不将控股的股东出让给当地国企，自己退居次席。

 

在浙江海宁有所损失，宇虹就想在长山省东钢将损失补偿回来。幸运的是素有莫大胆著称的长山省莫奇志已晋升为省委书记，也许因为背景深，得到尚方宝剑可以力排众议，极力鼓噪私有化，抱定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在长山省掀起一股股国企改制的浪潮，决意将800 多户国企在一年内全部完成改制任务。像东钢这样的省属大型国企也就在劫难逃，为宇虹并购重组提供了天赐良机。

 

将近2005年底，宇虹跟东钢签署了重组改制协议，使宇虹占足了便宜。一是要求宇虹集团出资8亿元资金的条款，宇虹却没有及时兑现，一直拖了三年以后才到帐6亿元；二是2001年宇虹用1000多万元买断的莲花城钢铁被高高地评估为6亿资产；而东钢的1、2、3号高炉虽然到了折旧年限，但由于连年分别投入数千元大修，仍可完整如新地进行正常运转，却在这次资产清查中被评估为零资产，其他几座高炉加起来才评估为900万元。而这种在国有资产评估中存在的让人诟病的现象，完全是省国资委以致省委领导偏袒的结果。

 

宇虹跟东钢重组以后，章焕良派驻他的得力干将申玉驹任东钢的副总经理，执掌东钢的财务和经营管理权。利用这两项权利，申玉驹遵从他章焕良的旨意将新东钢的更多资金转移到一个产品定位为热轧基板、耐候钢、管线钢为主的精品钢新基地。在2008年上半年房地产行情看好的时候，他让申玉驹安排莲花城钢铁厂生产热销的利润丰厚的建材钢，而将生产特种钢的生产任务全部抛给了东钢，使新东钢的生产进度和成绩考核无法正常完成。

 

2009年3月初，宇虹要从外地招进的5000名农民工派到东钢，来顶替东钢原有的在岗工人。第一批500 名已经到了东钢进入工作岗位。东钢的干部中有人故意透露了宇虹入股时的8亿元资金并未到位的机密，引起了东钢工人的广泛不满。接连两天发起3000多人到办公大楼前的广场集会、抗议，并组织游行示威，要求宇虹撤出东钢。

 

正是这个时候，宇虹真的撤出了东钢。一次朋友聚会，不知就里的外界人士酒后饭余随便谈论起来，当面提出质疑：宇虹是害怕东钢工人闹事才分手的。而章焕良却狡黠地微微一笑，不默认，也不辩解。

 

于是又有个跟他比较要好的朋友分析说：从2008年6月国际市场上钢材价格暴跌，但此前头一年预订的铁矿石价格一时难以调整，因此东钢陷入“生产越多就亏损越多”的怪圈，到2009年2月亏损一度高达10亿元。宇虹是由于效益差而退出，后来市场效益转好，又可以再进去。所以效益好坏是决定宇虹退出或进入的主要原因。

 

但是章焕良还是默不作声地微笑一下，居心叵测地瞟了一眼对方。

 

后来，当大家走散了，只剩下章焕良和那个要好的朋友单独在一起，章焕良才神秘兮兮地告诉他：

 

“今年3月份，我们退出东钢，那是狠狠地赚了一把便宜的。一是根据退出时股权分立的约定：宇虹将获得长山精品钢基地和东钢原有的矿山所有权。二是去年我们从澳大利亚进口的一大批量的铁精粉订购价是1600元/吨，而船没到岸市价就跌了一半，由此亏损10个亿。因为我们此时果断退出，这10个亿的损失所造成的亏损负债就算不到我们头上。如果我们日后再进去重组扩股，不是就跟我们无关了!你明白吗？我们走的每一步棋都是有利可图的！”

 

一经点拨，那位朋友不得不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

 

其实，多少了解东钢资产的人都明白：在宇虹退出之前，东钢剩下的优质资产就是长山精品钢基地和矿山资源了，这次退出，宇虹将这两项都占为己有。但在双方合作的4年期间，宇虹几乎将东钢所有的资金都投向精品钢基地，已投入40亿之多。估计再投入20多亿元可达到年创13亿多的经济效益。为了筹建这个精品钢基地，除了占用大部分流转资金，还挪用了来自东钢供应商的货款。

 

为什么章焕良这么青睐这个精品钢基地呢？精品钢基地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个促使企业升级的机会。以前东钢、宇虹生产的都是宝钢、首钢等大公司不屑于生产，利润和附加值较低的粗钢，或建筑用钢。而这个基地是完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其300万吨高附加值产品远比东钢目前生产的600万吨粗钢利润要高得多。因此这样一个有着无限发展前景的项目，却被长山省国资委分拨给宇虹私企所有，另外划拨给宇虹所有的矿山资源也是稀缺资源，此前，东钢的核心优势就是拥有自有矿山，生产成本要比其他钢铁企业低得多。纵然以后产能扩大，需要进口铁矿石，也可以用自有矿山弥补很大亏空。因为矿山是东钢的“后路”，精品钢基地是东钢的“前途”，宇虹的退出就让东钢陷于进退两难之间。

 

现在到2009年7月，宇虹又决意再次入主东钢，拟定以10元资金，和原来归东钢所有的矿山，向东钢集团控股，持股达到65%。

 

一想到自己的宇虹集团仅仅用10亿元资金就可将股权从36%增加到65%，想到这不是又占到一个大便宜吗？章焕良从内心里对莫书记充满感激之情。但他多少有些纳罕：无论是一个堂堂的省政府领导还是中共省委领导，为什么会对自己这个私企老板这么言听计从？自己对他的报答并未全面进行到位，人家就对自己这么投入，这么倾囊相助？

 

当然，跟这么几个少数省部级高官交往，章焕良是舍得投入的。了解内情的人知道：在2008年的胡润富豪榜上，章焕良以200多亿的身价位居中国钢铁业富豪前几位。为了成全自己飞腾而起的大业，他可以舍出几个亿十几个亿去交际，去打拼感情投资。虽然他对自己的日常生活要求低得令人惊讶：因为在他发迹的遵沽，他并没有购置房产，仍住在曾经是他办公室的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他没有买过任何豪华轿车，对名牌几乎一无所知，一双皮鞋直到穿出了洞，仍不在意。为了积累个人财富他不是旧时代的吝啬鬼，不是法国巴尔扎克笔下的葛朗台老头。

 

但他没有时间和精力为自己的日常生活消费着想，他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运作资本增值，只要能使自己成为空手套白狼的资本运作高手，占到国企更多的便宜，他如醉如痴、殚精竭虑、忘乎所以，整天满脑子里想的只有他的资产，他的公司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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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斌

2011-0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