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工人们围殴冤家对头

 

               赵剑斌：钢城改制变局 二十一章 、二十二章

 

 

 

              

 

 

二十一、工人们围殴冤家对头  

 

 

昨晚汪永庆上的是夜班，早晨下班正赶上离退休、内退职工来冶金区聚集。有的上白班的工友告诉他：他姥爷武继松正在公司办公大楼前的广场上讲演。他本来想去看看听听姥爷在那里讲些什么，但有些同事拉他去封堵炼铁道线的机车，为高炉休风停产准备，他只得顺从地走了。

 

人们都说他姥爷口才好很有水平，讲起来一套一套的。但他知道姥爷平日在家很少讲话，只是帮姥姥干家务，给他患脑膜炎致残的母亲热饭烧水，侍候她吃饭服药，推着轮椅让她到外面晒晒太阳等等。姥姥原来是东钢厂的五七家属工，后来被返城的下乡知识青年所顶替。人到老年没有养老金，为了维持困顿的家庭生活在自己将近70岁的年纪还要去给人家当保姆，很多家务活扔给他姥爷。姥爷在家里只干活不怎么说话，有时间就看看报纸，看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最近，姥爷又时常看一些上访时认识的朋友给他从互联网上下载打印出来的参考材料。

 

对姥爷看过的网上材料，汪永庆没事的时候也翻出来阅读，他感觉为此很长见识。

 

他是个胆小怕事说话为人都很拘谨的青年，这可能跟他不幸的身世有关：在他几岁的幼年时父亲就病逝，剩下孤儿寡母的他和患脑膜炎越来越严重的妈妈。妈妈是个长女，当年下面还有两个未成家的两个弟弟。姥姥所在的东钢企业公司已将职工家属辞退回家，让返城的大舅顶替，姥爷的家庭负担很重，但那时的社会情况是一个人上班可以养活一大家子人。姥爷和姥姥商量把他们母子俩接回，虽然日子过的很紧巴，但还不至于吃不上饭。东钢厂单位经常能给姥爷一些必要的困难补助，姥姥也出去打打零工，做点小生意，卖个瓜子什么的补贴家用。

 

可以说，汪永庆是从小在姥爷家长大，由他姥爷抚养成人，一直到他18岁上了东钢的技工学校。

 

以前的技工学校，学生可以通过到工厂实习劳动得到一定数额的津贴报酬，也可以得到学校根据家庭困难情况发放的助学金。然而，现在今不如昔，学生上课要学杂费，到工厂实习劳动不但不给劳动津贴还要交实习费，毕业后也不像过去那样留厂分配。而要托人找关系，否则，只能当个有一定技能的临时工，签份短期合同，随时面临着被解雇的威胁。

 

正是在这种境况下，2006年汪永庆由技工学校安排到东钢第二炼钢厂机修车间，后来分配到炼铁厂高炉车间当炉前工。实习是阶段性的临时安排，毕业后上岗劳动也是临时性的合同工。2008年，受欧美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钢铁业滑坡，波及到中国国内，订单减少，东钢大批裁减员工。首当其冲殃及的就是像汪永庆这样的临时工 。被解雇回家的汪永庆心里郁闷，本来平日里跟姥爷一样寡言少语的他，就更加郁郁寡欢。只能帮姥爷姥姥干点家务，服侍越发痴呆不能自理的母亲。

 

今年3月，宇虹私企第一次从东钢撤出，姥爷找到东钢厂劳资部门，又给汪永庆安排了一个临时性的岗位——在炼铁厂原料车间当输送洗精煤的卷扬机工人。这是一种熟练工人，只要把煤装到皮带上，保证卷扬机运转，不需要什么技能。但工作单调、紧张、时间长，不能随便离岗。他想自己能有一份工作就很不容易，自己不能拈轻怕重，所以他一上岗就认真负责，细心耐心对待本职工作，从未出现过皮带滑脱上料不及时的事故。但后来又让他去干炉前工。炉前工以前挣的多，大家都托人找关系干炉前工。宇虹进来以后，炉前工的岗位工资、津贴等标准一下子降下来，并不比一般工种多开多少，炉前工没人再愿意干，开始缺人。在这种情况下，分厂领导又调汪永庆去高炉车间干炉前工。凭他这么单薄的身体去从事那么大劳动强度的工作，他开始真有些吃不消，一个夜班下来，休息一天一宿根本恢复不过来体力和精神头。但久而久之，他咬牙坚持下来，也就习惯了。

 

早晨下班，他本来已经脱掉工作服，换上干净的衣裤，但工友们拉他去1、2、3号高炉铁水线堵机车。工友们说宇虹私企还要来东钢重组并且这次是控股，不但正式职工的岗位保不住，要有大批员工下岗，甭提一些临时工。人家私企首先就是裁减人员，就是不让东钢职工有饭吃。

 

汪永庆最怕的就是再次被炒回家吃闲饭，家里的情况多困难呀，自己已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难道还不能为家里分担一些吗？姥爷一年比一年岁数大了，担子不能全部压在他身上。老人从小将自己抚育成人，别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那么大的恩德自己是应该回报的。可是，这个社会，这个可憎的私企，怎么就连这么一点心愿都难以成全自己呢？

 

不能！决不能再让宇虹重组东钢，决不能让东钢成为私有化企业！这个念头在汪永庆心头回响着，支撑着他克服疲惫和困觉，走过来走过去在高炉铁水线的铁道口堆码障碍物，一件又一件地往那里搬运，默默地干，用不着谁来督促，用不着谁来指挥。

 

后来有人说高炉的铁水需要先放出来，才能保证高炉不会报废。因为休风停产是暂时的，以后车间还要经营，工人们还要继续生产。高炉是工厂赖以生存的重要设施，工人们不能没有东钢，不能没有高炉炼出来的一炉炉铁水，二炼钢厂和那些连轧钢厂 也不能没有一炉炉铁水。

 

跟着几个工人，汪永庆沿着高炉铁水线去找机车司机，请司机将机车拖着平板车皮开进车间，装载着铁水的钢包再开走。机车要开进车间厂房，汪永庆随着工人们一起再排除刚刚设在道口上的障碍。早晨需要回家吃饭休息的汪永庆，留下来继续干这些繁重的活儿，肚子饿得咕咕叫，眼皮沉重地要合拢。他用坚强的意念挺着，下大力气搬开那一根根砼枕、一块块方坯……

 

在道口清理路障再设置路障，汪永庆埋头干活，没注意他的技校同学李学锋来到跟前。

 

“汪永庆，咱们到焦化厂！”光着身子的李学锋叫他。

 

“干什么？我刚从焦化厂过来。”

 

“半个小时以前，我们去面见申玉驹，当时我们人少，没揍他几拳，让他溜了藏起来，现在我们多召集一些人回去再教训教训他！”李学锋说着用拳头比划一下。

 

汪永庆从小没打过仗，也不善于打仗，他有些怯场，趑趄不前地楞在那里不动。

 

李学锋用手搂着他的肩膀说：“不用你动手，也不用你动嘴，咱们人很多，你去站脚助威就行!”

 

汪永庆将他搬的最后一根砼枕摆好，就跟着李学锋几个人，大家一起跳上迎面开来的厂内电瓶车。

 

焦化厂旧办公楼面对焦化厂围墙的院门，在旧办公楼和院墙的空地上已聚集几百人。在新办公楼和焦化厂院墙之间的广场上聚集着几千人。李学锋带领几十人进入旧办公楼内，从一楼到二楼楼梯间的铁栅栏已被封闭，防盗门已经锁住。汪永庆返回炼铁厂车间找来大锤、铁镐，借来钳工的螺丝刀、小锉、钢锯，费了些力气将这层防盗门打开。然后大家一哄而上登上二层三层四层，四五十个工人们在这个房间不多的小楼走廊里巡回走着，在逐个房间的门外敲打着。没有防盗门的门上玻璃都被敲碎，人们打开门进入房间检查一番。有防盗门的十几个房间里面死一般沉寂，没有任何响动。因为防盗门被紧紧地锁着，愤怒的工人们用大锤砸、用铁镐刨，根本无济于事。李学锋让汪永庆再用螺丝刀、小锉、钢锯来启开。但因为防盗门的钥匙眼被封，汪永庆他们弄了好半天都没奏效。

 

“会不会让申玉驹这王八蛋从楼下溜跑了？咱们工人大多数都不认识他。”有人提出疑问。

 

“不会！从一楼到二楼的防盗门一直锁着，他不会跑，也不敢跑，楼下一直有人盯着。”李学锋说。

 

“现在楼梯间的防盗门已被打开，我们要是到三四层让他从二层跑掉呢？楼外好多人不认识他！”有人提醒。

 

汪永庆说：“我从电视上看见过他申玉驹几次，还能认出他来。”

 

“那你去楼外门口盯着，记住别往里面走，就在楼外门口盯住。”李学锋叮嘱他。

 

下了楼，汪永庆将小楼的外门关上一扇，自己找来一把破椅子坐在另一扇开门的地方，挡住进出口。

 

楼上传来叮叮当当的铁器敲击声，传来硁硁的砖墙撞击声。汪永庆知道李学锋他们除了使用大锤、铁镐，还从没按防盗门的房间里卸下来几组暖气片，他们使用暖气片作为有撞击力度的工具，来对付厚厚的砖墙和坚固的防盗门。

 

巨大的声响在小小的办公楼里回荡着，一下、两下、三下……汪永庆的耳膜也随着受到刺激性的震动，真有些震耳欲聋。但瞌睡虫还是在不断地袭击他，他坐在门口将身子靠在门框上，眯起眼睛，进入一种似睡非睡的迷蒙之中……

 

突然，有人推了他一把，他猛然间醒来，看见一辆消防车停在小楼近旁。推他的工人对他说：“申玉驹要搭消防车云梯逃走，他在二楼窗口露了面，已被我们拦住。你快告诉楼上那些人，申玉驹在材料科工具室！”

 

汪永庆立刻睡意全无，精神振作起来。他马上起身跑上楼将这一重要口信传给李学锋他们。

 

“好！咱们快点干，把墙凿开一个洞，把防盗门扒开……”

“必须狠狠惩罚他申玉驹，看他还耍不耍威风？！”

 

又一阵“硁硁”的撞击墙面声音响起来，这将是有一定指向有一定效果的撞击，显得更急切更有震动力，一下又一下地连续撞击着。

 

遽然“砰砰”的几声巨响传来，汪永庆揣摩着防盗门被砸开。楼上的工人们欢呼雀跃起来，有的吹口哨，有的唱了两句，有的咒骂着：“王八羔子操的，看你往哪儿溜？”汪永庆在工人们的呼呼声中来到二层材料科工具室。这时候，防盗门敞开着，轰然倒地的里层木门平整地躺着，人们踏着这层木门走向前去。已经从工具箱里爬出来的申玉驹直挺挺地站在房间一角，面对着冲进来的几十个工人，他佯装着镇静，脸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似乎满不在乎。但眼神里流露出的惊惶恐惧是掩饰不住的，他的手似乎在颤抖。他在试图用不知所措的手拭去额头上和鼻尖的的汗珠，等待时机寻找口实，想跟冲闯进来的工人们商谈一番，讨价还价来一场交易。

 

工人们早已按捺不住内心极其强烈的冲动和激愤，愤懑的情绪一触即发，俨然一切可以发泄的恼怒都能在这里找到出口。他们不需要交涉表白，暂短的几秒钟对峙早就积蓄了能量。他们快步走过去，对眼前私企老板的处置很简单，工人们用不着多想，有人抓住他的胳膊，有人抓住他的头发，挥拳相向，雨点似的打击面向着他的身体各个部位。

 

“你们想干什么？你们不要乱来！咱们有话好好商量！”申玉驹无法躲开工人们的群殴，只好这么无济于事地喊几声。

 

“干什么？干死你！你不是要我们东钢工人大批地下岗吗？今天我们该让你下岗！”

 

“对！你下岗我们就不下岗，你不下岗我们就得全下岗！”

“你他妈的不是年薪300万吗？你一天赚的赶上我们一年拼死拼活挣的，你对东钢有什么贡献？你这个喝我们工人血，吃我们工人肉的寄生虫，留你有什么用？”

 

“打死他！打死他！”工人们不仅用拳头，打，而且用脚踢。愤怒已埋没了理性，或者说充分的理性都化作了仇恨，理性的深入展示就是复仇火焰的燃烧。

 

申玉驹的头上脸上身体都有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肿包，眼睛充血，口鼻流血，牙被打掉。他擦着鼻血，捂着疼痛的嘴巴，强撑着跟工人们商讨：

 

“打死人要偿命的，你们触犯了法律，你们不能这么下死手来打我。打死我，你们什么好处都没有！”

 

工人们毫不畏惧地对他说：“你已犯了众怒！法律？法不责众，打死你白打！”

 

申玉驹冷静地反驳说：“打死我你们就不下岗吗？我不过是个打工的，职业经理人不等于就是资本家。你们懂不懂？”

 

工人们气愤地答复他：“我们懂，你拿300万，我们拿不了3万，每月只开300块，你这个打工的跟我们打工完全是两回事。你是资本家的走狗，是资本家的代表！打！狠狠地打！”

 

于是又一阵劈头盖脸的群殴扑面而来，申玉驹躲闪不及被推到在地侧身躺在地上。他也丧失了理智，一边捂着脑袋，一边丧心病狂地叫嚣：

“除非你们把我打死，只要我不死……”

 

剑拔弩张的气氛不易轻易消退，燃烧起来的复仇怒火不可能顿时熄灭。工人们怒不可遏地大声呵斥质问：“怎么，你还想报复我们？你不死怎么样？说！你不死会怎么样！”

 

“不死……不死……我……我让你们全部下岗，三年后我让东钢厂姓申！”他气喘吁吁气急败坏，恶狠狠地发誓说。

 

“好！我们成全你，我们会好好让你活下去！你不死我们就全下岗，我们全都下岗就让你一个人活着，让你在这个和谐的盛世里健康、美满、幸福、快乐地活下去吧！”工人们调侃地咒骂着，讥讽地祝愿着，捡起砸墙掉下来的一块块砖头，用力地抛向他的身子。

 

申玉驹疼得直哼哼:“哎呀妈呀，你们手下留情吧！求求你们啦，我还想活！饶我一条命吧!”

 

“你还想活，饶你一条狗命？你不死我们就都得下岗呀！下岗是多么痛苦的事，下岗是多么烦恼的事，你能体验出来吗？”

 

“我们恨死你啦，你知道吗？你年薪300万，我们一个月才300块，你有何能何德，凭什么呀？！老天啊！这个社会太不公道啦，太不公平啦！”工人们群情激愤地说着，一边抒发着自己多年郁闷的情感，一边拳脚相加，不依不饶地惩罚申玉驹，报复申玉驹。

 

此时，胳膊上缠着纱布的谷胜，从外面走进楼内来到材料科工具室，他向李学锋等人反映东钢6个厂门外又增调很多武警、法警、特警的车辆和人员。

 

李学锋不无担忧地建议说：“不然，我们把这个狗东西转移走，再将他藏到一个秘密的地方？”

 

谷胜说：“能把他藏到哪儿去？外面到处是人，众目睽睽之下根本无法转移。不如我们在各个厂门口动员职工，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堵截这些警察。只要不让他们进入厂区，我们就可以将这个狗东西当作人质，挟持他，作为我们讨价还价的砝码！”

 

李学锋说：“对！我们会保护好他，不会让警察狗子把他抢走！”

 

站在一旁的汪永庆看着申玉驹狼狈地躺在地上，衣服已被扯破，身上沾满尘土油污，口鼻流出血痕弄得他蓬头垢面。汪永庆不免有了恻隐之心，产生了怜悯：他生怕这个人被打死后大家要吃官司，他悲天悯人地同情一切弱者，包括暂时处于弱势的个人，同时他惟恐大家无所顾忌地报复，会功亏一篑酿成人命关天的后患，便说:“可别打死他，一旦打死他，可就麻烦大啦!”

 

好几个工人七嘴八舌地表示：“没事！打死他白打，大家一起都动过手，能来追究哪一个？”

 

躺在一旁的申玉驹听到工人们的议论，心里怔营惶怖，他想到自己的生命随时会结束在这些民怨沸腾的工人们手里，自己必须马上逃脱。他不顾浑身是伤的疼痛，趁人们停下来歇息的空隙，一下子支撑起来要往外跑。他踉踉跄跄地跑了几步，便被一个工人用脚绊倒。工人们发现他并未伤得怎么样，还能自己起来逃跑，就重新打起他来。

 

申玉驹跑了几步，向前冲击时被工人使绊子摔倒在门外。工人们踢他踹他，抓住他的头发或衣服拉他，以至于几个人分别拽住他的胳膊、腿，一齐抬起一定高度再摔打他，把他抛到走廊靠楼梯的地方。然后工人们顺势将他踹下楼梯，使他的身躯在楼梯蹬间翻滚，滚到转弯缓台停留一会儿，又被一直踹到楼下一层的入口。让这个罪恶累累的身躯出现在数千名聚集在焦化厂院外的工人群众的视线之内。

 

工人们一边踹他踢他，一边咒骂他：“你他妈不是想跑想溜吗？你看看外门这么多人盯着你，你他妈跑吧！你他妈不跑是大伙儿揍的，万人揍的！”

 

申玉驹在办公楼一层过道的门口里面俨如死狗一般躺着。他身上的伤势比刚才准备出逃前要严重得多，他已经再没有自己活动的能量。他蜷缩着身子时而呻吟几句，时而大口地喘气。这时候，谷胜接了一个手机电话，得知省国资委正在召集并再次组织东钢高中层领导和离退休职工座谈，还想继续讨论推进重组工作。他一手叉腰，一手将手机贴在耳旁，疾言厉色地大声跟对方说着：

 

“这些当官的王八蛋还不死心，还想让宇虹重组，让他们开会吧！面对这些成千上万的东钢职工反对、抗议、聚集、封堵，让他们谈吧，负偶顽抗吧！我们应该派一批人去会场外闹一闹，别让他们忘了我们的抗议声！他们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撞南墙不回头，不甘心失败，还要做最好的垂死挣扎，还要做事半功倍苟延残喘的努力！让他们开座谈会吧，开吧！”

 

几乎是对着电话大声喊着的同时，由于气愤，他感到极需找个发泄的方式，谷胜不经意间捡起一块半拉砖头，朝着申玉驹躺着的地方扔过去。砸在这只死狗的后脑袋上，疼得申玉驹接着哎呦呦地呻吟起来……

 

 

                       二十二、严管严罚的“以人为本”

 

 

 

十几岁的时候，汪永庆就认识谷胜。他跟他姥爷武继松去山上开荒种地，谷胜种的菜地跟姥爷的地相距不远，经常可以在地头山坡相遇。早春时节，雪还没融化，谷胜用摩托车拉来一些角钢、板材、塑料布，搭起一个大棚。姥爷送给谷胜一些菜籽，谷胜种上黄瓜、西红柿、芹菜、豆角、茄子，比别人种的早，也就早收获了一些时鲜的蔬菜，送给姥爷一些拿回家改善生活。否则，这些早上市的蔬菜价格不菲，姥爷也舍不得花太大的价钱买来给家人吃。

 

谷胜爽快地对姥爷说：“摘吧，我在不在这儿没关系，你们可以随便摘。锁大棚的钥匙就藏在门上的房梁里，也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谁吃不是吃呢？”

 

汪永庆听说谷胜有一个七十多岁的继母，他父亲谷振声去世后，就将继母接到自己家里住。媳妇嫁给他时是二婚，带过来一个三岁的小子，后来又跟他生了一个小姑娘。家里负担很重，但他对继母很孝顺，每天早饭前让媳妇给继母热碗牛奶，卧一个鸡蛋；继母哮喘肺气肿，他给继母抓中药亲自熬，严重的时候背着继母去医院诊察打针；住院一住就是半个多月，不见效不出院，费用超了就四处去借。他对媳妇带过来的孩子也不虐待，给姑娘买新衣服也给儿子买，让儿子去补课也让姑娘去补。从七彩城买回来一些羊肉串，他亲自给儿子、女儿一人一半。买回来橘子、苹果、香蕉也给儿子女儿分开，恐怕你多吃他少吃。谷胜媳妇会点裁缝活儿，在钢城大厦租了一个地方揽了一些活儿，太高档的布料服装样式她做不了，缝制一些大众化的普通衣裤，每月赚个千八百块补贴家用。

 

因为谷胜家里负担重，他就到山上开出一片荒地，种点蔬菜、苞米，除了家里吃，送给亲朋好友，还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

 

在技工学校没毕业前分配到东钢第二炼钢厂，汪永庆跟早就认识的炉前工谷胜接触的多了，就更熟悉、关系更密切。以前，他叫谷胜为谷叔，现在也可以叫谷师傅。因为谷胜已经四十多岁，入厂20多年。有人说他年轻时被劳教过，谷胜自己也不否认这件事。有时谷胜还主动跟大家讲起自己曾被劳教的感受，似乎他并没有将此事作为自己的劣迹。他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解：“怎么的，自打改革开放，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我老父亲年轻时跟国民党反动派打仗，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后来又去朝鲜打美国佬，回来当个小干部。有点权光顾着给别人办事，自己啥也没有。我这个当儿子的连个好工种都没弄着，只能当个又累又危险的炉前工。咱们普通工人没有机会去捞去贪，我家里长年困难一年补助一两次也无济于事。盖个小仓房买不起水泥白灰，我顺便用自行车驮点，就算偷！当时正赶上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搞的严打，就判我个劳教三年，是不是太欺负人，太损了点？！你们政府严打为什么不严打贪官污吏，却专门严打老百姓，专门严打我们工人？！”

 

工友们数落他：“谁让你得罪领导，你要是不揭领导的短，领导会名正言顺地帮你盖仓棚。过去职工有困难，车间领导也好，分厂领导也好，都会主动动员职工们义务帮工，缺点什么材料都可以从厂里拉。别说那几袋水泥、什么砖呀，木料呀，型钢呀，什么都可以无偿支援。你要是忙不过来还可以给你放假，也不会扣工资也不会扣这费那费的。厂里定期补助给你，不像现在蜻蜓点水似的撒芝麻盐，纯粹是糊弄职工走形式，解决不了职工困难问题……”

 

虽然汪永庆跟谷师傅不在一个车间，但他有机会经常跟着自己的师傅到炼钢车间、连铸车间修理设备。他看到炉前工和搬运钢坯的工人们在转炉前的高温环境下，劳动强度大，事故风险大的状况：

 

无论春夏秋冬，熔炼钢铁的转炉旁都是高温炙热，工人们都必须身穿厚厚的帆布工作服，系好领口扣、袖口扣，无论如何挥汗如雨，汗流浃背，都不能偶尔随便解开扣子擦擦汗，煽煽风，凉快一下。甚至连工作空隙时间都不能这样做。一旦被发现如此乘凉，都要被处以100元到200元的罚款。工人们的工作服两年才能发一套，洗了没干，没有备用的，只好湿乎乎的就穿上了。

 

汪永庆下班后到厂里的浴池洗澡，看到很多在炉前工作的工人们身上长满了痱子，他们的后背、脖子、胳膊上一片片的红疙瘩，让人看了感觉那么难受闹心，不知他们本人的感受又是多么痛苦而难耐。后来他自己也曾当过几年炉前工，他亲自尝过那种感受，熬过那种艰难的日子，才确确实实感到炉前工的工作绝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得了的。

 

当时在浴池里，有的工人一边冲澡一边骂杂：“操他妈，遭这份罪多挣点也行，以前宇虹没来之前，一个月开支的时候多的能开到三四千块，现在也就开一千多，时不常还要被扣罚一二百块。真是黑爪子挣钱白爪子花。人家叫个官儿也能开个万元以上，甭说那个申玉驹的年薪300万，咱一辈子这么辛辛苦苦，不知什么时候被钢坯烫伤，被钢水烫出个好歹，还不知小命能不能保住？即便这样遭罪能挣几个仔儿，都挣不出几十万元，操他妈，这是什么世道啊？！”

 

另一个工人附和说:“都他妈是宇虹这个私企引进来的规章制度，什么人性化的以人为本，什么和谐社会，国企私有化，就是要我们都像奴隶似的让人家老板随便驱使，说罚就罚，说开就开回家。我上个月也不知因为啥，开支扣我300元，开了不到1000。就这样每天在这儿拼死拼活地干，就开这么点钱，还让不让我们工人活呀？我们开的工资本来就少，待遇就低，再被罚这么多，我们拿什么养家糊口？我们罚不起呀！”

 

谷胜接过话茬说：“你怎么不知道因为什么挨罚？不是你找检修车间的师傅帮你修磁盘吊，领导说你搞那个未经批准的项目，影响了正常生产。当时我也去帮你们修过那个项目，领导却不敢把我怎么样，他要是敢罚我，我就给他来个不亦乐乎！”

 

在弥漫着一团团水蒸汽显得烟雾蒙蒙的浴池里，汪永庆看不清每一个说话的人的面孔，只能凭声音来判断说话人是谁。在这里，他只熟悉谷胜的声音，猜得出谷胜说没说话。但是他能将那个被罚款300元师傅的声音，和平时较为熟悉的用铁链子挂运钢坯的熟练工人划上等号。他在机修车间不止一次听说过平时用链子挂运钢坯的熟练力工们，因为磁盘吊缺乏零部件失效，不得不加大劳动强度，加大工作风险。他们主动利用工余时间修理反而遭到罚款的事情。

 

以前，他跟实习的于师傅经常到浇铸钢坯的现场去检修设施，他看到刚从转炉上取得的钢水的钢包浇铸到模具里的钢坯，只要刚一成型便被带着隔热幅面罩的工人们冒着高温用链子挂运转移开，以腾出场地浇铸新的钢坯。这一道劳动强度确实不低，工作效率却不高，又有很大危险性，工人们稍不小心就会被烧红的钢坯烫伤。听于师傅说：以前二炼钢厂曾考虑为了减轻劳动强度，降低工伤事故的频频发生，下大力气搞了一种磁盘吊，大大减少了伤亡事故，提高了工作效率。

 

于师傅还说：“最近一两年，东钢的资金几乎都被宇虹投给了精品钢基地，各分厂技改资金大大压缩。磁盘吊年久失修，需要重新调配零部件，几次打报告都批不下款来。厂里又大批裁减人员，用链子挂运一批批钢坯，确实让这个工序上的工人吃尽了苦头。宇虹老板为了降低成本，节省费用，就只好让工人们干这种体力强、危害大的工作。他们根本就不顾工人们死活，让工人们用这种最原始的操作方式继续用链子挂运。”

 

汪永庆问：“这些工人不是也找咱们检修车间一起利用旧零部件修过磁盘吊吗？我记得还跟你修过几次呢。”

 

于师傅说：“是修过，但找出来的零部件已失去功能，新的零部件又买不来，我们也是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结果白白耗费了好几个班的时间。咱们机修工人还好说，就是干这个的，他们吊运工人就不行了，领导说他们跟着瞎参乎。因为修磁盘吊影响了钢坯吊运，月末就扣罚了他们几个热心技改的工人每人300元。”

 

下班时，汪永庆去找谷胜，他气恼地跟谷胜提起这件事：“真是太不讲理了，以罚代管大大挫伤了工人们的积极性，根本就不是以人为本，这是把工人当牛马！”

 

谷胜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他不以为然地苦笑一下，没说什么。他让汪永庆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带他一起回家。他俩家虽然不在一块，但可以稍带他一段路程。等坐稳以后，谷胜才说：“我们炉前的浇铸和轧钢工人，还有负责吊运的工人们，为了养家糊口，既要忍受高温烘烤，又要冒着随时被烫伤丧命的危险，每天都要这么干，挣的却越来越少。大家拼的不光是血汗，还有自己的生命啊!”

 

摩托车骑到十字路口，应该分手时，谷胜停下来对汪永庆继续感慨地说：“那次，我参与他们修磁盘吊，没敢扣我，但后来我去医院护理我母亲，你婶子从大厦回来晚点接我的班，我上班迟到两分钟，就被扣了100元。其他还有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有因为给兄弟腾房子结婚搬家来晚一点的，都被扣了100元。其实都仅仅迟到三五分钟，根本不影响生产。但自从宇虹来了以后，就执行这种严罚严管的制度。唉——，我已经习以为常无所谓了。让他们罚去吧！生气也没用，将来总有一起算总账的时候！”

 

那天在雾气迷蒙的浴池，有人唱起了一支不知名的歌曲。这个人唱了一段，开始谁也听不出唱的什么内容。于是他自己解释说：

 

“东钢工人中有能人，最近有人编了一首歌，又谱上曲，已在整个厂内流行起来。我刚才唱的就是，现在我再唱一遍，大家仔细听一下：

        我们的国有资产岂能让私企侵占？！

        东钢的国企工人岂能为私企流血流汗？！

        反对私企，打倒贪官！回归社会主义，重建家园！

        章焕良滚，滚，滚出东钢大院！

        申玉驹死，死，死在宇虹集团！”

 

听清了这个工人在雾气缭绕之中歌唱的内容，却看不清这个工人的五官面孔，然而大家都拍手称赞这首歌编得好。后来很多人都跟他学，很快就学会了。再以后，汪永庆在东钢许多地方，经常听工人们毫不忌讳地练唱这首歌，一般年轻人都会唱，年纪大一些的也会哼几句。

 

在二炼钢厂实习结束以后，汪永庆从技工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炼铁厂。自己开始每月能领到微薄的工资，姥爷不再让他带饭，说家里没什么好带的，不如让他自己去厂里的食堂去就餐，因为每月开支姥爷都让他留一部分自己支配。每天中午，或者上夜班吃夜餐，汪永庆在食堂经常会遇到一些穿着油渍斑斑工作服的工人们，在排队买饭的时候，在坐下来吃饭的时候，大家一齐唱起那首东钢人自己编的歌曲。唱完以后还要道白似的高呼口号：“宇虹——滚出东钢！申玉驹——该死！”

 

以后，久而久之，唱歌、道白、喊口号已经成为工人们到食堂就餐的一种习俗，成为工人们自娱自乐自我发泄的一种方式。

 

偌大的食堂大厅里，到处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的就餐者。但每当有一小群工人们唱起这支东钢工人自编自演的歌曲，几乎所有人都静下来倾听，都以赞赏的心情来接受这首抒发内心真情实感的歌曲。每当工人们高呼那两句口号：“宇虹——滚出东钢！申玉驹——该死！”无论是已买到饭正在咀嚼还是尚未买到饭正在排队的工人们，很多人跟着合唱、跟着喊口号、热烈鼓掌，激情的掌声和激昂的旋律在宽敞的食堂大厅里回荡，声如洪钟响鼓，极其鼓舞人心又极其悲壮沉郁。

 

唱歌和呼喊口号是工人们发泄愤懑情绪的一种方式，纵然发泄后的感觉再痛快再酣畅淋漓，也要回到现实生活中，也要面对高温的烘烤和强体力劳动，也要接受那严厉的约束和不公正的待遇。

 

汪永庆在技工学校学的是机修钳工，在第二炼钢厂实习时也在机修车间跟班，后来分配工作把他安排到炼铁厂高炉车间当炉前工。

 

在第二炼钢厂他到谷胜工作的场地，看过炉前工操作时的艰辛，汪永庆当时庆幸自己没有被安排到这里来。现在到工厂上班虽然不是正式长期合同制职工，但谁人能肯定说一旦分配后就不会干一辈子，分配到工厂干的恰恰就是这个炉前工。以前据说老的炉前工每月可以开到三四千元，现在因为五十岁以上的老工人几乎全被下岗打发回家，一个四十多岁的炉前工就可以称作老工人，他们每月也只能连工资加津贴领到不足两千块钱。然而他们面临的是怎样恶劣的环境，要付出辛酸和苦楚啊！

 

热风炉一直在轰隆隆地震动着，向高炉送风的轰鸣声震耳欲聋。炉前工用铁钎在炉里捅开一个口子，铁水带着无数火花奔涌而出。铁水从水槽到钢包跌落时溅起巨大的火花，简直将车间整个映照得通红。熟练的炉前工在高炉前有条不紊地操作着，冶炼出一炉炉铁水，将铁水倾倒出来灌满一罐罐钢包。这似乎是一种很简单的过程，是一幅很简约的画面，然而在这看似简单的背后，却是难以言说的艰辛和复杂的工艺。

 

炉前工一进入工作状态就势必被高温、高瓦斯、高粉尘、高噪音形成的恶劣环境所困扰，受到这些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条件的侵袭。无论是春夏秋冬，哪怕是外面零上30多度的三伏天，炉前工都要用厚厚的帆布工作服、带围布的帽子、大块的毛巾、帆布手套、厚底皮鞋等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否则，面对高炉炙烤，任何人都无法正常工作。高炉的烘烤使人不断地流淌着小溪似的汗水，哪怕是滴水成冰的三九天，炉前工的帆布工作服上都会渗出一块块汗碱斑。如果是湿法冲渣，炉渣从炉内喷出，与渣水接触马上泛起巨大的热雾，工人们会被笼罩在浓浓的雾气中，能见度等于零，站在对面相互都看不清楚。

 

汪永庆从小家庭条件不行，饮食营养上不去，身体虚弱，凭这样的体质干炉前工有点吃力。因为炉前工面对高温、高瓦斯、高粉尘、高噪音，要付出高体能、高消耗。但是他的胃的消化能力有限，开始每天上班只有高体能的消耗，没有充分的补充给养，因而时常感冒发烧、神经衰弱、疲劳得睡不着觉。他咬牙坚持着，有病也不敢休息，惟恐病休过多被炒鱿鱼回家。人家正式职工都动辄被下岗，别说自己是个临时工，没有什么职业保障，让不让辞工回家都是领导一句话。

 

每天下班都拖着筋疲力尽、无精打采的身体回家，要睡一宿好觉，吃上几顿饱饭，才能恢复过来体力和精力。经过半年多的辛酸磨练，汪永庆才逐渐适应了炉前工的工作。

 

前些年，炉前工每月三四千元的时候，大家都很羡慕这个工种，有的人为保住这一岗位主动给领导送礼。有的人为了调换这一岗位，也主动找领导说清。而现在炉前工挣的比过去少多了，一些炉前工就打算换换工种，愿意退居到生产二线，更多的人也不再觊觎这一行。

 

2005年东钢搞一刀切内退时，好多具有丰富经验和技能的炉前工被迫下岗回家，留在现在岗位上的年轻一点的炉前工，虽然也能维持着生产，但生铁一次检验合格率比以往有所降低，高硫号外生铁却有所增加，致使高炉休风率频频上涨，高炉利用系数却屡屡降低。

 

每炉铁水炼到一定时候，有经验的炉前工会利用摇炉在出铁水前，用特制的小钢勺舀出一点铁水扬开来，看看铁水溅出水花的颜色，从而判断出铁水的质量是否达标。如果欠火候，或者杂质太多，就手持氧枪适当加氧，或者找来各种添加剂撒到未出炉的铁水里。

 

后来这几年大部分有实践经验的炉前工被迫内退，留下来的年轻炉前工还没有完全成熟起来，还要在实践中学习，要继续锤炼自己增长才干。但现在的炉前工大多数没有这种要求学习上进的内在动力。为了每月领取那微薄的酬薪，几乎人人都以应付敷衍领导为能事，不想为争上游提高质量指标多干点什么。

 

有一次，炼铁厂负责质量的副厂长宫敬有神情懊丧地从东钢厂办公大楼回来，召集全厂职工开班后会，再次严肃强调提高生铁的产品质量问题，宣布了一些章法，加大处罚力度：

 

“我们生铁产品不能仅仅满足于现有的合格率，还要提高技术经济指标，提高经济效益，降低成本。但是我们的生铁产品合格率却屡屡下降，技术经济指标和经济效益不但没有提高，也在屡屡下滑。我们除了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增加技术骨干比例，还要组织师徒签订《师傅带徒弟合同书》，广泛开展职工培训活动，调动广大员工学技练艺的积极性。除此之外，我们要求通过管理机制的完善，加强成本核算、成本分析：一是加大指标分解考核的力度，对重点共性指标直接与每个员工的奖惩挂钩，二是加强费用控制，凡是费用超标，都要加倍结算……

 

“再一点，我们要抓住生铁含硅量的控制，开展低硅冶炼，要将公司考核的生铁含硅量再降低一个新比例。

 

“还有，我们要控制铁水的含硫量，稳定铁水成分，要采取有效措施减少炉温波动，把炉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他提的都是生产上的事，而对于工人们多次反映的因为劳保用品拖欠发不下来，致使近来各个车间多次发生烫伤工人的事情他却只字不提。

 

宫敬有很会巴结迎合宇虹驻东钢代表的副总经理申玉驹，经常到申总那里去汇报，也遵从申总的旨意到下面布置安排工作。申玉驹喜欢对工人们严加处罚，他就照章执行，以致把自己的名声搞得很臭，口碑极坏。炼铁厂的多数职工对他像对申玉驹似的差不多到了同仇敌忾的地步，都在背后骂他，瞧不起他对申玉驹言听计从的奴才相。然而他却得到申玉驹的赏识，后来提拔他到别的分厂当厂长，由副职转为正职。

 

小人得志职工遭殃。汪永庆在炼铁厂高炉车间上班不到一年半，刚刚适应了岗位工作，也能独立操作，便因为国际国内钢铁市场疲软，也因为宫厂长的严管严罚被解雇回家。

 

而宫敬有到型钢连轧厂当厂长更是官升脾气长，对工人群众更凶更狠。终于在2008年冬季一天夜班值班时被一个青工所锤杀。当时，武继松在家听到外孙讲到宫敬有的事，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东钢干群关系太紧张，私有化的问题太严重，以人为本其实是以资本家为本，而不是以工人阶级、劳动群众为本，应该允许东钢职工采取适当的方式维权，但是现在政府里面没有人来过问这些事，也不认真处理我们上访群众提出的问题，我看用不了多久，东钢肯定要出大事！当官的不能老按这个方式维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