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的变革、创新与成功之路

　　诗以立志，诗以践志，诗以遂志：

　　毛泽东诗词的变革、创新与成功之路

　　——兼论毛泽东诗词对屈原楚辞的继承和发展

　　易 礼

　　“诗言志”最早见载于《尚书·尧典》。《诗大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据此，我们可以对“诗言志”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解构：“志”是“诗”的内容，“言”是“诗”的形式，“诗”是“言”与“志”的结合。朱自清先生视“诗言志”为中国文学批评“开山的纲领”，这是可以成立的。[①]《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的“季札观乐”，不仅“可以说是古代最早的比较完整的文艺批评”[②]，因诗乐合体，也可以说是古代最早以“诗言志”为理论根据所作的文学批评。我们知道，重庆谈判期间，毛主席曾为徐迟题写“诗言志”，建国后，又为《诗刊》题写“诗言志”。我们还知道，毛主席有句名言，“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笔者认为，“诗言志”正是毛泽东诗词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的主线，必须牢牢把握的纲领。因此，拟分别从“诗”、“言”、“志”三个方面，谈一谈毛泽东诗词对我国传统诗词的变革与创新。本文侧重谈“志”，是其中的第一篇。

　　据闻一多先生考证，“志与诗原来是一个字”，“志有三个意义：一记忆，二记录，三怀抱”。朱自清先生进一步考证认为，“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志’已经指‘怀抱’了”;“这种志，这种怀抱是与‘礼’分不开的，也就是与政治、教化分不开的”;在“作诗言志”阶段，“屈原的《离骚》《九章》，以及传为他所作的《卜居》《渔父》，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宋玉的《九辨》更其如此”;“汉兴以来有所谓‘辞人之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渐渐走向了“诗缘情”的路子，但“诗缘情”总是掩饰在“诗言志”下，因此，“诗言志”的旧传统“始终屹立着”。[③]换句话，“诗言志”成了“诗缘情”的招牌和幌子。一般认为，诗之“志”，主要“指志意怀抱而言，着重在对政治和社会的看法和态度。”[④]政治性和社会性，正是毛主席诗词最显著的特征。其文载道，诗亦载道。

　　拿“一己的穷通出处”评断以身殉志的屈原，显失客观公正。“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屈原列传》)放在“宋玉、唐勒、景差之徒”以及汉赋乐府、唐诗宋词的们身上，倒是相当中肯。请看“诗仙”李白的《春日醉起言志》：“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眄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再请看“诗圣”杜甫的《初除户曹喜而言志》：“我有平生志，醉后为君陈：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与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初关身。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再请看君临天下的宋真宗赵恒的《励志篇》：“当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这种“诗心”几乎就是“私心”的基本状况，直到毛主席诗词才有了根本改观。正如李捷会长所说：“毛泽东诗词秉承‘诗言志’的传统，又赋予强烈的时代精神，实现了中华诗词从‘小我境界’向‘大我境界’的飞跃。”[⑤]

　　笔者的一个粗浅体悟是，毛主席没有将“诗言志”停留在述怀明志的层面，而是将诗词创作融入革命事业，不仅“诗以言志”，而且诗以立志、诗以践志、诗以遂志，创造了诗人合一的至美境界，开辟了前无古人的成功道路，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望而怯步的人生高度——“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⑥]粗浅论述如下，敬请各位领导和专家批评指正。

　　一、诗以立志，高扬理想旗帜。

　　毛主席诗词给人最直接的感受就是大气。大气魄，大气象，大气势，大气度。大胸怀，才能产生大气魄;大气魄，才能生成大气象;大气象，才能呈现大气势;大气势，才能形成大气度;大气度，才能包纳大世界。简而言之，心大，诗才大。当然，得是真心、实心、公心。毛主席胸怀大，不是因为别的，是他心里真真切切、实实在在、满满当当地装着人民，装着人民的天下。换句话说，毛主席诗词的大气，源自毛主席的大志。屈子问天天何在，斯人求道道于氓!毛主席的大志，就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让劳苦大众做主人。以诗立志，高扬理想的旗帜，是毛主席诗词显而易见、一以贯之的主线，是毛主席诗词对传统诗词最根本的变革与创新。试将“偏于豪放，不废婉约”的毛词与苏词、李词作一个简单比较。

　　请看毛主席《念奴娇·昆仑》：“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依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诗人毛泽东的眼里，“横空出世”的“莽昆仑”不仅有情，而且对人间有深情：“阅尽人间春色”。还有义，对人间有大义：“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抒情主人公不仅关心人类的福祉，关注人心的向背，而且立志破解千古难题：“安得依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样，诗人的“小我”之“志”便融入了、化作了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人类世界的“大我”之“志”——“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试比较“豪放之祖”苏东坡同调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虽然豪迈，却显得无情：“大江东去”，将“风流人物”一淘而尽，“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那些普通战士自然是过眼烟云，罹难百姓更没有放在心上，更不会写进诗里。“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着眼的无非是个人功名。此词为贬谪黄州时所写，其囿于“一己的穷通出处”的立意和基调，同期的名篇《赤壁赋》可以相互佐证：“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肴核既尽，杯盘狼籍，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再请看“婉约之宗”李清照同调的《念奴娇·萧条庭院》：“萧条庭院，又斜风细雨，重门须闭。宠柳娇花寒食近，种种恼人天气。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 楼上几日春寒，帘垂四面，玉阑干慵倚。被冷香销新梦觉，不许愁人不起。清露晨流，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日高烟敛，更看今日晴未?”真是好一个百无聊赖、多愁善感的易安居士。此词作于南渡之前，别本题作《春恨》、《春情》，“征鸿过尽，万千心事难寄”，又“新桐初引，多少游春意”，不能说她没有“言志”，也的的确确“别是一格”，然而，却正是、不过是掩饰在“诗言志”下的“诗缘情”的路子。

　　面对滚滚长江，苏词触景生情，“一尊还酹江月”，不过是发了一番“早生华发”、“人生如梦”的悲叹。遥望莽莽昆仑，毛词借景立志，“安得倚天抽宝剑”，要实现“环球同此凉热”的共产主义理想。同为豪放一派，毛词无处不见“大我”，苏词无处不是“小我”。至于李词，拘身于“萧条庭院”，除却“种种恼人天气”，自然“别是闲滋味”。因苏词多发豪言壮语，李清照竟苛责为“句读不葺之诗尔”，如果面对毛词的豪情壮志，其评价可想而知。由此，正可以看出毛主席诗词对传统诗词创作的一大变革和创新。

　　明确而坚定且一贯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诗人，历史上不仅自屈原始，似乎也只有屈原一人。屈原的政治理想，是以民为本的“美政”：“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的《离骚》，“一篇之中，三致志焉”。司马迁赞叹：“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同时又感叹：“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屈原列传》)毛主席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⑦]“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⑧]毫无疑问，毛主席本人就是屈原生命长存的一个最伟大的见证。

　　二、诗以践志，实现诗人合一。

　　毛主席诗词之所以具有特别强大的艺术震撼力，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伟大的诗篇后面矗立着一个同样伟大的诗人。写昆仑，功业巍巍盖五岳;咏雪，傲骨铮铮比寒梅。诗人的人格不仅可以极大地提升诗的品格，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决定了诗的品格。正如清人沈德潜所言：“有第一等学识，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⑨]又如清人纪晓岚所言：诗以“人品心术为根柢”，志乃“人品学问之所见”。[⑩]“真诗”和“心术”的概念，极值得品味。笔者认为，践志是言志的应有之义。因为，“诗”本来就是“志”，不过借“言”以“道”罢了。做人应该言行一致，作诗同样应该言行一致，否则，难免流于文字游戏。比如，宋玉《大言赋》写倚天剑：“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耿倚天外。”为什么写它?“王曰：能为寡人大言者上座。”高谈阔论而已。毛主席《念奴娇·昆仑》也写倚天剑：“安得倚天抽宝剑”，干什么?“把汝裁为三截”，为什么?“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诗中蕴含着共产主义理想，孕育着三个世界理论。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就是倚天仗剑，替天行道，发扬国际共产主义精神，无私援助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实践“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因此被抬进了联合国，改变了世界的基本格局，缔造了长期的世界和平。

　　陆游《书愤》诗云：“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元人方回评论说：“悲壮感慨，不当徒以虚语观之。”[11]这个点评未必确当，但表明了一个基本事实：古人作诗多发豪言壮语，却鲜有豪情壮志。比如清人陶宗亮的《秋暮遣怀》：“人生天地一叶萍，利名役役三秋草。秋草能为春草新，苍颜难换朱颜好。篱前黄菊未开花，寂寞清樽冷怀抱。秋风秋雨愁煞人，寒宵独坐心如捣。出门拔剑壮槃游，霜华拂处尘氛少。朝凌五岳暮三洲，人世风波岂能保。不如归去卧糟丘，老死蓬蒿事幽讨。”单看出门、霜华、朝凌三句，不知意气多么豪迈，接看人世、不如、老死三句，简直可以说是人格分裂。“秋风秋雨愁煞人”一句非常著名，因为它被秋瑾书作了绝命词，是秋瑾慷慨赴死、从容就义改变了它的内涵，增添了它的神采，提升了它的格调。李清照也写过“悲壮感慨”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豪气干云，何让须眉。人们除了连称好诗，甚至拍案叫绝，夫复何言?毛主席在《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也写到项羽——“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人们却会自然而然、情不自禁地读出“诗史”和“史诗”来。这不是因为人言的轻重，而是因为毛主席诗词具有“践志”的秉性，其志与诗，诗与人，人与行，行与事，事与诗，诗与志，连环相扣，彼此匹合。

　　再以常见的登临述怀为例。先请看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吴楚、乾坤二句，意象不可谓不大，视界不可谓不宽。“诗圣”由此联想到什么呢?“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至于“戎马关山北”，既非诗人之志，也非诗人之行，“徒以虚语”，“凭轩涕泗流”，才是诗人之状。哪有一点点天下为怀、先忧后乐的“圣人”情结?试看毛主席的《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茫茫、沉沉二句与吴楚、乾坤二句是类似的社会状况和诗词意象，面对遭受严重损失、陷入严重危机的革命形势，毛主席的心情应该远比杜甫的心情更加苍凉悲壮，但他却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并没有消减“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革命豪情，更没有抛弃“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革命理想。当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领导秋收起义，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终夺取全国胜利的正确道路，把心中的澎湃诗潮化作了革命的汹涌浪潮。如果天下真有“诗圣”，毛主席才是知行完备、名符其实的“诗圣”。

　　以诗践志者，历史上不乏其人，声名最著者当属屈原。闻一多说：“端午是一个人民的节日，屈原与端午的结合，便证明了过去屈原是与人民结合着的，也保证了未来屈原与人民还要永远结合着”，因为，“最使屈原成为人民热爱与崇敬的对象的，是他的‘行义’，不是他的‘文采’。”[12]梁启超说：“屈原不死，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这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磨相荡。”[13]由此可见人品与诗品、人格与诗格，作诗与做人、言志与践志的关系。陆游有两句人人乐道的名言：“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如果只是面对“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示子遹》)，注定是写不出“第一等真诗”的。诚如清人赵翼《论诗》所言：“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诗以践志，才是真正的诗外功夫，是毛主席诗词对中国传统诗词的又一大变革和创新，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屈原的真传绝学。没有这等真功夫，岂敢、岂能放出“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豪言?没有这等真功夫，所谓“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就不是诗人言志，而是痴人说梦，与《大言赋》无异了。

　　三、诗以遂志，助推革命事业。

　　毛主席诗词之所以具有特别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诗中的豪言壮语无不兑现，简直就是神奇预言，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比如“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等等，毛主席在世时就一一实现了，如今更是处处可见。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成败论英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开宗明义地说：“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4]把自己的诗词当做革命和建设的武器，以鼓舞斗志，震慑敌胆，团结军民，引领航向，毛主席是人类历史所唯一仅见者。

　　重庆谈判期间，将《沁园春·雪》抄赠柳亚子，就是一场以诗友唱和形式开展的文化战。请注意两条时间线：词作于1936年，讲话是1942年，谈判在1945年;10月11日毛主席返回延安，11月11日《新华日报》刊发和词，11月14日《新民报》刊发原词。柳亚子跋云：“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歉，否则又何必写与我哉。”[15]吴祖光按说：“客有抄得其《沁园春·雪》一词者，风调独绝，文情并茂，而气魄之大乃不可及。据毛氏称则游戏之作，殊不足为青年法，尤不足为外人道也。”[16]综观时间、题跋、按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结合柳、吴二人与中共的关系，《沁园春·雪》的发表显然是极策略、极巧妙的安排。毛主席自注：“雪：反封建主义”，“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17]“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末三句，正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诗意表达。这是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针对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提出的著名论断和政治宣言。《沁园春·雪》充分展现了毛主席的人格魅力和共产党的政治文化“软实力”，使蒋介石和国民党大输文采，大逊风骚，大失民心，大挫锐气，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有首和词，可管中窥豹：“休想独裁，还我民主，朽木之材不可雕。去你的，看人民胜利，定在今朝。”[18]

　　毛主席诗词的主动传播，“非正式”发表，一直存在。诗刊社写给毛主席的征稿信说：“我们希望在创刊号上，发表您的八首诗词。那八首大都已译成各种外国文字，印在他们的《中国诗选》的卷首。”那八首，当然不是谁擅自外传的，《七律·长征》便是通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传遍世界的。1941年2月初，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便从当地《华侨日报》转载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了《七律·长征》和《清平乐·六盘山》，以及朱德的三首太行诗。[19]显然，这也不是谁能够私下搜集到的。实际上，《诗刊》创刊，毛主席同意《诗刊》发表其旧作，就是为了贯彻实行“双百方针”。1957年1月12日回信，2月27日即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第八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20]1964年1月，毛主席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谈话时说，在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他的个人武器。”[21]其中的名句，如“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等等，脍炙人口，妇孺皆诵，不谛于一颗颗“精神原子弹”，对敌人以极大的蔑视，给人民以极大的鼓舞，赋诗以攻心，不战而屈敌，引美日诸国竞来朝，真乃善之善者也!

　　屈原也很重视“诗教”的社会政治功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这是他“率其贤良，以励国士”，教育培养人才的隐喻。“哀众芳之芜秽”，“众皆竞进以贪婪”，虽然当时没有成功，但其“惊才风逸，壮志烟高”，“衣披词人，非一代也”(《辨骚》)。“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毛主席诗词便继承、发扬和光大了屈原楚辞的战斗精神和传统。既是大诗人又是大政治家的历史人物不少，真正将作诗与为政融为一体，并同时取得巨大成就的，毛主席是古今中外第一人。“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新制度，才是诗人毛泽东真正的杰作，前无古人，迄无来者。后世或有来者，后世应有来者，但不知何世会有来者。

　　鲁迅先生曾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这是给“奖誉过度”者复信时说的自谦话，当不得真。“一部中国诗史，诗歌发展就曾多次‘翻出如来掌心’。从《诗经》的四言，到《楚辞》的杂言，到汉诗的五言，经六朝化育，定型于唐诗的五七言近体，又有唐宋词及元曲的相继兴起，每一种新的诗体出现，都形成新的诗风诗境，产生新的典范之作。相对于四言为主的《诗经》，杂言的《楚辞》即已‘翻出如来掌心’;相对于五七言‘近体诗’，词曲即已‘翻出如来掌心’”。[22]毫无疑问，毛主席就是“翻出如来掌心”的诗界的“齐天大圣”。毛主席诗词不是在“新的诗体出现”后“形成新的诗风诗境”、“产生新的典范之作”，而是在传统诗词等旧的诗体中“形成新的诗风诗境”、“产生新的典范之作”，这就尤其地、特别地了不起。毛主席是怎么做到的呢?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诗言志”就是他的如意金箍棒，诗以立志、诗以践志、诗以遂志，则是他“诗言志”这根金箍棒上三道耀眼的金箍。

　　仅言志，可以形成浪漫主义，非立志、践志、遂志，不能形成革命的浪漫主义，更不能形成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结合，是毛主席诗词与传统诗词本质的、最大的区别。“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23]毛主席诗词的创作“偏于豪放，不废婉约”，既长于“言志”，又擅于“缘情”，情理兼备，情理交融，情理俱美。文中引述的例子，并不是要反对和贬低“缘情”的传统和现实。通过未必十分恰当的对比，也许可以给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缘情，固然是可以与“天光云影共徘徊”的诗的半亩方塘;言志，才是真正能够“与日月兮齐光”的诗的广阔天地。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也应有作为。

　　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13届年会论文集

　　[①] 朱自清：《诗言志辨·序》，《诗言志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3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019页。

　　[③] 朱自清：《诗言志》，《诗言志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1、2、3、25、33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019页。

　　[⑤] 李捷：《“毛泽东诗词与中国诗歌的发展道路”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第十二届年会开幕词》，《毛诗研究会通讯》2012年第2期。

　　[⑥] 臧克家：《毛泽东诗词鉴赏・前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页。

　　[⑦] 付建舟：《毛泽东诗词全集详注》，伊犁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第17页。

　　[⑧] 尼·费德林：《毛泽东谈文学：〈诗经〉、屈原……》，《光明日报》，1996年2月11日。

　　[⑨] 刘庆霖：《正确解读“学识襟抱”》，《诗人说诗》，中华诗词研究院编，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第1页。

　　[⑩] 朱自清：《诗言志》，《诗言志辨》，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27页。

　　[11] 张新民：《古诗人荟萃》，新华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392页。

　　[12] 闻一多：《人民的诗人——屈原》，《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开明书店，民国三十七年，第260页。

　　[13] 朱碧莲：《梁启超论屈原》，《还芝斋读楚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6月第1版，第312页。

　　[14]《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三卷，第847、848页。

　　[15] 麓山子：《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49-150页。

　　[16] 麓山子：《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51页。

　　[17] 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20页。

　　[18] 安立志：《蒋介石评〈沁园春·雪〉：毛泽东来重庆是为称帝》，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jindaishi/detail_2011_07/05/7440564_4.shtml。

　　[19] 杨建民：《胡适读毛泽东诗词》，《新华月报》2013年2月号下。

　　[20]《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2版，第388页。另：1951年，毛泽东为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毛泽东就中国历史研究问题提出“百家争鸣”的主张;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1956年5月26日，中宣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向知识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

　　[21] 麓山子：《毛泽东诗词全集赏读》，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291页。

　　[22] 毛翰：《“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了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6625220100hg1o.html。

　　[23] 臧克家主编：《毛泽东诗词鉴赏》，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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