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生活
——怎样看待艺术作品中的恶人及其原型
这种事已经有很多争论。晚上吃饭的时候，妻说下午她在超市买菜时，在旧书摊上看到一本杂志，前半本说的是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的事迹，后半本说的是关于艺术作品中出现的国人皆知的四大恶霸——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南霸天的事。妻说总之的意思就是说这四大恶霸并不像作品描述的那么坏。这种事已经有很多争论了。今天怎样看待这些艺术作品中的恶人及其原型，不单是一个艺术问题，更重要的则是一个牵涉到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
一、以《白毛女》为例，说明不能把艺术作品当作人物传记
一部艺术作品总有它要表现的主题。这个主题要通过塑造艺术形象来表现。这个形象怎样产生的？它必然来自生活，从现实中来。也就是说艺术形象会有原型。这种原型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多人合成的。这要由根据创作需要决定。《白毛女》中的黄世仁是以一个人为原型来塑造的。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既然作品中的黄世仁以一个人为原型，是不是就要把这部作品当作人物传记来做呢？
这就要看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了，也就是主题。创作《白毛女》的主题显然是要说明“下层劳动人民在地主的压迫下怎样家破人亡的”。于是，这部作品一定要选择黄世仁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他怎样来压迫劳动人民来表现这个主题。不可能选择他怎样教育自己的孩子，怎样孝敬他娘，他爷爷当年是不是秀才这些事情作为作品的主要内容，因为这些内容和主题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一部艺术作品要表现一个人时，如果是只要表现这个人的一个方面，就不可能把这作品做成人物传记。
所以，我们评价一部艺术作品时，首先要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判断作品的好坏，也要以这个主题是否表现充分为主要依据。在《白毛女》的创作中，黄世仁怎样孝敬他娘的事就没有必要表现出来。
二、以黄世仁为例，说明评价一个人要抓住人物的本质
艺术作品中的黄世仁是一个地主恶霸。那么对现实中的黄世仁，或者周扒皮、南霸天、刘文彩，我们该怎样评价呢？人总是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对一个人的评价也就是要看他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的表现。比如黄世仁，他在家庭中，可能很孝敬父母，爱护他的孩子。在社会上，他对待佃户非常残酷，而对待生意上的朋友可能很讲信用，对官府中人物也相当恭敬，他还极有可能参与过慈善事业，为水灾捐过款，就像今天，很多资本家同时又被称作慈善家，很多进了监狱的贪官、其他罪犯也都为希望小学捐过款。黄世仁对杨白劳等绝大多数佃户不好，但对个别佃户可能蛮不错。
我们每个人都处在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该怎样评价一个人呢？
对一个人来说，在他的人生中最首要的任务是求生。要求生就必须进行社会生产。所以，评价一个人，首先要看的就是他处在怎样的“生产关系”之中。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最本质的就是生产关系。
对黄世仁而言、对杨白劳而言，最重要的社会关系是什么呢？黄世仁的生存是建立在他剥削佃户的基础上，失去这个基础，他就无法生存，就不会有（那样的）他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他和生意场上的朋友的关系，他和官府的关系。杨白劳谋生的手段是做黄世仁的佃户，他与黄世仁的这种关系就是他生活中最本质的关系，——杨白劳是一个被剥削者，其次他才是（那样的）一个父亲。
所以，我们评价这两个人就首先要看到“黄世仁是一个剥削者”，“杨白劳是一个被剥削者”。这是他们两个人其它社会关系得以建立的基础。杨白劳为什么不能给喜儿买花戴，只能买一根红头绳，因为他是一个被剥削者，他哪有买花的钱啊！黄世仁可以孝敬他父母好吃好穿，是因为他是一个剥削者。
一个人的本质正是表现在“生产关系”中。
这就是我们评价一个人要抓住的关键。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非本质的。
因此，难道黄世仁、周扒皮、刘文彩、南霸天不是“恶霸”吗？难道他们不是残酷地对待劳动人民吗？虽然他们可能是一个孝子、一个“慈善家”、一个讲信用的生意人、一个给予过某些人小恩小惠的人。
三、争论的本质：剥削有理和剥削无理
今天关于如何评价黄世仁的问题不过是“剥削有理”和“剥削无理”的问题。这就是争论的本质。
人们否定黄世仁，是在否定剥削制度，尤其是否定旧社会残酷的剥削制度。解放前，佃户租种地主的土地，地租率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以至于佃户辛劳一年，依然食不裹腹、衣不蔽体。
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中，社会财富不断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贫富差距愈拉愈大，然后发生经济危机，相当多的人难以生存，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也是中国历史一乱一治的根源，西方国家到资本主义时期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源。这种社会在政治上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社会成员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或者叫“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也就是“黄世仁阶级”和“杨白劳阶级”。
社会剥削在社会发展中也有不断加强的趋势。比如中国的封建王朝，在初期，地租率并不很高，农民的生存条件要好一些，但到王朝末期，地租率则飞速上升，农民真是难以生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工资的增长速度是落后于资本家的资本利润的增长速度的，今天这种收入差距仍在增大。从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以来（实际上开始地更早），西方的统治阶级又在想方设法降低人民的社会福利，这不正是剥削程度加强的表现吗？
所以，今天人们否定黄世仁就不单要关注资本利润与工人工资的差距不断扩大的问题，更要关注剥削问题本身。因为，或许今天的剥削程度还不够深，但终有一天，这种剥削会使人民难以为生。这种私有经济条件下的历史趋势是无法改变的。
今天，我们应该仔细地辨认，哪些人在为黄世仁翻案。相当多的人属于“文人”。资本家和当权者中会写文章的很少，于是文人就有了用武之地。资本家和当权者需要制造“剥削有理”的舆论，于是，这些“叭儿狗”就冲上去了。他们是统治者的“叭儿狗”，在人民面前却是“恶狗”。历史上从来就不乏这种文人。
2012年2月 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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