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被大批特批的“大锅饭”,是个别有用心的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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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民的钳工师傅刘长河,已提前退休。赴海城之前,辛民买了几件营养品,专程探望了自己的入门师傅。刘长河多年苦干,积劳成疾,肺气肿病发作起来连连咳血。他的妻子来自农村,在劳动服务公司做清洁工。两子一女,都没有学成出来。老大参军复员后当了保安;老二顶替刘长河进院当了工人;小女待业在家。一家生活比较困难。
刘长河瘦骨嶙峋,神色惨淡。疾病的折磨,生活的重负,使他失去了年轻时的虎虎生气。见到辛民,寒暄几句后,刘长河就问:“听群众下面叨叨,院里下步要改革住房、医疗、还有其它什么福利制度?小辛,你是管改革的,给师父说说。”辛民介绍了有关设想,安慰刘长河说,不管怎么改,院里都是不会亏待广大职工群众的。刘长河听了,剧烈地咳嗽一阵,喝了几口汤药稍稍缓解下来,才叹口气说,“我是相信萧院长的。不过改革的许多事儿,也不是萧院长一个人说了算……。我是党员,顾全国家大局的基本道理我都懂。是要打破大锅饭,院里就那么点钱,领导和人才多给点是对的。领导不上心,人才都跑了,到头来大家没有活干都得饿肚子!福利制度也是要改,要讲贡献。像房子,人家贡献大的住三室一厅,咱就住一室一厅,甚至住窝棚只要不日晒雨淋都行!只是医疗的事儿,师父可能想多了点,上面是不是需要特别慎重?我们这些工人,干了一辈子,一辈子也没有什么积蓄……老了,不中用了,病也多了,突然告诉你,你以后看病可主要靠你自己拿钱看了……”
刘长河正说着,他的二儿子不知什么时候回的家,此时楞头愣脑地插话说:“爸,您又瞎操心啥?您和妈白养活我们兄妹仨了?公家不管您那病了,我们兄妹仨卖血也得给您看病!”
老二同辛民也熟,又问辛民:“辛哥,你知道得多。听说苏联修正主义一夜之间变成了俄罗斯资本主义,把什么东西都‘休克’了,列宁斯大林给老百姓留下来的医疗呀住房呀教育呀什么的全民福利,却一点都没有‘休克’。你说是真是假啊?咱们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怎么动不动就瞅着咱老百姓碗里仅有的那么一丁点儿东西较劲啊?”
辛民不知回答什么好,心里难受,脸上只有苦笑。
辛民为师傅刘长河苦笑,为他们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苦笑,为师傅刘长河也在说什么“是要打破大锅饭”这句话苦笑。在辛民看来,眼下被口诛笔伐的“大锅饭”,完全是个伪命题。
“大锅饭”的说辞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出现的,是随着一些所谓经济学者对“社会主义僵死体制”的口诛笔伐才甚嚣尘上,变得恶名昭著的。“大锅饭”之前还有一个定语,叫“社会主义的大锅饭”。“大锅饭”若是罪恶,不言而喻,社会主义就是罪恶之源。对此,三代工农子弟的辛民,通过自学与培训、取得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专科文凭和经济管理本科文凭的辛民,一九七七年十月入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辛民,一直十分郁闷:
他的爷爷奶奶,都曾以民工身份参加过解放战争中的淮海战役,为支援前线拿出了自家最后一斤粮食拆掉了自家住房唯一的门板,那时候是什么“大锅饭”?他的父亲母亲还包括他自己,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都是工人,始终是低工资仅供生存却始终勤奋劳动,计较过什么?那时侯又是什么“大锅饭”?即便是在被某些人指责的那些年月中,干部分二十四级,工人岗位工资八级,技术人员也有十五级……收入、待遇、福利,一级一个台阶……又算得上什么“大锅饭”?中国,真看不明白,你什么时候何尝有过什么“大锅饭”?!说中国人在吃”大锅饭“,在辛民看来,就像文革当年月工资三百多元的十级高干严松批判月工资仅有十七元的徒工辛民,搞什么“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平演变”,一样滑稽!
如果有那么一天,广大基本工人群众的收入仅仅聊以用非“绿色食品”填充个人肚子,一年一万多元的工资还不够买一平米北京上海的房子时,有一些“精英”的年薪则已经是以千万元为单位计数了,某些人的目标或许初步实现了,“大锅饭”或许已经打破……。然而一定也会有人站出来问:被打破的,仅仅是“大锅饭”吗?!
没有,却无中生有,还要抹黑社会主义,还要“动不动就瞅着咱老百姓碗里仅有的那么一丁点儿东西较劲”,这究竟是招惹了谁?!
师傅刘长河却以为“有”,而且是实心实意的。有了就要打破,即便自己和自己的亲人都为此付出新的代价,亦默默承受。这是一位老工人,出自内心对于我们党和政府的信任。中国的基本工农大众,是一批多么善良多么宽厚的人们!然而,他们并不了解,某些个人或既得利益集团的作为,同共产党的宗旨格格不入,是根本代表不了我们党的!
……
——以上文字摘自《太阳,不会失落(第一部)》(长篇小说,即将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十一章 辛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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