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剑斌：钢城事变反响巨大，震惊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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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三、钢城事变反响巨大，震惊国内外

 

 

这几天时间太紧张，每天下班吃过晚饭，孙益生就坐在电脑前打开互联网，一动不动坐半宿，有时熬到后半夜凌晨两三点钟。他不是不爱惜身体，而是网上的重要信息太多，太吸引人。

 

自从发生7.24东钢事件以后，东发钢铁公司遽然间出了大名，工人因抵抗私企重组而罢工，私企老总被群殴致死，使国内外舆论界一片哗然，震惊异常，各种媒体纷纷报道。一个多月以来，人民网、网易财经、香港凤凰网、21世纪网、嘹望东方周刊、、毛泽东旗帜等等网站，天天都有大量报道和网民评论。孙益生兴致盎然宁可少睡几个小时，也要一一浏览，偶尔在帖子上写上几句网评。

 

据透露：东钢事件当天就惊动了中南海，国务院政要当天夜里受中央政治局委托，火速赶往长山省春湖市亲自处理此事。他在召见长山省省委书记莫奇志和省长惠昌时，对东钢事件发生过程中，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没有立即亲往第一现场调查研究与果断决策，作出了严肃的批评。他指出：以前东钢的厂庆活动你们都能亲自去剪裁庆贺，这次发生这么大的事，才派出一个副省长去东发，怎么能说得通？他还认为，长山省多年来对东钢部分离退休下岗职工反映的问题，不认真解决，报喜不报忧；这次在国企云集的大省出现这样的规模空前的群体性事件，易于引起连锁反应，影响社会稳定，后果不堪设想。这位政要认为，长山省主要领导应当依据近期颁布的《问责规定》承担责任。

 

7月24日以后，不断有全国各地大大小小报刊、杂志、网站的记者纷至沓来，到东钢厂寻找采访对象。孙益生属于在岗职工，不便出面去谈。他晚上到邵连兴值班的药店捎话给武继松，让这位善于辞令的老退休工人，接待一下外来的记者，将东钢这几年改制重组的情况客观全面地反映给他们。如果这些情况通过这些媒体记者发布出去，会有力地推动东钢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邵连兴兴奋地向他介绍说：“武师傅已经接待好几拨记者啦，他的记忆力好，知道的事也多，又善于言谈，说得头头是道，滔滔不绝，记者们都愿意找他。他这几天可是成了大忙人！”

 

孙益生点点头，高兴地说：“这就好。我在厂里直接找到人事部的王金星，反正他也快退休了，不在乎什么，我让他也出面谈。他掌握的都是第一手材料，更准确、更直接。他也乐意出头，只要不涉及厂里的商业机密，他都可以谈。这可是东钢职工获取话语权，揭露厂子弊端，反思改开多年社会现实，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好时机，一定要谈好谈透。接待记者的事情非同小可、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能妄自菲薄。”

 

这一段时间，孙益生的脑子里总是异常兴奋，只要晚上坐下来上网在百度、谷歌搜索一下“东发钢铁”几个字，就会迎面扑来大量的报道和评论，简直一篇比一篇精彩，一段比一段引人入胜，让他目不暇接。

 

孙益生也在总结这些年东钢的发展变化，反思东钢种种曾被一时认为不可思议、甚至匪夷所思的现象。

 

他希冀自己借助于从网上搜索到这些材料，帮自己梳理一些思路，厘定一些观点，弄清一些问题。他用复制粘贴的方式将一些精辟的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摘编收藏到自己的文件夹里。

 

很多媒介评论比较客观:

 

北京《中国青年论坛报》：

 

“ 近年来，资产重组是中国国企改制的一个常用手段。在资本市场上，资产重组更是深受市场炒手青睐的热门题材。然而，与资产重组的火爆相伴随，因之而产生的矛盾也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问题，只是由于它通常发生于企业内部而被屏蔽掉。但是，东钢事件终于使这一矛盾以一种尖锐的形式暴露在世人面前。”

 

广州《珠江早报》：

 

“东钢事件可谓是‘民进国退’后遗症的集中表现。进入国企的民营资本希望利润最大化、成本最低化，不幸的是，国企往往冗员众多，产权关系复杂，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陷于利益纠纷的泥潭。一些民营企业往往是辞退原国企职工，把所有的社会责任推给政府。而作为一个拥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国企，：东钢的数万名职工对企业的情感因素也无法忽视，从以前的‘大锅饭’状态一下子过渡到民企的新型雇佣关系，所有的国企隐形福利将全部消失，对许多老国企的职工而言，在心理上也无法一下子接受。”

 

上海《每日经济评论》：

 

“虽然民企的效率要远远高于国企，但我们也不愿看到，在缺乏监管的环境下，民企对国企的破坏力要远远高于国企内部的内耗和低效。很多国企改制一次，就是被形形色色的投资者洗劫一次，在东北老工业基地，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比如《投资者报》所报道过的吉林制药，两次改制，遇到的都是资本大鳄，留下的都是巨额债务窟窿。”

 

《北京中国青年时报》：

 

“通过对‘东钢事件’这只麻雀的简单解剖，可以清晰地看到，无视国有企业职工权益的重组，是罔顾历史的重组，也是不完善的重组。国有企业通常都有悠久的历史，职工长期在一个企业工作，在计划经济时代，他们的工资虽然比较低，但有住房、看病等福利保障。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这种模式已经基本上被抛弃，职工的社会福利不再由国家包办，但这势必要求提高职工工资，以弥补职工在这方面所遇到的缺失。然而，在我们经常看到的资产重组案例中，企业职工却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的基本权利被架空。”

 

河南《黄河时评》网：

 

“在企业转制过程中，广大职工作为奉献过青春和汗水的劳动者、作为企业的股东，他们的权益理当受到保障，要求理应受到重视。当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渠道受阻时，这一矛盾就会以极端激烈的形式爆发。如果在整个收购过程中，职工基本的生存权利没有受到剥夺，东钢职工又何至于将高管围殴致死后，仍不让医护人员和警方救护？”

 

香港《中国经济评论》网：

 

“ 在如今这个‘资本为王’的时代，资产重组总是在资本拥有者之间展开博弈与交易，企业职工的利益往往被架空，话语权往往被忽视。近年来，涉及到国企重组引发的劳资冲突事件屡有发生。但在企业卸掉‘包袱’重焕生机的‘资本盛宴’中，工人阶层却不能入席，‘企业主人翁’便成为一个画饼。”

 

美国《侨民导报》：

 

“ 近年来，中国社会屡屡发生极端维权事件，从跳楼讨薪到开胸验肺，从多地接连爆发的群体事件到群殴致死事件……在这些或无奈、或悲哀、或尖锐的事件乃至冲突的背后，折射出中国社会在收入分配差异巨大、权力与利益分配不均的现实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冲突日益加重，一些长期积压的问题正在暴露出来，社会矛盾有激化之虞。”

 

香港《经济政策导报》：

 

“在网络上，舆情基本一边倒地倾向于东钢职工，东钢事件更多得被贴上了‘工人集体维护自己利益，抗议改制，打死资本代理人’的维权标签；而对于重组方宇虹集团，以及遭殴致死的资方代表、职业经理人，则多加贬斥，鲜有同情。有媒体感慨，‘这令人感觉刚刚发生的是解放前才能看到的工人运动，而不是一场刑事案件。’东钢事件所曝出的问题绝非偶然。”

 

也有站在资本家立场上为继续全面推进中国私有化改革而献言：

 

香港《凤凰新闻网》：

 

“事实上，东钢事件的结局并非‘工人们的胜利’，而是各方皆输。重组方为自己谋利无可厚非，但错在‘吃相难看’，最终竹篮打水。而参与‘维权’ 的受害者们，可能同时也是施害者甚至自身苦难的制造者——此事之后，谁来接手这块烫手山芋？依靠民众按本能冲动行事，只可能是社会的全面倒退。而作为国资监管者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地方政府在类似事件中究竟是到位、缺位还是错位？也值得反思。”

 

马来西亚《南洋经济报》：

 

“当然，不能因为重组中的纠纷，就放弃中国国企市场化进程，更不可漠视工人们的正当利益诉求。在东钢事件中，以及类似国有企业重组案中，工人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应该有自己的代言人，应该有法律保障的话语权。只有建立了正常的渠道，才能调解利害关系，化解可能的冲突。”

 

《北京时评》：

 

“应当看到，东钢事件这种国企与民企合作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其他许多群体性事件一样，都是大众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维护的结果，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反思。无论国企改制也罢，企业重组也罢，如果总是以牺牲多数人利益为代价，群体性事件将难以避免。

 

东钢事件发生不久，长山省新闻办公室举行一场不安排记者提问的新闻发布会。省国资委主任黄希林在会上向社会通报这一事件经过，他说宇虹集团对东钢集团的增资扩股方案符合国家法律规定，东钢事件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个别内退人员及退休人员利用一些东钢职工特别是非在岗人员‘国有情结’较深，对东钢集团现状与长远发展，特别是即将实行大型化改造，需要大量资金所面临的困难不了解情况，制造谣言、激化矛盾、鼓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员，在东钢厂冶金区内聚集造成的。”

 

 

黄希林代表省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上评论东钢事件以后，新华社一记者发表评论文章：《群体事件中少用“不明真相”》：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日前，长山东钢集团东发钢铁股份公司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不明真相’一词再次被反复提及。这一说法耐人寻味，值得反思。

   “首先，如果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不明真相’的群众被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蛊惑、挑动的话，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让群众知道‘真相’？或者在事件酝酿阶段和刚露苗头之时，用公布的“真相”平息群众的疑问，把群体性事件化解在萌芽状态？说群众‘不明真相’，并不等于真理站在了自己一边，反而暴露有关部门没有尽到应尽职责。

   “ 其次，指责参与群体性事件的群众‘不明真相’，无异于就说老百姓没有分辨事非的能力，这与事实不符。不容否认，有些事件确是因信  息不实造成一些群众盲目参与，但即便是这样的事件，一般也有其发生的深层次原因。瓮安事件最终证明当事人是因溺水死亡，但根子上却与当地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有发生，群众安全感指数很低，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相关。同样，东钢事件是不是也有企业在重组过程中，没有照顾到职工利益的问题？老百姓都愿意过安定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 最后，把群体性事件说成是少数人教唆‘不明真相’群众引发的，还有推卸自己的责任的嫌疑。近些年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往往有地方政府工作没有做好，发生问题后处置不当的原因。中办、国办日前印发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借口群体性事件是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挑起，可掩盖自己工作失误或试图减轻自己应负的责任。

   “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轻易地称成百上千的群众为‘不明真相’，是传统思维模式在作祟。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在就瓮安事件的经验教训回答记者提问时说，要打破群体性事件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少数坏人的煽动下’发生的公式，值得人们深思。”

那天去厂办公大楼，孙益生在走廊里碰到人事部的王金星。王金星还有一个星期即将退休，正在跟年轻的同事交待工作。这些天，王金星出面接待了不少外地来采访东钢事件的媒体记者，把多年压在心里对宇虹集团重组东钢的种种私弊，包括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内情借此揭露出来，把国有改革改制中工人群众的利益受损，积蓄已久的委屈不满，借此发泄出来。虽然还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给予恰当的解决，但已通过媒体在诸多知名报刊、网站发表出来，也算为东钢职工办了一件好事，也算为全国的国企职工当了一次代言人。他感觉心情舒畅，外表上也显得更精神抖擞、意气风发。

王金星一边兴奋地跟孙益生握手，一边打着手势，热情地将孙益生让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俩人单独在一起说说悄悄话。

孙益生从口袋里掏出从网上下载打印的材料递给王金星，其中有王金星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报道，也有国内外媒体对东钢事件的评论。王金星简单翻阅一下，连声说：“好！可算有人帮咱们出了这口怨气。”

孙益生问：“你公开接受媒体采访，领导没找你谈话？没找你别扭？”

王金星不以为然地说：“有什么呀！反正老子快退休了，还能把我怎么样？！他们要是敢给我小鞋穿，我就都给他们抖落出来。其实我只揭了一部分，还有更多的内情没揭，公安局已监控了我的手机。后来有些记者要来采访我，就把我打发出去，不让我跟记者见面。”

孙益生关心地告诫他：“你还要注意点，不要把某些人惹恼了。”

王金星说:“我说话还是能把握住分寸的，不过这样也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震动。东钢事件已成为媒体报道和评论的热点，省里高官们压力不小。”

说着，他从办公桌上拿起几份报纸，指点着上面的文章接着说，“这几天，省报接二连三地发表文章，你看这一篇：《深化改革是国企发展必然选择》，其实是说‘国企改制是国企发展的必然选择’，要求‘一些所谓一般竞争性领域的企业基本上退出国有’，其中就‘集中到冶金能源、基础设施等等几个重点领域’；要求‘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提出‘只有国有企业实现这种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全面改革的推进，才能浴火重生’。你再看这一篇：《坚定不移地推进我省国企改革》，在我省这几年，先后已有3000多户国有企业完成改制，其中实施重组的136户，整体出售的310 多户，其他采取管理层收购、破产关闭、注销等方式，实现了由国有或国有控股转变为股份制或者民营独资，推进产权企业主体多元化。在参与国企改革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民营经济主营业务收入连续4年增速超过30%。”

念到这里，王金星把报纸扔到桌子上，孙益生想了想又把报纸接过去，继续念了一段：

“这一段充分表明了省委省政府对国企今后发展的态度：‘目前，我省国有企业尽管产权问题基本解决，但一些企业体制机制转换还不到位，法人治理结构还不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是发展中、前进中的问题，要通过改革逐步加以解决。对此我们不能视而不见、掉以轻心，又不能畏首畏尾、望而却步，特别是不能对国企改革的方向产生怀疑，对国企改革的方针政策和目标发生动摇！’”

念到这里，孙益生又啪地一声将报纸重新摔到桌子上，故意阴阳怪气地揶揄说：“学习学习好呀，学好文件抓住纲，毫不动摇地进行非公有制改制就是纲！”

王金星坦然地说：“宪法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巩固和发展’，党的17大也规定两个毫不动摇，现在怎么单单大力发展私有经济，毫不动摇地全面推动私有化？真是岂有此理？！”

孙益生附和说：“胡总书记在党的17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确实强调的是两个毫不动摇，而且把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放在前面。”

王金星说：“以后东钢再寻找战略合作伙伴，也应该找国企集团，不能找私企。”

孙益生说：“这不是你我说了算的事情，但现在大型国企也要经过股份制改造，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企，更不是以前的国营企业。”

王金星提议：“这样吧，过几天我找武师傅、邵连兴几个到我家随便聊聊，互相交流一下意见想法，交流一下信息。你不是还有一些网上下载的东西吗？也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吧！”

孙益生高兴地答应：“好！明天晚饭前我买点熟食，大家来个小聚餐。你家地方大点，就去你家。”

第二天傍晚，刚刚下班回家的王金星，就见到了早早到他家来的几个工人师傅。武继松带来了自己家做的肉炒蕨菜和肉炒苦瓜，管树德带来了一个酱肘子，邵连兴带来了几条红焖鲫鱼，费宝栋带来了一箱易拉罐啤酒，孙益生带来了一瓶德惠大曲酒和几十串烧烤。

来了七八个东钢职工，大家都很高兴能在这么一个私人家庭里聚会。王金星老伴是个热情好客的主妇，除了大家带来的，她上灶炒了几个菜，菜肴很丰盛，酒也很随意喝，大家打开话匣子，边喝边兴奋地聊起来，调侃一阵。

费宝栋也是网友，他向大家介绍并念了手中的材料说：“这几天，自从省国资委黄希林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我们东钢职工的‘国有情结’较深以后，网上简直是对黄希林连篇累牍地一片声讨、一片谴责。网民们说：‘其实‘国有情结’就是社会主义情结，是共产党的情结，是人民的情结，是工人阶级的情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情结。东钢工人怀有这样的情结较深好得很！这种宝贵的‘国有情结’是工人阶级在长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淀形成的，是工人阶级奉献精神在思想观念上的体现，是抵制私有化浪潮、维护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精神动力，是党和国家的一笔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大力弘扬！而与这种‘国有情结’相对应的，是新自由主义学者和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私有情结’，东钢改制就是主导者‘私有情结’的具体体现。东钢改制的失败就是‘私有情结’不得人心、民心、党心的结果，东钢事件给了‘私有情结’一记响亮的耳光，也给了国企改制决策者、实施者提供了反思的契机。鉴于当今宝贵的‘国有情结’极其珍贵、稀缺，丑陋的‘私有情结’泛滥成灾的现状，我们要高声赞美‘国有情结’，严肃批判‘私有情结’，使我国经济真正回归到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轨道上来!’”

费宝栋读到这里，聚餐的各位都停下吃喝，深受鼓舞般鼓起掌来。

孙益生也找出人民网强国论坛上的一篇短文，给大家念了念：

“国资委的全称应该是‘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顾名思义，国资委的职能，简言之就是监督国有资产不被侵吞和流失，并通过种种有效经营管理手段和方式不断增殖国有资产，使国有资产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从这个概念出发，国有资产应该是国资委的命根子，国资委的‘国有情结’理当深入骨髓才是。然而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的国资委干得最起劲的活儿却是‘肥水快流’、‘靓女先嫁’，千方百计、争先恐后地忙着把国有企业卖给民营企业，在改制重组的旗号下很多国有企业被破产，被私企控股、收购、吞并……”

孙益生又找出一篇同样刊载在强国论坛社区上的文章，念起来：

“如果说东钢事件是国企改制中一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爆发，那么就不能不反思，国企改制是不是从根本上就错了？国企改制大体上走了这样一条道路：能人之路（个人承包）——半私有化之路（股份制）——完全私有化（民营收购重组）的道路，也就是说国企改制的最终目的就是完全私有化。”

费宝栋也找出一篇刊载在网站上文章念了一段：

“东钢工人的斗争，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再次证明了工人阶级的先进和团结的力量，证明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恒古不变的规律。不承认这个规律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违反这个规律，就必然要受到惩罚……因而这次工人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官僚腐败阶层的斗争，是为了国有资产不受非法侵害，完全正义的斗争，是真正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支持的斗争，是伟大的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运动，必将永载中国工人阶级的史册中！”

孙益生接着介绍：“中国的左翼网友发表文章盛赞东钢工人阶级打响了反对私有化的第一枪。一个网友以《中国政治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为题发表评论说：‘东钢给我们的启示是，中国人民终于找到了能够终结私有化进程的阶级力量，工人阶级的斗争已经由经济上升到政治层面，已经由个体或群体上访维权上升为维护国家根本制度而斗争，以东钢工人阶级的伟大胜利为标志，中国工人阶级已经作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重返政治舞台，正在登上并成为21世纪政治舞台的主要角色。’”

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左翼学者左大培发表文章：评价“中国工人的这场斗争，其意义丝毫不亚于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的五一大罢工”，“必将为中国的工人争得在企业治理重大问题上的真正发言权”，“欢呼中国工人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提议“应当如实地将7月24日看作一个伟大的日子，它是东钢的职工以自己的斗争而为我们创造的一个新的节日，是中国自己的工人节”。

北京大学法学院著名教授巩献田也著文支持工人捍卫公有资产的正义行为。针对工人群众围殴私企老板致死这一事件，他指出：“根据宪法第二十条和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维护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行为，是合法的正义的，对不法侵害人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一位著名的法学家的评论，立即引起了在座各位的高度关注，使他们情趣高昂。他们觉得能在中国学术界在权威学者那里得到同情和支持，极大地提高了作为工人阶级一员的情绪，极大地鼓舞了他们抵制私有化的斗志，使他们为自己的革命行动找到了合法的依据，为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得到合法承认而感到激动和荣光，为他们所进行的斗争得到高度赞誉评价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一直沉默不语的武继松用筷子头敲敲桌子，敲敲盘子，表示要发言，然后向大家宣布一件秘密的事情：“我也有个事情跟你们说一下，不过这件事暂时不能外传。昨天一早我家来了两个外地人，说他俩是从北京来的，是中央调查组的，并给我看了证件。他们是来东钢了解省国资委主持东钢集团跟宇虹集团增资扩股一事的，也是了解东钢高层人员的情况。我跟他们介绍了一下，又给他们一些材料，重提了我们职工的诉求。他们说过几天还会来找我们，也要我们写一个总体性的反映材料，要我们暂时保密，因为他们属于私访，属于秘密调查。”

邵连兴吃了一口菜，喝了一大口啤酒，高兴地说：“这件事好啊！一定要把省国资委、把宇虹、把东钢的问题好好揭一揭，把咱们工人的要求也全面反映上去。”

费宝栋先点头后摇摇头说：“上面北京来调查总比咱们去上访要好些，他们可能是隔着省里直接来了解下面的情况反映的，可能会给咱们解决一些问题，但不见得会什么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我看有关省国资委违规操纵重组的事、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事，由王部长和孙书记来写，因为你们掌握高层内部情况。职工所处困境、下岗情况、下一步要求由我跟邵师傅来写。然后咱们再把各自写的合拢起来，作一下文字整理。”

对费宝栋的提议，王金星、孙益生、邵连兴都基本同意，于是聚餐以后各自分头去写。

负责东发钢铁人事部工作的王金星比较了解一些情况，他很快将材料写出来。不过他不擅长在电脑上打字，就将材料交给孙益生修改并打字。

下班后，孙益生急匆匆地往家赶，他要快些将王金星的材料修改、润色并在电脑上打出来。

三三两两的退休职工在民主广场上闲谈，有几个认识孙益生的，就招呼他过去。孙益生纵然急于回家，也不好意思远远离开，就跟他们攀谈一阵。

夕阳照在民主广场上，光线已经较为柔和、温煦，草地上飞着一只只蝴蝶和蜻蜓，蚂蚱也在跳来跳去，孩子们有的在灌树丛里抓蜻蜓，有的在广场上滑旱冰、踢毽子、扭着屁股玩滑轮板，老人们有的在打牌、下五子棋。一切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靠外圈的路面上还有一片刷了黄色油漆的地方显得格外引人注意。油漆掩盖下的白色字迹已经模糊，不过还能勉强让人辨认：“反对私有化，保卫国企，宇虹从东钢滚出去！”这几个大字的含义连同7月24日那一天在这里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已深深地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恐怕很久以后都难以遗忘。

老工人们告诉他：“市公安局正在立案，侦察7.24围殴申玉驹的凶手，已放出话来，将不惜花重金收买重要情报，现在已抓捕了一些嫌疑人。”

也有老工人向他反映：据说中央已派调查组来到东发，东钢的事能引起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关注、重视，省国资委的私弊就掩饰不住了，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也要被追究责任。

孙益生对他们说：“不要抱太大期望值，中央主要是根据问责制，追究一下省里相关方面的违规操作的责任，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不会有更多动作的，至于公安部门要缉拿凶手，这是在他们当前的职责范围内的事，他们不会缉拿惩办违反国家宪法，侵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人和事。”

回家的路上，孙益生听到一小段短信铃声，打开手机看见一条短信：

河南濮阳林钢工人已于8月15日取得阶段性胜利，省委书记提出尊重广大职工意愿，暂停改制工作六条意见，详情请见我给你邮箱发去的材料。

这是亲家李卫东给他发来的，看到这条短信，孙益生心情又格外振奋，他也哼起了一只老歌《我们走在大路上》：

我们走在大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他一边唱一边迈开大步走在回家的路上。

回到家，顾不上吃饭，就打开电脑，看到李卫东给他发来的情况和一些材料：

河南林州钢铁公司因企业改制发生数千工人数起大规模围堵事件

3月21 日，林钢工人堵塞了林州至安阳的高速公路，4月30日堵塞了106国道，8月11日林钢工人开始在林钢公司聚集，后来又将企业改制小组重要成员、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软禁在办公室长达90小时。武警上千人包围了林钢，屏蔽了他们的手机等通讯设施。气愤的工人们掀翻了改制工作组的两辆轿车，聚集在公司的工人及家属超过3000人，占整个林钢职工总数5100人的2/3。林钢工人对改制方案不满意，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补偿金偏低，二是不愿意空壳的骗子私企河南凤宝钢铁公司收购，因为市国资委同意私企凤宝企图以1.8亿元资金收购价值8个多亿的林钢。在“向东钢工人老大哥学习”的口号声中，林钢工人将市国资委副主任堵在公司楼内，他们在公司大院里集中吃住数日，才迫使省委书记代表省委省政府作出六点指示：

一、尊重广大职工的意愿，暂停改制工作；

二、改制暂停后，有关企业出路和职工利益等问题，由林钢职工代表大会集体决定；

三、立即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四、在林钢恢复生产之前，按照有关政策规定，为林钢职工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550元；

五、成立濮阳市委副书记为组长的工作组，脱离日常工作，进驻林钢解决问题；

六、在林钢改制问题没解决之前，凤宝钢铁公司不介入林钢的事务。

林钢事件中，东钢冲击波显而易见。这个冲击波反映了工人阶级斗争的本质与核心，代表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应该相信，东钢事件对林钢影响只是锋芒初露，它所昭示的意义会越来越显得重大深远。那就是：中国工人阶级已经重返中国政治舞台。

随后过了几天，孙益生又在互联网上浏览到：湖南湘煤集团金竹山矿业有限公司旗下4个矿区5000人罢工，反对公司私有化上市和不公平改制方案。虽然抗议的工人向国内数十家媒体投诉，但无一报道，大量相关的网络信息被删除，只有香港部分电视台和媒体予以报道。管理层同时以警方和流氓力量威胁工人复工，但工人们的罢工自8月22日起已坚持11天之久，目前罢工还在坚持着继续进行。

早在8月上旬，长山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在省政府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潘凤鸣东钢集团党委书记职务，建议免去其东钢集团董事长职务；任命徐荣升为东钢集团党委书记，并提名徐荣升为东钢集团董事长人选。随后不久，东钢集团召开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成员作了增补调整，在董事会会议上选举徐荣升为董事长。

中央调查组结束基层摸底调查以后，长山省委书记莫奇志被调出长山省，平调到其他省份继续担任省委书记。

莫奇志被调出长山省时，中共中央组织部一位副部长代表中央对他作出如下评价：

“处事果断，推动工作力度大，组织能力强，在干部群众中威信高”，在推动长山省国企改革改制中“能够抓住机遇，认真研究解决制约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进展，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不管上边对莫书记的评价多高，东钢职工闻讯后当天及夜里又燃放起鞭炮，在东发市混江区的桃源商厦附近，鞭炮响彻夜空，连绵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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