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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来，邵连兴跟费老师还有几个被征地的农民，是2007年去北京上访时一起认识的，已经好几年了。
混江区离市中心有三十多里路，邵连兴每天要白天卖菜晚上打更，没有汽车也没有时间去市中心果菜批发市场采购。自从认识了租地扣大棚种菜的农民焦维民、王俊波、刘社恩就直接从他们手中进菜。他们每天开着三轮时风农用车来城里送菜，随便给邵连兴和费老师的小超市扔下一麻袋豆角、茄子，或者冬春两季早早下来的大棚黄瓜、西红柿、辣椒等蔬菜都比南方长途运进来的要便宜质量好，损耗小。邵连兴手头的钱周转不过来还可以欠他们几十上百的十天半个月。因为相互之间了解了为人、品性，都为老百姓维权的事去过北京，在一起研究分析上访的形势，都对贪官、公、检、法、黑社会相互勾结欺压百姓充满义愤、憎恶，相互成为上访告状的患难之交。
在2005年初，东钢集团尚未实施主辅分离之前，费宝栋几次投书揭发他所在地东钢子弟中学校长巧立名目多收费私建小金库而遭到报复，到了应聘上岗当教师的资格。接着东钢集团实施主辅分离，被剥离的学校老师作为社会上事业单位的编制，工资津贴福利待遇比曾为企业编制的东钢旗下的单位职工提高很多，差距很大，但费宝栋的人事档案没有随之调转过去，仍保留在东钢集团人事部门，享受不到应得的待遇。
有的同事告诉他：“在这个社会别指望依靠法律办事，你不是能上访告状吗，你不是以为自己能伸张正义、嫉恶如仇吗？有什么结果？人家当官的根本就不怕你告。你越告就越吃亏，越告越倒霉！这条道根本走不通！现在官官相护，还不如当个顺民，凡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争那个理儿呀表儿的，千万不能当那个拔犟眼子的！”
费宝栋不甘心被人欺压，被人愚弄，自己应该的待遇而得不到，反而还要被作为富裕人员内退回家。他已经去过几次北京，也被劫访人员押送回来拘留过两次，不但没解决问题，从去年开始又添了一些更难以让人忍气吞声的事情：
2008年7月费宝栋和刚从部队复员回来就失业在家的儿子从民间高息抬款筹措一笔十几万元的资金，在离混江区20 公里的市郊建了一栋350平方米的二层小楼，拟去工商、税务、食品药品、质量监察部门申报手续，搞了一个以当地特产蕨菜、山芹菜为原料的罐头厂。建小楼前已到城乡规划相关部门办理了用地审批手续。然而，他的小楼却妨碍了一个势力更大的当地旅游公司度假村别墅的观瞻，也影响这个度假别墅的土地扩张和周边发展，人家就通过区政府政要以严重违反《关于严厉查处区内违法违章建筑的通告》的名目予以强拆。其实这个通告划定的范围是主要街道两侧、公共聚集场所，而费宝栋所建的小楼是在远离市区的山沟里，怎么会构成政府通告所清理的对象？
费宝栋将区政府和别墅的主人告上法庭，认为这种对原告的强制拆除是滥用职权，要求予以合理补偿，包赔各项损失。但是官司打了一年来也没有结果，经查这个别墅的主人是原副市长黄希林的小姨子。人家后台这么“强势”，能打赢这场官司真是很难的事。
至于这几个失地农民：焦维民、王俊波、刘社恩，邵连兴听说他们每人都有自己的“阶级苦、血泪账”。
2006年东钢冷轧板厂扩建需要征用基本农田1100亩，宇虹将征地补偿款挪用到莲花城特种钢基地，只是格外给了区政府土地征管站一笔管理费，以打白条的方式长期拖欠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款。而且即便打了白条，补偿标准也定得很低，极其不合理。原因就是操作中难免有官商勾结倒卖土地上下其手从中渔利的猫腻。
自身权益受到损害的农民们不得不走上维权的道路，在本市本省上访得不到解决只好去北京。焦维民是被征地那个村的村长，他带领着十几个村民多次去北京上访，惹恼了地方政府的要员们。因为政府非法征用完村里的土地以后，还非法拆迁村民的房屋，明的动用警察，暗的动用黑社会纵容黑社会抢夺群众财产残害百姓。百姓被打到公安局报案公安局不管，到法院立案法院不予立案裁定，群众走投无路只好进京上访。
为了堵塞上访渠道，他们从各行政机关调动大量人员投入大笔资金，对上访群众实施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法西斯专政。他们或者指使黑社会人员夜闯上访代表家大打出手血腥报复；或者去北京暴力劫访，将上访人员打伤；或者滥用职权对上访人员实施拘留行政罚款，强制劳动处罚。
焦维民和几个村民在北京遭到地方政府派来的劫访人员殴打。焦维民被打掉三颗门牙，腰部被拖伤。打伤的不但不准治病还将经过公安局长批准已与劫访人员撕扯为由马上处罚拘留10天，释放后不给释放证。在拘留期间因焦维民年纪大无法完成任务，就不让吃饭，不让上便所不让睡觉。在里面不是打就是骂，每天强迫劳动十五六个小时，说什么“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对上访人员进行人身摧残，以此来阻止村长、村民再次进京上访。
村民王俊波有个亲戚去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动手术，所带的钱不够就托王俊波上访时捎带去两万元，而王俊波没等到北京医院就被劫访的安元鼎保安公司抓去，替人转递的看病钱和手机、身份证都被以代保管的名义没收。
几天后，王俊波被押送回东发，他向安元鼎的押送人员索要被没收的钱款和物品。结果只还给他手机和身份证，替亲戚捎带的两万元和自己上访用的1000快钱已被作为东发市政府垫付给安元鼎的管理费，给他的凭据是安元鼎打的一张白条。
王俊波手持这张白条去混江区政府找区长要钱，，区长不见他。区秘书长让他找跟安元鼎结帐的当事人，他找不到当事人。当事人是区政府临时从其他机关抽调的，或者是临时聘用的，不是每天都能到区政府大楼来正常上班。有人给那个当事人打了电话，当事人说这笔结算费用尚未报销。王俊波恳求区政府工作人员把这笔给人治病救命的钱还给他，因为他的亲戚正等着这笔钱住院动手术。但是征地补偿款不给，无理扣押的两万元也不给，只说让他等等，但不知要等到何时。因为结算当事人不在，别人办不了这事。也有人说从账面上看，此款已被支付，钱款压在结算当事人手里。
王俊波被逼无奈只得在区政府大楼里大声地喊大声地骂，楼里的人就打电话找几个保安上来连打带拖将他弄下楼。他的胸部和头部被打了几拳，小腹和大腿被踢了几脚，他的两只胳膊被两个膀大腰圆的保安架着往楼下拖。他哭喊着哀求着：“欠我的钱为啥不给我？那是我家人治病的救命钱呀！你们行行好吧，你们行行好，政府人员不应该是强盗，政府应该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呀！”
哭闹声、质问声、渴望正义的呼唤声，在区政府大楼里回荡着，传遍了楼上楼下。有的办公室偶尔开开门缝窥视一下，是什么人在呼喊，有的人在走廊里道貌岸然地走着，对几个保安的暴力行为置若罔闻，没人再来过问，也没人前来解救。俨然这样的事情每天都会发生在这里，这里的公务员人民的公仆都早已习以为常不足为怪，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良知正义的概念。
王俊波被几个保安强行挟持到区政府楼下又被拖到后院，让他独自瘫倒在地，痛苦地身心疲惫地躺在污黑色的雪地上。后来他自己掏出手机给焦维民、费宝栋打了电话。费宝栋给邵连兴打了电话，又开着面包车拉着邵连兴第一时间赶到区政府后院。
邵连兴和费宝栋见到躺在污秽不堪的雪地上的王俊波，俩人劝说着将他搀扶到面包车上，安顿好，将车开到区政府后院的门外。
邵连兴说：“我有个要好的朋友在区政府残疾人联合会，我去问问王哥无故被没收的钱款还能不能想法要回来。”
费宝栋提示他：“你再问问我盖的罐头厂旁边的那个旅游别墅是谁的门子，为什么将那个不相关的通告贴到我家厂子的门上？凭谁的势力呀，怎么能欺负人？！”
“那咱俩都去吧，让王哥在车上躺一会儿。”邵连兴对费宝栋说完转身对王俊波说，“王哥，他们保安狗子没打坏你吧？”
王俊波有气无力地点点头，无可奈何地说：“你们去吧，我没事。我挨了几下打，不会打坏的。咱们讹不起他们政府和保安，现在连去医院诊察住院的费用都没有，那给人看病的两万块钱和我的一千块钱都难要，别说今天打我几下让他们给看病报销啦！”
“那好吧，我们俩进院子上楼啦。王哥，你在这先躺着别动，一会儿我拉你上我家吃中午饭！”费宝栋对王俊波嘱咐着，跟邵连兴又进了政府后院。
区残联在区政府5楼一个偏僻的角落，他们可以乘电梯上楼。
邵连兴的朋友是他初中同学的小弟弟，邵连兴在东钢汽车运输公司当司机时常稍带他同学的父亲到市里医院看病，这样也认识了他弟弟刘春，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又考上公务员的中青年人。
敲了敲残联办公室的门，便走进去。正巧屋里只有刘春一人在看电脑上的股市行情。
“现在美国金融危机也影响到中国的股市，现在的股市忽高忽低，只有少数人赚钱，大多数股民的钱都被套进去了!”刘春关了电脑，站起身来给两位客人沏茶。
“不必客气啦，一会儿就走，我们来问你点事儿。”邵连兴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事？只要我知道的，可别牵扯到敏感问题。”刘春略微停顿一下，然后爽快地说。
“我的一个农民亲戚因为征地补偿不到位去北京上访，被劫访人员没收了上访费用1000元，还没收了捎给别人看病住院做手术的两万元，至今未还，弄得人家连手术都做不成。”
“噢，这事我刚才听说了。上午有一个农民在楼里闹，被保安赶了出去。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吧？老实告诉你，这可是个敏感问题。我们每个部门都要求轮换去北京劫访，可是谁诚信愿意去干那样的事，实际上是我们区长秘书长组织的一帮人在干专职。那可是个创收的行当，那些手脚大，花销多，能讹一把就讹一把，能骗一把就骗一把。没收上去的钱不太好要，除非挖门子找关系，让哪个领导给说句话，否则，挺难要回来的……”刘春坦然地答复，他走到门口听了听外面的动静，又里面的门锁住。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这样的事我是无能为力，我们残联也能创点收，但是那些大部分从企业收上来的援助残联附加费要上缴给省市残联和国家残联，每年也有几十上百个亿，跟全国普通残疾人没有什么关系。人家搞的是权力资本，是权贵运作。”
邵连兴和费宝栋心想着楼外面对王俊波还在车里等他俩，就没心听刘春在这里说什么残联与官倒的题目。他俩马上切入正题：
“老弟，我也问你一个事儿。”费宝栋压低嗓音神秘兮兮地说，“我在桦树村的山沟里盖了一个罐头厂，350平方米厂房，可能影响到离我们厂房不远的‘都市人度假村’，现在已将一个根本不沾边的通告贴到我的厂房门上，要我拆除。我听说这个度假村的老板是个女的……”
性情直率的刘春听到这里马上插嘴说：“我知道桦树村那个别墅，女老板是咱们原来副市长黄希林的小姨子，不仅我们区政府每年组织各部门去那儿旅游观光，而且别的市镇也去那儿。你可不知道黄希林已升到省里，他在市里在咱们区里还是神通广大，一般人惹不起的！”
费宝栋不服气地为自己争辩说：“现在市里有一个通告，一是要求主要街道两侧搭建的简易临时建筑违法违章建筑，二是在公共聚集场所周围搭建的简易临时建筑，三是妨碍消防车通道的违法建筑物违章建筑物构筑物。可是我的厂房远离市区的山沟里，根本不是政府公告所清理的对象。就用这么一个与原告无关的政府公告，就企图对我的厂房实施强拆，这不是滥用职权吗？”
听到这些谴责性的议论，刘春乖巧地将一只手指放在嘴边：“莫谈国事，莫谈国事！”然后他谨慎地斟酌着想说点让对方接受又不至于太刺激的话。但当他转身看着楼外面的街道时，蓦然间眼睛惊愕地睁大了，俨然发现了什么。
“火，哪儿来的一团火球？”他猛然大喊大叫起来，同时用手指着外面，“不！是两团火球！”
邵连兴和费宝栋回身顺着刘春指的方向望去，看到外面离他们的长安面包车只有几十米的地方确实有两个火球。
费宝栋说：“不好！我得去看看我的车。”就一个箭步窜到门口要出去。但被锁住的门挡住，刘春赶紧过来给他打开门。
费宝栋飞奔下楼连电梯都没等，邵连兴紧随其后，三步并两步来到楼下，冲出后院大门。
大门外的马路上，有两个由人身裹着的火团在燃烧，几个刚过来的保安手提消防栓在距离很远的五六米地方给这两个火团喷射消防泡沫。
邵连兴认出了其中一个火团裹着的正是满心窝火困兽犹斗的王俊波，便一把抢过一个保安的消防栓，往这个火团全力喷射。费宝栋也要抢过另一个消防栓，但那几个保安正在合伙往另一个火团喷射，而不让给费宝栋。王俊波身上的火团只有邵连兴一个人在喷。
时间多耽误一秒钟都有生命危险，另一个火团已被熄灭。火团裹着的人已被保安簇拥着抬上一台依维柯汽车拉走了。王俊波身上的火团多燃烧了几分钟之后才被熄灭，后来也被费宝栋和邵连兴抬上面包车，向东钢医院急驰而去。
住进医院，大夫说王俊波的烧伤面积比例达到80%，伤势严重，生命危在旦夕。另一个被烧伤的是区政府的副秘书长，伤势比他差一些，但副秘书长已被简单处理后送到省城大医院，医疗费肯定由公费包干。而生命垂危的王俊波的医疗费需要他的亲戚朋友筹措，只能呆在医疗水平欠佳的东钢医院。因为公安局来人说王俊波已经触犯刑法，纵然病重治疗期间也要受到监视，外出要经过审批，自己没有活动自由。王俊波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里，因为口腔严重烧伤不能说话，已不具有接受审讯的能力。但据当时跟随副秘书长一起从区政府后门出去又回来的普通工作人员证实：王俊波将准备好的一桶汽油一半浇在副秘书长身上，一半浇在自己身上，然后先把自己点燃就跑过去抱住副秘书长，俩人滚在一起。火焰一下子升腾起来，越燃越旺，直到他去楼里找来消防栓，往他们身上喷射。后来，费宝栋和邵连兴从小楼下来，就参加到灭火和将王俊波送往医院抢救的过程中。
王俊波为什么要将汽油浇到副秘书长身上，几个保安向公安部门作证，说他们驱逐在区政府扰乱公共秩序的王俊波时，曾听到王俊波咬牙切齿地诅咒：要回家取汽油将这些政府官员烧死几个才解恨！他们说是副秘书长打电话下令让他们来区政府赶走这个人的。由此可知，王俊波的行为已涉嫌报复。
两天以后，王俊波惨死在东钢医院。那个副秘书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但毫无疑问即使抢救过来也将是一个残废人，将是不再可能歇斯底里发号施令残害弱势群体上访人的政府官员了。
开始到医院看护看望王俊波后来又为他送殡的，大部分是他们乡村的农民亲戚邻里:有被征地未得到补偿的失地农民，也有十几年前被东钢集团征地后招工进厂到2005年又被一刀切内退的职工。他们中的男女职工，因为工龄短工资低，还要按照1995-97年东发市平均工资标准，来计算发70%生活费。少的每月仅发160元，多的也不超过240元。他们后悔当时不如要一笔不菲的十几万补偿金——那时兑现补偿金比现在讲信用，说给就给不那么拖泥带水。现在是一没地可种，没有了集体经济可依靠；二是没有工作可干，还要过日子；他们跟现在被征地的农民一样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他们都共同憎恨重组东钢的私企宇虹，憎恨为私企效犬马之劳一味奴颜婢膝，而对于弱势群体不管死活根本不作为的地方政府官员们。
他们无数次地找市里找省里，也多次赴京上访，遭到暴力劫访，挨过打骂、扣押，甚至拘捕，、判处劳教。现在王俊波为讨一个说法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自焚而亡，对这些农民们对先被招工后被内退的东钢职工，刺激非同小可。他们深深地感到私企和相互沆瀣一气的政府官员们已干尽了坏事，作恶多端、丧尽天良、罪恶累累、罄竹难书，但他们又无可奈何无法释怀，埋藏在心里的只有仇恨和诅咒，他们时时刻刻都在等待着报仇的机会。
还有一些被劫访被拘留判刑的上访者，已失去了继续维权的信心，他们被逼无奈走投无路，只得接受了区政府信访局的胁迫的条件，与之签订了息访协议书。邵连兴看过焦维民等人签过的这种息访协议书。
右下角是甲方和乙方的签字盖章
后来又有不少人签订了这种强人所难的息访协议书，拿到区区5000元而放弃了更多补偿要求和合法权利。因为他们忍受不了漫漫无期的等待，永不兑现的敷衍，以至于被政府官员暗中指使黑社会打手围追殴打、甚至劫持绑架到深山老林中抛弃，予以谋杀。
2008年10月，邵连兴和费宝栋等人再次进京控告区政府领导打击报复信访人的罪行。他们没敢住旅馆，也没钱住旅馆，晚上就到北京车站的候车厅，将两个长排椅子拼成一个睡上两个人。但白天在永定门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局的胡同被东发市政府的劫访人员盯上，要将他们劫持到一个吉普车里。费宝栋挣脱了扣押，快步跑到马路对面，劫访人紧追不放，拉扯中两人遇到废水驶来的一辆轿车。轿车司机对两个突然间横过马路的行人来不及刹车，惯力将两个身份不同的人一起撞到。
因为被撞者违反交通规则，轿车司机不负主要责任，被撞伤的费宝栋进了医院，只能自费治疗。伤势并未痊愈又被东发市混江区公安分局拘捕。拘捕10天后又以扰乱公共秩序非法上访、撞伤政府工作人员为由改判劳教一年。而此时，费宝栋尚有几个月年届六旬。
费宝栋不服从东发市劳教委对他作出的错误决定，委托代理人向长山省劳教管理委员会提出复议申请。理由是费宝栋依法进京上访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东发市劳教委先作出劳教决定，后召开聆询会以程序违法、当事人年满60岁又患伤残，不符合劳教条件为由，请求撤销市劳教委对费宝栋作出的决定。
一个半月以后，省劳教委给予维持原决定的答复，举列的所谓事实和理由是：费宝栋当时组织煽动不同诉求的22人在控告信上签字画押，在同一时间集体进京上访。先后到国务院信访局、中纪委、公安部等部门集体上访，并对劝访人员进行殴打撕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09年2月某日下午14时，东发市劳教委举行了费宝栋案件聆询会。会后当日作出劳教决定，无违法问题，审批劳教时，费宝栋未满60 周岁，符合劳教条件。
半年后，已过六旬的费宝栋因交通事故致残而被假释回家，他除了帮助老伴经营一个小型超市，就是继续搜集证据材料，再次筹划赴京上访。
他明知进京上访不再是一条正常的有效的诉求渠道，但别无选择的老百姓还没找到合适的出路。于是，一次次反映问题石沉大海，一趟趟上访举报无功而返，怨恨在一点点积累，“溃口”终将在某个时刻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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