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当“黑五类”子弟也捡起了“自来红”思想的时候——从沈乔生力挺方主席看“装B犯”的自我呈现

　　当“黑五类”子弟也捡起了“自来红”思想的时候——从沈乔生力挺方主席看“装B犯”的自我呈现

　　老田

　　应该首先感谢方主席和他的朋友们，他们对于革命、文革和公共性问题的理解，让老田认识到原先没有想通的问题。毛主席曾经不止一次说过，反面教员对人民的教育效果要好过正面教员，这一次，老田算是有了亲身的体会。方主席和一个曾经的“黑五类”子弟沈乔生，很好地为我们从反面提供了观察革命和公共性的互补视角，更为深刻地帮助我们理解了革命将会如何在历史中间得到再讲述的方式。

　　沈乔生撰文力挺方主席，这个人有一点点诚实，他倒没有像陈国恩和童志刚那样搞无脑粉饰，而是直接肯定方主席的作品就是追问改朝换代的残酷性命题，然后说，这个追问不仅适用于土改追问，而且适用于全人类文明。那么，沈乔生嘴里的全人类文明都包括什么内容呢?值得深入追问一下。

　　【依据陈国恩教授的看法，方方和沈乔生都算是拥趸“本质论”的蠢货，有图有证据】

　　一、革命后政权的公共性问题

　　应该准确地说，官方作协所聘请的专业作家，按照布尔迪厄对“伟大作家伟大作品”进行“祛魅”的方式，就只能够算是网络时代官府以财政资金雇佣的“写手”了。这样一看，方主席算是湖北省委宣传部雇佣的高级写手，而这一次力挺方主席的江苏作家沈乔生，就是江苏省委宣传部雇佣的专职低级写手。

　　沈乔生很热心地支持方主席及其《软埋》，有着自己特殊的视角，沈乔生比童志刚诚实的地方，在于他没有硬说方主席是要表现什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或者普世价值，而是说改朝换代这么残酷不符合整个的人类文明。沈乔生比陈国恩教授诚实的地方，时他没有硬说方主席及其作品对总结共产党革命的经验教训有什么兴趣，而是说方主席的作品确实描写了革命对象的不适感受。

　　沈乔生比上述两人更为优胜的地方，是他作为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子弟，与方主席一样同属于当年太子党们打压的“黑五类”，据沈写手自己回忆说在1966年遭遇过太子党的殴打，这样的体验有助于他更为深入地体会方主席的精神体验，所以，他对方主席的软埋的读后感就很是不同，据此追问共产党革命是否不恰当地对旧统治阶级搞了镇压扩大化。“方方在文中已经说出了她的思考，‘改朝换代，稳固江山，一定要这么残酷吗？’这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诘问，同时给理性的人们提出了一道严肃的历史题目。而且，这种反思和经验还超越了土改，某种意义上，方方写出了人类的一个群体，在遭受突如其来的灭顶之灾时，是如何挣扎，如何拒绝身子和记忆一起被‘软埋’，但又不得不被软埋。这种经验绝不仅仅属于土改，而从属于整个人类文明。”

　　贵族子弟不爱读书，所以对于历史很不熟悉，对建国初期涉及到地主生存问题的“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三大运动的背景和做法完全无知，这一点特别不好。然后对自己的同类项受到镇压，特别不接受，为此他们强烈地感到有话要说，旧贵族子弟对历史的“故事新编”有着非同寻常的偏爱——总感觉到历史记载和别人讲的都不到位，自己还有些新的话要讲，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仅仅从“有话要讲”出发的新故事，而不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的新认识和新体验。有话要讲这个方面的认识我们不陌生，“没落的阶级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这个话虽然很老，但有助于我们认识贵族子弟的故事新编爱好——老子们在泥腿子手上吃了大亏，老子很不甘心，难道讲讲都不行吗?把泥腿子讲得坏一点，充其量也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而已，还不算颠覆罪行吧。

　　因为有了“当然贵族”的心态，此后对于历史和政治的看法就大不一样了，个人与历史的关系也得重新调整——历史或者政治的正义与否，就有了确定不移的评判标准，一个历史过程是否有利于保存和提升贵族们的地位和生存境况，从这个评判标准出发，历史故事就有了新的讲法。

　　沈乔生代表方主席，讲述了他们对于那一场革命的思考——改朝换代，稳固江山，一定要这么残酷吗?在这些黑五类子弟看来，革命不过就是换了一批人当权，毫无公共性提升，所以，对于失去了昔日天堂的群体来说——共产党宣传自己为人民服务不过是说说而已不能够当真的。这样的表达不是第一次，还在共产党刚刚取得政权的时候，就有国民党集中宣传过，说共产党“打倒老地主是为了自己当地主，打倒旧贵族是为了自己当贵族，打倒旧官僚是为了自己当官僚。”他们对于革命的评价，仅仅从权力资本在不同人群中间转移来看问题，假定政权的公共性含量是不会变的。这成了国民党看问题的首要方法论，网络上不是到处流传一个所谓宋美龄说——“共产党的清廉勤政不过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罢了”。

　　从共产党内部看，确实有两拨不同的人，一拨人是要求共产党要服务于人民大众利益，随时警惕自身的蜕化变质危险，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包括定期的群众运动，进行公共性追问，确保不会变色。1949年3月毛泽东从西柏坡启程到北京时说这是进京赶考、决不当李自成，1950年从苏联回国，“同中共中央东北局、辽宁省、沈阳市负责人谈话”时说，“你们要做刘宗敏，我可不想当李自成啊!”(《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一卷第97页)但是，相反的人也不是没有，有些人把共产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发展为表扬和自我表扬，对群众性的批评进行残酷无情的镇压，后一种趋势在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无法占上风，此后就不一样了。有些人不仅自己要当李自成，还要求别人当刘宗敏，目的就是要先富先贵。

　　有一个高官D在接受外国记者访问时，说要把毛泽东永远当做开国元勋来纪念，马上有一个马屁精高官李锐自认为体会了领导意图，到处宣传说毛泽东“建国有功、治国有错、文革有罪”。这个观察角度完全是从某个特定的权力精英群体的权力资本增量变化趋势来归纳的，毛泽东对建国的功勋就是有利于某一群人当官，治国有错按照他们的说法没有坚持搞新民主主义和私有制从而增加那群人的权力含金量，而文革有罪的依据也很充足——极大地剥夺了相当部分高官的权势和地位，总之，李锐所归纳的内容和逻辑，是与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的逻辑完全一致：把观察眼界缩小到只关注某一群人的权力资本量变化并就此得出结论，完全不关注政权的公共性水平提升努力和变化原因。特别是，后一拨人还搞了非毛化的舆论运动，在很大程度上算是与毛泽东各种提升政权公共性水平的努力，划清了界限。

　　有了李锐这样的知音和历史一百八十度转折的变革背景，很多黑五类子弟认为自己还是蛮占理的。方主席的小说中间其实也以及讲到了这个思考逻辑：儿子再发财买别墅引发了丁子桃的惊讶、评论和变化。在这里，方主席从另外一个方面补充了沈乔生的观察视角，在假定革命的公共性提升为零的情况下，革命看起来就是着眼于抢夺统治阶级的财富，似乎这就是革命的唯一原因，方主席通过丁子桃讲述了一个对于革命的理解：革命就是抢钱、有钱了就有被革命的危险，在这里革命也不存在一丝一毫的公共性与合法性——不过就是抢钱而已有什么稀奇的。教授级公知秦晖说过“以左的名义抢劫、以右的名义瓜分。”秦晖这个说法赢得很多小右的欢呼，更早的何清涟等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在这些人的逻辑中间有一点需要认真对待：假如一个革命党重建了私有制和资本统治之后，其合法性辩护方案中间就会出现很容易被对手利用的逻辑漏洞。区别不过是，方主席写了本小说，而秦晖与何清涟等公知则是在另外一个层面讲话而已。

　　毛泽东曾经说过：共产党是党内有党，对于某些黑五类子弟来说，李锐这样的党内党人是他们的知音，更为可喜的是，李锐在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任上执行“培植暴发户”政策特别得力，在中国官学商各界都有力地嵌入了一大批完全不认同毛时代确保公共性实践的台柱子人物，这是今天黑五类子弟也感到有好坏话随便说的自由——他们在党政军学各界都遍布知音和支持者。

　　二、“当然贵族”心态所支撑的“装B犯”表演

　　在当然贵族的心态下，就有了不同的眼光去看待万事万物，是否有助于“整个人类文明”——按照一些人类学家的看法，人类走出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就是阶级分化和贵族产生。把门户私计伪装成为公共利益乃是自古以为最为强大和久远的修辞术，明代黄宗羲很准确地总结了这一点“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有鉴于此，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只要是人剥削人的制度还没有消灭，人类就还是处在前文明状态之中。

　　革命后的权力精英群体，其服务于民众的公共性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是，相反的趋势也在发展并日渐壮大。文革之所以需要，就是因为政权的公共性水平无法通过权力精英群体自身的纠错机制来解决，在毛泽东看来，就只能够组织群体对当权派的各种错误和不足进行批判，这个可以命名为“公共性追问”：通过有组织的群众对当权派行使批评权，来敦促当权派关注权力运用过程中间的公共性问题。

　　原本，普通群众对于当权派整体的公共性水平，还缺乏一个把握。但是，文革初期太子党组织的倒行逆施，给普通民众以极大的刺激，就此不再怀疑毛泽东提出的公共性追问的必要性了。

　　文革初期，没有多少经验的太子党们高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自居血统纯正是天生的革命接班人，喊出“高干子弟要掌权”的口号，依据就是自己有着所谓的“自来红”资格，所以自己是“当然贵族”。带着这种当然贵族的心态，投入政治运动之后的所做作为，完全是让人侧目而视。这帮太子党虽然不愿意花很多时间投入学习，但基本的四则运算还是掌握了的，既然是冲着贵族地位和权势来搞政治的，那他们的政治第一原则就是尽可能缩小“分母”，这才能够保证在“分子”不变的情况下，每个人的所得足够多。所以太子党投入政治组织红卫兵的第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划出了一个充分大的“排斥线”——确保大多数人落在线外，当年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扎堆的地方，他们划定的排斥线是只有父母辈在1942年之前参加革命的子弟，才有资格加入他们的“自来红红卫兵”。就这样，相当多的干部弟子都没有资格加入他们的血统高贵的红卫兵组织，这样，就能够保证分配后的政治收益足够大。太子党们除了深刻地阐释了分母足够小的必要性之外，还非常及时地表演了他们如何革命的努力——为此去殴打老师、欺压出身不好的同学，太子党们说这些人要么不执行革命的阶级路线(不让高干子弟掌权)要么是心怀异志想要“右派翻天”(要颠覆共产党政权)，所以，需要预先加以镇压。据沈乔生自己说，他当年只有15岁，也被班上的太子党同学用鞭子抽打了一顿。

　　太子党们排斥大多数的排斥线一划出来，及其殴打无辜的老师和同学来体现自己革命的表演，激起了广泛而强烈的不满。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当年就是在北京四中上学，他因为受到太子党的排斥，就此参加造反派组织反对自来红红卫兵组织。就如同地产商人任志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投机资本的本质一样，当年的太子党们因为其强烈的贵族心态和经验少(不善掩饰)，也较为具体地给我们阐释了“当然贵族”心态对政治的理解是怎么一回事，从这个心态出发对政治的公共性要求兼容性极低，就这样，太子党们的出场及其表演，就好像是专门告诉人们为什么需要反对特权和防止复辟似的，并通过太子党们自己的努力，帮助造就了坚定的对立面和反对派。

　　如果要说“装B犯”的祖宗的话，当年那帮子在大街上和学校里打人杀人的太子党就是了，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其实干的都是真正的“反革命”事情。后来，毛泽东对他们有一个评论说他们“夏天是革命的，冬天就变成了反革命”，干完各种让人侧目而视的事情之后还不消停，还搞了“六冲公安部”，结果被群众组织抓起来扭送政法机关关押起来了。这件事在不同的人那里引发的反应，是截然相反的，北京市民对此拍手称快，谭震林却在1967年2月16日的怀仁堂会议上，情绪失控地咆哮“十几岁的娃娃怎么就是反革命了?”

　　太子党们的自来红思想当时受到批评表面上瓦解了，1980年代清查三种人运动中间受到胡耀邦包庇，不仅没有追究他们的罪责反而被包装为“反文革英雄”重回权力场并获得了当然贵族地位。此后，在恢复了经济基础方面的私有制之后权力资本的含金量迅速攀升到历史新高，曾经的北京西纠头头秦晓，迅速成了先富先贵的一份子，这个人在招商局董事长任上的倒行逆施——平安上市之前低价转让国有股、以高于市场价很大幅度收购瑞银——受到韩德强、左大培等左翼学者的严肃追问，但是，官方无一字回应。孔庆东针教授对太子党中间一些人的表现，很准确地指出“当年对北京市民打砸抢的某些人，在改革开放后找到了对全国人民打砸抢的机会。”不管是在革命年代还是改开搞年代，那些当然贵族们的零公共性表现则完全一致。

　　方主席和沈乔生等黑五类子弟们，认为红五类子弟丧失了全部道义基础，现在就轮到自己出场了。论双方的“当然贵族”态度，则没有两样。

　　三、在精英们宣讲的制度迷信破产之后

　　理解人与制度的方式，文革后建立起来的那种制度迷信模式，现在已经崩溃了。

　　掌权之后，当权派的逆公共性发展趋势，是很明显的，这并不是流传的宋美龄那个“权力的滋味”起作用的结果，而是因为社会分化带来的规律性现象——处于社会上层的个体现在有条件来实现先富先贵或者独富独贵的机会了。

　　对于权力的逆公共性发展趋势，1958年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城市恰恰要推行‘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蒋介石的阴魂在城市中没有走，资产阶级的臭气熏染我们，与他们见面，要剃头，刮胡子，学绅士派头，装资产味，实在没有味道。”【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一九五八年入月二十一日上午)，载《毛泽东思想万岁》1968年武汉版】

　　在上述那段话中间，革命队伍内部的政治和经济平等，毫无疑问是高水平公共性的体现，也是因为如此，共产党和红军才赢得民众和战士的高水平自觉努力支持，实现由弱变强并最终取得了革命胜利。在很长时间内，老田对革命路线体现更高水平的公共性并得到自觉支持，没有任何疑问，但对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说法不表信服，认为这个充其量只是“比兴手法”而已——资产阶级是不好的、所以近似于资产阶级喜欢那些东西也是不好的，不认为这个说法有什么内在必然性或者逻辑性。经过这一次学习黑五类子弟对革命的评价标准之后，幡然领悟，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就是那种个人的权力和财富、享受最大化的思想，并把这个上升为一切事务的评判标准，在这个标准中间没有公共性的任何地位，这确实是一种世界观。这种所谓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人群中间越是上层就越是典型，许多实证研究资料指出：不仅是统治阶级阶级成员本身，那些来自于统治阶级家庭的后代，对于如何爬上去也有更为深刻的执念——为了爬上去愿意付出更多的努力或者践踏一切规则。所以，制度设计的无效性在于：制度的设计或者运作往往会受到强势群体的歪曲和障碍，如果没有一个让强势群体受到节制的有力的公共性追问，任何好制度都是不会自动生效的。

　　贵族家庭的子弟比普通人更多一些“当然贵族”心态，同时，为了获得贵族地位也愿意投入更多的努力或者践踏更多的规则，也就是说，对公共性要求的反应更为漠视和鄙视。陈佩华等人研究毛时代政治社会化的实证著作《毛主席的孩子们》中间，一个来自白领家庭的女儿就毕生持有要想尽一切办法爬到社会上层去的努力目标，哪怕她逃港后沦落到底层体力劳动者地位依然不放弃此一目标，为此，文革期间她不惜谄媚干部、构陷同伴。老田曾经访问过解放前武汉大学地下党总支负责人吴仲炎，他告诉我建国前夕他在武大的办公室完全是门庭若市，许多地主阶级子弟都看清楚了共产党马上要得天下了，所以想尽一切办法钻进共产党组织内部去，后来竭力主张国企私有化的董辅礽就是在他手上入党的。据崔之元教授回忆，农村改革涉及到社队企业时期，基层的试验更多倾向于股份合作制不剥夺劳动者的股权，但“当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股份合作制是一种不伦不类的制度。我认为，可以把这两种结合。那么这种形式我认为属于一种制度试验，甚至是制度创新，应该允许它存在。……张劲夫看了这篇文章，认为股份合作制应该允许它实验，不应该给它强行扭转。当时的情况是受到了经济学家董辅礽的意见影响，农业部已经有一个文件，就是说今后不再办股份合作制企业，等于强行停止股份合作制这个实验。后来张劲夫给农业部写信，认为这个实验直到现在还是允许办。”【“新左派”崔之元：自由社会主义或是将来国情走向 ，网址：

　　http://blog.ifeng.com/article/8015986.html】

　　我们知道，后来的乡镇企业改革中间，绝大多数都与中小型国企一样被私有化了，而且股权多量化给管理层，在此过程中间剥夺劳动群众的持股权利，而南街村和华西村等少数典型，不过抵制住权力和话语权的联手打压，依据群众意愿而残存下来的另类实践。这样看的话，张劲夫的建议没有起到作用，农业部包括其上级都很爱听董辅礽的话，后来的产权改革就是这么办的，漠视一切公共性要求而实现股权集中化的“管理层买断”。北大教授李玲是苏南人，她说自己回老家的时候，老乡们都说要不是把社队企业强行私有化给个人，我们最少也跟华西村差不多，原本是我们比华西村好的。对存量资产改革中强行剥夺多数人的设计，老共产党人张劲夫是反对的，但是官场中间占据主导地位的新贵和反动学术权威则强烈支持，结果改革如他们所愿选择了一种公共性最小化的路径。

　　“当然贵族”心态不仅仅是一种人生观，还是很具体的个人与事业关系的定位模式。一个人是高居于事业之上，还是自觉地把自己纳入事业进程之中，也是截然对立的两种态度。革命年代，很多贵族子弟都参加了革命，其中有些人名气很大如张国焘，他就把自己高居于革命事业之上，革命反而成了他自己谋求成功的手段，个人成了目的而事业反而是手段了，1924年他被敌人抓住马上叛变并出卖他所知的全部同志，出狱之后在敌人那边还是没有出路，又回到革命队伍中间来，为了个人的权势和地位不惜在白雀园肃反残杀大批同志，仅仅军队干部(连排长以上)就高达2500余人。很多革命时期跟着走的人，其实就是在敌人那边找不到出路而已，建国之后共产党成了执政党，那个被革命需要所压抑的追求就冒出来了，共产党高层还有人自觉地充当这些人的代表——决策和政策都着眼于这些人升官发财的需要。作为革命党的共产党在掌权之后，发生各种逆公共性的蜕变，其实一点点都不奇怪，很多官员原本就是在贵族统治下出生和长大的，一些司空见惯的思想和追求早已经深入骨髓，只要是形势合适或者没有压力逼迫他们选择放弃了，那些思想就会自发地冒出来。

　　毛泽东与那些人相反，始终把他自己看做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把个人装入事业进程中间去，这样一来，只要事业还没有完成，个人的认识和努力就还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他临终前还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这不是说乖话、装姿态，而是任何一个选择从属于一个具体事业的人，毕生都不可能完成其努力目标、永远不可能有止境的准确体认。所以，只要是走出了“当然贵族”心态，个人就永远具有毫不勉强的谦虚和谨慎态度，永远对新事物和新知识抱有学习的兴趣和能力。

　　中国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密集的两次一百八十度制度转折，一代人的记忆里浓缩了极端丰富的变革记忆。对公共性问题的观察和追问，对于受过毛主席时代革命教育和文革实践的那一代人那里，特别是亲历过历史巨变之后，就成为观察社会的首选指标，结果也很清楚，只要是拿这个标准一对照，一切花里胡哨的说辞，一切牛鬼蛇神无不原形毕露。公共性标准，在毛时代依据革命时代的经验认识，往往是与坚持还是否定革命路线联系在一起来看待，换言之，革命路线是公共性含量最高的实践经验，基于这个经验和对转折的体会，草民很容易地突破主流知识精英的所有说辞的蒙蔽，公共性而不是各种所谓的好制度成为第一标准，这意味着精英们忽悠事业的彻底破产。

　　统治阶级在领导权方面的失败，第一步总是表现为葛兰西所说的(意识形态)霸权危机，今天在中国不是霸权危机，而是彻底的霸权破产。在老百姓面前公然撕开公共性的面纱，丧失了一切信誉和说服力，还依然假装自己很高明很主流很强大，这种状况在网络词汇中间被命名为“装B犯”，方主席的《软埋》和随后冒出来的拥趸，童志刚、陈国恩和沈乔生，每一个都符合“装B犯”标准。武汉自称工农兵的那些底层民众，之所以开一个“批判会”还说那小说是“大毒草”，这样的选择意味着意识形态忽悠的彻底失败和霸权破产，“装B犯”们假装不理解，假装义正词严的样子来反驳，这也符合“装B犯”的平均表演能力。当然，装B犯也不完全是假装，基于“当然贵族”心态，他们不可能不竭力漠视老百姓对于公共性的诉求，在不自觉地抹杀了公共性标准之后，就只剩下自己忽悠自己的制度迷信了，从这个迷信出发倒是不容易看清楚社会斗争的内涵，以及各种斗争策略包括话语策略选择背后的真实内涵。

　　基于公共性的观察维度，草民都愿意选择斗争性很强的语词，大毒草这样的词汇在底层民众反驳精英们故事新编时期的出场，绝对不是偶然的。各种具有不同公共性含量显著差异的语词，被底层民众选择并优先使用，这不是偶然的，经历过毛时代和改革之后，草民很多已经相当笃定：好制度只能是有效地节制精英阶层逆公共性走极端的结果，这本身就是对“精英设计并掌握好制度”的不可靠性的体认，回归毛泽东所主张的那种对人与制度的理解方式——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这近似于西方右翼新自由主义——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是“博弈均衡”理解，在制度经济学看来，一切靠谱的或者有自我执行力的制度，都是博弈均衡的结果。

　　反对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公共性追问，与反对革命的公共性要求一样，都是逆公共性的论证方案。同时，说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办不成好事，把这种所谓的制度决定人能不能办好事的偏执思维推到极端，就产生了一种制度迷信的辩护方案，还往往把好制度加上所谓专家能力色彩加以粉饰，要草民相信高级专家能够设计出好制度并提升效率，最终将会惠及多数人，这相当于推销了一种公共性只能够“假专家和好制度之手”而曲折实现的信仰，这种知识精英编织的童话，在几十年过去之后——精英们已经完成了从先富先贵到独富独贵的转型之后，应该说不可能还有说服力了。草民不仅不愿意听你怎么说，而是说话都不愿意跟你用同样的词汇了，你们说大毒草是已经被批倒批臭的坏词，但草民就是不买账。

　　知识精英首先要正视霸权破产的后果，假装看不到这一点是可笑的，方主席、童志刚、陈国恩和沈乔生都是如此，结果成了标准的“装B犯”，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说不定有一天你们说一加一等于二，老百姓都要怀疑一下：这些人竟然同意一加一等于二说不定有什么想法，我们先等等看他们到底要搞什么。

　　四、文革为什么依然在精英们的辩论中间反复出场——作为世界观分歧的角力点

　　文革恰好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理解人与制度的方式的角力点，好的制度是依靠精英阶层的设计和自觉遵守，还是依靠斗争来求取进步，这是两种尖锐对立的思想方法。

　　沈乔生还有一段心路历程，特别有深入剖析的价值，他在毛时代即便是不放弃爬上去的人生观，也只能够找到“当劳模”这样一种完全符合公共性要求的努力渠道，去实现自身的目标，自觉下农村和追求当劳模，是毛时代的公共性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提供的个人机会结构：“而我却是自觉自愿当知青。这么说没有半点炫耀，只说明我比别人傻。”“到了农场，我的理想是什么，说来好玩，是当劳动模范。很快我当上了排长，其实那是个带人干活的官，如果上战场，就是带头冲锋陷阵的官。”

　　今天，沈乔生认为那种认识问题的方式和努力方式都是“傻”，这并不意味着沈乔生今天聪明了，而是因为他能够找到一种违背公共性要求的爬上去通道，两相对照之后，就发现从前那种是“高投入低产出”了，所以是不合算的。要说真正的聪明与傻的指标，从草民的角度看，沈乔生今天的回顾和总结反而是缺乏智慧的体现，似乎忘记了时光不能够逆流的常识，今天有的机会机构不意味着过去也有，过去的明智选择恰好是与当时的机会结构相对应的。沈乔生这么说当然有其意识形态建设目标：人需要在叙述历史中间隐含地肯定或者否定某些制度实践，因为要着眼于意识形态需要——以此去忽悠草民，却完全忘记了人们选择总是与即时即地的机会结构相对应的关系，按照草民喜欢追问真实的实际那种劲头——这是脱离社会背景的胡说八道。看起来，在沈乔生那里，在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肯否定态度是与真实历史背景有冲突的时候，毫无疑问地选择意识形态需要并毫不犹豫地背弃真实。

　　从前，即便是投机也只能够符合公共性的要求，现在不一样了，统治阶级地位往往不是与劳动表现好，而是往往与文凭有关，至少对沈乔生那一代暴发户世代的人来说，大学文凭是向上爬的最优资本。因此，从积累文化资本的需要来完成向上爬的目标来说，读书上大学的意义就迥然不一样了，所以沈乔生说“但我绝不‘无悔’。”“我能不悔吗?!整整十年，在最需要接受科学文化知识的青少年时代，我们被挡在学校的大门之外，被剥夺了接触书本的权利。整整十年啊!人生有几个十年，而且是最需要学习，最善于学习的十年，能不悔吗?我曾经想过，如果一定要去农村，和贫下中农接触，有个两年三年就可以了，就应该上大学了，最多不要超过五年。学习的黄金年代，耽误不起啊。个人耽误不起，一个民族更是耽误不起!我能不悔吗?”“向老天借一个青春，你还愿意重来一遍吗?或者说，你愿意你的儿子、孙子，远离学校，远离科学文化，隔离现代文明，到穷乡僻壤去过十年无知的生活吗?如果不愿意，那无悔的意义在哪里?”

　　沈乔生自己靠上完大学成贵族了，就把这一份资历绝对化，作为一种规律来看待去否定曾经的真实。最为怪异的是，他开始追究同伴们的“说真话罪”了，要求所有人都跟他一样成为自觉的意识形态工，批判知青晚会组织者及晚会所昭示的“青春无悔”：“你们中间的少数人依然视而不见，闻而不达，甚至连翻一翻书籍的兴趣都没有。你们中间的少数人，根本没有想过那时人民在干什么?”“不是说我们知青运动不该纪念，不该搞晚会。恰恰相反，该搞的还要搞，热烈地搞，满怀激情地搞。但我们一定要吸取历史教训，要有现代眼光，要懂得区分。”什么是现代眼光，沈乔生说就是读书上大学，后面当然是要爬上统治阶级高位了，但是，统治阶级的上层位置很少，绝大多数人是爬不上去的，沈乔生爬上去不意味着每一个人都爬的上去，恰好相反，正是因为你沈某爬上去了并占据了一个位置，其他人的成功就少了一点概率，只要你们占着茅坑不动窝，其他人就只能够无地彷徨了。沈乔生作为特殊时期爬上高位的暴发户世代的一份子，他轻而易举地抛弃了曾经认可的公共性标准，拣起零公共性指标来服务于新意识形态解说——这个解说方式要求背弃一切历史真实背景中间的人与制度性的机会结构之间的适应关系。

　　沈乔生绝对化自身的人生经验，结果导致他盲视今天社会的变革和重要事实——蚁族世代的大量出现和大学文凭对社会流动的无效。许多上过大学之后成为蚁族蜗居在城乡结合部的大学生，从自身的体验出发无不感受到这是一个拼爹的时代——没有好爹不要说爬上统治阶级上层就算是一个好工作都找不到，以此而论，沈乔生等人所代表的暴发户世代，和今天数量更大的蚁族世代，同样都是拥有大学文凭的群体，但是，文凭对于个人命运的作用却是截然不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暴发户世代对社会上层的机会垄断，恰好是蚁族世代无路可走的原因，这个对比恰好具有阶级对照的性质。面对蚁族世代与暴发户世代的社会现实，沈乔生依然能够义正词严地追究同伴们的“说真话罪”，这只能够说明沈乔生这样的意识形态生产者，业已丧失了观察社会新变化的能力，贵族心态本身妨碍了他吸收新知识和把握新情况的眼光，正是他强烈的当然贵族心态本身，使得他丧失了作为意识形态生产者最不可或缺的研究新情况的能力——表现出极度的“选择性盲视”，他至今依然以少数人的成功来否定其他人不能够成功的制度原因，这当然是零公共性的体现和表达方式之一种了。

　　因此，沈乔生的经验和感受，只是极其狭隘的经验，没有认识论价值。他从自身狭隘经验出发试图推荐的各种制度迷信的破灭，草民对精英话语及其内在逻辑的扬弃，成为草民挣脱忽悠的一种不自觉的觉悟，选择大毒草这样精英们很痛恨的词汇并非偶然。可惜，沈乔生、童志刚等人看不到这个选择背后的意识形态涵义，依然施施然以为自己还享有对于草民头脑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所以出来高高在上地指斥别人，他们不知道这个领导权早已经不存在了。在丧失意识形态对草民的引领作用之后，依然怀着贵族心态用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挥斥他人，就不再是高雅和正气，而成了不折不扣的“装B犯”。草民的思想解放，往往是与精英阶层长期的整体性败德表现为基础的，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经济精英组成的统治阶级，从先富先贵走到了独富独贵阶段，其欺骗性就业已消灭殆尽了，各种以意识形态包装起来的公共性伪装完全脱落。看了童志刚和沈乔生的反批评文章，为他们自己感到悲哀，他们的全部伪装都业已脱落了，但他们依然假装着都不知道，就如同那个光着身子游街的皇帝那样，还一遍一遍地在自己的头脑里忽悠自己——认为自己穿着时尚美丽的外衣在巡视自己的子民，依然振奋着全部精神在那里充当“装B犯”。草民选择“大毒草”来发言，意味着什么美妙说辞都不作用了，在大毒草的另一边，有其只有浑身赤裸裸的“装B犯”。

　　草民很早就知道，第一种“自来红”伪装破产之后，还会有第二种“自来红”伪装被再造出来。但对于草民来说，任何自来红都是反动思想。

　　依据沈乔生罗列的资料，从前的自来红，有足够的证据早已经成了自来黑，“纵观中国历史，先看右派一代，那么多诚实的有抱负的青年遭受了无情的打击、摧残，这可以看杨显惠的纪实小说《夹边沟记事》，右派一代真的要比我们苦得多多。等到文*革结束，他们中不少人已经进入了风烛残年，而我们知青，文*革开始时都是中学生，一般不会直接遭受迫害，返城时在30岁左右，还有大把时间可以利用。还有国共内战时的一代，多少农家子弟死于战场。还有抗日战争的一代人，都要比我们惨烈得多多!”“看看1966年夏天吧，北京发生了什么，红*卫*兵实行法西斯暴行，打死了许多老师和校长。还有在北京大兴县的屠杀行为，这已经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接着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更大声势的红*卫*兵破坏浪潮。”“文*革是中华民族的一场大灾难，是对科学文化的肆意破坏。有人说，文*革是造反派和当权派的斗争。这是以偏盖全。”“我认为，文*革是以革命的名义，控制人的思想，践踏人权，残害生命。”

　　他们批判自来红思想，不是为了告别自来红，而是自己想要当自来红同时把别人打成自来黑。现在，好像有且只有沈乔生自己这群人，才是纯正的自来红了，毫无疑问，当两拨人都认为自己是当然贵族的时候，其中一种肯定会由红转黑成为“自来黑”了。看起来，当年自居自来红手持鞭子殴打沈乔生的那群人，已经要转为自来黑了，沈乔生才是比他们更有资格的自来红。

　　现在知道的很清楚了，这些人告别革命的目的不是因为革命巨大的代价和牺牲，而是直接着眼于革命对公共性的肯定，这才是他们竭力地想要告别的内容，因为公共性和公共性追问始终是“当然贵族”的威胁。秦始皇把天下兵器搜罗到咸阳铸成金人，以为不会再有反抗威胁到贵族地位了，但是，大泽乡的锄头镰刀一样管用。

　　今天精英们告别革命的种种鼓噪，似乎比秦始皇进步了那么一点，想要在思想上解除草民的反抗意识和意志，这个会比秦始皇更成功吗?看起来效果也不咋地，精英们费了一肚子劲把“大毒草”这个词批倒批臭了，效果怎么样呢?草民随时可以捡起来使用。老田反复向精英们告密：大毒草的回归意味着精英们意识形态方面的信誉破产，不可以小视。精英们都没有反应，看起来，这一帮子意识形态生产者的觉悟水平过低，正如沈乔生面对蚁族世代的选择性失明一样，对于自身工作成果面临着崩溃的巨大危险也一样视而不见。

　　更为怪异的是，由于受到大毒草这个词汇的刺激，童志刚和沈乔生这种高等精英，几乎眼睛里就看不到别的东西和内容了，都不太会使用头脑了，反驳文章写下来都大失水准和分寸，由此看来，草民之坏实在是超出了想象：就是要拿这个考考你们的智商情商。老田很遗憾地发现，精英们都没有考及格，而且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没有希望考及格，看他们再一次变成黑五类的时候会不会觉悟过来。郭松民引用法国大革命之后人们对死硬派贵族的评价，经过了一场大革命之后，那群人还是“什么也没有忘记，什么也没有学会。”看起来，贵族们无法从社会变革中间学习新知，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也许不需要以此苛求中国的同类项。

　　五、告别革命之后就该“白卫军”上场了?

　　今年是十月革命一百周年，苏共在执政74年的时候轰然倒塌，有很多人也指望着这一幕在中国重演。

　　苏共的必然垮台，在1960年代的中苏论战中间业已被毛泽东准确地预言过，任何一个共产党或者什么其他的政党，如果沿着逆公共性的道路走下去，漠视多数人利益，那肯定不可能长期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的。早在1960年毛泽东领着中共最高决策层，集体讨论并写出了以赫鲁晓夫为潜在对话对象的文章《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是：任何体现多数人利益的制度都不会凭空出现，对剥削制度的颠覆必须经过暴力革命，所以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想法是彻头彻尾的想当然。后来的中苏论战中间，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文章进一步指出：即便是在公有制社会里，传统的剥削阶级不存在了，但是新形成的掌握着权力和话语权的精英阶层(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阶层，后来在著名的中央文件中间，这两大阶层有时被称为“党阀”+“学阀”，另一次被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对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依然是不感兴趣的，他们的兴趣是在新制度环境中间寻找或者创设各种有利于特权产生与扩大的机制和可能性，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要开辟有利于多数人的制度道路，依然不可能通过和平的方式获取，必然把民众组织起来与强势群体搏斗，这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没有斗争就没有进步”。

　　文革初期太子党的震撼出场方式，及其遭遇到所有草民痛恨的倒行逆施行为，正好公开地显现了新权力的逆公共性发展的合理例证，连初中生都深刻地把握到了——打人的都是特权，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标榜落在初中生眼里都是不成立的。

　　文革就像是一种自我验证的预言，草民组织起来批评当权派和反动权威的斗争，被一次又一次地联手镇压，这些镇压活动恰好自我证明了当权派对于公共性要求的抵制和反感。在文革之前，原本许多老百姓不知道当权派到底是不是私利为先，对于公共性或者制度进步有着抵制和反对，但是，面对文革的群众性批判活动，当权派一再地越过政策和法律的许可，诱惑群众中间“不顾一切往上爬”的马屁精式的积极分子群体，反复镇压造反派群众，这个事实让很多人看清了那些当权派胸中毫无公共性自觉的事实。

　　文革为什么重要，因为没有斗争就不会有进步，甚至已原本已有的都会失去。所以，精英阶层是无法彻底相信的，群众性的斗争是不可或缺的，文革的曲折反复又告诉我们，进行有组织的斗争过程中间，力量集结是重要的，但是，正确地开展思想斗争和大批判，更为重要，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思想上夺权才是文革的正题和主题，而组织上的夺权反而是群众组织的短板所在。

　　公有制社会确立之后，以官僚专政排斥甚至镇压人民民主，一直是以当权派公共性的“满分神话”——当权派百分之百代表公共性要求——来遮掩的。人民组织起来，对官僚专政进行公共性追问，却被累次镇压。毛主席和周总理临终前被迫选择扶持反文革派别上台，这一次是马屁精式的知识精英们找到了与权力合作的机会，他们出来说文革期间叠次被镇压的人民民主运动是法西斯，把法西斯镇压的受害人说成是加害人。对于历史和后人来说，革命的道义基础是通过文革支持者的巨量受镇压和牺牲，为未来的历史反思筑牢了极其牢固的道义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草民能够轻而易举地识别出造谣者的嘴脸，看破他们为了权势和利益不惜出卖灵魂的零公共性操守，使得其从事的一切伪装和粉饰事业，无不快速陷入破产地步。

　　作为一种策略，当权派往往编织各种自己在公共性方面的“满分神话”——说自己完全代表公共性要求不存在任何私利私欲，借以对抗群众的批评和各种公共性追问，还说镇压群众也属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个可以称为社鼠策略，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据《韩非子·外储说右上》记载，齐桓公与管仲有这样一段对话“桓公问管仲曰：‘治国最奚患?’对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患社鼠哉?’对曰：‘君亦见夫为社者乎?树木而涂之，鼠穿其间，掘穴托其中。熏之则恐焚木，灌之则恐涂阤，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则为势重而收利于民，入则比周而蔽恶于君，内间主之情以告外。外内为重，诸臣百吏以为害。吏不诛则乱法，诛之则君不安。据而有之，此亦国之社鼠也。’”在坏资本主义全面复辟之后，各种编织得再精美的神话，也无不瞬间破灭。搞笑的反而是，现在是方主席、童志刚、陈国恩和沈乔生诸公，作为政府以财政经费雇佣的意识形态写手，一边通过诋毁革命去消减政权合法性，一边还捡起了社鼠策略来玩，威胁各种批评意见是反对改革、复辟文革的颠覆分子，预备招呼警察抓人了，现在俨然他们这伙人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化身了。不过，这批人也许真有能力驱动警察，批评方主席编造谣言揭人隐私的卑劣之举那个帖子发出后，就有网友跟帖说：这批暴发户世代的朋友圈很强大，遍布官场，没有叫警察上门维稳已经算客气了。

　　1966年造反派成立组织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某副总理G说“工交战线十七年来是执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言下之意你要是批评他那就是“反毛”;湖北省委宣传说“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你还敢批评就需要自己掂量掂量;外交部长怒怼造反派的指责，“有人说张彦背后有大鬼，张彦背后是我。”“我的背后是谁，当然是毛主席了。”你要是敢批评他，就有可能面临着反毛的罪名。太子党组织西纠在北京大量打杀黑五类的“革命”标榜，同样也是社鼠策略的一种应用方式。在文革后续期间，当权派联手保守派累次镇压造反派，也是通过各种捏造“满分神话”来展开社鼠策略的，把群众对自己的批评说成是要颠覆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或者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就把当权派自己说成了全部合法性的当然代理人——这就可以称之为“满分神话”——官员们个人的所思所想所为完全彻底地与公共性要求保持了百分之百的一致，批评他们就直接构成了反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或者公共性本身的罪名。

　　在文革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批判之下，当权派的逆公共性和反公共性表现，无处藏身，不得不作检讨并保证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这样一种态势，在后文革时期的逆转过程，特别值得探究，其中知识精英的各种奇思妙想，对于这个公共性满分神话的复辟，有着重要的作用。美国学者安舟发现，在文革晚期的清华大学中间发展出一种知识精英的“拍马屁造反”——说前任领导的坏话去巴结新领导，有高官D说“57年之后二十多年经济没有多少发展”的话，教授级公知秦晖对此活学活用，说毛时代和文革都是“负帕累托”效率，改革哪怕是胡改乱改都不会错，都会增加效率有利于发展。秦晖的聪明伶俐，也不是个别现象，在官学两界的所谓文革史研究中间，不是大量地把镇压群众的当权派说成是秩序的化身、经济增长的唯一依靠吗?秦晖只不过是灵机一动，对这个研究成果套上一个看起来很高大上的术语而已。安舟的发现很有价值，“拍马屁造反”反应了一种意识形态生产方案：知识精英如何有效地给权力精英进行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公共性，进行假想提升。在这一批选择为权力的逆公共性表现进行辩护提升的人群中间，其中不少人与下文的白卫军队伍有着交叉和重合，换言之，白卫军发现他们可以明智地与官场的逆公共性群体合作。

　　拿中国对照今天的匈牙利，就发现中国特色的白卫军要含蓄得多。那边已经有人要推倒卢卡奇的塑像了，“2017年1月25日，布达佩斯市议会决定将捷尔吉•卢卡奇的雕像从位于市十三区的公园移除。”理由就是他曾经参加过共产党还当过共产党的官，这种思潮的背后是什么内容呢?塔马什分析后指出：“在西方鲜为人知的是另一种‘白卫军’(white guard)式的反共思潮，在一、二战中间时期，这种思想在欧洲大陆广为流传，在今日的中东欧，包括匈牙利，又有复燃之势。‘白卫军’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下层(Untermensch)的崛起。对于这些反共分子来说，共产主义不是意味着太少、而是太多的自由，而平等思想是一种反自然的罪恶(sin)。”【G.M.塔马什：从未结束的卢卡奇争论，· 2017-05-05 · 来源：保马】

　　中国不是没有白卫军，不过他们最出名的出场时期曾经定名为“还乡团”，在战争中间被彻底打败了，后来还曾经在美国军队侵入朝鲜时发动过反共起义，再一次被打垮，此后就再也没有缓过气来。有很长一段时间，老田没有搞明白为什么还乡团那么残暴无人性，动不动灭人满门，前不久去安徽参观，了解到霍邱县有一个李氏家族，他们在附近几个县拥有20多万亩土地，发家史上曾经屠灭过整个村子，目的是杀人占地，还乡团之所以酷爱灭门，原因在于通过杀人来发财致富;反过来，普通的农民没有村子里的权力优势和官府支持，想要违法杀人发财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了，因此，土改时期贫农斗地主时期，除了历史积怨之外，不存在逐利动机引发的杀人需要。应该说，历史和事实的逻辑与方主席的小说所选择呈现的是截然相反的，极端过度的暴力杀人往往是地主阶级的选择和需要，这是他们拥有的社会优势地位和发财动机相互结合之后，形成的理性策略选择。现在，根据郭松民的总结，还乡团偷偷回来时高高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帜回来，这看起来倒是很文明的还乡团。

　　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彻底的一场人民革命，毛主席那一辈老共产党人领导老百姓组织起来战斗，彻底颠覆了一切旧统治阶级的权势金钱和意识形态，至今为止，白卫军依然未能在中国现实政治中间名正言顺地回归，曾经，反对革命的群体在组织良好的强大革命力量面前，只有屈膝投降一个理性选择。

　　虎去余威在，直至今天，中国的白卫军回来依然是不合法的，只能够偷偷地搞点鬼子进村，像方主席那样讲故事来从事白卫军的事业，各种力挺方主席的辩护言论也都通过谎言包装之后以各种大义的名义来发出来。要是不以“装B犯”的方式，不给白卫军涂抹各种脂粉，就出不了场，沈乔生的最新选择是涂上“民主”的粉色。

　　为此，我们需要永远记住那一代先辈和他们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流血牺牲至今依然构成各种丑类的紧箍咒。

　　写到最后，忽然记起今天是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生日，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不可能永生不死，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不可克服的。用老田的公共性概念来表达这个根本性矛盾，就是资本主义的大生产和市场化水平极高，业已关涉到全社会所有人的利益，但是其生产控制的决策却仅仅依照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利润目标来作出，这就出现了严重的公共性问题：市场化联系到广大社会成员的利害关系意味着生产及其后果的公共性现实和要求，但是利润目标却仅仅反映少数人的门户私计，由极低水平的公共性决策机制操控公共性要求极高的生产过程，最终是不符合生产力最优发展和所有人利益最大化的，因此，必然要遭到扬弃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社会主义的首要变革，就是要把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祛除两者之间的巨大公共性落差。

　　马克思的思考，集中关注了经济基础内部的第一类公共性问题，而毛泽东则是在公有制社会确立之后，思考了权力接管了生产决策之后遭遇到的第二公共性问题，第二类公共性问题关联着劳动者在管理权力面前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还存在着管理者在掌握权力之后的逆公共性退化趋势问题，这接近于毛泽东援引马克思的概念而表达的“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原本，很多精英们以马克思的思想去否决毛泽东的探索，这在1980年代他们获得了部分成功，今天再也不可能忽悠到草民相信他们了，对于人类解放来说，两类公共性问题都需要探索解决。甚至，解决第一类公共性问题反而较为容易，随着革命的成功，曾经的社会主义阵营都曾经否定了私有制和利润目标，建立起国家权力掌管的计划经济，但是，第二类公共性问题，有且只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以无比的勇气进行过深入的探索，这算是提出了真问题，答案还需要草民们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去继续探索。

　　谨以此文纪念为中国革命作出牺牲和贡献的众多革命先辈和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

　　二〇一七年五月五日初稿

　　二〇一七年五月六日修订

　　【老田按：文中关于沈乔生的引文，均出自他的两篇文章《一个知青的声音》和《为方方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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