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蜕变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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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又一次座谈，又一次失败的挣扎

 

 

下午三点，省国资委副主任黄希林经过请示省委书记莫奇志，并受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唐仁发委托，组织东钢高层领导在东钢办公大楼座谈，继续全力以赴推进重组工作。

 

开会的通知已经泄露,在厂区不胫而走，来办公大楼开会的，不仅有高层领导，还有一些中层干部，以致一些离退休干部和基层工人群众。负责在大楼把守的经警保安在楼梯口，就开始阻止不是高层领导的职工进入座谈会会议室，但是大家一哄而入，几个经警保安怎么也拦不住。何况眼下厂区有上万名职工在跟武警僵持着，那些武警、民警、特警都奈何不得，别说他们几个破经警保安，这些酒囊饭袋应该在这里显示出威力却正是最没有威力，应该负起责任却恰恰是无法负责。

 

徐荣升主持会议，想请黄希林讲话，黄主任却在用手机跟外界联系。他讲了一会儿收起手机，一副悻悻然的表情。他已经无法掩饰自己恼火的心境，不知是自嘲还是揶揄在座的各位，他说：

 

“大家都很关心东钢的事情，不请自来。本来要开一个高层领导会，现在各个层次的干部职工都来了，我也不好再撵一些人走。既然都来了，表示大家都愿意负责把东钢的事情办好。东钢现在面临的形势很严峻，首先要办的几件大事：头一件当务之急是将被当作人质、被打成重伤的申玉驹总经理抢救出来，否则他就有生命危险，他现在已经岌岌可危了。第二件是尽快恢复生产，今天上午10点从1号到3号高炉休风停产，中午从4号到6号高炉休风停产，现在是7号高炉又休风停产。同志们，这是为什么？！我们工厂的主要任务是生产，职工们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可以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向我们反映，我们的意见反馈渠道还是畅通的。我们的职工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用这种停产罢工的方式，用这种跟我们武警、民警对峙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且这么做也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第三件事就是宇虹二次入主东钢，这件事已经过双方签字，宇虹这次重组东钢占65%的股份，是来控股。我们之所以让宇虹控股是想让它来东钢能大有作为，它将引进更多资金来使东钢达到1000万吨年产的产能指标，它将给东钢引进先进的台湾中钢的ERP系统，推进精细化管理。并且，这次宇虹已经承诺进入东钢后不再裁员，纳税地不变，现金分红，即一个职工不让下岗内退，还要给职工调整工资，增加各方面福利待遇。这是白纸黑字写到合同上的，难道还不可以相信吗？请你们不要听信那些‘国有情结’较深的一些人蛊惑宣扬，不要相信那些别有用心的挑拨，再跟着上当，你们要相信省委省政府，相信党的政策，认准国企改革国企改制不可动摇的方向！”

 

坐在前排一边记录，一边整理自己发言提纲的王金星此时举起手来，黄希林没给他发言的机会，想自己继续说下去。王金星便站起来没对着话筒抢话质问道：

 

“我们东钢职工在没接触宇虹集团之前对它不太了解，我们可以相信它，让它欺骗一次，但我们不能再让它欺骗多次。我们东钢职工现在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不再相信它。首先为什么第一次重组答应出资14个亿，却有8个亿迟迟不到位？整了个补充合同约定在18个月分四期还清重组欠款，这个补充合同就是对原合同的否定，就是出尔反尔。第二，省国资委不知是维护国有资产保值升值，还是出卖国有资产、降价处理国有资产的部门，为什么从1号到3号三台高炉评估仅仅为零，其他几台生产设备才900万，要知道，这几台高炉仅仅几年的大修费用就超过几个亿，为何没被计入固定资本，没被评估的还有东钢的土地、房产，还有东钢产品的品牌。第三，省国资委对东钢的重组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要包办代替，不经过职代会讨论，甚至事先连东钢的高管都不知道，直到签合同的前几天，才找我们谈话，强迫就范。可以不客气地说，省国资委的领导这么做，是不是太专权太霸道？”

 

会议开始以后才进入会场的李学锋，向坐在后排的武继松、孙益生等人点点头。

 

他不等坐下来也不等主持人允许他讲话，就接过王金星的话茬说：

 

“我们东钢工人就是不相信宇虹这个私营企业，你们说合同书上写了不再让我们下岗，但是今天申玉驹还跟我们叫嚣，叫我们东钢职工都下岗，他说三年以后要让这个厂子姓申，叫你们全滚蛋回家！他凭什么这么嚣张，他有什么权利这么残害我们东钢工人？告诉你们，宇虹不再次退出东钢，就别想让工人们交出申玉驹，申玉驹现在就是工人们的人质！”

 

其他职工也七嘴八舌地符和着说：

 

“你们省国资委不是能包办代替吗？今天这局面就由你们单独收拾吧！我们不能再听信你们的忽悠啦！”

 

“对！10个亿亏损的钢精粉购进到底经过谁的批准，为什么亏损让东钢分担？”

 

“宇虹以东钢名义贷款建精品钢基地，为啥最后不归东钢所有？”

“东钢的矿山为啥分立股权时给了宇虹，断了东钢的原材料后路？！”

 

室内在开会，走廊里总是有一阵阵不间断的喧哗声，这是把守在楼道的经警保安在劝阻企图上楼的大批职工群众，是他们相互争吵的声音。徐荣升走出会议室，来到楼梯口，想对经警们重申不能再放人进入，但他看见唐副省长正跟一拨前呼后拥的下属从楼下上来，脸上立即绽出笑意，一边招呼着“唐省长来了”，一边走过去握手。但唐省长却是一脸冰霜，不苟言笑地责备他：

 

“你们怎么搞的，开个高管会，也整这么多人进来？”

 

徐荣升急忙返身往回走，他走到唐副省长前面引路开门，向开会的人们通报一声。

 

但唐副省长后面跟着的，不都是他的随从，还有些闻讯赶来被征地的要求赔偿损失的上访农民、有混江治理前期工程的当地工程队，要面见唐副省长讨要拖欠的工程施工款，以及一些前来探听消息的东钢职工群众。

 

七八个经警怎能拦得住几百人的群众，徐荣升只得打电话请求武警、特警上楼来。

 

唐副省长进来后，顾不得跟黄希林及东钢的高管们寒暄，进门来到主席台，就将麦克风放到跟前要来一番演讲。黄希林及时而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了唐副省长的身份：

 

“唐副省长极重视东钢重组问题，今天特意从省城赶来，代表省委省政府亲临现场处理东钢事件。现在，请唐副省长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唐副省长走得匆忙，说起话来有点气喘吁吁，但是他还是一脸怫然作色。他略略扫视一下到会的人员，整理一下思路，先习惯性地老生常谈起来：

 

“前几年，中央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为我们省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扩大总量、优化结构、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因而完成这一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国企改革。我们省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国有企业虽然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建设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就暴露出机制不活、历史包袱重、竞争力不强的弱势，使发展陷入困境。2005年省委省政府不失时机地果断决策，利用一年左右时间集中力量，实施以产权改革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攻坚，完成800多户地方国有工业企业改制任务。这是决定我省振兴发展命运的战略抉择。正是在这一年，我们东钢跟宇虹寻求头一次重组，引进战略投资者，实现产权多元化，堪称我省国企‘阳光改制’的成功案例。当然后来出现一些波折插曲也是正常的。国际金融危机波及到钢铁行业，宇虹第一次退出重组和现在增资控股重组，都是形势发展的需要，都是东钢、宇虹互补双赢共同发展的需要。在2005年中国出台《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后，面对中国一盘散沙的钢铁乱局需要整饬，中小型钢厂必须整合为钢铁巨头的形势，省委、省政府再次决定东钢跟宇虹重组，并且同意宇虹增资扩股成为控股的第一大股东，是适时的是正确的。我们应该营造改革攻坚的良好氛围，要加强学习、提高认识、采取各种措施，不断统一各级领导干部、企业经营者和职工的思想认识，扭转舍不得改、不想改、不愿意改和改不了的观念，努力把省委省政府的决策变成大家的行动。

 

“可以说，改革是一项永续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国企发展仍然面临着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党的十七大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深化改革是国企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问题，什么阻力，改革的方向不能动摇，改革常在，企业才能生存！”

 

唐副省长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地讲了一阵，他停下来中止一会儿，等待预想中自己在其他场合演讲所常常得到的掌声，但会场上的掌声并不热烈也不持久，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人鼓了掌。很多人不是在台下相互交头接耳地喁喁而谈，就是俨如没听懂什么发呆似的，没什么反应表情。这种冷淡的反响迫使他避开较为空洞的理论高调，很快切入实际的正题：

 

“不是我埋怨你们，指责你们，我认为你们东钢很多职工没有认清当前的钢铁发展形势，没有认清市场经济环境下国企面临的危机和出路。你们绝大多数职工群众是糊涂的，盲目的，只注重眼前的利益，不注重长远利益。国家要整饬钢铁业，要让十几个钢铁巨头的市场份额占到全国的70%以上，要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中小型钢铁企业只有被重组才能找到出路，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再说原有的国企机制已不再适应市场经济，必须走产权多元化的道路。但是东钢地处偏远、交通不便、设备老化陈旧、大多属于被淘汰之列。谁愿意来跟你们重组，愿意来的条件比宇虹还苛刻还难以接受。我们省委省政府做了很多工作，宇虹才愿意第二次来重组。但条件是必须控股，全面引进先进的台湾中钢管理系统，否则不好运作，旧的国企机制造成的跑、冒、滴、漏加大经营成本，减少经济利润，谁愿意做赔本的买卖？你不给人家点优惠的条件，人家能来跟你们重组吗？但是东钢职工真是不知好歹，成千上万人聚会、封堵厂区运输线，高炉休风停产，更严重的是围殴宇虹代表申玉驹，将他挟持当作人质，堵住东钢所有厂门不让武警公安干警进入，也不让医院的救护车进入救治被打伤、处于生命垂危状态的申总经理。我告诉你们：这是触犯刑法的犯罪行为，法律部门一定要严惩追究这种行为的！”

 

唐副省长自以为这么中肯坦率又理直气壮的演讲，一定会打动下面的干部和群众，一定会赢得他们更多的理解和赞同，但掌声仍然稀稀拉拉，大多数人还是无动于衷地呆坐在那里不为所动。

 

这时，不断有人从外面走进会议室，他们不是坐在一排排空着的椅子上，而是伫立在会议室一侧靠墙的过道上。当唐副省长的演讲刚一中止，便有人从过道上提出问题：

 

“请问混江污水治理工程为什么大幅度超标，为什么二期工程要占用一期工程的费用，致使一期工程款一拖再拖，拖了两三年发不下来？我就是参加一期治理工程施工的农民工……”

 

唐副省长没有回答他的问题，他的随从——一个省政府的处长过来跟这个提问题的农民工交涉。

 

了解到这个人不是东钢职工，唐副省长才说：“今天不谈跟东钢无关的问题，再说混江污水治理工程跟我本人也没有关系，我不了解情况，没有发言权。”

 

那个正在被政府工作人员往外驱逐的农民工，一边往外走，一边披露说：“听说这个二期工程投标是你亲自主抓的，二期工程施工队长是你的亲属！”

 

唐副省长顿时气愤地反驳说:“你怎么知道是我的亲属？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们，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亲属！”

 

这时坐在后排的一个职工站起来，以厘清事情原委的口吻解释说：

 

“这件事确实跟唐副省长无关，前两个月，一个污水治理的施工队长酒后闹事，被派出所所长下令拘留，他却把派出所的门窗玻璃都砸了。这个头头说：‘我是省委书记的外甥，这个工程是我包的，所以这个工程原定不足1个亿，现在已经超标几个亿，谁能把我怎么样？派出所一开始不相信，但后来落实情况属实，就把他放了，还向他赔礼道歉一番。”

 

唐副省长的口气已经平和一些，但还是冷静地劝这个为他辩护的职工说:“你不要道听途说好不好，那都是造谣污蔑、中伤我们的莫书记。我们的莫书记不会找那么个惹是生非的外甥，来承包工程。请不要相信往我们的省委书记脸上抹黑，我们的莫书记来我们省，可是我们全省人民的荣幸。自他来了以后，我们省的各项工作都上了一个新台阶。说句良心话，人家在发达的省市工作好好的，生活好好的，调到我们这个穷省、小省、落后省，还真为我们做了不少好事实事。别的不说，招商引资上项目，这几年各地市各县变化很大，，2005年是莫书记坚决果断地提出国有股比例在竞争行业中从80%降到20%，在我省掀起一个国企改制的浪潮，800多户地方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一年内完成了改制。这是一个大手笔，使我省作为受计划经济毒害最受的省份之一，GDP上去了，地方面貌有了改观，很多民营企业发展起来了，不少人得到了实惠，富裕起来了。我们应该感谢他的大刀阔斧，感谢他的深谋远虑，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当然，改革要付出一定代价，要有人做出牺牲和贡献，不可能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所体恤和关照，包括那些下岗内退买断人员，也应该从长远着想，从社会大局着想，等我们的企业发展了，蛋糕做大了，一切必要的补偿都会有的，大家所有人的好日子就会到来的！”

 

还是只有几个高层领导捧场般拍了几下手，后排的又一个职工大声地对唐副省长的讲话质疑：

 

“说来说去，还是马歇尔计划，你省长是让民营私企资本家发财，要我们普通工人群众做出牺牲和贡献，你们这些当官的，还有民营私企怎么不做出牺牲和贡献？都他妈的是屁话，我们不听他的，走！到厂区去！到焦化厂去!到厂门口继续封堵！”

 

这个工人站起来，很多职工也相继站起来，弄得一排排的座椅噼噼啪啪响。这样会议室里的大部分职工都撤出，很快离开会场，只剩下十几个高管陪着省里领导继续研究问题。

 

来到楼外面，那种让人窒息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那种明知是欺骗还得忍受的憋屈感荡然无存。孙益生和李学锋等人看到冶金区焦化厂外的空地上、道路两旁人山人海地聚满了东钢的职工，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来跟政府高官和私企高管们对峙，来否决那些想把国有企业引向歧途的决策。到处都有职工们自己的议论、自己的意愿表达，无论是愤怒情感的发泄、激烈的职工内部争辩，还是调侃般的嘲骂，一股股发自肺腑的令人痛快淋漓的诉说，往日很少有的民主和自由的空气荡漾在这里，流动在这里，孙益生和李学锋等人感觉又换了一种较为舒心的心境。

 

道路旁边的灌木丛前，绿草如茵的草地上，绿树成荫的树荫下，站满了老老少少的东钢职工。他们三三两两在一起交谈着，也有些人在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将中午吃剩下的盒饭空盒和雪糕木片、废纸、杂物垃圾一一收拾起来倒往垃圾桶里，同时清理大家随意放到地上的砖头、石块和铁棍、木板之类的东西，将这些东西装到开来的电瓶车上，送到各个厂大门口，供给那些守护大门的职工群众。

 

但是在焦化厂旧办公楼前的空地上，有一排流动的队伍，职工们排起长队一拨拨路过办公楼的门口，俨然观瞻死者遗容似的，他们一一往里观望躺在楼道的申玉驹。他们有的往他身上吐口水，有的往他身上扔一块废纸或一根雪糕杆，以及纯净水空瓶，砸在他的躯体上、胳膊上、腿上，甚至脑袋上。申玉驹的面容悲戚，似乎脸已变形，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他双目无神、头发蓬乱、衣服已被撕破，弄得黑糊糊的他仰面躺倒在地，不能动弹，口里喘着粗气，光哼哼吐字不清，旁边有一滩水，不知是谁没喝完的纯净水瓶扔到地上流出来的。周围地上还有几处色彩因残土覆盖而斑驳不清的血痕。

 

孙益生也排队走过去，看了一眼躺在水泥地上的申玉驹，看到了一副可怜巴巴的惨状。他向在一旁监护的几个青年工人询问：“这小子一直这么躺着，没说什么吗？”

 

一个工人答道：“怎么没说，他说了几句：不想这么死，还想活，求求大家救救我。”

 

另一个工人说：“他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这个下场，他以前怎么对咱们东钢工人那么狠毒，那么不计后果地整咱们，又罚又扣，时不常就开除辞退的，他没想到自己原来也有今天，也有求咱们的时候！”

 

还有年长的工人说：“我们得记住农夫和蛇的故事，还有东郭先生和中山狼的故事，这些血的教训要牢牢记住。我们怜悯他，他是个私企高管，只顾自己年薪300万，管咱们工人死不死，以后还要我们下岗，没有饭吃！前车之鉴后车之覆，说的可是有道理呀!”

 

于是好几个工人都说：“可怜不得，可怜不得！这是只狼，这是条蛇，这是跟我们势不两立的敌人！”

 

申玉驹躺在离一楼门口不到一米的过道里，可能还有意识，但眼睛半睁半闭，时而微微张开嘴喘气，时而悲戚地哼哼几声。他被工人群众围殴以后，已浑身是伤，没有气力，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只有微微嚅动着嘴唇，气若游丝；他蠕动着身子，虽已失魂落魄几乎奄奄一息，但使人觉得他仍是一个尚未丧失生命体征的活人。

 

真是天作孽犹可活，人作孽不可活！申玉驹是否在总结他一生的人生轨迹，是否在反思他曾经从一个普通工人，晋升为私企高管的蜕变历程。此时此地的他会想到什么呢？他能否想到给私企资本家当奴仆，嗟来之食也不是那么垂手可得:虽然年薪比普通工人，比社会底层的群众高出几百倍，也成为资本增殖的分肥者，也有一种高高在上的社会优越感，但是聚敛财富以后，暴富的神话有无可能破灭，面对工人群众的敌视仇恨，有没有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震慑和危机感，有没有想到有如眼下这样跟工人群众的短兵相接、兵戎相见，发生直接冲突后自己陷入的灭顶之灾？应该说，他可能没有想到。他早已乐此不疲地陶醉在为私企资本家卖命盘剥工人群众，同时也为自己暴富的原罪积累里。为了这一切早已忘乎所以、利令智昏，不在乎会遭到什么报应了。或者他根本不相信会遭到什么报应。

 

可鄙可恨啊！这样的亡命之徒还能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悲悯之情吗？

 

 

 

                      二十四、蜕变者的足迹

 

 

不到20岁，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的申玉驹进了工厂。唐山地震后百废俱兴，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唐山遵沽钢铁厂，根据1988年初国务院颁发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暂行条例》和《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被赋予企业十四项经营自主权。随着指令性计划的减少和价格的不断放开，逐步被推进市场，已经按照市场法则进行经营。

 

这种承包制在实施的最初几年便显露出许多弊端，主要是这种承包规定有期限有指标的承包者个人，只有在承包期内获利才可以多得，势必促使承包者只顾承包期的短期利益，急功近利地拼设备、拼材料、拼能耗、拼人员，为求得利益最大化，不计后果、饮鸩止渴的打法，蔚然成风。当时的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追求的高利润，从而为造成产能过剩，使中国出现企业效益急剧下降和恶性通货膨胀的严重困境埋下伏笔。

 

此时进厂工作的申玉驹，虽然多多少少耳濡目染地，受到企业承包经营扭曲的价值观影响，但他还有些淳朴忠厚、守正不饶的品德，他踏踏实实工作、吃苦能干不偷工取巧，他肯于认真钻研业务、热爱本职工作，七八年后就熟练掌握了高炉操作的一般技能，并多次参与高炉的大中修改造。

 

那一年，1号高炉设备老化、破损严重，为避免突发事故，实现末期高炉不减产，申玉驹配合生产技术部的人员，一起参与制定了详细的扒、停、开炉方案，创造了扒炉用时最短的记录。

 

为了赶任务多炼钢，鞭打快牛，这座高炉一再延迟大修时间，因而拼设备酿成的后果是大修的项目更多、用时更长，所谓创造扒炉时间最短，但修炉的时间却短不了。

 

从扒炉、修炉、开炉，担任炉长的申玉驹跟一线工人、修炉技师们一起干。别人有时还能回家，他却一直在这儿守着，贪黑起早殚精竭虑，半个多月的时间吃住在车间。穿在里面的衬衣内裤早就被汗水浸透，又被身体一遍又一遍地烘干，汗碱将里面的衣裤弄得板结了，穿起来很不舒服。他一是没有换洗的衣服，二是没有多余的时间，而是一心一意扑在高炉的大修上。一天三餐都在工厂食堂里对付，吃起来没滋没味。但他也不在意，要知道高炉早一天修起来，他们1号高炉的工人们就早多得一天奖金，否则只能拿基本工资。申玉驹配合修炉技师样样干在前面，不怕苦不怕脏，每天干到很晚才收工，累得什么都不顾，一头睡在车间办公室的硬板床上，感到日子过得也很充实。

 

按工厂规定，修炉期间，工人停产不得奖金。但高炉修好，正常生产指标超额后，厂里当时扣发了一线工人的奖金，工人们有想法，意见提给车间主任、副厂长，好几天没有答复。

 

工人们说，高炉大修超过时限，停工时间过长不是一线工人们造成的，责任在车间和厂领导。因为高炉的大修报告早就打上去，为了赶任务一再延期，才使高炉维修时增加了对高炉部分设施进行更新和改进的项目。例如：为了有效确保末期高炉的安全生产，采用引进高炉灌浆造衬新技术；例如：更新改造了高炉的槽下筛分设备，由吊挂式机械振动筛逐个改为坐式电机振动，从而提高振筛效率，延长了振动设备的使用寿命。这两项技改，直接创造经济效率四五十万元。

 

但上级领导不但没有奖励高炉上一线工人，反而克扣了他们的数月超产奖金，原因是1号高炉大修更多占有了全厂的维修费用。

 

有的工人说，承包制实行以前，我们的思想觉悟比现在高，每天加班加点都不要钱，经常义务献工。那时每天下班还要开会学习，大家都没有怨言，再说那时工人请一点假也不扣工资。可是现在却不然，工人眼睛都盯在钱上，厂里也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奖金工资。高炉大修增加几个项目也是从长计议，使高炉多运转一些时间，然而领导急功近利，工人也就不得不计较，凭什么我们已经做出奉献，还要扣我们的奖金？！

 

当时作为炉长的申玉驹是站在一线工人的角度，也是为了维护包含自己利益在内的工人群众利益。他多次去厂部找分管生产技术的副厂长，据理力争，终于争来了一些损失的补偿。因为那时他跟工人群众想到一块，利益攸关，在工人堆里有着不坏的口碑，大家说：“他跟我们都是一块干活的人！”或者评价他：“这个人挺老实的，是个干实事的人！是为咱们工人争取利益的人。”

 

时隔多年以后，遵沽钢铁厂的工人们再也没有见过已转变为私企高管的申玉驹，中肯的褒扬之辞只能留存在对往事的记忆里。后来的申玉驹怎样，谁也说不清。

 

其实，自从时来运转跟了宇虹的总裁章焕良，申玉驹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另一种人。他自以为脱胎换骨成为人上人，早已不是凡人俗子。他跟普通工人群众再没有共同利益和共同语言，他的发财梦想和自身价值，已被捆绑在当代原始资本积累增殖的战车上，他成为资本家的高管，即便是为资本家打工的打工仔，年薪数百万元是普通工人干部的几十倍上百倍，不再为普通工人谋利益，不再为普通工人出谋划策。而是恰恰相反，他为了讨好自己的资本家主子，为了资本家巧取豪夺，要变本加厉地盘剥工人群众，压迫工人群众，他已成为工人群众的宿敌，成为工人群众执意要报复的对象。

 

申玉驹虽然出生于文革年代，但他上小学、中学时文革已结束，正是社会上掀起名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煞有介事地对所谓“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进行批判之时，随之又大张旗鼓地提倡让“一部分人富起来”，使相当多的一批人心旌舞动，受到诱惑。刚刚进入社会工作的申玉驹，一进厂就赶上恢复物质刺激、奖金挂帅，使相当一部分工人群众、更使大多数企业领导进入发家致富奔小康的跑道，严重沾染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思想，公然嘲弄工人群众本应具有的大公无私、担当社会责任的价值观。申玉驹也不例外，他成为私企高管，不再保留一个普通工人群众所有的思想观念、阶级诉求，得到攀龙附凤的机遇，他整个人就脱胎换骨，自以为飞黄腾达，跟原来的社交圈子早已分道扬镳，不可一世。因为他自己进入致富的快车道，不管凭什么手段捞钱在现实社会中都合法。改开三十年是原罪积累三十年的同步进行时期，良币被劣币所驱逐，有钱便是娘啊！在这种社会氛围的熏陶下，申玉驹从没有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反思过、忏悔过，良心上从未受到过谴责。他根本不知道改造世界观是个怎么回事，也不需要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

 

被派驻东钢担任常任副总理，他的职权往往超过总经理董事长潘凤鸣。因为2005重组以后，东钢实行了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宇虹以36%的资本按常理不应该控制经营权和行政区，但实际上却将整个东钢的经营权和行政权掌握在以申玉驹为代表的宇虹集团手中。潘凤鸣是个国企老总，不便按正常渠道得到的收益由私企替他操作一下，自然就要学乖一点、屈尊一些，将一些实际权力禅让给作为副总的申玉驹。申玉驹也是个颇有风度的私企高管，凡是能为这位国企老总上级打点的他都会想到办到。

 

申玉驹的威严和风度还表现在对这些国企中的下层干部的态度上，他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说:“我们既然学的是台湾中钢，实行的基础是私有化管理，下级干部见了上级领导都应该站着说话，即便是东发市里的人来东钢开会办事，也要站着。虽然这事在老国企中可能有点不习惯，但以后实行起来时间一长就习惯了！”

 

申玉驹初到东钢的时候，给人印象还是很像个实干家的样子：今天找这个分厂的领导谈话，明天找那个职能部门的人了解情况；他有个本本，凡是他听到的看到的，经常在上面比比划划，写满了一大本。但隔了一段时间，有经验有真知灼见的领导发现，申玉驹并不是个帅才，他对生产管理根本不太入门，虽然他很会算计，有一定经济头脑，对市场行情反映也很机敏灵活。

 

资本的特性就是唯利是图，为达到此目的不惜冒险，不惜丧失道德良知和理智，体现在一个私企高管身上，就是采取一切手段措施压缩企业经营成本，严加管理，以至于达到不顾人情事理的地步。

 

他不但自己这样，而且他也要求下属的各分厂领导和职能部门管理人员也必须如此。当然他还时常找他们个别谈话进行安抚，甚至以升官许愿进行拉拢收买，培养心腹、走卒、奴才，他是私企老板章焕良的心腹、走卒、奴才，他也希望自己在东钢收买栽培安插几个听话的可以随时向自己密报情况的心腹、走卒、奴才。

 

2008年12月，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钢材市场疲软，东钢订单减少。申玉驹代表宇虹，将利润较丰厚的建材生产任务拨给莲花城钢铁公司，而将特种钢的生产任务留在东发钢铁，因而东钢的利润实现指标大大打了折扣，反正他知道自己的年薪只由东钢出四五十万，其余的二百五六十万归宇虹集团负责。只是倘若东钢的利润太低，他也脸上无光，无法面对宇虹老总。

 

当他了解在东发市周边地区还有些以围钢经济起家的社会黑势力时，他有些震惊也有些气愤，对于产权已明确清晰的私企来说，无需利用职权拉拢黑社会来偷盗、贪污，因为企业的每一分利润都是自己的，无需通过黑社会的腐败行为进行化公为私的转换、洗白。申玉驹疏通了东发市公安局机关的领导，由公安部门出面整治了陈氏三兄弟。

 

他妻子去省城跟两个上重点中学的孩子住在一起陪读。他不愿意独自住在空荡荡的豪宅里，就来到吃住方便的东钢宾馆，开了一个高档套房。在餐厅里自斟自酌，感到有些孤独烦闷。他被派到东钢已近三年，上上下下认识了不少人，但他觉得东钢的大多数人不愿跟他接近，似乎有很深的隔阂。除了在采购、营销、财务、统计、生产调度、业务管理方面由他委以重任、面授机宜着重控制的几个职能骨干以外，冶金区几个分厂的领导他还要加强联系，进行沟通。

 

于是，他给第二连轧厂的宫敬有厂长打了一个电话：“老宫呀，现在我在宾馆，请你来一趟。咱们交流交流情况，你在哪儿？我派车去接你去吧！”

 

其实，宫敬有正在第二连轧厂值夜班，他到各个车间巡视一圈，发现有十来个工人没来上班。因为眼下生产任务不紧张，有几个轧钢车间没开炉。这一天是几年前才风靡东发市的西方圣诞节，为狂欢圣诞之夜，一些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因为缺乏充实丰富的文化生活，极其容易接受各种时尚文化的影响。精明的商家为扩大经营，极力炒作这一个西方节日，使其成为青年们趋之若鹜、潇洒一把、饮酒作乐的由头。

 

此时，宫敬有坐在靠近分厂门口的收发室里，准备监视那些迟到的工人们，对他们进行必要的批评、斥责，以至于处罚、惩治。

 

一辆奔驰轿车很快开来，宫敬有不得不离开分厂坐进车里。

 

在宾馆餐厅的贵宾单间，早就摆上几样秀色可餐的菜肴，还有马爹利一类的高档洋酒。

 

宫敬有真有点诧异，区区不过两个人，几乎搞了一桌子上好的酒席，一向紧绷着脸、横眉怒目的副总经理申玉驹，此时却笑逐颜开地屈尊招待下属，怎能不使宫敬有受宠若惊。

 

“怎么样，在当前钢材市场疲软的形势下，你们分厂的订单还算可以吧？”申玉驹明知故问地说。

 

“当然，当然，多亏申总的关照，将建筑用型钢的订单拨给我们。虽然不太饱和，但相比其他几个分厂，我们就算是经济效益最好的。”宫敬有感激涕零般表示说，“本来我想找个机会招待一下申总，申总却先安排了我，真是惭愧惭愧！”

 

“惭愧什么，安排你是正常的，你上次为我提供的围钢经济情况非常有用，陈氏三兄弟已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好些废钢收购点已被取缔！堵住东钢的跑冒滴漏可以降低不少成本。”

 

“申总在社会上真是手眼通天，办事雷厉风行干脆利落呀！”平时为人古板的宫敬有也学会逢迎上级。

 

“哈哈，什么手眼通天，你知道现在是法治社会嘛，再说我们疏通关系花费点社交费用也是值得的！”申玉驹不无得意，又不失坦率地说。

 

已经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多年的宫敬有自持“术业有专攻”，但因为不善于交际，不会给上司领导打溜须，一直在部门的副职上徘徊，换了几个分厂都是副厂长，只有知人善任的申玉驹不久前才将他晋升为分厂的正职。

 

申总跟他说：“我们私企不像国企那样讲究人际关系，那样必须行贿送礼巴结领导，只要踏踏实实把工作干好，只要能让利润多、资本不断地增殖就行！”

 

“是呀，还是私企清正廉洁，没有国企那么多贪污腐败的事！”宫敬有也感慨起来。

 

“这就是产权清晰的结果，这就是以后国企也要产权清晰，要全部私有化改制的根本原因。私企的每一分钱财产都是私人所有，根本不可能允许浪费、不允许贪污、不允许吃回扣，经营管理要特别严格，按制度执行。”申玉驹跟部下频频碰杯以后兴奋起来，不善交际的他也振振有辞，“搞好经营管理要切实执行制度，必须对下面的工人从严要求，一丝不苟，不讲任何情面，严惩严罚。对于敢于抵制的，顶风上的，要加重惩治力度，杀一儆百，绝不能手软姑息！我可是把二连轧交给你啦，你要把你们分厂严格管理起来，不能松懈……”

 

说着申玉驹举起杯，宫敬有也举杯回应着：“好！申总，你放心。我会一丝不苟从严要求他们！”

 

干了一杯，申玉驹要再斟一杯，宫敬有只好接过酒瓶给申总和自己斟上。

 

申玉驹手把着酒杯义形于色地说：“可能你也听说过，那些工人里的调皮分子，经常在冶金区食堂里搞什么仪式，他们叱骂我、诅咒我喊什么‘申玉驹该死’，让我滚出东钢。实际上，说实话，这一类把戏我见得多了，这是正常的：你严格要求他们，从严惩治他们，他们不会对你笑脸相迎，也不会在背后念你的好处。但是他们除了骂街，难道还能把我搞死不成？”

 

宫敬有应声道：“对！他们除了骂街，难道还能把咱们搞死不成？我看他们都没这个胆量，他们不过是生气说说而已！”

 

申玉驹接着说：“现在是法治社会，法律肯定要向资本大亨们倾斜，谁敢动粗的，那些公安警察也不是光吃干饭的。只要我们一句话，该抓谁抓谁，该判谁判谁！我说只要你们这一层管理人员认真负责、严管严罚，对我们私企忠心耿耿，真心实意地干，我们私企决不会亏待你们。尤其是你——宫敬有，我要提拔一批人，像你这样懂业务、有经验的，等我一旦当了总经理以后，我就会让你当副总经理；等我再去重组别的国企，我会提拔你当总经理。我不是开玩笑，我姓申的一向说话算话，不会瞎忽悠人!”

 

喝得头晕脑胀，也听得欢欣鼓舞，。宫敬有虽然没有饮多少，但还是感觉有些不适。他被申总派的轿车送回分厂。

 

他是期盼能够步步高升的，他是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匹被伯乐选中的千里马。那么能不能遇到伯乐很重要，找到一棵能荫庇的大树也很重要，尤其在这些年国有企业不断遭际改革，每个人都面临着被裁员被处罚的危机年代，更需要给自己找个靠山。他心想：“申总这棵大树一定要抱住，要死心塌地、惟命是从地跟着他!”

 

刚才坐在申总的轿车里，进入东钢冶金区驶向第二连轧厂的路上，宫敬有看到他们分厂轧钢车间、机修车间、电气车间各有几个工人在同一方向行走。他坐车先到了分厂收发室，于是他下车就坐在收发室等这些工人到来。

 

没等多久，十几个工人搭帮结伙地走到分厂大院门口。

 

宫敬有立刻出现在他们面前，厉声质问：“这么晚不在班上，你们干什么去啦，为什么姗姗来迟？”

 

一个高个子，大眼睛特意留着连鬓胡子的青年工人，跟他搭话：“上个月，有几个小时的加班，没给我们报，今晚过圣诞节，我们集体串休晚来一会儿。反正这个夜班活儿不多！”

 

宫敬有立即惊愕地发了一连串反诘：“你们决定集体串休？都经过哪个领导审批同意？你们还有加班没报？没报就自己决定串休？”

 

还是那个大个子接他的话，辩解说：“没报加班我们才串休，不串休也作废了！”

 

身为分厂厂长的宫敬有心里明白：自从宇虹重组以来，工人们加班时常白尽义务，劳资部门对加班费控制得太紧，审批不下来，可以存班。但串休必须提前报请，经过分厂领导同意。

 

于是他还是反诘：“谁同意你们串休，我怎么不知道？”

 

几个工人异口同声地回答：“我们临时决定的，今晚的圣诞之夜有个活动，我们来不及提前申报。”

 

宫敬有声色俱厉地训斥道：“来不及申报就是违反规章制度，就是违反纪律，你们懂不懂？不要强词夺理，行啦！违反纪律就要受到惩处，你们的名字我差不多都能记住——别看我来的时间短，不过几个月，我给你们每人记半天旷工，扣发全月奖金！”

 

十几个工人被他的惩处激怒了，有几个工人直眉瞪眼、怒形于色，直愣愣地盯着他，使他感到内心里也有些发怵，有些怯阵。但他还是壮起胆量，佯装成神色不动的镇定姿态，若无其事地说：“走吧，走吧，干活去吧！我说你们是为你好，如果不说你们，那么咱们分厂的生产管理，还能不能上去？搞不好上边大厂领导也不让啊！”

 

说完他先离开分厂院门，去了旁边小楼办公室，后面的十几个工人过了不多时，也一起撤离此处，使一场当时可能引发的冲突暂时化解了。

 

回到自己办公室，他平身躺在平日里可以小憩的弹簧床上。由于饮酒后的兴奋，他思绪万千，浮想联翩。起初他瞧不起自己的胆怯，但很快就忘乎所以，想到申总的允诺，想到自己很快也会有自己的名牌轿车，也会买几套豪宅，送儿子去美国或者英国留学，或者自己也成为一个私企业主，拥有几百万上千万以至于上亿的资产，自己的官运亨通已经开始，担任东钢的副总已指日可待。虽然间或他也想起他媳妇郭小红曾有过的嘱咐：凡事要留有余地，不要让人家私企当枪使，替他们当炮灰，工人们也不容易，对他们的惩治不要太过分，以免狗急跳墙，引起众怒。

 

但是舍不出一头来，不去言听计从地对工人严惩严罚，自己还有机会晋升到副总吗？还能保住目前的分厂厂长的位置吗？要想飞黄腾达一番，只有不遗余力地去当帮凶，去当走狗。

 

他想到申玉驹说产权不明晰就会产生经济犯罪，只有私有化才能避免贪污腐败，然而他又想到在一次部门领导的聚会上，高速线材厂的孙益生曾经说过：计划经济时期毛泽东的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四清、文革，干部受到工人群众监督，谁也不敢多吃多占。那时的产权也可以算是不清，所以所谓产权不清晰是个伪命题，只有在改开年代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大多数社会成员都一心奔小康往钱上看时，才会产生产权清不清晰的问题。

 

那么，到底产权应不应该清晰呢？已经困得不行也不愿意再想下去的宫敬有打起鼾来，睡得很香甜。他进入梦乡的最后一个念头，就是不要轻易放弃进一步高升的机遇，要抓住机会努力攀登。

 

睡了一个半小时，他猛然醒来，想到努力攀登的一切实施措施，是需要到下面各个车间去转转，了解一下生产运转情况。

 

在生产准备车间和第三轧钢车间，那几个迟到的工人没有参与到生产中去，该运行的转炉仍处于热停工状态。

 

“怎么啦，怎么还没干起来？”他找到车间主任责备起来。

 

“工人们说热送辊道装置出了故障，转炉钢坯送不出去，只得停下来。”车间主任解释着。

 

“那还不快修，机修车间工人呢？炉前工呢？这些人迟到了这么也不快点干活？”

 

“他们有的说反正迟到了按半天旷工处理，有的说等下个班再干。”车间主任一五一十地汇报着。

 

“什么，他们要罢工？”宫敬有一听就火冒三丈，气急败坏地问，“哪一个工人说的，我非开除他不可!”

 

“……哪个？我……也记不清。”车间主任嗫嚅着，不敢再说出具体人名来。

 

“好！我去看看，现在谁不干活我就开除谁！”

 

说着，他疾步走向转炉及其附近的辊道场地，车间主任在他身后紧紧跟随，使他的气焰更加嚣张，说起昏话来更肆无忌惮。他跟申玉驹同样不屑于工人群众对他的叫骂，他没想到那天晚上他太张狂，说话无所顾忌，应验着申玉驹所说：“他们除了骂街，难道还能把咱们搞死不成？”这一句竟然兑现在他自己身上，一语成谶。

 

“我现在已经弄清楚了，三个机修工、三个炉前工不在现场。我今晚至少决定开除两个，其中有一个叫张广茂的。上个月，我不是开除过一个吗？我不怕报复，现在是法治社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没有这金刚钻，我就不会揽这瓷器活儿！既然干上了这分厂厂长，我就要管到底！等着吧，我明天就报上去……”他说得急，不知是一口痰还是一口从肚子里漾上来的酒肴堵住了他的嘴。

 

后半夜，他从办公室小楼下来去车间的路上，被后面的工人跟上用大铁锤击中后脑。他倒了下来，从此永远失去记忆，失去了上报开除工人的能力，也失去了抓住机遇努力攀登的念头。

 

几个小时以后，人们在厂房外面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的尸体已经冻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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