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慧瑜 /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
成功的大众文化能扮演润滑、疏解社会焦虑的角色，它可以成功触及时代痛点，同时又能有效转移和转化痛点，用白日梦的方式转移社会焦虑，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但与其他权斗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主旋律剧清晰地区分了权力斗争的正义与邪恶，而正义的一方代表着“人民的名义”。对于“吃瓜群众”来说，观看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隐秘本身具有极大的消费快感。
《人民的名义》高调落幕，成为一部现象级电视剧，被人民群众过度解读。达康书记的表情包深获青年网友的喜爱，这种“能干的霸道总裁”干部改变了以往文艺作品中对党员形象的塑造。
电视剧在商业上获得成功，单集收视率破8，创下近10年来国产电视剧的收视最高记录，在文化上也引起巨大社会反响和讨论。之前，人们只能在新闻联播中看各种腐败案件，看大老虎落网，现在可以通过电视剧这种通俗的文艺形式，来抽丝剥茧一般看当下的反腐过程。
以人民的名义，何为人民，人民在哪里？人民是个政治概念。在毛时代，人民的背后是阶级政治。现在，“人民”的概念已经变得模糊，在荧幕上重新塑造一个抽象的人民，是不容易的。现在，观众直接看到了“政治”，消费“政治”。政治向来是禁忌、是敏感话题，但也同时是被高度关注的议题，是人们愿意“窥秘”的对象。
特别之处：主旋律与大众文化的完美结合
1. “大众文化”的四个特点：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城市文化、青春文化
大众文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文艺生产模式，也可以叫商业文化、流行文化。这30年来，过去的工农兵文艺变成了大众文化，文艺也像其他的商品一样，成为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
这种文艺体制上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有两个标志：一是国家不再是文化产品的投资人、出资人，民营资本成为主要的投资者;二是创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演员也不再是党的文艺工，而是市场化的明星、艺人。国家和政府的角色也从昔日的出资人变成了管理者，所谓“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和调控，企业自主运营”。
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艺形态，是80年代以来出现的。先是港台、日本、文化进入大陆，随后本土的大众文化工业也开始兴起。直到90年代市场化、新世纪以来文化产业化，大众文化已经成为当下中国最主要的文艺形态。大众文化的进入，使得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形成的工农兵文艺陷入瓦解和终结。
▲ 1973年1月，海南岛广州生产建设部队某团业余文艺宣传队的知青们为黎族群众演出。 © 许林
大众文化有几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商业文化、消费文化，是受利润和资本驱动的文化;二是个人主义文化，个人主义本身是市场经济下的产物，强调个人奋斗等;三是城市文化，文化产业和消费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农村没有文化市场;四是青春文化，青年人成为文化消费的主力军，因此网络游戏、电影等文化产品都带有青春色彩。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大众文化的边界和排斥性，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大众文化的消费者。由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只有特定区域、特定社会阶层、特定年龄的人群才能消费大众文化产品。
在大众文化之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文艺形态，这就是群众艺术，比如广场舞，就是一种非市场化的、群众自己参与的艺术活动。还有新世纪以来，与发展文化产业同时产生的是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如艺术表演团体、公共图书馆、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文化站等，以及在农村地区推行文化下乡活动和文化惠民工程。
2. “主旋律”与市场从冲突走向融合
《人民的名义》特殊的地方在于，这是80年代革命文艺、工农兵文艺瓦解之后少有的一部作品，它能与当下的主流政治、主流宣传产生如此密切的关系。电视剧的出品方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影视中心(体制内部为何有文艺机构，这是中国特色，比如军队也有文艺创作单位，功能就是为了保持一种政治性和人民性)。可以说，这是一次体制内的文艺单位的“主动”出击。80年代以来，其实很多文艺、媒体机构都是党的媒体、文艺制作单位，但是并没有成为宣传工具，更多的是处于保守、防御的阶段，这与80年代以来文艺生产的根本格局有关系。
80年代末期，有很多娱乐片、商业片，所以为了正面宣传主流价值观，出现了主旋律的说法。比如用军费拍摄的《大决战》以及90年代的劳模电影《焦裕禄》、《孔繁森》等。与毛时代的主旋律不一样，这种80年代兴起的、改革开放之后的主旋律，主要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为底色，不再强调阶级斗争、世界革命。即便如此，主旋律依然没有人看，主要是单位发票，组织观看。
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价值观，是勤劳致富，个人奋斗，讲述美国梦、中产梦。这与官方的主旋律存在裂隙，90年代民营资本一般不会去投资主旋律作品。但是新世纪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
新世纪以来，这种主旋律与大众文化的冲突、不兼容开始和解，二者出现合流和合作，呈现出和谐双赢的状态。体现在两点，一是民营资本主动拍主旋律题材，像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人间正道是沧桑》都是民营投资的，很赚钱，冯小刚的电影《集结号》也很成功，香港导演陈可辛慨叹拍解放军的电影也能挣钱，于是，他监制了《十月围城》;二是主旋律也开始商业化，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以前都是用特型演员来扮演领袖，现在都用最具市场号召力的商业明星，而且很多明星是零片酬来扮演。
▲ 2009年，饰演毛人凤的姜文，和饰演阎锦文的陈道明在《建国大业》拍摄现场。这部电影被评价为“汇集了史无前例的172位国内明星，开创了新时期主旋律题材的先河。”
3. 大众文化的功能是疏解社会焦虑
《人民的名义》是大众文化与主旋律的完美结合。成功的大众文化能扮演润滑、疏解社会焦虑的角色，它可以成功触及时代痛点，同时又能有效转移和转化痛点，用白日梦的方式转移社会焦虑，起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大众文化最擅长讲述中产梦，讲述白日梦的故事，比如白手起家、变成有钱人的美国梦，如前些年《后宫·甄嬛传》很流行，白领职场的晋级必须变成厚黑、腹黑的后宫，最后甄嬛成为人生赢家。只是现在这些心灵鸡汤大家不相信了，于是又出现一些毒鸡汤，解构这些白日梦的故事，比如电视剧《欢乐颂》，小白领无法向上爬了怎么办?樊胜美、关雎尔和邱莹莹选择了与高管安迪、富二代曲筱绡做邻居，这些土豪朋友可以随时帮助她们，姐妹情谊抹平了阶级鸿沟。
其实，《人民的名义》当中也包含着祁同伟、高小琴如何奋斗的故事，底层人的奋斗是如何被抹黑的，不是从《人民的名义》开始，是从2012年《北京爱情故事》开始的里面的穷二代石小猛只能依靠出卖灵魂向上爬，富二代反而可以做有为青年。
《人民的名义》反映了一些社会问题、甚至大尺度地表现了很多社会问题、矛盾，与此同时，又把这些问题进行了转移和化解，总之一句话，我们的社会和时代存在着各种问题和矛盾，但这都是“腐败惹的祸”，只要铲除“腐败”、大力反腐，也就是说政治秩序变得清明，就会解决一切问题。
反腐剧、政治剧、社会剧，从三个角度理解《人民的名义》
1. 这是一部反腐剧，以人民的名义，不如说是以反腐的名义
反腐与反官僚主义是共产党执政的主旋律，从40年代在延安就反对官僚，50年代反官僚主义。建国后，反对官僚主义、防止党脱离群众一直是50年代到70年代政治斗争的核心内容，领导干部是否走向特权化也是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在上世纪50到70年代，为了避免干部官僚化，有几种举措，一是在干部来源上强调工农兵出身;二是赋予群众监督领导干部的合法性，领导干部不仅需要下基层密切联系群众，而且对基层群众有所畏惧;三是，文艺作品也示范一种干部通过结合群众来克服困难的故事，尤其是面临社会危机、自然困难的时刻，干部不是像超人一样的个人主义英雄，而是依靠组织化的群众来战胜困难。
到80年代商品化改革的时候，反官倒、反官商勾结，是一种以群众运动、群众游行的方式来实现的。到90年代，这样的方式就不可能了。
反腐剧是90年代出现的，重要的背景是国企改革。反腐剧“三驾马车”周梅森、陆天明和张平，他们的创作大致始于90年代中期，大部分写国企改革。如反腐剧的经典作品《苍天在上》(1995)、《生死抉择》(2000)、《大雪无痕》(2001)、《绝对权力》(2002)等，往往表现9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等尖锐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又把这种经济领域的矛盾转移、转化为政治领域的反腐行动。
▲ 电影《生死抉择》剧照。
《人民的名义》延续这个脉络，展示了大风厂职工抗议这一经济纠纷背后的官商勾结及其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反腐的目的是站在普通百姓一边，打击强取豪夺、与民争利的利益集团。当然，反腐剧的局限也在于最终矛盾的解决依赖于更加清明、更有权势的领导(如侯亮平就是带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人民是“被”服务的客体，而不是参与社会变革的力量。也就是说，反腐剧表现了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又把这种问题诉诸于一种好干部、清明政治的解决方案。
“反腐剧”本身是一种特殊的类型剧，很容易过度商业化，表现色情、凶杀、暴力等元素，再加上也容易把权力斗争表现为黑吃黑，甚至腐败分子更有人性。因此，这种类型在2004年被禁止，随之兴起了谍战剧。
商业剧一般都有好人与坏人、英雄和敌人。《人民的名义》里面有三类敌人和坏人：一是女性的色诱和堕落，这体现在既是受苦女人，又是心机女的高氏姐妹;二是把金钱及代表金钱的商人表现为奢侈腐化的源头;三是把穷小子的奋斗表现为攀附权贵、出卖灵魂的19世纪的于连。这种把美女、金钱、穷小子书写为罪恶之源的表现方式，一方面是大众文化惯常使用的人性变恶的标尺，另一方面又带有封建时代、贵族时代的文化痕迹。
从这个角度来说，值得追问的不仅仅是如何把这些利欲熏心之徒绳之以法，而是出身贫困的高氏姐妹、汉东大学政法系的高材生祁同伟，为何会被迫、主动出卖自己的身体和灵魂才能完成阶层身份的逆袭。值得追问或许不是如何让祁同伟、高小琴借助正常渠道实现人生的晋升，而是为何在市场经济的时代如此强调只有拼命往上爬、成为金字塔尖上的人才是成功者，相反做普通人、从事普通的工作就是失败的人生。
2. 这是一部政治剧，有政治窥秘的色彩
这部剧带有“政治窥秘”的色彩，观众难得从这部反腐、反贪剧中窥视当下中国最神秘的官场生态，而且还是省一级的高层政治。政治在社会生活中是看不到的，比如领导开会，这是政治讨论的过程，但群众不可能参与，更看不到。
西方的政治，是一种看得见的政治，比如大众媒体展示一种迎合选民的选举政治的过程。不过，善于作秀的政客们经常口如悬河、口是心非，而选民也被放置在看客、围观者和听众的位置上。与这种西方政治家喜欢与媒体打交道、借助媒体来传递政治主张、渴望被媒体曝光不同，中国官员要低调、内敛的多，唯恐避媒体而不及，总是害怕被媒体关注。
在工农兵文艺的时代，文艺和政治密切相关，文艺直接表现、参与到政治的进程之中。毛泽东讲，“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政治需要文艺上的意识形态斗争来推进，不断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才能出现。
在那些表现基层社会的情节剧中，路线斗争、群众辩论成为政治决策的组成部分，如社员大会、工厂会议中，普通社员、基层工人等人民群众也是积极的参与者。借助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普通群众被引入基层事务的决策过程中。
80年代以来，政治从文艺作品中消失了，在大众文化景观中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
一种情况是，文艺不再是“政治”的传声筒，不表现政治，个人情感、家庭、商战等社会、经济事务成为文艺的主旋律，工厂、车间的故事也看不见，没有工人，没有弱势群体，只有白领职场和谈情说爱。这不是文艺的问题，是政治的形态发生了转变：与这种文艺从政治中退出同时发生的是，政治的运作模式也从群众政治、人民政治变成一种精英政治和专家政治，政治变成了高度神秘化和不可见的对象，甚或是某种社会禁忌。
第二情况是文艺的政治冷漠症。大众文化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在塑造大众文化的政治，表现为两种：一是伟人的政治，即伟人改变历史、推动历史发展的政治，是一种英雄史观，《大决战》就是英雄政治、帝王将相的政治;二是讲述勾心斗角，权斗、宫斗、权术和厚黑术、办公室政治的故事，这体现在官场小说、宫廷剧、历史剧、职场剧的流行，从1997年的《雍正王朝》到2013年《后宫·甄嬛传》，都是如此，从民间变成宫廷，变成了内部人的政治斗争，群众是“吃瓜”群众。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名义》的看点也是展示了各级官员在行政会议和私人聚会上的勾心斗角，尤其是“汉大帮”、“秘书帮”、“沙家帮”之间的“智斗”。但与其他权斗作品不同的是，这部主旋律剧清晰地区分了权力斗争的正义与邪恶，而正义的一方代表着“人民的名义”。对于“吃瓜群众”来说，观看这些可望而不可及的政治隐秘本身具有极大的消费快感。
▲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剧照。
《人民的名义》中有两个形象很重要，一个是人民，二个是干部，这依然不是纯粹的法律故事，而是带有人民民主政治元素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剧。
这部剧少有地表现了一种人民的形象——大风厂持股工人的故事。工人要获得合法的“股权”，这是一种经济权益，而不是“工人当家作主”的政治权力。其实这种有组织的工人群体在90年代的国企改革中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让这些工人重新登场还有有政治意味的，虽然他们很被动，不是被贪官出卖，就是被好干部所拯救。
这部剧中呈现了三种干部。一种是李达康式的GDP能人、改革干部，代表改革开放的核心形象，是也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二是腐败的坏干部，是权钱勾结、鱼肉百姓的坏分子;三是像陈岩石、沙瑞金这样的好干部，他们关注民生，照顾底层人的利益，是弱势群体的代言人，缓解社会矛盾。
这样三种干部的形象是同时存在的，也就是说干部一方面要招商引资、为资本服好务，另一方面又要救助底层百姓，与此同时，还不能贪赃枉法变成腐败分子，这确实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官员。
相比90年代所塑造的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苦情劳模形象，青年观众更喜爱的改革干部李达康，因为他既能一心一意谋发展(而且是绿色经济)，给当地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福利，又能两袖清风、拒绝腐蚀，唯一的性格缺点是独断专行、不近人情，这也是当下主流价值观所需要的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清廉自律的好干部。
3. 这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反思了改革开放的历史
这部剧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风格，也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优势。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特点有两个，一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把人物放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之中;二是不管是典型环境，还是典型人物都带有社会隐喻性，也就是说现实主义创作恰好是一种高度象征性的社会寓言。
近些年也出现了一批反思改革开放的社会剧，如2007年电视剧《大工匠》第一次表现了90年代国企改革中工人被抛弃、被瓦解的过程;2011年电视《下海》表现了这些离开小地方南下广州发财的人们最终感悟到“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得不接受“死一次活过来的才是英雄”的硬道理;还有《蜗居》、《北京爱情故事》等电视剧也突出改革开放逻辑的另一面，压抑、异化和迷失方向。
在这个意义上，《人民的名义》里面确实直面了很多现实问题，如官员腐败、基层懒政、权贵交易等都是触目惊心的，观众看了也很过瘾，只是人们略感不满意的是，除了腐败、人性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
最后，回到一个理论性的话题，人民如何不再是一种“名义”，而成为一种有主体性的力量，关键在于能否形成一种有弹性的、有活力的、带有人民色彩的公民社会。引用葛兰西的一段话：“在俄国，国家就是一切，公民社会处于原始状态，尚未开化。在西方，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有一种适宜的关系，国家一旦动摇，就露出了其背后稳定的公民社会结构。”
建立一种“适宜”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对于列宁主义式的执政党来说依然未完成的事业，我说的不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公民社会，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人民社会。这对当下的中国来说依然很重要。
本文为侯猛5月6日在《文化纵横》杂志社和南都观察联合主办的【一期一会·共同思想未来】沙龙上的主题分享，沙龙主题“深度理解中国政体，全面剖析人民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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