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不得麻痹大意，农夫救蛇不足取

赵剑斌:长篇小说《钢城改制变局》

 

               十七、不得麻痹大意，农夫救蛇不足取

 

 

驱车来到焦化厂，孙益生没有跟杨文革、李学锋等人下车，他让司机开回高速线材厂。

 

一个个车间都几乎空荡荡的，往日机器轰鸣、人声喧嚷的厂房里一片沉寂。

 

孙益生揣摩大多数工人们去分厂外各个东钢大门“聚众封堵”，或者去焦化厂办公楼围观一伙人群殴申玉驹的好戏。

 

各个轧钢车间的粗、精轧机设备，自早晨一上班就没正常启动，昨晚生产用的优质碳素钢和普通碳素钢的钢坯剩余材料一堆堆地码成垛，停放在离加热炉不远的空场上。有一部分已吊到钢坯上料台架上，尚未通过辊道输送入加热炉。后面几道工艺流程工序的设施，如飞剪切头、粗轧机、中轧机、预精轧机、夹送及吐丝成圈、集卷、挂卷等等设备全都没有人看守，悄无声息地躺在这里。在轧机作业率每每接近90%以上，省内外客户纷纷大量争购钢筋、盘条等产品，建筑用钢这几年一直紧俏的形势下，此种闲置情况是极其罕见的。

 

然而从轧钢一车间到四车间，从机修车间到电气车间，也有几个人在岗位前忙着什么。机修班班长刘顺德正在一个中轧机前面更换轴承，他聚精会神地埋头在那儿操作，连孙益生走到跟前都没注意，连头都没抬起来。

 

“怎么，刘师傅，就你一个人在忙？”孙益生向他打招呼，“今天外面发生了什么事，你知道吗？”

 

刘顺德听到声音就回过头，冲着孙益生憨厚地笑笑，说：“什么事？孙书记，还不是工人们反对宇虹的重组东钢，都出去堵门，能有个什么结果还不好说。”

 

孙益生了解到这是个平时少言寡语、爱钻研机修技术，已经50岁的老工人。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钢从欧美几个国家引进这套线材过机速度为60米/秒的高速设备，安装基本结束需要单机试车时，外国专家却违约迟迟不到，给工程进度造成极大影响。这套轧机装备虽属世界先进水平，但电气控制系统和机械传动系统分别来自多家外企，调试和正式投产时暴露出不少问题，使得东钢相关技术安装部门伤透了脑筋，不得不边生产边改造，并让分厂自己成立了工程技术人员和机修工人相结合的攻关小组，坚持大型改造与小改小革相结合，开展以改造现有设备不合理部位为主要内容的攻关活动。当初，刘顺德就代表工人群众被吸引进这个仿照鞍钢宪法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模式成立的攻关小组，也确实搞出一些技术革新改造的项目。其中针对中、预轧机轴承原设计不合理，易于损坏的状况，对轴承进行了重新的设计与造型，提高了轴承的承载能力，减少了轴承故障的发生，减少了热停工时和检修时间，降低了物资消耗。

 

2005年东钢公司为宇虹进入重组所搞的裁减员工时，刘顺德本来具备超过30年工龄下岗条件，也被列入了内退名单。但公布前孙益生找到股份公司人事部王金星，提出不同意见得到了考虑，而格外地对他和其他几个老工人予以关照，但对于更多的业务和技术骨干被裁减下来，孙益生已无能为力。

 

刘顺德至今不清楚他当初没被裁员是谁为他力挺。他只认为自己技术上有过硬的本事，不管谁来重组都得重用他。

 

孙益生现在是分厂的作业区长，但工人们仍然称他书记，因为他以前任过分厂多年的书记。称书记似乎已经有点不太时兴，不太合适，但刘顺德仍然坚持这么个叫法，孙益生也喜欢按过去当书记的那套工作方法跟工人们打交道。

 

“那你说说咱们东钢工人，今天反对宇虹重组会有什么结果？”孙益生像唠家常似的，跟刘顺德攀谈起来。

 

“我说不好结果，可能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管是不是真的按鞍钢宪法办事，工人现在参加技术改革还有点可能，但不可能让工人们有什么决策管理、民主权利，其实工人就是干活，不管谁来重组，归谁所有，工人都得干活。干活吃饭是咱们工人的本能，啥时候都改变不了！”刘顺德畅所欲言地说。

 

孙益生郑重其事地告诉他：“工人不仅仅要干活吃饭，还要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民主参政的权益。鞍钢宪法首先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维护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主义国家的工厂有时也吸收工人参加企业的技术改造，但他们剥削工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性质没有改变。”

 

“那当然，实践出真知，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并不比那些有高学历、高职称的什么工程师技术员差，知识分子往往比不上咱们工人有经验有水平。劳动创造价值，没有工人劳动价值从哪儿来？我是个不怎么关心政治的人，平时爱钻研技术，爱看一些业务书，不爱看政治书，对政治不感兴趣。因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感兴趣也没用，咱们工人现在没有说话的权利，但我听说我们国家现在资本也可以参与分配，不再是按劳分配。人家说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但我看过去我们搞社会主义工人们也没有多挣多少，现在也没有太少挣，只是当官的有变化，他们现在比我们挣的多出不少倍！”

 

孙益生跟他算了一笔账：“过去我们的社会主义没有医疗、教育、住房这三座大山压着我们工人，又没有就业失业的后顾之忧，养老也由国家全部负责。那时每月五六十块钱的工资，可以养活全家五六口人，现在每月挣1000多块到2000多块能够花吗？能养活那么多人吗？”

 

刘顺德有所感悟地点点头，说：“对，也是。但是为什么社会主义搞不好，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都改成资本主义，咱们的中国特色也跟人家搞，搞什么国企改制、跟全面私有化联系在一起。改革开放很有必要，可是改来改去，怎么都搞成这么个奶奶样？”

 

孙益生启发他说：“这里有个改革开放的前提条件，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原则。”

 

刘顺德又颇有所悟地点点头，他一边跟孙益生唠嗑，一边手不停歇地对设备进行检修，动作十分熟练、灵巧。

 

这时一个穿着蓝色短袖工装、戴红帽盔儿、嘴唇却抹得猩红的女管理员，来到他俩跟前，一脸焦急的神情，直接对刘顺德发话：

 

“老刘，你帮我找找邵景艳，让她把昨晚剩下的15吨HRB400热轧带肋钢筋盘条装车出库，人家客户等着装车一早就来了，等着道线一恢复就马上发走。”

 

刘顺德马上停下手中的话，答复这个穿着工装却抹口红，得极不协调的郭小红：

 

“现在大家都不在，你让我到哪儿去找她，邵景艳又不归我管？”

 

郭小红是厂里的计划调度员，她看了看身边的孙益生，可能觉得有些冒昧，自嘲地笑了笑，但还是沉下脸来，厉声吩咐说：“你别跟我说这个，这是急事。她邵景艳归不归你管，我不跟你论，人家都说你能找到她。你帮帮我，人家客户等着要货!”

 

刘顺德不是个愿意跟人争个三长两短的人，他无法拒绝这个本来跟他没关系的份外义务，于是从腰间掏出手机，给对方打了一个电话：

 

“喂，邵景艳吗？我是老刘，你没事回来一趟，郭小红找你，有些成品要出库装车，等着发货！”

 

等到刘顺德打过电话，郭小红又吩咐他：“有吊车工让吊车工干，没有吊车工请你跟邵景艳说说，帮我吊几钩。”

 

郭小红说完要走，刘顺德马上问她：“人家邵景艳也不是吊车工，你让人家干，人家就能干？再说没有起重工怎么办？”

 

对刘顺德的问题，郭小红并不感到为难，她笑着打了她一拳，说：“那就劳你大驾，帮一把，回头我请客，上食堂给你们两个买饺子吃！”

 

听到这种对话，孙益生站在一旁，不动声色地观颜察色并不搭腔。他听说过刘顺德跟邵景艳之间有点微妙的关系，也听说郭小红与邵景艳因为前几年裁员而产生的芥蒂。

 

孙益生是后来转到高速线材厂的，他已来了五六年之久。他跟刘顺德接触不多，但感觉他性情温和、与世无争，只关心与自己本职工作有关的技术业务，不太关注更多的事情，对政治形势不感兴趣，也没有反抗意识，是个老好人。领导安排他的工作任务，不管有无优惠的报酬，他不讲价钱，会踏踏实实一丝不苟地去完成。刚调到这个分厂时，孙益生听别人介绍刘顺德妻子患上子宫癌，刘顺德为服侍住院的妻子请过假，后来又要求去上夜班，白天睡很少的觉，不辞劳苦地为妻子做饭买药，伺候得极为精心周到，体贴入微。大家都夸他是个好丈夫。但是妻子后来还是撒手离开了他。他妻子病逝后，孙益生代表分厂领导到他家慰问，看到他家虽小但干净整洁，东西摆放有序，小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因为刘师傅心灵手巧，家里好多家具用品，还有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他亲手制作的。据说他妻子在世的时候，也是常常由他亲自到厨房掌勺，他儿子说他爸做的菜比他妈做的好吃。

 

然而，刘顺德在分厂、在车间，为人处事上并不那么精明。谁有个大事小情他也会随礼凑份子，但是他不是小气抠搜，他不能做到面面俱到，点水不漏，尤其是对领导分配的活儿，服从安排尽心尽力，毫不含糊地去干。只是不会向领导献殷勤，极尽巴结，过年过节去领导家拜访送礼上供。所以，2005年裁减人员，他差一点被裁下来。孙益生为他说清，但他至今还以为是沙厂长秉公办事，器重他这个人才舍不得让他走。别人私下里议论诟病领导腐败，多吃多占之事，他则不参与，不表态，不愿意惹是生非，任由领导对工人也包括对他个人的盘剥克扣。他现在苦恼的是儿子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整天在家摆弄电脑，有时也给别人修修家电一类，开过一个家电修理行，但生意不景气，就收了摊，整天沉溺于网吧玩游戏，年纪越来越大，就业还没有个指望。

 

知情人曾告诉孙益生，刘顺德妻子去世后，长年鳏居也想找一个合适的伴儿，他相中了邵景艳。

 

十几年前，邵景艳的丈夫在第一炼钢厂废钢科，经常去俄罗斯联系废钢收购业务，几次遭遇过俄罗斯黑社会的打劫都破财免灾。但不知为什么后来却突然失踪渺无音讯。有人分析像她丈夫那样风流倜傥的人才，可能被俄罗斯漂亮的马达姆所俘获，坠入情网一去不复返。也有人揣摩可能在黑手党肆虐的俄罗斯不幸遭到暴力侵犯，异国蒙难。

 

邵景艳独自带着一个女儿生活，五年前女儿考上南京理工大学的名牌学校，自己却作为被裁减人员下岗回家。家里没有多少积蓄，女儿上大学的学费、食住费加上她自己的生活费，让她绞尽了脑汁，愁肠百结都难以筹措。她原来在厂里当过统计，当过计划调度员，因为精简人员，车间的两个计划调度员只能留一个。

 

郭小红的丈夫是型钢连轧厂的厂长宫敬有，郭小红本人跟沙厂长关系暧昧。孙益生在第一炼钢厂任纪委书记时接到过一封检举揭发材料，反映公司内若干分厂领导丧失共产党员的起码道德，更无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国企改革的盛宴中分肥捞足了钱财，还利用外出开会旅游之际组织换妻俱乐部：整天除了打麻将喝酒洗浴按摩以外，感到百无聊赖就寻欢作乐地你玩我的老婆，我干你的妻子。沙厂长、宫敬有当时都是其中的成员。因而邵景艳怎么能竞争过郭小红，虽然当时彼此年龄都不到内退一刀切的条件。

 

留在厂里继续上班的刘顺德家里并不富裕，妻子没了，他跟儿子生活，好不容易积攒了一万块钱却借给邵景艳。下岗后卖过瓜子，卖过蔬菜，艰难维持生存的邵景艳再三推辞不过，才收下刘师傅借给她的钱。她对刘师傅提出：

 

“你的这笔钱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不然我哥下岗，我下岗，都拿不出我女儿每年七八千块钱的学费、生活费。这笔钱我以后肯定会还给你，但短时间内还不了，容我条件改善了以后再说。”

 

刘顺德很诚恳地对她表示：

 

“老妹子，你放心，还不还都可以，我每月有工资，够我爷俩花的，不急着让你还！”

 

邵景艳的哥哥邵连兴是东钢汽车运输公司司机，开了30多年的自卸车，从没有出现过较大的违章事故。2005年也因为一刀切被迫下岗，邵连兴不同意违反国家宪法的国企改制，不愿意国有资产因私企重组而严重流失，不甘心每月只能领到二三百元的生活费，他联络一些东钢职工去省里、去北京上访多次，后来邵景艳也跟着她哥去北京上访。

 

有一次，孙益生到分厂产品库去办事，顺便跟邵景艳捞起家常，问起她是下岗后怎样又返聘回厂的情况。邵景艳一向对孙书记很尊重，就跟他说了实话：

 

原来邵景艳跟她哥还有东钢的七八个职工，去北京国务院信访局上访，开回来《转送来访事项通知单》一类的函件，返回来到春湖市的省政府和东钢集团总部交涉。东钢集团负责信访的祁典勇接待了他们。那天时任东钢党委副书记的徐荣升到集团公司信访办找人，发现邵氏兄妹，便皮笑肉不笑地打了招呼：

 

“你们来干什么，还在告我们东钢高层领导？”

 

邵连兴没吱声，别的上访职工搭腔说：“那当然，你们这些东钢高管们根本不负责任，怎么能让东钢的几个高炉资产评估为零，这么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你们不管，我们只好去北京。难道北京还不管，中央国务院还不管？”

 

徐荣升看了他们带回来的上访回函，故作诧异地调笑说：“哎哟，又整到北京去啦？邵连兴、邵景艳，你们俩跟我来一趟。”

 

邵连兴开始坐着没动地方，只好说：“有什么事，当面说吧！”

 

徐荣升没解释什么，拉住他的衣袖说：“走吧，我跟你兄妹俩个别谈谈。”

 

其实别人不知道，邵连兴兄妹也从没有跟别人说起过：邵连兴兄妹跟徐荣升有点亲戚关系，邵连兴的父亲跟徐荣升的父亲是表兄弟，但平时走动不勤来往不多。邵连兴、邵景艳兄妹从来没有求过徐荣升什么事，也不在外人面前流露过他们的这门亲戚关系，再说徐荣升不过是东钢的党委副书记，企业的党政分开以后，党口干部未见得有多少办事能力。

 

后来据信访办祁主任介绍，徐书记是抓信访这一摊的，作为东钢集团的党委副书记，再怎么没有实权，为一个普通职工安排上岗还是绰绰有余的。

 

徐荣升领他们兄妹来到他那豪华宽敞的办公室，自己没有去倚着他那气派绅士的大靠背椅，而是屈尊地跟他俩一同坐在对面的真皮沙发上，讨价还价地向他们提议道:

 

“不管怎么说，咱们还是沾亲带故的，我这虽说是个跑龙套的官儿，也不能看着你们下岗吃不上饭。集团要开办一个专门为各个分厂招聘临时工、季节工的劳务市场，隶属于资产管理公司，也叫劳务输出公司。连兴哥我可以安排你去当个管点事的头头，一个月千八百块，景艳妹妹你可以回你们高速线材厂。我找你们厂沙金给你掂对一个岗位，但是有一个条件：你俩别再去参和这个上访什么的。我是作为你们亲戚跟你们说这个私下里的话，你们看现在这个形势，哪个上访的能把上边的官儿告下来，上访不但要遭罪，费劲巴拉的，而且没什么出息，没什么出路，你俩看怎么样，我这个当官的亲戚照顾不照顾你们？”

 

邵连兴当时没有马上表态，他冷静地考虑一会儿，答复说：

 

“那个劳务市场的活儿我不能干，只要东钢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问题没整明白，没挽回损失，我还得上访。我不能去那个劳务市场把自己捆绑住，腾不出时间去上访。至于你让邵景艳回厂上班，我不反对。因为她现在太难，现在市场竞争的太厉害，下岗职工都去做点小买卖，根本不行，挣不出她姑娘的学费……”

 

这以后，邵景艳就回厂当了产品库的保管员。他哥邵连兴后来找了一个夜间给医药商店打更的差事，前半夜帮着为找上门买药的顾客提供点服务，后半夜才能躺下睡上几个小时。

 

“那么，你哥还在告吗？”孙益生单刀直入地问，并且率真地说，“有些情况我可以提供给他，我希望东钢工人中有更多的像你哥哥这样，坚持正义百折不挠的上访人，东钢的腐败太严重，我们应该支持有人出来上告！”

 

“哎呀，孙书记，这可得谢谢你。你是我们真正的同志，你是我们工人群众一条战线上的人呀！”邵景艳一边说着，一边似乎要手舞足蹈地动作起来。她想跟孙益生握手，又不好意思，只好轻轻地拍了拍“真正的同志”的胳膊一下。

 

没过几天，孙益生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去邵连兴晚上打更的药店，跟他聊天，给他们上访的同志送一些相关的内部资料。

 

从此以后，每当孙益生在车间或者厂区碰到邵景艳，都会听到她那充满信任和敬重的招呼声：“孙书记！”

 

孙益生轻轻地招招手或者淡淡地点点头，走过去，不觉得自己多帮助了谁，显得很恬然。

 

在车间里跟刘顺德聊了一会儿，看他检修辊道以后还要一一检查粗轧机、中轧机、预精轧机，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就想离开他去厂房外面看看。临走，他对刘顺德嘱咐说：

 

“你检修差不多了，应该去焦化厂看看。现在许多人都在那儿聚集，听听他们的反映，了解一下宇虹这次重组还裁不裁减人员，上次你没被裁下来，不仅仅是因为你技术好，也是厂里劳资部门有人替你说好话。现在这些人都快下去了，不要大工匠，要减少成本，像你这个年纪的工人不保险呀！”

 

刘顺德爽快地答应着：“那好，孙书记。我忙完了，也去看看，去听听大家都在说什么，不能光在这儿忙着干活。”

 

往外走，路过产品库的时候，孙益生发现邵景艳已经返回分厂，正在跟郭小红在争辩什么。只听她说：“那15吨昨晚生产的盘元，我一大早就作了入库，现在你要出库也没有吊车工。大家都出去了，我自己怎么出库？”

 

郭小红向她陪着笑脸，央求着：“帮帮忙吧，这是沙厂长交待的，人家等着急用。你以前不是也开过吊车吗？帮一把，中午我请你吃饭，好吗？”

 

邵景艳伶牙俐齿地回答：“以前会开不等于现在能顺便开。我现在不干吊车工了，开出毛病来是让我下岗回家，还是让你辞职？”

 

听这意思是话里有话，邵景艳至今对郭小红顶替她的计划调度员，怀恨在心切齿不忘。但孙益生听说郭小红在邵景艳刚刚返岗不久就找过她陪不是，要送她女儿一台二手的电脑，被她谢绝了。看来前嫌远未冰释，关系没再恶化就不错了。

 

自从去年夏天宫敬有在第二连轧厂，因为苛刻对待违纪工人而惨遭报复，郭小红为人不再那么刻薄，那么傲慢。她通过她丈夫的殒身反省过一阵，觉得太开罪于底层工人没有什么好处。她怨恨她家那个死鬼太傻太死心眼，怎么能死心塌地为私企老板卖命？结果只能是咎由自取，得不偿失地搭进去一条活生生的性命。

 

现在企业这么不稳定，三天两头闹改革改制，今天干得好好的，明天就让你下岗回家的事常常发生，谁知道谁会怎么样。即便沙厂长会善待自己，但沙厂长本人以后会怎么样，谁也保证不了。人生叵测，这么说来，她自己连狐假虎威的资本都没有，难道还不应该学得更乖巧更圆滑吗？

 

沙厂长布置的任务她要尽心尽力决不能敷衍，找别人配合靠的不是强迫敦促而是协商、耐心的劝说，甚至是低三下四的恳求。

 

看到孙益生走过来，她主动热情地打着招呼：“孙书记，你没出去看热闹？现在找谁都找不着，正好你在这儿，你来帮我一把。邵姐去开吊车，咱俩在下面给她挂挂钢丝绳。现在有15吨盘元等着装车。”

 

邵景艳怫然不悦地一甩毛巾，说：“谁答应你啦，我刚刚收到一条短信：宇虹的申玉驹要让咱们东钢工人全下岗，要咱们工人都去焦化厂找他算账。”

 

郭小红也煞有介事地附和说：“不光是工人，我也收到一条短信：说宇虹要将所有管理人员都换掉，让我们也一起下岗！”

 

孙益生就故意问她俩：“你们信吗？宇虹会这么无情无意、心狠手辣，将我们东钢人的饭碗都夺去？”

 

邵景艳说：“我相信，他们私企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来！”

 

郭小红想了想有点疑虑地说：“可能吧，但是对我们管理人员下手，可不那么容易！”

 

“那咱们先去焦化厂看看吧。回来再吊它几钩也来得及，反正装上车也开不出去！”孙益生提议。

 

“那好吧，咱们一起去吧。”邵景艳积极响应，并对郭小红允诺，“一会儿回来没人干，我可以帮你吊一把！”

 

这么一说，郭小红只好跟着孙益生、邵景艳走出厂房，往焦化厂那边走去。

 

在焦化厂院墙外的一道之隔的办公楼前，围观的职工越来越多，大约已有三四百人。有一股十几个人临时组成的缉查队已进入楼内，正在楼上楼下四处寻找藏匿起来的申玉驹。他们手持木棒、钢筋、砖块，急不可耐吆五喝六地在楼里转来转去，一时找不到制裁对象，就用手中的器具在楼梯扶手上，在各个办公室门板上，在颜色斑驳的砖墙上胡乱地敲打着。

 

焦化厂办公楼前的马路上站满了不同年龄、来自各个分厂的工人干部，也有从厂外赶来的退休工人和家属。他们在这里议论着、咒骂着宇虹这个私企，一一列举着宇虹前几年入主东钢给他们带来的种种伤害。许多人对宇虹恨得咬牙切齿，对宇虹退出后再来重组已经如临大敌、横眉冷对，表示不惜一切代价要防止宇虹进入，要用一切手段将宇虹驱逐出去。

 

当前，缉捕申玉驹，围住他，惩治他，不让他逃脱，至少将他作为人质扣押，已成为围观人们的共识。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这个缉查队进入办公楼内行动的结果，等待让宇虹代表也“好瞧一把”的时刻。

 

人们望着焦化厂办公楼，注意倾听着从这个办公小楼里传出来的任何响动。

 

太阳已经升到人们的头顶，火辣辣地向大地也向东钢厂的一处处厂房、街道、空地泼洒下炙热的阳光。七月流火的天气，骄阳似火，酷暑难当。站在马路空场上的个别人进了办公楼，大部分有的将工装披在头顶权当草帽，有的在不多的几颗柳树下躲避直射的光线，很多人都在热浪的包围下坚持站立着，在空地上自觉地坚守着岗位。

 

偶尔有面包车开来，停在办公楼前，有人从车上卸下一箱箱娃哈哈、农夫山泉、康师傅一类的纯净水、矿泉水，还有绿茶、红茶饮料，招呼大家来打开喝。

 

“免费饮用！招待大家免费饮用！”卸饮料的工人们大声吆喝着。

 

大家一哄而起，纷纷奔向集中卸下来纸箱的地方，取一瓶能解渴的东西。

 

一辆消防车开来，这儿停停那儿停停。消防队员从车上下来，将车上的高压水管摘下来，朝着路旁太阳烤得发蔫的草地、花丛喷洒浇灌，也给围在办公楼前驻足的职工们带来阵阵清凉和惬意。在不经意间，人们没怎么太注意的消防车，已经开到办公楼前停下，盘在车上的云梯慢慢地施展开来，逐渐地竖起来向前伸展放长升高。

 

办公楼二层的一扇窗户被人从里面打开，猝然间一个陌生的面孔出现在窗前。因为平时申玉驹只跟高层来往，只在有管理层开会的场合露面，或者偶尔在厂里的电视台露过面，东钢厂很多人没有直接见过申玉驹，人们没有认出他来。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不认识他。

 

“申玉驹，申玉驹！”孙益生和几个中层干部不约而同地几乎大声喊起来，警告人们采取行动。

 

消防车的云梯马上就要接近那个敞开的窗户，申玉驹已经将半个身子探出来，急切地准备搭上这个云梯逃之夭夭，摆脱这个办公小楼。

 

聚集在办公楼前的所有人们都紧张地行动起来。

 

“抓住他！”有人提议，“把他拽下来！”

 

“让消防车后撤！让云梯落下来！”也有人提出不同措施。

 

十几个人从路旁捡起石块、砖头、木棒，有的砸向打算出逃的申玉驹，有的砸向消防车舵楼的玻璃窗。申玉驹的头上、身上被打中好几处，消防车司机前面的防震玻璃也被砸出了一道道裂纹。司机不得不收缩了向前伸展的云梯，将消防车退到后面。

 

刚刚从高速线材厂过来的刘顺德，对几个向申玉驹扔东西的工人劝说道：“你们可别打死他，我看他也很可怜，把他打个好歹，也要有人吃官司，我看教训教训他就行了，还是让他逃出去吧!”

 

另一个工人冲他喊了一句：“不得麻痹大意，这是条冻僵的蛇，是中山狼！农夫救蛇不足取！”

 

一个工人嫌他碍手碍脚，拽刘顺德离得远些，他还想说什么，孙益生上前一步对他做了个离开的手势，他只得知趣地走开了。

 

孙益生等人全都注意到：云梯即将靠近窗口又突然拉大了距离，本来抱有侥幸希望的申玉驹由一种激情兴奋、焦躁不安，急于揽住救星的心理转瞬间变得怅然若失、万念俱灰。他眼睁睁地看着云梯随着消防车越来越远地离去，流露出一股绝望、颓丧的眼神……

 

     

 

                     十八、漫漫上访路，不是石沉大海，就是强奸民意

 

 

 

2009年2月中旬，按照事先约定，孙益生下班吃过晚饭，出门去找邵连兴。

 

街上飘着漫天飞舞的雪花，仿佛树上、楼宇的雨搭、房顶都戴上一顶顶白帽子，马路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白地毯。视野里白茫茫一片，空气寒冷而清新。西北风一边呼啸着，一边将雪片撕碎，扬成一阵阵雪雾。

 

现在药店大多数是私营的，一条街上有好几家，跟饭店、食杂店、美容美发店一样星罗棋布，到处都是。

 

其实，邵连兴晚上打更的这家保康大药房，离孙益生所住的家属区不很远，十几分钟就到了。

 

药店里的营业员都已下班，邵连兴正从身后的墙柜里给一个顾客拿药，看来他是打更兼夜间售药。

 

“你这夜间售药的营业员，每月能给开多少钱？”孙益生笑着问，算是跟邵连兴打了个招呼。

 

“哎哟，孙书记来了，我还以为来了位买药的顾客呢！”邵连兴转过身来说，“我主要是值班，夜间来买药的不多，到了后半夜就睡觉了。每月开个400块吧！白天我再卖点菜，做点小买卖。否则，还要吃饭，还要供孩子上学，还要到省城、到北京去上访，不辛苦点不行！”

 

等刚才买药的顾客出门以后，新进门的顾客不多。邵连兴从柜台里出来，跟孙益生双双坐在白天坐堂中医大夫的小桌旁，介绍起他下岗后这几年上访的事情。

 

“我们内退职工代表，从2006年秋季就开始去春湖上访，省里不答复，我们又去北京。从那时到现在，我们已到北京去过七八趟。有时给一个《转送来访事项通知单》，有时只把材料收下，听你说几句就拉倒。甚至有时连接待都不接待，只在收发登记的窗口将材料收下，什么告知单也不给开。”

 

邵来兴说着，特意从他的一个旧布袋里掏出一沓材料，递给孙益生过目。

 

孙益生看了几份国家信访局开的《转送来访事项告知单》，除了“访转字”的编号不同，全都一个模式地用电脑打出：

 

邵连兴同志：

     你来访反映的问题，我们根据《信访条例》的有关规定，将转送中共长山省人民政府信访局。

     特此告知。

                                二00六年十二月×日

                                               国家信访局接待来访专用章

 

然后又看了中共长山省政府信访局出示的《复核申请受理告知通知书》及《信访事项复核意见》：

 

    东钢集团内部退养职工鲍海靖：

         你们于2007年1月×日因退养及生活费等问题向省政府提出复核申请，根据《信访条例》和有关规定，省政府已于2007年1月×日受理。

     特此告知。

 

下面是长山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核意见：

……

    一、东钢集团的《改制方案》和《职工安置方案》是经过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经省有关部门审核并报经省国企改革领导小组批准同意的，程序不存在违规问题。

   二、……是否实行企业职工内退退养，是该公司用工自主权利。

   三、……是东钢集团出于改制和减员增效的实际，按照行业要求和“一企一策”的原则，在充分征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并付诸实施的。在实施过程中，均由本人提出申请，所住单位审核同意，并签订了内部退养协议。东钢集团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符合企业实际。……给予内部退养人员的待遇标准符合上述规定。

   四、东钢集团改制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企业发展来解决。……提高待遇标准原则在财力能够承受的范围内，按照公司的有关管理办法，相应进行调整，以保证这部分职工能够共享企业改革发展成果，

 

此复核意见为信访终结意见。

                                             二00七年三月××日

 

手里拿着这份出自省政府的《复核意见》，孙益生边看边讥讽地冷笑着，然后故意问邵连兴：

 

“对这种复核意见，你们什么态度？”

 

邵连兴又递给他一份材料，申辩说：

 

“什么态度，我们能服气这种根本不正视现实、不实事求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所谓意见吗？我们当然还要上告，这是我们的申述。”

 

孙益生看到这份申述材料的第一部分是上诉人的利益要求：

     1、依照《信访条例》规定，要求对东钢违规改制导致双方资产评估差错，利益分配差距悬殊和违规内退等问题举行听证会。

     2、依法落实内退前未满52周岁，距法定退休年龄相差6-10年的职工合法劳动权问题。

     3、比照《国资委产权（2004）9号》文件第二条第三款规定，重新核定内退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社会保险缴纳基数。我们2006年内退不能从1995-97年的社会平均工资为标准，只给75%的生活费，每月才400-500元。

     4、依照《劳动法》第七条，《工会法》第三条之规定，要求成立内退职工工会组织中心，将隶属于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劳务输出公司更名为内退职工再就业服务，降低劳务派遣费用，保证内退返聘职工实行同工同酬。

 

当孙益生看了一部分，再要继续往下看时，邵连兴解释说：

 

“这里说的劳务输出公司就是徐荣升让我去当经理的那个公司，其实就是以克扣内退职工为手段的公司。当时我回避了，可是我们一起上访的鲍海靖主动提出愿意干，每月800元，还可以从每介绍一个临时工、季节工的工资里得到回扣提成。这种缺德事只有丧了良心的人才会去干，但是鲍海靖却被这些当官的收买了，为了几吊臭钱出卖自己的人格、尊严，出卖自己工友、同事，真是丧了良心!不但充当工头，还充当了我们上访内部职工的线人！”

 

接着邵连兴向他介绍了他们上访的艰辛，遭遇到的种种磨难，也介绍了东发市政府和东钢集团派出的劫访人员对他们粗暴无礼残酷无情的迫害。

 

“我们到北京去上访，不能直接买北京的票，要坐短途汽车到周边的火车站倒车，怕的是会让人认出来给拦回去，一路上绝不能跟人家提上访的事，否则铁路乘警都会注意到你，强迫你下车。到了北京，你找旅馆住宿都不能说是上访的。北京伙食也贵，住的也贵，我们往往吃自己带的东西：面包呀、咸菜呀、鸡蛋呀，吃没了，去北京的胡同小巷去找菜市场，北京的大街市面上是没有小商小贩摆摊的菜市场的。买几个黄瓜、几个柿子、一块豆腐，对付着吃。住宿睡的是大通铺，10块钱一晚上，什么气味都有，你就别嫌乎，也不脱衣服，别嫌人家打大呼噜，半夜或许有当地派出所警察来查验身份证。如果好一点，去二三十块钱的旅馆，七八个人挤在一个房间，或三四个人挤在一个房间，床与床之间几乎没有过道，像鸽子窝似的。还有住不起的，一时解决不了问题，信访部门不给出任何答复手续，就长年住在永定门桥下的涵洞里。用好不容易拾来的柴火、草棍、纸屑，架上几块砖权当炉灶，火烧不起来，水都烧不开，菜都做不熟。涵洞里阴天下雨潮湿得很，还有些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也住在那里，没人收容没人管。现在全国国企因改制下岗，不给缴纳养老保险，不给缴纳医疗保险，没有生活费的职工太多。因政府和开发商合伙强征土地、强制拆房，不给安置补偿的农民，失地丧失了生活来源。还有打官司的冤假错案，遭受官黑、官商、黑商勾结、沆瀣一气、欺压百姓，残害致死致残的太多太多，都想来北京找一个说理的地方，讨一个说法，却是很难很难。

 

“每天大清早天不亮，就有人到永定门那个设有国务院信访和全国人大信访的长长的胡同里排队。上访人一直排几里路，到了早晨八点半上班的时间，才一拨一拨地往院里放。进了院还要排队检验身份证、领表、填表，接受安检，再到大厅窗口登记、排号、安排接待房间，在窗口登记要看你上次上访时间超没超过三个月，没到规定的三个月期限不接待。反映的问题复杂属于多部门管辖也不接待，推你到别的部门去解决。为此，我们到过国资委、中纪委、人大，全都态度生硬、推诿敷衍、踢皮球。中纪委也在东四十二条的一个小胡同里，原来还有人专门接谈，现在我去过几次，发现几十人、上百、上千人排到窗口，都只是将上访材料交上去走人，并不安排接谈，越来越不重视。估计收下材料也是照收照转，转到省，由省转到市、县，再转到被反映的单位，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遭到打击报复。

 

“在上访的胡同里每天都有一帮一帮的劫访者，是各个地方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他们跟上访人员混在一起，或者从排队上访人员的这头走到那头，观颜察色、捕风捉影，跟你搭话交谈，引发你说话，听你口音，听你反映问题的状况，然后甜言蜜语地劝说你跟他回去，口头许愿帮助你圆满解决，或者多来几个人采取强硬的手段，绑架劫持上访人。因为哪个地方的上访人员多，中央部门就要扣那个地方政府部门的分数，就会影响那些政府领导的政绩。据说也有用钱买回被扣的分数的，你上访者告了也白告，人家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后不了了之。

 

“有一天下午，我跟管树德到永定门的那个胡同去，上访的人员比上午少一些。我们进了胡同往里走，同时一辆黑色的轿车开进来，眼看着开到前面50米远的地方，嘎然停住。两侧的的车门打开后出来两个大汉，赶到一个蹒跚走路的老太太跟前。老太太又瘦又小，被两个大汉像提溜小鸡似的挟持住，然后推到轿车后座里。两个大汉一边一个坐在老太太两侧，然后这台轿车打舵转向再疯了一般加速开出胡同。轿车呼啸般开过我们俩的跟前时，我真真切切地听到那个老太太在高声呼喊‘救命！’、‘坏人打劫！’。当时管师傅跟我说：‘这不是抢劫，是拦劫、劫持上访人员的法西斯行径！’我说：‘可是为什么要明火执仗地、公然在国务院信访局眼皮底下劫持上访人员呢？人民群众连上访的权利都没有，害怕人民群众上访，这是什么人民的政府，这是什么人民的公仆？这个社会还有民主吗？人民还有向国家机关反映问题的正常渠道吗？’

 

“这些人对一个手无搏鸡之力的老太太能这样残暴，对我们这些来上访的工人群众、小老百姓也同样不会放过，同样不会心慈手软。2007年10月中旬，我们东钢内退职工一行四人到北京上访，刚刚找了一家旅店住下，鲍海靖借口他胃痛去附近的药店买药。他前脚走，不大一会儿功夫，后脚就进来几个警察。说是北京市宣武区公安分局的，给我们晃了晃证件，也没让我们仔细端详一下。他们说有人举报我们是法轮功，让我们跟他们走一趟，说要是没事再让我们回来。我们俩不得不出去跟他们上了车，结果把我们拉到一个不熟悉的地方，把我们绑架了。他们十几个东发市警察搜我们的身，拿去我们的身份证、上访材料，还有我们随身带的3000块钱。然后用我们的钱买的车票，给我们带上铁手铐，将我们押送回来。火车开到辽宁锦州逼我们下车，我们不下车，他们就用警棍打我们，放电击我们，然后弄了台面包车将我们拉到荒郊野外，就撒手不管径自坐车离开，搜去的钱也不还给我们。这些警察，已经变成了资本家的走狗！他们正在为有钱人服务，为有权人服务，哪儿还能为人民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说到这里，邵连兴一脸愤恨地站起身，将握紧的拳头砸在药店中间的立柱上。

 

这一年，受西方经济危机影响，钢铁市场紧缩，殃及到东钢生产订单减少，几个高炉停产。依赖高炉余热取暖的东钢家属宿舍，以及所有东发市混江区店铺都没有暖气，点电暖气费用太高。邵连兴说药店老板规定只允许晚上后半夜打开电暖器两个小时。刚才孙益生进来的时候，邵连兴已经打开了电暖器，点了一个小时后又关上了。因为电暖器热的快，凉的也快，房间里开始逐渐降温。坐在阴冷的室内，孙益生穿着羽绒服大衣也不觉得热乎多少。

 

邵连兴也是穿着棉大衣，头戴绒线织的帽头，冷得在屋里来回踱步。他从材料袋里抽出一份《东钢110名共产党员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公开信》，递给孙益生。

 

在房间里冷得受不了的孙益生将手中的材料放下，也像邵连兴那样，在中医坐堂的小方桌四周转了转，两只手相互搓了搓，又拿起刚才没看完的材料继续看下去。

 

“这些年来东钢在中国企业500强中一直排名前300名左右，东钢是省内纳税大户，是省属大型盈利企业，并不是亏损、破产企业。2005年在省国资委督促参与下，东钢与既无资金又无先进科技专利项目投入的私人企业——宇虹集团重组，在匆忙运作中，东钢按照向特权阶层倾斜的‘一企一策’原则，有关责任人在‘利益共享’的驱使下，违背广大职工心愿，阳奉阴违、瞒天过海、徇私枉法，致使企业国有资产和职工利益均遭到重大损失：

     一、东钢重组时相关资料显示：2006 年底东钢总资产达到175.42亿元，2007年底东钢总资产268亿元，为什么2005年底重组时总资产评估为107.99 亿元，东钢净资产评估为18.10亿元，两年时间总资产相差160亿元？回顾九五期间东钢共投入20亿元资金，先后实施了以小型连轧、型钢连轧、万立制氧、燃气发电等八大工程改建，十一五期间东钢积累投资40多亿元，其中超亿元的投资有4项，例如2003年在热轧超薄带钢工程的总投资是23.7亿元。

 

     二、私企宇虹集团根本不具备与东钢重组的条件，将私企参股资金虚拟到14.04亿元，用强行自定的《重组补充合同》方式，约定在18个月内分四期还请重组欠款。在重组前还特意安排两家评估单位，对国有资产进行过低评估，对私企资产过高评估。重组前，东钢的高管带队曾到私企宇虹考察，向集团公司提出资产评估中存在的20 多个方面的问题的质疑报告。这个报告当时只在公司有关领导中传阅，而没有向广大职工群众传达，这是为什么？

 

     三、……既然是股份制企业，为什么没有职工的股权比例数额，而将职工身份转换经济补偿金3.3亿元以公司领导的名义存入账户里？为什么省国资委出资将近1亿元作为对东钢集团管理层的奖励股，董事长3600股，副总500股，而普通职工、内退职工、退休职工却没有股？

 

     四、……为什么随意扩大内退范围，对职工进行误导宣传、欺骗强迫工龄满30年、未满52周岁、距法定退休时间较长相差13年的在岗职工内退一刀切？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后来又要准备从外地招进5000余名临时工补充岗位，而未能优先安置内退职工？

 

因而，《复核意见》说，东钢改制‘在充分征求职工意见的基础上提出并付诸实施’这个答复完全违背事实：一是职代会讨论通过的是职工可以双向选择，而不是30年工龄内退一刀切；二是2007年11月给副处级以上的内退干部每年6-6.5万元年薪，制定所谓‘激励奖金’标准少则几千元十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上百万元，此事也未经过职代会讨论通过。这是强奸民意、欺上瞒下的说法。

 

因而答复我们说‘东钢改制出现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改革，加快企业发展来解决’，这么答复我们只能是推诿敷衍，愚弄我们东钢职工。东钢改制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所谓深化改革能解决我们提出的问题吗？能促进企业发展吗？回顾和反思企业改革，不但社会上而且国企中，两极分化差距越来越悬殊，有钱的、当官的越来越富，工人群众越来越穷，越来越没有话语权，没有主人公的感觉，越来越不公正不公平。国企已经全面私有化了，资本主义已经替代了社会主义，我们还能指望深化改革会给广大工人群众带来什么福祉吗？”

 

对于《复核意见》后两段话的驳斥，孙益生饶有兴趣地又返回去看了两遍，觉得令人寻味。他认为上访工人们反驳得很正确也很深刻，他又搓了搓手，发表自己的意见说：

 

“企业改制，实质上就是掠夺咱们工人的血汗，工厂的衰败是从实行厂长负责制开始的那一系列所谓改革政策造成的。改革、改革，把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一步步改掉了，把资本主义私有制全盘端上来了。其实就是把国企逼到死胡同里，弄得浑身是病，然后说国企这不行，那不行，要实行‘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根据《中国统计年鉴》计算：2004年国有工业在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5.3%，目前的比重可能更低。另有资料表明：中国私营经济的比重目前占GDP的2/3，，甚至更高，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反思改革30年来确实根本不是完善社会主义，而是复辟资本主义。

 

“去年，2007年春，全国人大通过了《物权法》，国内外很多学者将此举称为中国在法律上对私有经济重新确认的里程碑标志。

 

“当然，私有化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给包括工人阶级在内的劳动人民带来什么福祉的。中国在转上市场经济以后，原有的社会保障制度随之基本瓦解，首先保障就业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企业改制转换职工身份使职工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使劳动力重新成为商品，失业成为正常现象。在市场化的改革中，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了，但新的体系至今没有建立起来，没有完全私有化改制的大型国有企业，像咱们东钢这样的国企，还好一些，老职工们都有一份低廉的所谓劳动保险金，有一份打了折扣的所谓医疗保险金，新职工们也比完全私有化的企业职工、那些农民工好些，多少有些保障。这就是工人们不愿意私企重组，不愿意走完全私有化道路的社会条件经济因素。但是各级地方政府已不再像计划经济时期那样直接组织社会生产，而是转变职能服务市场，仅仅是个裁判员。中共虽然维持着执政的政治体制，但其基础、结构和职能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维护公有制，不再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是在确保资本增值、剥削压迫劳动的前提下，调和协调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利益的对立和矛盾，使之达到所谓和谐社会……”

 

孙益生说到这里，邵连兴搭腔插了一句：

 

“我们工人阶级群众在改革中权益受到损害，连个维权的正当方式都没有，连个表达自己合理诉求的渠道都没有，这个社会怎么能达到和谐呢？只能欺骗或我们强迫我们不反抗、不斗争，当个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顺民、奴隶，但这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一句话时，邵来兴加重了语气，有一种坚决果敢的意味。孙益生注意到这种语气的内涵，他深知像邵连兴这一类的工人群众，不是那么容易愚弄，也不是那么随意好欺辱的。他微微含笑点头，表示理解支持对方的态度。

 

从外面进来了一位顾客，邵连兴忙着接待，孙益生又继续翻看那份《公开信》。这封信是在网上发出来的，后来还有一些跟帖，很多网友对东钢改制忿忿不平，提出政府不作为的问题。

 

买了药的顾客走后，邵连兴指着孙益生手里的材料告诉他：“这份公开信我们也直接用挂号信的方式寄到北京，可是照样是石沉大海、泥牛入海无消息，根本没有答复回音。”

 

孙益生只能颔首笑笑，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几分材料，其中有当初宇虹重组前，东钢的一位副总经理率队去遵钢考察以后写的报告。对宇虹不具备重组的资产资金以及经济技术方面的实力，提出了二十多个疑点。

 

邵连兴接过材料看了几眼，然后非常感谢地伸出手来跟孙益生相握，并且兴奋地说：“太好了！我们将利用这些有利的证据，还可以接着上访，还可以组织工人群众集会、游行，一定要讨回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