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名义》能火到这个程度，这事必须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期，即便是对买了这部剧的湖南卫视的年轻的采购班子而言，你如果那会儿告诉它这部剧是今天这样的爆红，他们也绝不会相信，一定会觉得你在忽悠他们。因为这部充满着主旋律特征的反腐题材电视剧，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最高点的时候拿下了8%多的收视率——这是1999年，中国广播电视行业实现全盘卫星电视化之后收视率最高的电视剧——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1999年之前，比如《渴望》《北京人在纽约》等那些“骇人”的收视率的意义，其实非常有限，因为大家那时就能收来那么5、6个频道，《人民的名义》最高8个多点的收视率，换算一下放在那时也是数一数二的。
那么，当我们在讨论《人民的名义》的时候，我们在讨论什么?尽管在剧本创作、拍摄制作等角度，实事求是讲还比较粗糙，这部电视剧作为电视剧的水准其实在我国电视剧历史上，只能算中上之作;但无论如何，站在我国电视剧史的角度，尤其是在电视开机率、收视率持续下滑，视频网站大幅分流的大趋势下(比如我就是在视频网站上看的该剧，而这并没有被算进收视率)，《人民的名义》还能有这样的表现，就更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本着“不吹不黑”的原则，虽然在制作层面的瑕h疵很多，但不管是收视率，还是话题度，《人民的名义》在中国电视剧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作品，这应该没什么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一开始因为当时手头有别的事，并没太关注这个电视剧，只是随着它开播后话题度的不断上升，特别是新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达康书记表情包——这么主旋律的作品也被青年亚文化消费了，让我意识到这事肯定是不简单。后来很快，国内几家主流的新闻报刊就先后找到我，采访我对这个剧的看法，有的还暗示高层很关注，让我认真准备一下再接受采访，我才被“吓”的赶紧恶补追剧。其实我一开始也是懵懵的，但同样的话来来回回说了几遍之后，就逐渐开始给自己说明白了、给自己说会了，一点点的不仅自己信了，而且也有了整体性的认识。
在现有的关于《人民的名义》的讨论中，也真是一点不意外，“大道理”太多了，各种“车轱辘话”“片儿汤话”的分析太多了。当然并不是这些与《人民的名义》相关的话题就没有意义，而是说现有的这些“大道理”与这有关、与那有关，但唯独就是与作为电视剧的《人民的名义》无关，毕竟《人民的名义》首先是一部电视剧，而不是别的;所以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先把电视剧脉络上的《人民的名义》说清楚、唠明白，这事儿不说透，其他都是白扯，毕竟它首先是一部电视剧。
2015年6月，中纪委宣传部调研组到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调研并举行座谈，希望两部门配合，用文艺推动反腐：广电总局“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不能一写反腐就写成案件剧，一写公检法就写成劳模剧”，最高检影视中心要加强反腐题材影视剧的创作和生产。
这件事的意义非常丰富，我们就以此为基点对反腐剧、涉案剧的来龙去脉一层层地剥离，通俗地说就是讲一讲它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具体的展开都会锚定在这个事件上，来来回回都要从这件事出发。
我的主体汇报思路也分为以下两点：一个是把反腐剧、涉案剧在电视剧意义上的前因后果说清楚、唠明白;另一个是谈一下反腐剧、涉案剧和主旋律的关系，今天的主旋律到底是咋回事儿。
第一，也是我要展开的第一个角度，就是从反腐剧、涉案剧的角度入手，谈谈《人民的名义》作为一部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剧的脉络里到底是怎么回事。中纪委2015年6月的这次座谈是《人民的名义》能够出现的最直接原因，可以说没有这次座谈就没有《人民的名义》。为什么?
因为在2004年初的全国电视剧题材规划会上，当时反腐剧、涉案剧数量多、质量差的问题被突出地反映出来。同年4月，各地卫视就陆续接到了广电总局《关于加强涉案剧审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要求这类题材的影视作品退出黄金档、安排在晚间11点之后播出。与此同时，当年送审的相关剧目，在批准、立项环节被压缩了40%。我国的涉案剧、反腐剧，就是从那时起，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沉寂。
所以我们稍微多看几眼，就会发现中纪委宣传部的这次座谈，其实非常懂行，因为他们明确指出了“不能一写反腐就写成案件剧”，这也确实是当时的反腐剧、涉案剧的最大问题。纯粹从知识分子概念辨析的角度来看，在中国的广电体系下，反腐剧在概念上其实隶属于涉案剧，是可以被放进涉案剧这个“大框”里的。只抽象谈缺点的话，那个年代的反腐剧、涉案剧的问题确实比较大、比较明显，除了色情、暴力之外还惊悚、恐怖，有的也真的暴露了当时公安机关的刑侦手段，相当于给犯罪分子上“科普课”了。
的确，现在距离那段历史已经一晃快20年都过去了，大家对那个年代的印象已经面貌模糊了。对于“严打”这个词现在的朋友可能都比较陌生，今天再回过头看，也很是感慨，也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产物。第一次“严打”是1983年，第二、三次“严打”则是在世纪之交的1996年、2001年，非常密集。道理也不复杂，如果说当年的第一次“严打”很快稳定住了社会治安局面的话，世纪之交这两次就很有意味。说白了，就是1996年的第二次“严打”没摆平，才有2001年的第三次。很显然，世纪之交那会儿社会矛盾相对尖锐，社会治安也很成问题。于是反腐剧、涉案剧也就应运而生，从1990年代中后期到世纪之交，《英雄无悔》《12.1枪杀大案》《刑警本色》《苍天在上》《永不瞑目》《大雪无痕》《黑冰》《黑洞》《征服》《绝对权力》等反腐剧、涉案剧，随着当时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矛盾的集中爆发，不断取得收视率的佳绩。
今天回头再看，世纪之交的那段岁月，套用波拉尼的语式说，有点构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起源，就是说影响我们今天日常生活样貌的全部元素在那个时期都凑齐了，后来都是在那个基础上的叠加，没再有多少新东西。比如说新一代领导班子的稳定、分税制改革、《物权法》、永久废除农业税，包括影视领域的1999年省级电视台综合频道全部上星、2002年的电影院线制改革等等吧;在1990年代中期之前——现在看来属于4倍慢速、2倍慢速的改革开放步伐，忽然加速了，并在世纪之交完成了它自身的“大转型”。后来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能追溯到世纪之交的这小十年，就像刚才提到的，那会儿社会治安确实不太行，远不像今天这么“安定祥和”，哪些东西能让大家一下子就激起对那段时光的感知?必须是反腐剧、涉案剧。
反腐文学、反腐剧的“三驾马车”张平、周梅森、陆天明，就是那会儿登上历史舞台的，是他们奠定了我国反腐文学、反腐剧的基本样貌和格局，并一直影响到今天，影响到《人民的名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民的名义》可以说是那个年代的反腐剧、涉案剧的集大成者，它的基本脉络、架构都能从那个年代的作品中找到线索。当然这其中的线索比较杂乱，我们就从《苍天在上》《绝对权力》《大雪无痕》，这三部最有名的反腐剧说起，刘复生老师的相关文章已经分析地很透彻，我们会发现《人民的权力》的类型元素在它们中间都能找到清晰的线索。
第一个是李达康书记的由来，就是《苍天在上》这个脉络。它的类型贡献就是一个地级市的市长或者书记，遇到“事儿”了，发现身边有坏蛋了，本以为顺藤摸瓜能除暴安良，结果“摸”到当年曾经提拔过自己的老领导那了。于是乎，就痛苦抉择、良心发现，最终“苍天在上”啊。而且在结局，主人公都付出了事业上的、生活上的不小代价，就像李达康，老婆进监狱了，“沙李配”传闻中的省长位置也没戏了。
第二个是侯亮平局长的由来，就是《绝对权力》这个脉络。它的类型贡献就是纪检监察干部，在司法程序受到严重干扰，作为主人公的院长、检察长、反贪局长在受到各种打击、报复的工作处境中，如何在上级大领导的暗中支持下还顺带着紧密联系群众开展调查，最终铁证如山地搞定之前可嚣张了的大贪官及他们的党羽。
第三个是祁同伟厅长的由来，就是《大雪无痕》这个脉络。它的类型贡献就是公安系统的刑警队长、缉私队长，在侦破大案、要案的过程中叫那个年代的祁同伟同志给整了，让人家给停职或者调走了，但是大丈夫英雄无悔，不让干也干，最后一场枪战搞定一切，有点港式警匪片的味道。然后，祁同伟同志这个类型元素，不管是不是“胜天半子”，肯定会选择自杀结局。
上边是反腐剧的类型脉络，在《人民的名义》当中还有不少涉案剧的线索。
我们就从当时最有名的《黑洞》《黑冰》《征服》入手。我没太想好怎么用学术语言概括，就先用点比喻性的语言形容一下。《黑洞》《黑冰》也是兼备了反腐剧、涉案剧的特征，当时好多剧都是这种情况。包括《征服》，它们都有一个很奇葩的逻辑，就是对“受难者”的“二次清除”。
咋清除的呢?就是不管是《黑洞》里的聂明宇(陈道明扮演)、《黑冰》里的郭小鹏(王志文扮演)，还是《征服》里刘华强(孙红雷扮演)，他们之所以以各种形式危害社会，都是因为过去受了委屈：聂明宇和郭小鹏都是文革的受害者，童年记忆太压抑了，然后在改革的大潮中借着平反了的父亲(后爹、老丈人也算)的权力，开始为非作歹;刘华强是因为1980年中期左右的物价改革，让过去的主人翁工人阶级受了太多委屈，于是玩起了黑社会。所以这些涉案剧的奇葩逻辑就是，他们过去受难的历史，反而是他们后来形成变态人格的原因，这倒很符合世纪之交那会儿的猎奇心态，于是二次消灭他们就有了充分的正当性，那都是原罪啊，只有彻底弄利索了才能继续推动改革开放的步伐。这个逻辑今天看起来非常奇葩，但在当时就是很顺溜。
在《人民的名义》当中，当时涉案剧的这种类型，其实也依然存在。就是大风厂的工人们，具体点就是王文革那帮“流氓无产者”。人家明明是受害者，受了那么多委屈，最后还被这么污名化处理，显然是不合适的。这种表达还是李达康同志当年的“改革能人”“改革弄潮儿”时代的逻辑，就是刚才的分析，只有把他们这些原罪清理干净，更甜美的明天才会到来。这个逻辑是挺奇葩的，谁不想过好日子啊?
就类型而言，世纪之交的涉案剧，某种程度上讲，在大众文化领域要比反腐剧还火，因为那时候的反腐剧还是一个成年人话题，不像今天的《人民的名义》在青少年世界里也有那么大的话题度，论接地气儿，那必须还是涉案剧。因为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所以当时的《英雄无悔》《12.1枪杀大案》《刑警本色》《黑冰》《黑洞》《征服》，都火得不得了，在全年龄段都有“杀伤力”。
稍微多说几句，除了王志文、陈道明这些当年就已成名的演员之外，诸如黄渤、孙红雷、马伊琍、段奕宏、李晨等等这些今天的知名演员，都是在当时的涉案剧中冒出来的，在里面演一些有特点的小角色——反腐剧、涉案剧其实一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影视类型，为中国影视领域做出了独特贡献。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浓郁的纪实风格，“素人”比较多，有的为了逼真，干脆就用纯粹意义上的普通人，比如当时参与破案的公安干警等，这种类型有很强烈的真实感，其实和美剧有很多接近的地方——在当时，我国电视剧的这个类型和美剧的差距其实并没那么大，并且有着鲜明的中国风格，后来没能延续下来真的是太可惜了。
所以，说《人民的名义》，确实都是事出有因，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距今一晃十五六年的世纪之交时期的反腐剧、涉案剧，对于中国影视行业的影响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得多，你别看2004年硬给摁住了，它的实际影响一直都在那呢。而且它们所波及的范围也远超我们的一般认识：不仅后来以艺术片儿面目出现的《白日焰火》《烈日灼心》《黑处有什么》等等，其实都还在处理那个阶段的历史经验;就连这两年受到90后、00后热捧的网络剧，也同样涌现出了《余罪》《心理罪》等这些涉案类型——反腐剧、涉案剧的跨门类、跨媒介影响，这么重要和有价值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被有效清理，是因为我们过去“大道理”讲少了呗?
下边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反腐剧、涉案剧和主旋律的关系，今天的主旋律到底是咋回事。
说到主旋律，大家一般的印象就是《大决战》《长征》《建国大业》，或者《焦裕禄》《孔繁森》之类的。的确，从1987年的“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开始，主旋律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至今已经整整30年有余了。但主旋律并不是一个本质化的概念，其自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层积，今天的主旋律和30年前相比肯定也不是一回事儿，这个问题三年前的青年文艺论坛也讨论过。
我们先大致回顾一下主旋律的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90年代前后那些事儿，就是《大决战》系列、《开国大典》《渡江战役》之类的。现在对主旋律的主流一般认识，其实还停留在那个阶段，认为主旋律就是完全由国家出钱搞定的，给国家看的东西。那会儿和现在的最大不同确实就差在钱上，为了拍《大决战》甚至能动用军费，这在今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是《人民的名义》的制片人做梦都梦不到的啊。
第二个阶段就是新世纪初那一拨儿，代表作品就是那会儿的一批“长征”题材作品。配合那时的“走下神坛”话语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说”模式，主旋律的焦点都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的“三国诸葛亮”式的呈现上。也是从那时候起，国家投资开始从主旋律中退场了，主旋律在资金意义上基本都是市场化运作了。
第三个阶段就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个阶段，也是知识分子视野的天际线，知识分子圈讨论主旋律一般也就到此为止了，再往后的主旋律是咋回事就都不知道了。在这个阶段不仅在资金投入意义上已经和国家完全没关系了，在内容制作逻辑上也高度市场化了，开始遵从好莱坞等主流大片的制作逻辑。
那么，拿上述的三个阶段来套今天的《人民的名义》，哎，是不是套不进来?好像都没啥太大关系，哪里出问题了呢?显然今天的主旋律又发生新变了，溢出了过去的框架。
我们再次回到2015年6月，中纪委宣传部调研组到国家出版广电总局、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座谈，中纪委宣传部希望两部门配合，用文艺推动反腐。反腐是当前我们国家前2、3件大事之一，用文艺推动反腐，就是让主旋律兼容这一话题，并有正面推动作用，这个意思很清楚。而且我们看中纪委宣传部除了“不能一写反腐就写成案件剧”的另一条具体要求：“不能一写公检法就写成劳模剧”，说他们懂业务并不是吹捧，这里的劳模剧的具体意思其实是反思了过去主旋律的相关问题，别弄成苦情戏，正面人物也得有血有肉，也得食人间烟火。
也就是不管是战略上还是战术上，中纪委宣传部的思路都是非常清晰的，但在他们之前还有先例——2014年的《湄公河大案》和2016年的《湄公河行动》。湄公河事件，这个不用多说了，大家都大致了解。出了这么大事，处理完之后，总要在国家层面上有所表达，而总局2004年的禁令还在，确实到了今天也没有公开说法说那个禁令就失效了，那么从电视剧生产的角度怎么办?那就只有主旋律这一条路，从国家主旋律的角度进场，就像中纪委宣传部给广电总局留的作业“广电总局每年电影最少一两部，电视剧最少两三部，而且必须是精品”，当时公安部也是这么进入这一领域的。
所以主旋律经过30年走到了今天，已经走向了新的阶段，要比之前任何一个阶段都复杂的多。即便是《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些主旋律，其实他们只是以比较花哨的方式完成了规定动作而已，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而到了《人民的名义》这个阶段，则开始推陈出新。
与过去由国家标明明确边界的主旋律作品相比，今天的主旋律有了相当的自主性，对于文化边界的“勘测”也由其自身完成，并没有谁告诉你哪行哪不行。而这不正是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在文化产业也好、大众文化领域也罢，开始成熟起来的标志么?不管操持怎样的立场，这至少是不小的进步吧。在这方面我们其实一直很吃亏的，就不说《纸牌屋》、也不说好莱坞了，就说和我们相对接近的韩国吧，韩国电影从来就不缺少这种大尺度的高层反腐、涉案的影视剧，但是和好莱坞一样，这反而印证了他们文化产业意义上的成功，甚至成为了他们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
相比较而言，从2004年到2014年，我国这个领域一直被“捂着”、“摁着”，吃亏的显然是我们自己，远不是影视领域多赚点钱少赚点钱那点事儿，而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层面一直吃着暗亏。在影视领域的结果，就只能是逼着《白日焰火》用欧洲电影节现代主义标准来呈现那段历史，说白了就又是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白人老外“窥淫癖”的猎奇心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国情和美国非常不一样，《纸牌屋》还是晚期资本主义那一套逻辑，我们没必要和他们一样，真一样了也不是啥好事;但我们还是可以算一算，这里里外外差了多少意思?真的是“失去的十年”啊。
当然了，谈任何问题都不能抽象谈，我们再放大一些看吧，影视领域的市场环境其实更不乐观。按照刚才的梳理，尽管今天的反腐剧、涉案剧开始有了这个时代的主旋律的历史任务，其生产、传播等和国家其实也是无关的，都是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中完成的。《人民的名义》就是最好的例子。比如在剧中扮演赵立春同志的另一个前秘书，朗诵了《共产党宣言》的制片人高亚麟就明确说，恨不得写一个关于《人民的名义》的拍摄过程的报告文学，好好揭示一下这个过程中的众生相的丑恶嘴脸，那叫一个搞笑。说是大概有50多家投资机构都表达了意向，并大多签了合同，就因为反腐这个话题太过敏感，有很多机构甚至不惜交违约金而选择毁约。
而且它的制作方的三分之一的股份在去年年末，就被另一家大公司转让了。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这些年影视领域风行的对赌协议，说白了就是业绩没达标，这和其他行业普遍存在的高杠杆投机，其实共享着相近的结构。随着相关泡沫的进一步破灭，金融资本也调低了对影视业的预期。这个行业2016年的对赌总额还是20.7亿，到了2107年直接被腰斩到11.5亿，2018年则是10.4亿。在我们国家的GDP已经臃肿到了这个地步的情况下，10亿人民币真的是沧海一粟，在强势行业看来，这真只是零钱而已。
还有就是在传播过程中，《人民的名义》的发行方所设置的“小鲜肉”“老戏骨”对比的话题，就是强调“小鲜肉”不值那么多钱，而“老戏骨”们物美价廉、是行业良心。事实真的如此么?就连该剧的制片人、导演都承认，这些“老戏骨”在这部剧里面，给的是“内部价”、“人请价”，片酬并没有按照市场价走，真按照市场价，这部剧的总花销就得2个多亿、小3亿了——不管按照什么标准，这都不可能是所谓中小成本电视剧了。这显然是结构性问题，不是“小鲜肉”“老戏骨”这个二元对立能涵盖的。
所以，至少中期看，这个行业都不再处于一个乐观的通道中。
因此，当我们讨论身处在这一历史阶段中的《人民的名义》时，就不能抽象地讲“大道理”，比如老同志们都愿意唠唠人民是不是个名义，确实不能说这些讨论就一点用都没有;但只要稍微聚焦一下《人民的名义》的生产、传播，我们就会发现实际情况和我们的主观想象，根本就不一样，就不是一回事儿。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它的生产、传播面临多大的风险、多大的挑战?这肯定不是我们在这坐而论道能体会的。
今天的主旋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在其传播过程中受到青年少的广泛关注。因为无论是《大决战》《开国大典》，还是《焦裕禄》《孔繁森》，亦或《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在过去这都是大人的事，是成年人世界的话题，和青少年和孩子们从来都没有关系啊。说主旋律到了新阶段，在这个问题上也确实足够全新。《人民的名义》在拍摄的时候，为了试图吸引青少年群体的注意，特意加了郑胜利这条他们认为的青少年网生代的线索。但结果是，广大青年少群体在新媒体上都不断表示，他们根本不喜欢郑胜利，把他的空间都留给达康书记吧。
说大一点，至少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大众文化史上，这都是前所未见的。像《人民的名义》这样具有明显的主旋律特征的反腐剧、涉案剧，竟然在青年文化、二次元文化中受到了如此的热捧，这种新的文艺现象显然突破了既有理论的一般性认识。而且这并不是偶然，2016年中纪委的《永远在路上》就在B站上受到了广泛欢迎。我们想想啊，如果说《人民的名义》好歹还是个电视剧，有点剧情的话，《永远在路上》这可是严肃的不能再严肃的正经专题片啊，一点娱乐性元素都没有啊。
所以主旋律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它的复杂性，实事求是讲，至少未必在我的认知内，很多东西还要深入挖掘。面对今天的青少年一代，我们再也不能拿过去把小孩儿当傻瓜的那一套想当然的思维来看待，包括我们青年文艺论坛曾经讨论过的帝吧出征、粉丝文化等等，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诉求，平心而论，我们了解么?恐怕也就了解那么一丁点吧。不解决这个问题，也根本谈不上充分认知这个时代的主旋律问题。
综上，到了《人民的名义》这个历史节点，整体性地审视这一波反腐剧、涉案剧爆红背后的产业成因与传播逻辑，是我们这个时代文艺领域议事日程上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在相当程度上，它就是认知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条曲径通幽的有效路径。要做的工作太多，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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