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闻体制问题
总有人认为中国的新闻体制不好，主张中国实行西方那样的新闻体制。
新闻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新闻传播属性，二是意识形态属性。前者是一般属性，后者是特殊属性。西方新闻观刻意强调新闻的一般属性，竭力掩盖新闻的意识形态属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则相反，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强调新闻的党性。
为什么说新闻有意识形态属性?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事实本身并不是新闻，事实只有被媒体报道后才是新闻。新闻又是观念的产物，因为事实并没有价值特征，但新闻在报道事实时必然包含着对事实的评价，反映着价值观的差异。同样一件事，不同的媒体，报道可能很不相同。“用事实说话”是新闻最主要的特征，新闻把报道者的倾向寓于对事实的客观报道之中，表达的往往是一种“无形的意见”。
因此，新闻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新闻事业属于上层建筑。在社会上层建筑中，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居于核心地位，影响和制约着上层建筑的其他组成部分，包括新闻事业。任何社会的新闻活动，都要受到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及国家政治制度的指导和制约。政治体制决定着新闻体制，新闻体制是政治体制的重要方面。
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西方的新闻体制？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都和西方不同，新闻体制又怎么会一样？
西方新闻体制就是所谓“独立媒体”的体制。“独立媒体”就是私人所有而不是政府、政党所有的媒体。西方新闻观认为，只有独立媒体才能免受政府和政党控制，保持政治上的中立，秉持“客观报道”，成为“社会公器”。这样一种理念，在西方社会影响深远。西方批评中国的新闻体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批评中国没有独立媒体。
“独立媒体”反映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体制的要害。办媒体是要花钱的，只有有钱人才可能办媒体，只有大资本家、大财团才可能办大媒体。事实也正是如此，那些在世界新闻业界举足轻重、在国际传播领域呼风唤雨，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施加着巨大影响的最有权势的西方大媒体，其实都掌控在极少数不为公众熟知的家族手中。美国《华尔街日报》、福克斯广播公司、英国《泰晤士报》等属于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联合派拉蒙电视网以及MTV电视网，归属萨默·雷石东家族掌控的维亚康姆集团;欧洲最大的电视广播公司RTL集团、全球最大的图书出版商兰登书屋、欧洲最大的杂志出版公司古纳雅尔，为摩恩家族的贝塔斯曼集团所有;美国苏兹伯格家族控制的纽约时报公司旗下有《纽约时报》和《国际先驱论坛报》，格雷厄姆家族和钱德勒家族分别掌握着《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英国汤姆逊家族掌握着全球四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和拥有欧洲最大电视网络的培生电视集团同属于皮尔逊家族旗下，英国《卫报》则一直控制在斯科特家族手中;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被通用电气收购，后者被摩根财团控制;美国有线电视公司(CNN)的后台老板是时代华纳，而时代华纳的13位董事会成员中有10位都是投资银行、跨国企业、知名媒体的高管和前政府高官;拥有美国广播公司等媒体的另一传媒巨头迪斯尼集团，其董事会成员包括了宝洁、维萨、谷歌、星巴克等多家大企业高管。如此盘根错节的权力图谱，构成了西方传媒业的真实图景。
“独立媒体”可以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政党，却不可能独立于资本。媒体可以“独立”地问责政客、指摘政党、批评政府，可以让某位政客落马、某个政党败选、某届政府下台，但它们绝对不会从根本上去质疑、批评、反对资本家老板和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是资本家的真正“家园”。这就是为什么对近些年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一向以“无所不在的监督”自诩的美国主流媒体居然既无揭露又无预警，致使这场危机为害美国、祸及全球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当“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深层弊端时，美国主流媒体居然认为这“没有新闻价值”，视若无睹、充耳不闻、轻描淡写、冷漠消极的原因。“占领华尔街”运动是“99%反抗1%”的运动。“占领”运动所反对的“1%”，正是掌控着所谓“独立媒体”的垄断资本集团，媒体只是他们的喉舌和工具。
西方人常说，媒体属于国家所有，就是权力垄断；在我们看来，私人办媒体，只能是资本垄断、金钱垄断。社会主义国家不会允许新闻媒体私有化，这是与资本主义新闻体制的根本区别。在我们国家，各个政党、人民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举办不同的新闻机构，各自联系一定范围的群众，既有分工，又有合作，也有竞争，广泛反映各方面社会舆论，共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认为，我们这种新闻体制，比起私有化的新闻体制，比起有钱人办媒体，对社会更有利，这就是我们的新闻观，是社会主义新闻观。这又与我们党的理念相联系。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党，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是我们党至高无上的理念。党不允许成为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不允许成为少数人的代表，不允许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以，党管媒体更有利于媒体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
二、新闻自由度问题
也许，现在中国的传统媒体，主要是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报道的自由度，要比西方发达国家媒体的自由度小一些(这不包括网络媒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在于新闻理念、新闻体制，而在于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和所面临的问题。
从英国工业革命算起，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有200多年历史。这200多年并非一路顺风，期间发生了无数次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对外侵略，还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浩劫。但它们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毕竟建立起相对完备、成熟的制度体系，国内的稳定既有法制保障，又有社会福利体系支撑。虽然目前西方国家普遍深陷金融、债务危机难以自拔，但社会秩序依然总体保持稳定。即便如此，当国家面临安全上、稳定上的风险时，控制也会收紧。“美国之音”的一位负责人，曾因违反美国政府的指令播放本·拉登的讲话录音而被撤职;最近曝出的“棱镜门”事件表明，美国政府早就在实施范围广泛的通信和网络监控，严重侵害了公民隐私权。
中国面临的安全、稳定方面的风险显然要比美国多、比美国大。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奇迹的同时，也经历了急剧的社会变革和转型，积累了大量社会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近年来正集中地凸现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过两次大的风波和动乱，一次是1986年的学潮，一次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两次风波，一个直接原因，都是媒体的舆论导向出了问题。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加强了对宣传舆论工作的领导和管理，带来的是持续20多年的平稳快速发展和进步。这种现象的背后，一定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东西。中央反复讲，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是从事实和经验教训中得出的结论。
现阶段的中国，承受不了舆论失控的后果。应该看到，我国的发展进步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对思想舆论多样化的承受力已大大增强。但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的中国正处于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多发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各级政府机关的管理水平和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很难适应舆论过度开放带来的挑战，舆论的过度批评会损害政府威信、妨害政府施政;境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中国、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始终没有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放任舆论环境过度开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严重后果。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移植西方政治和新闻体制后，媒体的过度自由成为社会的重要乱源，这样的舆论环境不改变，领导人换来换去，谁也干不好。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国家的发展进步，随着各方面制度的逐步完善、成熟和定型，中国新闻媒体的自由度将不断扩大。事实上，这个进程一直在发展，找出5年前的报纸看一看就会不言自明。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