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瞬间--建川历史博物馆参观随记 -

建川博物馆参观随记　　
　　
　　
当汽车离开通往大邑的高速，驶入通往安仁镇的路上，村野田舍，鸡鸣犬吠。1个多小时前我们还在都市办公室，眼前却是最普通莫过的四川乡村景象。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建川博物馆，这才想起，我们在从当下的中国出发，向一段历史一点点的走进……　　
　　
眼前我们看到的第一个历史痕迹却是三年前的大地震。安仁客运站是震后新修的，路两边是一排排整齐的安置房。　　
像是电影蒙太奇，在一个路岔口，路牌指示向左是刘氏庄园，向右就是建川博物馆。在中国人的记忆中，作为那个年代最为著名最为经典的政治动员案例之一，刘氏庄园的故事深深作为一个时代的国人集体记忆沉淀了下来。在我脑海中快速闪过那个恐怖的水牢传说时，想起了抗战时期作为30万出川参加抗战川军的最高指挥官而最终病逝前线的刘湘，及更早时期令其时国民政府名义最高领袖蒋介石恼恨厌恶不已的四川军阀混战……向左的路很快隐藏在竹林中，一道像普通农家乐的圆拱门旁题着刘氏庄园几个字。我们向右转，与这些历史记忆的策源地擦肩而过。　　
　　
相比毗邻其左的，静悄悄脱离那个年代样板宣传形象刘氏庄园，建川博物馆就显得雄心勃勃许多。在这里我们期望看到更多的历史面容，听到更多的历史声音，厘清更多的历史真相……　　
博物馆的入口同样掩藏在两行长势茂盛的竹林里，安静而肃穆。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完红色年代、中流砥柱、正面战场、抗俘馆、飞虎奇兵等几个展馆后，时间不早了，安排自由参观一个小时候再集合返回。剩下的时间里，我参观了出川参加抗战的川军馆。出来后绕着一个湖泊，想着去找著名的抗战壮士群雕像，不期却路过三年前那场地震的记忆，断裂的水泥墙与钢筋倔强得令人触目惊心。按着展览票上的示意图，在一个正在施工的建筑后寻到了群雕广场。　　
　　
博物馆占地庞大，设计精良，规划宏远，雄心勃勃，它的创建人，希望收藏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野心勃勃（也或说是雄心勃勃）却又绝难如传说中欲登顶摩天岭险峰的目标。虽然我们刚刚在庆祝千禧年的似是而非中进入二十一世纪，上个世纪的余音还在我们耳畔袅袅不绝；虽然我们可以亲眼目睹一张张怵目惊心的照片，一件件诉说着历史沧桑的文物，是这样的动人心魄；虽然我们整理昨天记忆的渠道还这样丰富多样，可以用多种技术手段将那些众多片断材料串联起来，生动的重构出一幕幕画像，抵达历史的真实；虽然即便不必亲身这博物馆里来，我们仍然随时随处被上个世纪深深的在现实中纠缠着纠结着，在各种笔记、文学、音乐、绘画、影视的耳濡目染下，我们几乎每个人都能对某段掌故或史事信手拈来，滔滔不绝，代言历史；虽然在现实琐碎的消解与生物遗忘的合力作用下昨天渐渐模糊，却可由市场经济大规模商业流水作业的影视产品“复活”与“写入”大众脑海里不那么牢靠的记忆；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对烙入脑海的记忆信心十足……　　
　　
二十世纪的中国至少历经了这样一些历史画面：　　
庚子年天子皇家在八国联军驱逐下狼奔豕突；　　
一九零五年历时一千多年科举制度的噶然废止；　　
辛亥年天子太后在惶恐迷惘中匆匆下诏逊位，几年后，其时有中国华盛顿之誉的袁世凯在洪宪帝制草草收场之后忧惧离世；　　
一战后中国以战胜国之姿参加巴黎和会，却饮恨吞下战败国的苦果，鼓荡起国内的五四风潮，彻底宣告北洋政府合法性的终结；九十年前在风雨飘摇的上海十余位具有强烈知识分子气质的代表宣告中共成立，他们代表着全国56名处于秘密活动状态的党员；　　
新成立的共产党迅速与国民党结盟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政府，宣称继承孙中山革命遗志，决定以武装革命的形式讨伐高高漂浮在中国社会之上的北洋政府；　　
虽然同是宣称承继中山先生衣钵，在北京北洋政府若有若无之际，国共两党很快陷入不共戴天的对抗，此后中共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依据认定国民党所代表的阶层注定将为社会的演进所抛弃，而国民党对待共产党更多是一种汉贼不两立的以争天下为潜意识的思想。其时国共对抗非常之残酷，瞿秋白作为中共曾经的最高领袖也牺牲于国民党的枪决，临刑前他留下了“夕阳明灭乱山中，寒泉落叶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这样含有浓厚禅宗风格的诗句；　　
一九三一年，日军策划皇姑屯事变谋杀其时中国东三省实际统治者，开始了那首著名而凄婉的《松花江上》的流传，张作霖的继任者奉南京政府为正溯，为此意气风发的蒋介石完成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虽然此时以毛泽东为主席的苏维埃割据政权正在南方进行着艰难的布尔什维克革命；　　
一九三七年，按耐不住的日军轻率地判断，眼前正为军阀割据和共产党“叛乱”问题弄得焦头烂额的南京政府似乎轻轻一推就会倒掉，捣毁了南京政府攘外先安内政策的最后一丝颜面。国共不得不再次妥协以应对民族生死存亡之危机，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开启悲壮的全民抗战；　　
一九四四年曾经“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革命者，中山先生的追随者，日本人眼中大东亚共荣思想忠实的朋友，国人眼中身败名裂的汉奸，汪精卫留下“忧患滔滔到枕边，心光灯影照难眠。梦回龙战玄黄地，坐晓鸡鸣风雨天。不尽波澜思往事，如含瓦石愧前贤。郊原仍作青春色，鸩毒山川亦可怜”的句子后在日本孤独的死去；　　
一九四五年，挟领导抗战胜利最高领袖之威的蒋介石达到了其一生最为辉煌的政治高峰，但八月二十八日前来与他握手的毛泽东和他一样，对自己与这个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　　
蒋介石政权溃败的速度令所有其时中国政治逐鹿的参与者都感到惊讶，包括他的对手毛泽东本人，令其后的观察家感到费解，仅仅四年后，毛泽东与他的追随者们以缔造者的姿态在北京宣告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获得新生。而蒋率领着他的政府与追随者只能托庇于美国而偏安台湾；　　
仅仅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新生政权毅然决定参战，加固了国际两个冷战阵营在朝鲜半岛的对峙格局。尽管事实上只是一个起于三八线而终于三八线的平局，对于国人来说，国际两大阵营对峙的意义也许并不重要，这是113年前的鸦片战争以降，58年前甲午战争以降，53年前庚子事变以降，22年前日本侵略东三省以降第一次对外族威胁战争彻底的胜利，诗人胡风用天才的诗句“时间开始了！”来热情的歌颂新生政权；　　
中共党内最具革命浪漫主义气质的毛泽东，他还是用革命胜利者的绝对权威在七年时间里重新塑造了这个国家的秩序，宣布已经符合社会主义社会的标准。他以抵达个人灵魂深处进行革命的方式，向他的国人传达着“革命”具有某种形而上的宗教性信仰绝对价值的观念。这一价值观念普及的积极意义或许在于，从边陲偏远乡村的农民到中央政府官员，都被纳入一个严密的社会组织中。近三十年后，一生颠沛流离并用后半生反思国民党失败原因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将这一点归结为毛战胜蒋最为根本的原因，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央政府将她的力量广泛而绵密地根植于最底层社会组织之中。在他看来，传统的皇权王朝政府，乃至于民国的北洋政府，南京政府都是漂浮在旧中国社会上薄薄的一层浮萍；　　
1919年，毛为一位新娘的悲剧深深触动，开始呼吁恋爱自由大潮。而在他秉政这个国家近十余年后，却再度充满无力的发现新的庞然大物--官僚阶层已然成形。也许他骨子里是反抗权威与秩序的性格，不同于他的助手，具有清教徒共产主义者形象的刘少奇所会选择的方法，基于革命绝对价值的信仰，阶级分析工具一贯正确的历史经验，用他的革命之火燃烧着他的官僚体系，同时也燃烧着他的国家。官方宣称这一年是一九六六年。颇为讽刺的是，这一切得以启动的凭借正是他那可以轻易超越制度的绝对权威。晚年的他一方面肆无忌惮的嘲弄与攻击着他政府里的各级官员，乃至他多年的追随者，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依靠他的盟友--具有天才的组织与表达能力同时又是一位伟大的行政管理者--周恩来维持着政府职能的运转；　　
一九七五年，偏安于面积仅为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台湾的蒋介石带着他“光复大陆”的心愿逝世，三年前，他的老对手毛泽东在北京接待了他曾经最为强有力的支持者美国总统的访问。在他辞世后，国民党领导人经过蒋经国、李登辉、连战、马英九等人的更替，这个中山先生一手缔造的革命政党尽管在冠名前还有保留中国二字，已经渐渐失去逐鹿中原与中共竞争天下的抱负与意愿了。尽管行政行文仍保留有浓厚的传统中国文言文特色，也以传统的繁体字为合法文字，固执的宣称继承了中华正统，然而这些传统上能增强合法性的象征却在面临岛内最大反对派且具有离心倾向民进党的竞争中帮不上什么忙；　　
一九七六年，这个国家再度处于风雨飘摇与动荡不安之中，辞世前的毛显然对身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十年前甚或是三十一年前那样极具信心，但令他的衣钵继承者感到难堪的是，他仍然固执的坚持眼下经他一手启动的革命运动是可与赶跑蒋介石并重的最为重要的事业。两年后，高考恢复，最高领导层会议定调转向恢复生产，并且宣布以一九七五年周恩来在人大会议上提出的建设四个现代化的国家为奋斗目标；　　
二十余岁就以中共领导层的身份参加革命的邓小平，在他以年近八十的高龄复出后，有理由对其一生革命的成果----国家的现状感到忧心忡忡以及时不我待的紧迫感，邓小平及其他的支持者有着很多理由对华感到不满意，尽管后者在党内以厚道的品格著称。邓的这份领袖担当可由他留给后世丰厚的遗产得到有力的支持。邓务实而技巧破解了毛塑造的革命价值形而上的绝对意义，他领导时代的政治教科书这样说道：“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从而几乎平息了一切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执。他的继任者走得更远，完全放弃了毛时代的阶级分析与斗争工具，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目标。他一方面利用个人权威清除阻力，推动改革，另一方面又事实上建立并留下了领导人任期更替制度。在他的遗嘱中显示了他多么尽力的遵循自己的承诺以及制度，尽力避免他个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虽然在毛生前就与美国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外交联系，然而邓显然并不是毛这种外交策略的直线延续，他尽可能的淡化了中国在冷战对峙格局中的角色，积极拥抱世界，与美国建立了黄金十年的蜜月期。访问日本时坐上新干线后，他坦率的说道“好快哟。”，承认中国再度落后于日本了，需要奋起直追。他诚恳的向李光耀求教，回国后就果断的终止了对东南亚国家的革命宣传。显然，这不仅仅是一种虚心纳谏的姿态而已，尽管他一生追随共产主义革命，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他并没有兴趣与其时苏联竞争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也没有兴趣进行革命说教与输出。但是生于动荡年代的他，近乎本能的会警惕一切可能导致这个国家再度陷入混乱与争斗的因素，长期军人的生涯也使得他更偏好组织纪律以及井然有序的秩序。九十年代初，这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再度焦急起来，一路巡视南方与上海等地，一路发表讲话，敦促他的同事、支持者以及国人深化改革，推进开放，虽然这个时候他唯一的职务是桥牌协会主席。在国人的记忆中，是这位政治家最后一次有些不情愿的登上政治舞台。在四年后他逝世时，他并不需要担心接班人的问题，也不需要担心他的政策与路线；　　
二十世纪中国的最后一个镜头也许应该留给在南斯拉夫战争中，被北约“误炸”的中国大使馆，尽管其时再次掀起了国人悲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提醒着国人相对于西方世界学习者和相对弱势的角色并没有得到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总理朱镕基仍然坚持赴美进行加入世贸的谈判，达成了艰难的协议。两年后，邓的继任者将中国彻底的带入了由西方国家缔造并主导的世界贸易秩序之中，此后，邓的政策路线与政治抱负将不可逆转的继续影响着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了。　　
　　
　　
历史虽然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却并不意味着一切都已尘埃落定，盖棺定论。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前述那些画面时，去追问其背后的逻辑关系时，也许，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历史才刚刚开始……　　
正如我们以历史选择的“胜利者”姿态去面对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时，至少有那么一点点惊诧与尴尬，随之而来的是换位思考后的静默与沉思。　　
今天的我们，可以以更为积极的眼光去看到晚清曾国藩李鸿章那一代人完成的“同治中兴”。　　
可以用辛亥年的张惶这样的语气来对那场终结帝制的革命提出一些疑问，从而引发思考。　　
可以对躬逢两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李鸿章，以大清“裱糊匠”的身份在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上颤巍巍的签字后，留下“俯仰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一句有着更多的理解与同情。　　
无论如何，我们早已远离了亡国灭种，文明断绝的迫切危机，这使得我们有着更多的理性、宽容，虽然这份理性时时为血液里涌动的情绪所冲击。　　
褒贬历史，臧否人物，固然可以快意于一时，却无助于我们抵达事情的真实，也无助于我们对于获取正确的知识。　　
最后，我以菲普.肖特《毛泽东传》里最后一句话作为这篇随笔的结尾，因为这是理解那个时代绝佳的意象：　　
“毛的诗，就像他的书法作品一样，抓住了他的那个时代痛苦的、无法平息的那种精神。”　　
　　
2011-6-29 成都补记6月16日到建川博物馆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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