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的名义》中，人气最高的肯定是达康书记，而最招人讨厌的毫无疑问是郑西坡的儿子郑胜利。一些在网上看的人，看到郑胜利出现，都会快进，迅速跳过去。
郑西坡显然是老一辈的工人，在大风厂工人中威信很高，有很多徒弟。而且，在改制之后，他作为工会主席，是员工持股会的代表。所以，他在老板蔡成功和大风厂工人剑拔弩张的对峙中，总是要扮演和事佬的角色。一方面劝工人不要恨蔡成功，蔡成功也是受害者，一方面又劝蔡成功要进口解决问题，不要扩大事态。
他不仅是大风厂的工会主席，是工人和老板之间的沟通桥梁，同时，他还是一个老共产党员。所以，他有一定的政治觉悟。也可以说，有点主人翁精神。他觉得党和政府还是靠得住的，工人要相信党和政府，他们的问题总归是能得到解决的。所以，在工人和政府的紧张对峙中，他赶紧跑去劝解，让工人不要激动，不要做违法的事情。
但是，他千方百计为蔡成功说好话，没想到，结果却是蔡成功真的欺骗了工人，背着工人把工人的股权也抵押出去了。他劝工人不要为难政府，政府一定会为工人解决问题，结果是市委书记一度想趁机拆掉大风厂，后来答应的异地重建，却被区长孙连城推三阻四，光顾着仰望星空，就是不肯给工人批地，也无意想办法给工人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郑西坡实际上辜负了工人对他的信任，无论是老板蔡成功，还是政府，都只是利用他在工人中的威信，来安抚工人，避免发生激烈对峙，让事情陷入僵局。而他无论主观上如何想，客观上都确实出卖了工人的利益。
有趣的是，无论在剧中还是在网上流传的剧本、小说中，郑西坡对此都没有表现出丝毫反思，对工人也并无半点愧疚。就是在拿到补偿款后筹办新大风厂，剧中也显得是他高风亮节，而不是为了自己此前对工人的亏欠。
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少见。在1990年代到2004年的国企私有化改革狂潮中，这种情况很多。政府匆匆忙忙推动私有化，一周了之，私人老板进入国企目的明确，多数是为了要国企的地皮来搞商业开发，并不是真心要让企业起死回生。
那些被改革的快车甩出去的国企工人，就成了改革的失败者，原来的国企领导很多人摇身一变成了私企老板，或者是高管，或者被调到其它部门，而留下了安抚工人的，则是在工人中比较有威信的工会主席，有些企业还给他们安排了一些挂名的高管职务，以免他们干扰改革的进程。甚至有些企业在被私人老板挖空卷款跑路之后，政府安排工会主席当总经理、董事长，其实并不负责生产，就是协助政府维稳，尤其是如果工人上访，政府相关部门就让他们去接回来。
和今天国企经常是中层甚至高层干部兼任工会主席不同，在私有化之前的工会主席，多数本身也是老工人，在工人中间微信比较高，首先是一个工人，能够代表工人。在那个狂风骤雨的改革时期，工人不愿意信任政府，不愿意信任国企领导，原意相信工会主席，但这些工会主席无论主观上如何，客观上都在扮演着出卖工人利益的角色，成了工贼。有些人甚至是被老板收买，成为私人老板的走狗。
但仍然有些老工人出身的工会主席没有被收买，他们坚持和工人站在一起，或被动或主动，最后和工人一起，成为改革的利益受损群体。
十多年前，曾有一部引起轰动的小说，《那儿》，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老国企工人，在私有化之后发现自己被别人利用，出卖了工人利益，良心过不去，想了很多办法补救，都没有成功，最后自杀了。而且，自杀的方式很特别，自己站在一个重型机械下面，开动机器，把自己变成了齑粉。
郑西坡并没有这个感觉，他自始至终都没有丝毫愧疚。无论在剧中还是在剧本、小说里，他其实都算是城市中产阶级，有房子，儿子虽然不成器，但也能自己混口饭吃。他显然还不是社会底层，相比于被他所代表的那些工人，说他是城市中产阶级其实也不为过。
郑西坡是共产党员，在工人面前，他要维护党和政府的形象，这没问题，问题是，他也是工人，还是工人利益的代表，但他这方面的自觉显然是不足的。至少，他没有意识到，无论是蔡成功还是政府，都已经站在大风厂工人利益的对立面。这时候，他仍然秉持着老好人的想法，觉得蔡成功不会欺骗工人，党和政府不会不管工人，这种毫无敌情意识、斗争意识、缺乏斗争警惕性的人，成为工人代表，多少也反映了这些年来工人的整体政治意识的退化。
马克思早说过，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世界，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但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共和国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显然缺乏这个自觉。只是很简单的物质刺激，提高工资，就让工人乖乖的放弃了一切斗争意识，对其它社会阶层、群体的生死毫不关心，甚至隔壁厂的工人在为生存而斗争，这个厂还没下岗失业的工人也可以端着茶杯看热闹。一直要到自己也面临下岗失业了，才想起来要斗争，但这时候为时已晚，结局早已注定。
不过，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工人阶级虽然成为国企改革的失意者，但在随后的高速城市化进程中，大多数人还是得到了利益补偿。早年国家分配的住房，通过房改，都变成了私有产权。而在城市扩张的过程中，这些老工人社区多数都被拆迁，他们也从而变成了高速城市化的获益者。
但这种获益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就是，郑西坡的孩子郑胜利，已经失去了成为侯亮平、陈海的机会，只能顶着一个杀马特发型，在法律边缘游走，成为城市非主流人群。剧中对郑胜利的结局安排得还算好，但实际上，更多城市下岗失业家庭的孩子要么逐步沦为社会底层，要么成为郑胜利这样的流氓无产阶级。
在北京国安和上海申花的球迷中，充斥着大量的郑胜利。他们出身工人家庭，被改革的大潮甩下列车，但在外来人口面前，他们仍然保持着残存的优越感，与其说他们是对自己的球队忠诚，不如说是他们和自己的城市仅有的共同记忆，也只有球队了。在现实中，他们从内环被拆迁到外环外，虽然分到了好几套拆迁房，可以迅速变现，成为城市化的获益者，甚至是寄生食利阶层，但他们父母辈工人阶级的自豪感和主人翁精神早已经蜕变成了对外地人的仇恨。
郑西坡身上工人的自觉与共产党员的自觉分裂之后，仍然认为政府是人民政府，而他的儿子郑胜利并没有这种自觉，他嘴里每次说到人民政府，都是对郑西坡的讽刺和调侃，因为，对郑胜利来说，政府从来只是政府，界限是清晰的。
郑西坡可以和陈岩石做朋友，但不可能和沙瑞金、李达康做朋友，是因为陈岩石代表的是郑西坡还是主人翁的那个时代，而在这个沙瑞金、李达康的时代，他只是老百姓而已。对沙瑞金、李达康来说，郑西坡无论是不是共产党员，都不是同志，而是老百姓。
就像郑胜利虽然并不喜欢张宝宝，反而对代表政府的林华华很有兴趣，但他也知道林华华是他高攀不上的，他注定只能娶张宝宝。因为，郑胜利和林华华之间相隔的不仅是政府的权力，更是阶级。林华华不仅是公务员，也是拿到了中产阶级门票的人，而郑胜利在林华华眼里，只是流氓无产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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