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屏幕上打出“原汉东大学政法系主任高育良”字样,我不由得哑然失笑,因为他立即让我联想到了一些在大学政法系统十分活跃的公知,而高育良的扮相——向后梳起的头发、精致的眼镜、皮笑肉不笑的神情等,也让我联想起一位喜欢看星空的某位大人物,确实,他们都是一类的。
可能是担心引起争议吧,编剧并没有让高育良满口公知腔,但如果在现实生活中,高育良一定会把自己打扮成“普世价值”的拥趸,用“锐意改革”的形象把自己包装起来,这样一来,谁敢调查他的贪腐问题,谁就是反对改革开放了。实际上,剧中真正的大B0SS赵立春就是这么玩的,当他的腐败问题逐渐暴露之后,他就花大钱请人在香港媒体上撰文,指控省委书记沙瑞金调查他的儿子赵瑞龙是为了“否定汉东省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给沙瑞金造成了很大压力,不得不写文章为自己辩解。
根据剧中的情节推算,高育良应该是在九十年代前期,由学界跨入政界的。而他之所以能够迈出这么关键的一步,除了由梁璐父亲,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的提携,大的时代背景,仍然八十年代提出的干部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
“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单独来看并无问题,但放在文革结束,中国开始“转型”的大背景下来看,就不寻常了。在新中国的前三十年,毛泽东主席念兹在兹的是如何使“人民当家作主”名副其实?如何避免“周期律”?等等。而毛主席提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就是人民——其主体是工农兵——对政治事务的充分参与。文革前的做法主要还是从工农兵中提拔干部,强化对工农干部的培养(同时也重视知识分子干部的培养)。文革中则开始尝试劳动群众阶级直接参与对国家和企业的管理——不仅是从工农兵中选拔优秀分子培养成政治精英,而且是工农兵直接参与对国家和企业的管理,包括通过“上、管、改”的方式参与对大学的管理,“占领上层建筑”。
毛泽东时代的干部路线,无疑是政治标准第一的,其最主要的优点,是确保了共和国的人民性。尽管在八十年代后,工农兵干部因“大老粗”的形象饱受精英讥笑,但毫无疑问的是,在这种干部路线下,诸如国企私有化、“以三铁砸三铁”、三千万工人下岗、教育、医疗产业化之类的政策是很难出台的,甚至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而“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实际上是确立了知识分子相对于工农兵,也就是普罗大众管理国家的优先权,在科举制度以公务员考试的方式复归之后,这种优先权变成独占权,与之相应的,则是人民性淡出,精英色彩愈来愈浓。《人民的名义》向我们展示的汉东省被一个用裙带关系、师生关系、“主公-秘书(家臣)”关系联结起来的带有浓厚封建性的权贵集团所统治的局面,形象的说明了这一干部路线所导致的后果。
新科举制的干部路线,内在的要求是知识分子要以天下为己任,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实际情况是令人失望的。八十年代宣布拨乱反正之后,前三十年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被否定,近代知识分子中深厚的封建传统、买办传统强劲复苏,迅速成为主流,依附性也暴露无遗。
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路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古老的“读书做官”传统的重建。“读书做官”不能说毫无进步意义,但把知识分子从追求真理引向追求权位,进而丧失独立性,把个人利益最大化看得高于一切,则是其最大弊端。
高育良就是这样一个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他有两个明显特点,第一个就是依附性,开始从政时,依附梁璐的父亲,即当时的省政法委书记,在和省委书记赵立春的儿子赵瑞龙达成交易之后,又开始依附赵立春,事实上,如果“空降”的省委书记沙瑞金愿意收编他,他也会毫不犹豫的依附沙瑞金。
依附性强的一个后果就是容易被俘获。因为依附性的本质是把个人利益看的高于原则,而既然不能坚持原则,就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也就容易被俘获。赵瑞龙抛出一个高小凤做诱饵,就很轻易的把高育良俘获了,此后他终于走上犯罪道路,由省政法委书记变为阶下之囚,就是他被俘获的必然结果。此后尽管他仍道貌岸然,故作尊严,但已经变成了赵瑞龙门下走狗。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出身的高级干部,高育良的另一个特点是虚伪。这不仅是指他一边在主席台上讲廉政一边在台下搞贪腐,还在于他甚至虚伪到了不能面对自己的程度。比如,明明是贪恋高小凤的青春和美色,却自我欺骗说是因为高小凤能够和他谈明史,其实以他曾任大学系主任、阅人无数的经历,当然可以轻易洞穿一个没有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高小凤,把《万历十五年》挂在嘴边上其实就是为了诱惑他,但他不愿意承认,也不敢承认,因为承认了这一点,等于自认自己好色之徒,是登徒子,他必须自己鄙视自己,这是他所无法接受的。
高育良的命运是一个明显的警示:对知识分子来说,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一个“根本的问题”,甚至是命运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能不能最终解决,不仅将决定国家命运,最终也将决定知识分子个人的命运。
相关文章
「 支持!」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