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句题外话。我曾在《<人民的名义>人物论之：“于连”祁同伟》一文中说，祁同伟将不会得到任何同情，因为他对中国社会上层的封建化没有任何批判意识。现在看来这个结论并不准确，因为祁同伟得到了广泛的同情。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尽管祁同伟为了爬上去不择手段，但他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是封建化的受害者，而受害者是不可能不被同情的。
祁同伟最后的遗言是：“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这句话是意味深长的，那些用裙带关系联结起来的上层精英，确实没有资格审判祁同伟，正如法国贵族没有资格审判于连一样。
在祁同伟最后被包围在孤鹰岭(“孤鹰”这个名字是意味深长的，显然周梅森也对祁同伟充满同情)，侯亮平前去劝降这一场戏，本来可以拍的回肠荡气、催人泪下，因为同学情谊、检察官的义务、绝望、惋惜、不舍、焦虑等情感交织在一起，最能抓住观众的心。可惜这场戏只能用平白如水来形容，台词不精彩、陆毅也根本没有入戏。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执导的两部电影《黄昏清兵卫》和《隐剑鬼爪》，最后都有一位武士去劝降自己被困好友的桥段，就事论事的说，比《人民的名义》拍摄的要摄人心魄多了。
言归正传。在《人民的名义》中，大风厂下岗工人王文革是剧中为数不多的可以称得上如假包换的“人民”之一，他的战斗性最强、行动能力最强、意志也最坚决。他一直主张用对抗性方式维护自己和大风厂工友的利益，但却屡遭失败，第一次把自己烧成重伤，第二次则让自己锒铛入狱，获刑十二年。
王文革的名字就很有意思，他生于文革高潮的1968年，看来至少他父亲是对文革高度认同的，所以给他取了这么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以后虽然政治上天翻地覆，文革已被彻底否定，但他也没有与时俱进，更名“改革”，这表明他还是有坚守的。
通观全剧，周梅森塑造王文革这么个角色，主要是想告诉观众：“民粹”必败，必须依靠精英，才能有好日子过。
王文革第一次出现，是“一一六事件”的前夜，他作为工人护厂队队长带领工人抗拒拆迁。实际上大风厂的大火，王文革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正是他下令把汽油倒进厂区门前的壕沟，又是他手中的火炬掉落的火星点燃了汽油，导致36人被烧伤，使工人自己的“防线”陷入混乱。但他这种鲁莽的行为，并不能真正保卫工厂，反而给了李达康趁乱强拆的可乘之机。真正阻挡李达康派出的推土机的人，不是王文革，也不是护厂队的工人，而是老革命陈岩石，而陈岩石则是靠了和省委书记沙瑞金的密切关系。
王文革的第二场重头戏，则是绑架大风厂老板蔡成功的儿子，试图以此为筹码索回自己的股权，这种行为当然是极端疯狂的，完全非理性的。因为第一，这不可能要回股权;第二，退一步说，即便要回了股权，由于自己涉嫌严重犯罪，也不可能有机会享受了;第三，自己很可能会被当场击毙。而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的关头，又是陈岩石救了他。但陈岩石救了他的命，救不了他的罪，他还是被判了重刑。大风厂工人股权失而复得，不是王文革暴力抗争的结果，而是侯亮平这样的精英反腐败的结果。
尽管王文革这样的形象，暴露了《人民的名义》主创人员的精英意识和对精英统治的合理化论证，但必须承认，王文革也相当真实的折射了当下中国社会弱势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中比较激进一翼的精神状态——他们确确实实“民粹化”了。
老实说，我很讨厌“民粹”、“民粹主义”这些词，因为在精英和主流媒体那里，这种词汇是专门用来否定底层老百姓利益诉求正当性的，所以我也从来不使用这种词汇，今天姑且用一用，但要重新定义。
我这里所说的民粹，指的是那些认识到自己利益受损，并主张用激烈手段夺回自己利益的底层百姓。和政治成熟的“工人阶级”的区别是，他们的阶级意识没有苏醒，或处于沉潜状态，因此，他们只注重眼前的具体利益，不能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也不能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和精英的对垒中，他们既容易被满足，也容易被击溃，在持刀威胁和反身跪倒之间，只差一纸真假难辨的合同。
王文革就是这样的人。八十年代以来，他和他的阶级多次被欺骗。最严重的一次，是九十年代，在“国企改制符合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忽悠声中，居然有三千万人失去了工人阶级的身份，沦为修车、钉鞋的小手工业者、摆地摊的城市贫民、乃至靠低保为生的弱势群体，有些地方甚至男为盗女为娼，毫无尊严。
反复被骗的惨痛经历，使王文革不相信任何人，甚至包括被视为“人间圣人”的陈岩石。在《人民的名义》中，从省委书记沙瑞金到工会主席郑西坡，再到桀骜不驯的市委书记李达康，都对陈岩石毕恭毕敬，口称“陈老”，只有王文革称他为陈老头。无法相信任何人是王文革非理性行为和暴力行为的根源，也是今天诸多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
王文革的失败提醒工人阶级，除非能够超越民粹主义的要求，重建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并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否则的话永远不可能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更谈不上恢复自己的主人翁地位了。
最后说说陈岩石之死。
当王文革把刀架到陈岩石脖子上的时候，陈岩石一定万念俱灰，他不得不直面自己一生的荒诞！这对他的打击是致命的，尽管王文革的刀在他脖子上造成的伤口微不足道，以至于医生都认为不需要包扎，但陈岩石的内心世界却完全崩溃了。他一病不起，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最后的愿望只是想抱抱自己的儿子，这个愿望已经和“人民”无关，因为知道自己愧对他们，死对他来说真的是一种解脱，因为再也不用忍受内心的煎熬了。
陈岩石为什么会备受煎熬?这是因为和那些抱着个人目的混入革命队伍的人，如杜导正、李锐之流不同，陈岩石是真诚的革命者，并且始终初心不改，他也一直为此感到自豪，这是他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但当一个工人直接把刀架在他脖子上，指控被他欺骗了的时候，陈岩石才蓦然意识到，自己的一生是一个荒唐的怪圈——以带领人民反抗剥削压迫始，以成为新剥削压迫者的帮凶终。自己为大风厂工人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劝说他们心平气和地接受新雇佣奴地位罢了。
陈岩石作为一个老革命的良知使他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但他的理论水平也使他不能合乎逻辑地解释自己“鬼打墙”般的人生际遇，发现自己实际上出卖了自己最热爱的那些人，他的精神支柱就此坍塌，这种煎熬使他生不如死——死反而成为一种最好的解脱。
应该说，周梅森至少直觉上意识到了陈岩石一生的悖论，所以安排陈岩石在抗日战争中入伍，因为抗日战争作为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内部存在阶级压迫之间的矛盾，并不构成直接矛盾。如果陈岩石是在解放战争——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消灭阶级压迫——中参加革命，那陈岩石一生的荒诞，就更完全无法掩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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