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精心培养
八、省委领导发现了大寨
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作为那一时期的三面红旗，使中国走向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也经历了全民大办公共食堂等一系列活动，为了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全民大炼钢铁，追求亩产万斤粮，使全国普遍出现了平调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等五种不正之风，影响了全国的工农业生产，连大寨这么一个先进典型也未能幸免。人民公社成立之初，为了显示一大二公，公社要平调各大队的猪，这件事被陈永贵狠狠地顶住了。可是，到全民大办钢铁的时候，陈永贵实在是顶不住了。因为每个地方都要放卫星，大寨也不能不放，就是说要调上大寨的劳动力去搞钢铁。人走了，村里的地还管不管？粮食还收不收？陈永贵也拿不准了。不去吧，这是上级的命令，他是劳模，不能不带头呀。去吧，地里的庄稼怎么办？他犯愁了，只好去找县委书记张怀英。面对这么严重的平调风，张怀英只能安慰陈永贵说：“去吧，地里的粮食可组织学校学生去帮帮忙。”
就在这种环境下，陈永贵顶住了平调风，也顶住了浮垮风。别的地方亩产粮食一万斤，十万斤，可是大寨当时的亩产粮食只有540斤。因为这540斤产量是实实在在的。当时在太原开会，与会者有不少人比着放粮食超产的卫星，亩产几千斤、几万斤、几十万斤，有人要将陈永贵的军，说你怎么亩产才几百斤？陈永贵把脑袋一歪，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谁要一亩地打下几万斤玉茭，我就请他到大寨吃拉面。”因为当时在饿肚子的环境下，吃一顿拉面太困难了，太不容易了。陈永贵从太原回到昔阳，没回大寨就先去找张怀英，把情况一说，张怀英当时就表态支持，说：“就得顶，宁肯不当劳模，也不去放那样的卫星。”浮夸风过去之后，大寨的粮食产量自然又露出了峥嵘，引起了山西省委领导的关注。
1960年8月下旬，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黄志刚到晋中各县视察，所到之处发现，晋中各县的庄稼管理普遍差劲，因而很不乐意，看到减产已成定局。可是当他到了大寨一看，那里却是另一番景象。农田管理非常精细，增产是大势所趋，就向陪同他视察的张怀英说道：“这可是世外桃源呀！”
张怀英听到这种赞叹声当然心里很高兴，就又向黄志刚汇报了刀把口和白羊峪的情况，提议让黄志刚也到那两个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因为大寨、刀把口、白羊峪是昔阳的三枝花，是在昔阳树立的农业、牧业和林业典型。黄志刚看了这两个地方，回来时对张怀英说：“大寨、白羊峪和刀把口为什么在困难时期搞得这么好？不就是有一个好的党支部，支部里又有一个好的支部书记吗？如果全省有三分之一的支部书记都像陈永贵这样，那么全省又是什么情况？怀英啊，你还是把大寨的经验再总结一下，以便在全省推广。”
黄志刚回到太原，在省委内部介绍了大寨和昔阳这三枝花的情况，在省委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二十天以后，由省委书记处书记池必卿陪同，中央化工部部长彭涛也到大寨视察。张怀英和县委主管农业的副书记田根栋到大寨接待中央领导。池必卿和彭涛上了虎头山，进了狼窝掌，看了大寨的丰收景象，很高兴地对张怀英说：“百听不如一见，黄志刚同志向我们介绍了这里的情况，我们总想看看，看了真是名不虚传！”中午，他们都在大寨的公共食堂和大寨社员一起吃了混锅面条和窝窝头，还说：“你们锅里的油比我们省委锅里的油还多。”
在大旱的1960年，全国各地都是欠产，大寨的粮食亩产却由1958年的540斤提高到650斤，平均每户卖余粮3500斤，这在当时可是一个超高的数字啊！其它地方的粮食连肚子还装不饱，大寨不浮垮，不走样，不造假，把实实在在的商品粮缴给国家，真是千古一例。
陈永贵不浮垮，不造假，也是张怀英所要求的。当时的共产风、浮垮风在全国刮得民不聊生，昔阳也未能幸免。但是张怀英尽力要做到实事求是。他不仅要求大寨、刀把口、白羊峪不搞浮垮，而且也要求全县其它地方不要摆花架子。这里仅以昔阳县石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有堂（后任交成县委书记）的回忆录为证来说明这一问题。
他回忆到1958年刮五风报粮食产量的一段历史：“其实就因为预估粮食产量的问题，我和赵书记（城关公社书记）在上一年就发生过摩擦。记得上年秋收后，在城关公社估产时，我们石坪大队的产量定不了，整个城关公社的产量就总计不出来。县委书记张怀英见城关的产量迟迟报不上来，就把城关公社的所有两级干部叫到县委开会。当张怀英书记知道是因为我不报产量而影响了城关的上报时就问我：‘陈有堂，你的产量怎么一直定不下来？’我就把情况如实地向张书记做了汇报。张书记听后说。‘你能打多少就报多少嘛，谁让你多报哩？’我己经被虚报产量弄得十分窝气，就脱口而出：‘人家赵书记非让这样报嘛！’我当着县委书记的面这么一说，弄得赵书记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十分难堪，一时下不了台。这次既然张书记让我‘实际’报，我索性豁出去了，张口就说，‘刚才我在会上报的70万斤，80万斤总产量都是被逼出来的，实际根本打不下那么多，要我实际估，我只能打65万斤左右。”这件事是谈粮食估产，他同公社书记的第一场斗争。因为公社书记逼着，他不得不虚报产量，而张怀英要求他实报产量，他才敢报65万斤左右。
还有一件是公社要办万头猪场的事。“城关公社要办万头猪场，随着一声令下，平调全公社所有的生猪，让全公社各村各户的猪都集中起来统一喂养。结果没几天，集中起来的猪由于不能很好地管理弄得死得死，病得病，社员们无缘无故蒙受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公社领导不以此为教训，见活的物件没法管理，就平调财物。那个时期，社员们连肚子也填不饱，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他们搜来寻去，最终发现大部分社员家里都备有为老人安排后事的‘土板’（做棺材用的木板），这在当时算是值钱的东西了。于是公社领导又下令，将各村各户所有的‘土板’都统一作价，一律上缴公社，由各大队供销社统一管理起来，并且规定：如果社员有丧事需要时再拿钱到大队供销社购买。当时，公社购买时，每付‘土板’作价18元，可是当社员往回购买时的实际价钱是28元，这样社员们就平白无故地多掏10元钱。我对这种做法想不通，认为这种做法极不合理。有好多人劝我不要逆潮流而动，而我觉得不合理的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一次，县委召集城关公社各大队支部书记会议，县委书记张怀英也在场，我辟头就问：‘张书记，那件事可不对啊！’张书记莫名其妙地瞪了我一眼，对我说：‘有堂，你又有什么不对的事，你给我详细说一说。’我说：‘社员的财产公社说收就收咱不提，可是石坪村社员的‘土板’公社收时出价是18元，可为什么当社员使用再往回买的时候就涨成了28元，一句话净赚了社员10元钱，既然是实现共产、平调，那为什么社员再往回买的时候要加价？这符合党的哪一条政策？’张书记听了后对我说：‘我了解一下具体情况，三天后给你一个答复。’三天后，城关公社果然召集各大队供销社的售货员开会，宣布强行收购社员的物资全部退赔，我们石坪村被收的几十付‘土板’又全部退回到社员手里。
从这两个例子看出，当时的共产风、平调风、浮垮风在全国普遍发生，在昔阳也严重存在。张怀英听到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呼声，自觉抵制这些不良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是不容易做到的。他能即时纠正下边的问题，是他实事求是的表现。反过来说，大寨正是自觉抵制了五风，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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