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一个天真孩子被扭曲了的英雄观,我感到无比悲哀和沮丧,更为那些欺骗、蒙昧孩子们的始作俑者们而义愤。董存瑞舍身炸碉堡,是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整个战役的全面胜利,而“红手印”们躲在茅草屋里干的是私分散伙的勾当,一个是奉献,一个是自私,这有可比性么?黄继光奋不顾身堵枪眼,血染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疆场,而“红手印”们在那个寒冷冬夜里盘算的是个人的小算盘,一个是为国家,一个是为几个人,这在同一个高度么?“红手印”们与董存瑞、黄继光相提并论,岂不是对流血牺牲的英雄们一次令人难以容忍的亵渎与奸淫?
说什么“坐牢杀头也心甘”?真是荒谬无耻,无以复加。年年吃着国家反销粮,不思进取,懒于奋斗,不顾大局,目无集体,整日围着自家锅台转,为了私分散伙,竟然订立攻守同盟,自私自利到了何种地步?如果“红手印”的故事发生在1976年以前,还算得上英雄,至少是冒了一次破坏集体农业的风险。至于说“坐牢杀头”简直就是污蔑,电影《金光大道》里那个单干的祖师爷“张金发”坐牢了么?杀头了么?1978年,正是大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风云变幻的年月,正是“要吃米找万里”之风盛行的当口,正是安徽“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暗中回潮的好日子。在这样的环境下,“红手印”的故事应运而生,还有什么蹊跷?还有什“坐牢杀头”之险?有人说“红手印”是后来编造出来的,真假难说,不过合理性倒是有的。
说什么“不再向国家伸手要梁要钱”?更是天方夜谭、难圆其说。据说,小岗人自从“红手印”之后,第一年就不吃反销粮了。看来,小岗人干集体的事的确不卖力,干自家的事倒是使足了劲。不要梁了,可是钱还是要了,而且没完没了的要,死皮赖脸的要,贪得无厌的要。听说国家一次性就下拨了300万修路费,还给“红手印”们装了电话、电视,给了养老金。许多社会名流、企业、社团为了支撑小岗的牌坊,奉献了爱心,捐了款,连生活窘迫的毛主席的女儿李敏也掏了腰包,这些自称“不伸手”的“红手印”们竟然心安理得的接受了。沈浩上任之初,就借助财政厅职员和“第一书记”的身份给小岗要了50万。可以说,整部《永远的忠诚》就是沈浩为小岗人要钱、要贷款、要援助、要投资的过程,也是沈浩为小岗人奔波、操劳、伸手而以身殉职的过程。就因为“红手印”瓦解了集体农业这个特殊的光环,才有了沈浩伸手和小岗人索取的资本,没有了这个光环,这些号称“坐牢杀头也心甘”的“董存瑞”“黄继光”们还能吃上饭么?那么,这个特殊的光环,大寨没有,华西没有,南街没有,他们凭什么实现了共同致富的梦想呢?
凤阳小岗的“红手印”们,嘴里有一句口头禅:“分”。是的,他们分了集体的田,也在暗箱操作中分了许多集体的钱,最后又明目张胆的分了集体的产。改革开放进行了20多年,小岗村连像样的办公场所都没有,连起码的桌椅板凳、文具信纸都要沈浩到处乞讨。那么,剧情介绍中所说的“昔日的富庶”到底哪去了呢?当然是分了。1978年建起的八间房,被另一个“红手印”的带头人,曾经被村民罢免了的村主任余本福,一纸公文变成了自家财产;一台推土机,被余本福远亲兄弟余本立巧立名目弄到自家院里了。在一次会议上,“贾治国”的后台,也是他的舅舅余本华指责余本福贪污了上面下拨的20万款项,余本福拒不承认。小岗村的“红手印”们,基本是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窝里斗成了小岗村贫穷落后大背景下的一台好戏。只有年迈的“余三爷”一身正气,成为沈浩在小岗村的盟友和靠山。如此看来,沈浩面临的不仅是小岗的贫穷落后,还有一帮你死我活窝里斗的“英雄”们。
凤阳小岗,算什么改革开放的旗帜?“红手印”们算什么大包干的带头人?他们把自私自利的观念演绎的淋漓尽致,他们把“分”这个崽卖爷田不心痛的恶行进行的精彩绝伦,他们把“窝里斗”这个家族腐败堕落的风气承袭的锦上添花。我们看到,当今社会的一切污泥浊水,在凤阳小岗都能找到它的源头和来龙去脉。那么,凤阳小岗名扬神州,与特色中国一起永垂史册,岂不是莫大的讽刺和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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