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谦：发生在中国的一个恐怖的故事
莫言先生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大陆突然掀起的“莫言热”，其势汹汹，绝不亚于神九飞天的航天员。而在“诺奖”官网和中国某网站的调查显示，据称“超半数网友之前不知道莫言是谁”——这位被媒体誉为“中国首位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中国乃至亚洲文学的领军者”，不但外国读者感到陌生，甚至中国读者也不熟悉。近几年的诺贝尔奖，除物理、化学、生理、医学、经济奖之外，“文学”和“和平”两项奖，尤其前者充满悬疑和神秘色彩，评选结果总是令人感到震惊和意外。
一、只有中国才有的“一种病”
不难发现，“诺奖”中，物理、化学、生理、医学四项为科学学术，这个需要循名责实的，不大好糊弄，唯有“和平”和“文学”两项奖的评选有蠙可乘，后者独甚，更没有法脉准绳，定规无处可寻。所以，个人认为，如果恪守诺贝尔先生的遗言，将文学奖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士”，根据对该奖的获奖标准以及历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质量来看，诺贝尔文学奖最公正、作品质量最高的巅峰时期当属“威尔森时代”的那30年，公元1931年之后，也有几部好作品，但整体质量明显不如从前。一直到公元1993年之后，实质意义上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经名存实亡，该奖(包括和平奖)已经沦为政治工具，成为瑞典政府在国际间的外交关系中伸手示好的一枚橄榄枝。援引在某届文学“诺奖”之后中国官方的话来说：“诺贝尔文学奖已经被用于别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评。”同样，这句话在今天也适用于莫言。
这也是1993年以后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总是令人意外和感到陌生的原因。之所以陌生和意外，才刺激和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心，于是也就制造出了一个个文坛神话和市场奇观——媒体报道铺天盖地：“莫言获奖后手稿价格一夜飙升百万元”、“莫言文学馆将扩建”、“《中国文学史》教材将改写，莫言成就比肩鲁迅”、“高密政府宣布要重建莫言纪念馆”、“旅游部门拟将莫言旧居开发成景点”、“两家出版社称考虑将莫言作品编入中学教材”……就差为莫言立一块碑，以及封其母为“当代孟母”了，可谓是“中国文坛道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全世界除了莫言，这恐怕是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都不曾得到和无福享受的殊荣和待遇。
莫言获奖，一向都对“诺奖”嗤之以鼻，甚至不屑一顾的中国官方的态度更有了前所未有的转变，不仅承认“诺奖”，还一度强调“诺奖”的“权威性”，并将“诺奖”提升到了“可以使中国文学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高度。大概与文学这两个字扯不上什么关系的外交部也公开表态，捐弃前嫌，措辞与先前截然不同，对作家莫言给予了高度评价：“莫言是新一届茅盾文学奖得主，他的文学造诣有目共睹。”……暂且不说这些平素道貌岸然的外交官们到底从莫言的作品里读到了什么，总之，从地方到中央的政府及相关机构和领导都纷纷致贺，其中除了热情洋溢，也不乏过甚其词的吹唇唱吼，更有大陆许多的尤其是体制内的各色作家借坡下驴，纷纷掇臀捧屁起来。莫言获奖之后说：“这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接着，政府机构给莫言一些名不符实的赞誉：“莫言以自己成绩卓著的文学创造成果，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也赢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当代文学和当代社会正确的认知。”——这个“双赢”的“后一赢”是一句大实话，莫言的确让全世界人看到了丑陋的中国文学和他笔下的丑陋的中国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彼得·英格伦(Peter Englund)对莫言极其获奖作品《蛙》的评价耐人寻味：“……通过讽刺手法的运用，莫言让读者从书中阅读出社会的阴暗面，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作品也被认为是粗俗而淫荡的……莫言书中所写的故事是我听到的最恐怖的故事。”
按说被18个瑞典人(内里也不尽然)评定的莫言忽然在国内被理所当然地“钦定”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处于政治需要，这也无可置喙，但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精英之一的文化学者、教育家和那些长期占据着文坛地位的作家们却集体逢迎，这实在异乎寻常而令人莫测。官方说“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文学当前的繁荣”，换言之，没有“出版言论自由”的党的好政策，就没有你莫言的今天，进而推之，也就没有你们这些文人扬眉吐气的今天;既然官方这么说了，那么人在体制内身自不由己，再说那些个体制内的向莫言花唇献媚的作家们，以图将来柳下借阴，这似乎也能理解，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对于本身就存在许多严重问题的莫言的作品，我们的批评家和文艺评论家却在瑞典宣布莫言获奖后集体噤声，而平时则不同，无论是谁，即使笔大如椽者也不留情，只要是谁动了祖师爷的斧头，便群起而上笔诛墨伐，横扫千军。这次，在文坛“资历”平平的莫言获奖，虽然也有批评家和评论家出来说话的，但都是一些溢美之辞，以至于像大跃进时期的“浮夸风”，一夜席卷大江南北，有很多在梦里都能说出“钓鱼岛是中国的”的中国人一时间都把爱国热情转为爱莫言了，甚至一些人还因为莫言《蛙》中所提到的“杉谷义人”而对日本顿生好感……
也许国外的汉学家和作家更了解中国文学，也许他们对文学的认识与我这样的“传统”认识不同，所以他们对莫言极其作品的评价更是令人咋舌：“莫言是世界级的作家，可能是鲁迅、老舍以来最有前途的中国作家，但这两位前辈的文学才华却不如莫言。”……取得这些令人触目惊心的赞誉，而且是来自国外汉学家的，这和莫言素来媚西、亲日的情素是分不开的。如果说一些连汉话都说不好的外国人对莫言大肆吹捧，“捧”之所至，情既可原，但这样的情形若出现在偌大的中国，实在令人费解。甚至诸如“中国首位具国际影响力的当代作家、中国乃至亚洲文学的领军者”这样不知轻重的话也被中国多数媒体争相报道——举国大肆宣传，新闻漫天纷飞，很多读者顶礼膜拜，焦头烂额地疯抢莫言作品，以至于“莫言作品各地书店卖断货”、“莫言获奖后各书店紧急备货，出版商将争抢版权 ”……这种情形在中国大地上并不鲜见：疯狂的大蒜，疯狂的食盐，前几天甚至听说过疯狂的“神水”……神州大地可以说是无奇不有，层见叠出。而这一次中国大陆出现的“莫言热”，就如莫言一样，把母亲的衣服撩起来，让全世界都看清楚了母亲身上曾经留下的尚且是“新鲜的、流着脓水”的疮疤。
中国人把中国人推向文学“神坛”也许引发不了多大“地震”，而当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向中国乃至世界文学“神坛”的时候，情况就显得不同寻常了，“山摧地崩”之后是“天雷滚滚”，就连那些本来有质疑的人顷刻间也失去了自信，跟着“热潮”欢呼起来。很多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堕落和异化所表现出的是一种令人吃惊与困惑的麻木和宽容，只要听到作家获得了国外大奖，也不管他的作品究竟如何，逐影吠声，首先是条件反射式的鼓掌，接着就是惊声尖叫地喝彩。尤其是听到“诺贝尔文学奖”，顿时膝盖发软，言不敢出了，作家和批评家几乎丧失了自己应有的真诚态度和批判立场，要么装聋作哑保持可耻的沉默，要么就是舌头打个弯儿，附膻逐腥，讨好和巴结的献媚之态表露无余。
如果说莫言的获奖是“中国文学的一次契机”，我想除了市场契机外，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预示着共产党会适度地放宽出版政策，这是很多作家的期望。倒也不指望能放多宽，只要能放宽到莫言的《蛙》的这种程度，我想在大陆这就算是奇迹了。果然可能的话，那么撇开一些必然的消极因素来说，中国当代文学还是大有希望的，那么《蛙》的获奖在这个层面上来讲还是有它的实际意义的，果能使出版及言论政策宽大，则莫言先生功不可没。希望《蛙》的出版和获奖对国内出版政策是一次“突破性”的刺激，而不是适得其反，非但政策没放宽，反而金箍越勒越紧了，这个也是很多作家非常担忧的事。
二、“蛙”声一片的背后
诺贝尔奖评委会对莫言的著作《蛙》给出这样的获奖理由：“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听起来颇有些嚼头。“魔幻现实主义”起源于拉丁美洲的一种文学流派，其实这在中国早就有了，比如《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等文学著作，在那个时代都属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这在中国戏剧艺术中更为常见。与我们当代文学写作普遍运用的手段如出一辙，比如“引古喻今”，放在现实生活中与“借刀杀人”是一个意思。作家怕因言获罪，所以通过描写“神魔鬼怪”的故事来达到抨击现实社会的目的。如果这是《蛙》获奖的唯一理由，那么在中国当代文学这座烂泥塘里，也许什么都缺，唯一不缺的就是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
虽说莫言的《蛙》模仿了西方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的叙事策略，但也只是停留在形式上。在这部小说中很难看到诺贝尔文学奖所要求的“具有理想倾向”——理想热情和精神力量，也看不到有价值的道德主题和更为深刻的思想，看到的只是他笔下的那些人物的疯狂的体验和病态的激情。从《蛙》中，看不到真正意义上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所谓“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只是莫言蜻蜓点水式的将一些“中国元素”生拉硬扯地塞进自己的小说，基本可有可无。还有，他在这部小说中还牵强地塞进一些德国、俄国、法国、西班牙、欧洲等这样的字眼，就连家乡“高密”唯独一家“家宝妇婴医院”也是“中美合资”的，这就是某些人吹捧莫言之所以获奖，就是其中所包着大量的、丰富的“国际元素”。事实上《蛙》在很多地方都袭取了名著《堂吉诃德》，细看之后更有福克纳的影子，严格来说这是模仿别人的创意，而并非他在“先锋文学”的又一次创新和突破。
由于生活和文化乃至信仰的差异，倘若没有在别国生活过，又要去写别国的生活，那大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莫言虽然效仿欧美文学来写，但是他的文字往往显得做作和呆板，单调和空乏，很明显缺少那种节奏性的灵动，只是徒有其形式，尽管他在文字上费心雕饰，然而还是无法写出如别国作家笔下那种原生态的耐人寻味的劲道。在《蛙》第四部分，他笔下的“高密”人好像穿越到欧洲的某个时期，摇身一变成了高雅的绅士，张口“尊敬的先生”，闭口“尊贵的夫人”，坐在一家“堂吉诃德餐厅”里，吃着外国免费的面包，拉着中国的屎——彷佛身穿西装和马褂的莫言，手里握着半截烤地瓜正站在高密一家法国风情的酒馆门前张望。
莫言擅于模仿西方文学的风格，这在他以往的小说里就了了可见，从走进“堂吉诃德餐厅”之后，莫言就“忍不住想说几句洋文”，而这种突然的视点转换不但没有为他的小说增光添彩，反而他精心设计的“中西结合”导致小说的情节构织和人物之间的关系发生“混乱”，与他的小说《檀香刑》一样，从《蛙》的人物对话来看欧化色彩十分浓重，再加上他不断采用间接引语这种方式，使得这部小说显得东零西散，杂乱无章。这些反映出莫言是极其喜欢西方文学的，同时也反映出他具有非常强烈而浓厚的“诺贝尔奖情结”。
莫言说：“作家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蛙》这部小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确实毫不留情地将那个时代中国底层人“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扒了出来。由于他的恃性、随意和大胆，在他的笔下的“高密”人似乎每天只想两件事——在哪里“交配”，在哪里“下蛋”;计生工每天就想做一件事——到处找大肚子的女人，然后“用一根铁钩子”伸进女人的下体。男人就像《西游记》里的妖魔，而女人则像“唐僧”，男人都在想方设法吃“唐僧肉”，追赶、施暴、残杀，直到把她们肚子里的婴儿残忍地掏出来为止……直到最后，莫言只是讲了一个发生在“高密”的“黑色幽默”：“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下”，男人要“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而女人要将男人的“那根管儿扎上”……表面看如是，但实际上莫言的笔头夸张到耸人听闻的地步，从而也失去了文学作品应具有的分寸感。小说可以虚构，但虚构也要有最起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莫言有描写“冷酷”、“血腥”以及“暴力”、“性”的癖好，小说《蛙》不是第一次，包括他以往的十部长篇小说也是如此，比如其中的《檀香刑》，让他这种癖好更是发挥和展示的淋漓尽致。难怪“诺奖”评委会主席就获奖作品《蛙》评价说：“是粗俗而淫荡的……所写的故事是我听到的最恐怖的故事”……好像这是彼得·英格伦有生以来第一次，并且是通过中国的莫言先生终于看到了地狱。
西方国家多有拿“计划生育”指责中国的人权，对于这个持久热门的政治话题，莫言的投机非常成功，“人道情怀”的大旗被他顺手掂来披挂在自己身上，终于通过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博得了国外作家、学者，尤其是政治家对他的好感。国外作家认为莫言的《蛙》站在了世界的高度，遗憾的是莫言没有能力驾驭这样的一个高度，在我看来，他只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讲述了一个“恐怖故事”。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没有丝毫的尊重，没有点滴的同情，反而不遗余力、近乎疯狂地进行扭曲、贬低和丑化，直到把他们剥得一丝不挂，并从容自若地将他们推向国际“T型台”……这也是他能够拿到“诺奖”的原因之一。
《蛙》以“蝌蚪”给一个被他称之为“亲爱的杉谷义人”的日本人写信的形式讲叙了“蝌蚪”和“姑姑”的一些经历，虽不知莫言选择日本人引线的用意何在，但就他写给他的“日本友人”的“信”来看，其中谈及到侵华战争时，莫言所流露的那种暧昧不明的态度就值得警惕。日媒对莫言的高调热捧，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我不敢妄加猜测，不过就《蛙》这部小说，莫言给人的印象就是一副彻头彻尾的汉奸的嘴脸。
《蛙》是莫言设心积虑而写的一部小说，就是直冲“诺奖”去的：他不但经常把“毛主席”挂在嘴边，而且还有意识地强调这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发生在中国。作为国内作家，我们在小说中一般很少提及“中国”这两个字，不但没有必要，而且还显得有点多余，就是在莫言的其它作品里也很少见到这两个字。而莫言在《蛙》这部小说里却一反常态，好像不提中国就写不下去似的，一部18万不到20万字的小说，其中就“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几个字出现了3次，“中国”这两个字出现了22次，这种情况出现在2009年在国内出版的一部小说中，令人匪夷所思，这是何故?难道不提“中国”两字，读者就不知道你写的是中国的事吗?
而在此前，莫言与诺贝尔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以及德国汉学家顾彬等国外一些汉学家和作家交往甚密，其中与他交往十年之久的大江健三郎曾在2002年到中国，并亲自去莫言的家乡，在那里说过一句众所知周的话：“再有10年，他能拿奖!”十年后的今天，莫言果然拿奖，现在看来，这位日本“三郎”不可小觑，不但是“世界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位成功的“预言家”，简直就是“先知”，如果不是，那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话又说回来，即使莫言等为角逐诺贝尔奖向“诺奖”权威们取经这也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通过这种极力抹黑以及杀伤同胞们的人格和尊严换取来的“大师”头衔，即使它是“世界级”的，也很不光彩。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对文学奖的标准是：“授予在文学领域里创作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杰出作品的人士。”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在其著作《诺贝尔文学奖：选择标准的探讨》中指出，瑞典文学院早期对“理想倾向”的解释是具有高尚的品德——在表现手法以及思想和生活观上。也就是说，只有那种充满理想热情和精神力量的作品才有资格获得这项殊荣。若严格按照这个标准，诺贝尔文学奖的很多获奖作品都达不到，莫言的《蛙》更是与纯洁、高尚和理想这样的文学性质沾不上边儿。
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倘若名实相符，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但结果却恰恰相反，莫言获奖可谓是“盛名之下，其实难符”。我曾试图从《蛙》中找出这部作品能够获奖的哪怕是一条能让我为此感到欣慰的理由，可惜没有，行内人说的话，想打个“擦边球”都感到力不从心，无可奈何。莫言的自然主义中都是粗鲁、残忍和堕落，问题是，“诺奖”评委会主席明知莫言作品中有“粗俗”、“淫荡”这样的毛病，却将诺贝尔奖授予莫言，这不但让人怀疑他们背后的动机，而且对“诺奖”本身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就像欧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捷克总统的反应那样，“一度不能相信这个消息”，简直就是“一个笑话”。
三、“诺奖”《蛙》的真实面目
《蛙》不但达不到许多中内外名著那样“充满理想热情和精神力量”的作品，反之，这部作品扼杀了理想热情，毁灭了精神力量——血腥和暴力，粗俗和冷漠充斥着这部小说的事象世界，虽然有阴冷的嘲讽，但你感觉不到沉重;虽然有庄重，但你看到的却是笑谈，从头到脚一副那种嬉皮士的随意和任性的嘴脸，所以被“诺奖”评委们称之为“黑色幽默”。诸如：“姑姑气愤地说，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我哪里能跟姑姑相比?王仁美说，姑姑是共产党的忠实走狗，党指向哪里，她就咬向哪里……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党让姑姑爬刀山，姑姑就去爬刀山;党让姑姑去跳火海，姑姑就去跳火海……”、“国民党骂我们是‘共匪’……你骂我们是土匪，可见你连国民党都不如……我知道你们咒我死后下地狱!共产党人不信这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莫言：《蛙》，2009，上海文艺出版社)……除非想通过这种方式博取西方人权组织的好感，以及迎合国外一些野心昭然的政治家的特殊口味，以此来获得全世界读者的关注，否则身为中国作家的莫言把“毛主席”、“共产党”等放进小说中作为嘲讽的对象，也不见得此举有多高明。那些因莫言此举而有了无比快感的人，也仅止于口头满足，实际上在莫言这部作品中，这些字眼就像坊间的“黄段子”，博人一笑而已。严格来说，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既然提出某个重大的问题，就会进行深入挖掘，使之主题更加的厚重和明朗，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上。在莫言笔下，曾经发生在“高密”的那些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发生的那些毫无人道，惨绝人寰，灭绝人伦的暴行和罪恶，莫言并没有对其进行一个深刻的、彻底的“清算”，他只是在一种自我陶醉中眉飞色舞地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他自己眼里的故事。所以，说他勇敢，其实也只是那种逮住兔子当老虎打的勇敢，而不是那种真正与统治者和权贵们叫板的勇敢。
正如莫言自我评价的那样：“我平时是孙子，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这样一个作家，凭什么获得“授予一年来对人类作出最大贡献的人”的诺贝尔奖?莫言的狡猾就在这里，他让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认为他的作品看上去没有被政治集团绑架的痕迹，“贼胆包天”地将“毛主席”、“共产党”等一些在大陆出版政策上比较敏感的字眼塞进作品里，以至于让很多善良的读者误把莫言当成一个良心作家，一个不惧权贵、敢说真话的作家，一个敢于和统治阶层发起挑战的伟大勇士。而实际上看完这本书就会发现，他非但不敢直面地进行批判和抨击，而且还有意地掩饰和回避这些问题，身在体制内的他极力为那些曾被他描绘成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进行无耻的辩护：
“那些违规怀胎的男女们，自身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如果没人来做这些事情，今日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还真是不好说。”(莫言：《蛙》第四部分，2009，上海文艺出版社)既然莫言先生有这样“深刻”的认识，那么这部作品何以又被吹捧为“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贴近生活的史诗般叙述，反映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的?那么，这部小说的实际意义又在哪里呢?继而，莫言又为被他描绘的鲜血四溅、恶贯满盈的“刽子手们”做免罪开脱：“这个女娃……被姑姑毁了，现在好了，他的爹是个种菜大户，他的娘是个巧手媳妇，他们家发明了用牛奶浇灌芹菜的方法，生产出来的芹菜鲜嫩无比，每公斤卖六十元呢。”(莫言：《蛙》第四部分，2009，上海文艺出版社)这些溢美之辞是多么地似曾相识，这种新闻联播式的“歌功颂德”在莫言笔下显得无比生动：“现在好了，这小子洪福齐天，降生到青州府一个官宦之家，孩子的爹娘都是国家干部，孩子的爷爷是省里的高官，电视上经常露面。”(莫言：《蛙》第四部分，2009，上海文艺出版社)莫言的伪崇高和伪道义也就表露无余了，对当权者的崇敬和赞美被他心巧嘴乖地表达了出来，似乎在他笔下的那些血淋淋的罪恶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瞬间就被党的好政策“和谐”了，那些可怕的威胁和恐惧的记忆统统都没有了，接下来，“高密”人都生活在一个能去“欧美餐厅”里享用“免费面包”的时代，一个每公斤芹菜能卖六十元的时代;生活在一个“爹娘都是国家干部、爷爷是省里的高官”的时代……
这部被誉为“史诗般”的作品，看到最后也看不出它“博大的人道情怀”在哪里。既然是一部“60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必定是一部沉甸甸的作品，但是从他那些冷酷和残忍，暴力和血腥的文字，以及“黑色幽默”中看不到那段历史的沉重。就表面而言，莫言似乎能通过这部小说向我们时代提出一个现实中最为重大的问题，可是问题是什么?莫言不仅没有站在一定的高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对那些掌握着绝对权力的人和那些曾经制造出人道灾难的人表达了他的服从和崇拜。莫言并没有在这部作品中反思他笔下所描述的罪恶，也从没有告诉我们如何避免那些悲剧重演。
与其说莫言通过《蛙》这部小说成为一名斗士，不如说他是一个被体制妥协而递交了投降书的懦夫。他以“蝌蚪”的名义告诉“杉谷义人”：“……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尽管我可以把责任推给姑姑、推给部队……几十年来我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但现在，我却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唯一的罪魁祸首。”在这里，他很大方、很自觉地将他笔下那些血淋漓的刽子手们所应该承担的罪恶都统统揽在自己身上，也正是怕影响到自己的前途，于是他让“蝌蚪”如是强调地为自己发“免责声明”了。
《蛙》获“诺奖”后，莫言对媒体说：“我一直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但是透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出，他一直是站在他自己的角度上写人的。在《蛙》中，他笔下那些原本应该善良的同胞却变得面目可憎，实际上被抹黑和扭曲的，被羞辱和贬贱的是他笔下的中国人——粗暴、无知、愚昧、下贱、猥琐……
《蛙》中，莫言对人物的想象也是残忍而阴暗、病态而随意、简单而含糊的，将放纵和变态的性描写视为“享乐主义时代”的文学时尚。莫言似乎对“性”描写有一种特别的嗜好，无论写人还是写畜生，都少不了沾点“性”事：“我也知道这家伙心黑手毒，自从手持利器之后，杀心更重。他经常无端地刺树，刺用谷草捆扎成的人形靶子，前不久还刺死了一头正在与母猪交配的公猪。”(莫言：《蛙》第一部分，2009，上海文艺出版社)不知道莫言是以一种什么样的病态心理来塑造他笔下的人物的，即使为了交代一个心黑手毒的人，刺人也好，刺树也好，就是刺猪也好，大可以到此为止，而莫言先生却不甘心，意犹未尽地继续展示他的病态心理，非要手持利器刺向“一头正在与母猪交配的公猪”，为了加重他的“黑色幽默”，在这里莫言似乎强调——正在与母猪交配的是一头公猪，而不是别的什么。
莫言那种随意而大胆的想象可谓是空前绝后，他甚至能为自己突如其来的“灵感”弄出来的小段子配上一段“性景”，如“蝌蚪”的老婆仁美在和别人吵架时，当着一群孩子的面竟然脱口骂出在莫言看来像诗一般美妙的话来：“呸!赔你个屁!你儿子摸过我的奶子，亲过我的嘴!这棵树，等于他赔了我的青春损失费!”莫言非常欣赏自己的这句话，从他平时喜欢写一堆毫无水准的“打油诗”就可以看到这个毛病，但凡出自他笔下的文字，只要语句押韵，即使是粗鄙和恶俗的，在他看来都是值得咀嚼和品味的，于是他接着写道：“一群半大孩子为我老婆的精彩话语拍掌喊叫。”莫言认为这些东西即使是当着一群孩子的面，也是值得一赞的“精彩话语”。
《蛙》第五部分：“陈眉：他们给你们植过眉毛吗?黑衣人甲：植过，植过。陈眉：他们用的是你们的头发还是你们的阴毛?黑衣人乙：什么呀?阴毛也能变成眉毛?陈眉：如果头皮全部烧坏了，那就只有用阴毛，阴毛也比没毛好啊，如果连阴毛也没有了，那就只好光溜溜，像青蛙一样了。”……“色胆包天”的莫言大概永远也不知道，文学绝不是无耻、堕落和丑恶的挡箭牌，更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藏污纳垢的遮羞布。莫言既然宣称自己“是站在人的角度上来写人的”，那么就应该知道文学不只是从道德和情感上解放人，它还拒绝被作家当作发泄某种欲望冲动的乐园，拒绝作家那种无耻无畏的道德放纵。好的文学作品绝不是莫言笔下的那种样子，应该还有起码的美学价值，只有那种内敛而分寸，含蓄而健康的性描写才具有美学的特征，这种美学价值是一种伦理上的升华作用，并且是以人物的道德痛苦和心灵体验为鹄的，以此来引起读者的精神升华和情感反应。
在《蛙》中，他笔下的人物在很多时候都令人费解。比如在写到“蝌蚪”的母亲劝“姑姑”时说：“他姑姑，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呢，还是上头让干的?”除非莫言笔下的“高密”妇女是先天性智障，否则一个再没有文化的人也不会问出这样幼稚的话来。莫言对这种病态的兴趣的浓厚程度大到令人咋舌的地步：“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很难理解莫言为什么能将“广播”和“皇宫”、“太监”联系在一起，除非他笔下的“高密”人都是白痴，要么就是有人在广播里吆呼：大伙听好了，上头要骟你们了，望你们配合党的计生政策，否则就到恁家抓人!
莫言的《蛙》和他之前的十部小说一样，无论在美学还是伦理上都显示出一种消极散漫的自由状态，缺乏一部优秀的小说应具有的分寸感、意义感和责任感，意义感的缺乏更是他在小说修辞和伦理方面存在的严重的问题。莫言不但擅于将他笔下的“高密”人塑造成动物，而且他对女性同胞的歧视和偏见，甚至是嫚辱也可见一斑：“女人生来是干什么的?女人归根结底是为了生孩子而来。女人的地位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尊严也是生孩子生出来的，女人的幸福和荣耀也都是生孩子生出来的。一个女人不生孩子是最大的痛苦，一个女人不生孩子算不上一个完整的女人……”、“这是个尖嘴缩腮的老女人，当时已经六十多岁”、“这老婆子患有慢性气管炎，她咻咻地喘息声与产妇杀猪般的嚎叫声混杂在一起……”通过莫言的这些描述可以看出，莫言最擅用的修辞手段就是重复，为了强调他要表达的“深刻”，他甚至是不怀好意、一脸坏笑地重复，比如，“尖嘴缩腮的老女人”也就罢了，他非要在重复一句“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产妇的嚎叫声也就罢了，他非要补一句“产妇杀猪般的嚎叫声”……难道这不是对女性的侮辱和不尊重吗?难道产妇的嚎叫声就是杀猪般的嚎叫声吗?好的重复和比喻给人的感觉是优雅而节制的，而莫言将这种重复变成一种控制别人的意识的流氓手段，换而言之，就是给别人一种你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的消极感受，可怕的是，他妨碍了读者独立想象的空间，本来可以想象的美好一些，可他这么一重复，你即使想象出来的也不可能那么美好了。
在写到男人结扎时，莫言对那种病态的兴趣无法控制地勃然而起：“你们现在说得好听，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药一打，恐怕不止是我们的蛋子，连我们的鸡巴也要被她们割了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像老娘们一样蹲着撒尿了。”莫言对事物想象也是极其阴暗的，几乎超乎想象：“取环时袁腮戴着口罩、墨镜、橡胶手套，那铁钩子先用酒精擦了，又用火燎了，保证无毒……根本不用脱裤子，只把裤裆剪一个洞就行。”莫言就这样乐此不疲地对自己笔下的人物进行施虐，除了生理刺激之外，还有什么价值?低下、畸形、粗俗、迟钝、病态、麻木的趣味感正是莫言和他的小说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把严肃变为笑谈，把秽辱当成批判，把挖苦变成反讽，导致他的作品缺乏应有的品质和气质，在《蛙》中就看不到一种符合道德和审美尺度的内在品质。如果这是莫言为使他的作品更具“艺术现代性”而运用的荒诞手法，那我就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莫言的《蛙》根本就没有资格，也没有品质上升到这样一个高度，根本谈不上深刻的艺术的现代性的哲学命题。
如果说不能给文学赋予太多的审美、伦理以及道德律令的话，那么，至少一部文学作品也应该具有客观、坦率和真诚这种起码的品质吧。而在《蛙》中，莫言的夸张比比皆是：“杨主任，我听您的，王仁美道，我今晚就去做。——她转头又对姑姑说——姑姑，您顺便把我的子宫也割掉算了!……万小跑啊，杨主任指点着我说，你这个媳妇太可爱啦!太有意思了——但子宫是不能割的，还要好好保护呢!您说对不对啊，万主任?”
莫言从不善待和尊重自己笔下的人物，从他以往的小说以及到《蛙》，总是“我爷爷”、“我奶奶”、“我姑姑”地没大没小，虽然是第一人称，无关现实真实人物的痛痒，但从感觉上来说也是有伤尊严的事，一个连身为自己长辈的“爷爷”、“奶奶”，“姑姑”都不去尊重的人能去尊重别人吗?他变着花样羞辱和虐待笔下的人物，直到把仅剩的一点人格和尊严从人物身上剥了去，甚至于将自己笔下的人物仅存的一丝善念也毫不留情地变成了仇恨：“姑姑说碰上难产她们就会把手伸进产道死拉硬拽，她们甚至把胎儿和子宫一起从产道里拖出来。”就这样，莫言把自己笔下的人物当成没有任何疼痛感的玩偶来肆意糟践，把自己塑造出来的人物降低为一群本能和兽欲的畜生。莫言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我的文学素质。”真不知他的“文学素质”体现在哪里，显然，一个人文学素质是不能够独立存在的，在作品中同时也包含着一个作家自身的道德素养。
表面上看莫言通过《蛙》这部小说来抨击计划生育这场“人道灾难”，但实质上缺乏那种力量和深度。从真正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层面来讲，施行计划生育确实解决了人口大国的许多迫切的问题，从长远利益来说，文明和科学的计划生育本身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的体现，当然在具体执行时，一些地方采取的那种野蛮和粗暴、残忍的强制节育手段却极不人道，这是需要抨击和批判的。把“计划生育”和“文化大革命”简单地混为一谈，这是一种极其浅薄和无知的表现。
《蛙》看似有很高的价值，很多捧莫言的人也被这部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作品的外表价值所“征服”了，那情势就好像是认为莫言盯着“腥风血雨”和随时都可能被“查水表”的风险说出了国人都不敢说出口的话，叙写了一部“民族的血泪史”，了解莫言的作品以及他本人在现实中的身份后，你就会发现这种担心是极其天真和多余的。莫言先生只是借着发生在中国局部一些落后地区在执行计生政策时的那种野蛮的、不人道的事件，站在自己的角度随意而大胆地想象，为读者讲述了一个“恐怖”的故事，“甚至是粗俗的、淫荡的。”实际上他也没有抨击政权，更没有呼吁人权，从他在作品中反复向他的“日本友人”抒发“忏悔”之情时，就已经暴露出来了。大多数读者不会去深入研究一部作品，所以他们看到的往往是这种虚假作品所展现出的表面价值，所以通常都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
《蛙》缺乏力量和深度，莫言并没有深刻地交代出这种场恐怖灾难是如何造成的，应该由谁去负责，这笔血债应该找谁去清算?也没有回答读者，如何为赢得解放而克服压迫，如何为获得尊严而摆脱那种耻辱。《蛙》一书有编者总结莫言的这么一句话：“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闪烁着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意……他在神龛前自省、忏悔、祈祷。”莫言揭示了什么?又在“忏悔”什么?我曾说过：“忏悔不是逃避而是担当，忏悔不是死亡而是再生，忏悔不是绝望而是希望。”(殷谦：《人经》三部曲之《心灵真经》，黄山书社，2011年)莫言在其著作《蛙》中选择的正是逃避，他让我们看到的是死亡而不是再生，是绝望而不是希望的精神图景。
莫言在《蛙》中暴露出他的伪崇高和伪善：“先生，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我听到了一个最神圣的声音的召唤，我感受到了人类世界最庄严的感情，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此相比较，别的爱都是庸俗的、低级的。”我不相信一个阴暗而冷漠的作家会同情和热爱他笔下的人物，如果像他所说，他真的是一个因热爱生命而时常双眼含泪的作家，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在他笔下有那么多对生命残暴屠戮的血腥场面，不仅如此，还要对那些场面费尽心机地进行详尽和细致的描述。
四、正视榜样，在中国要自己救自己
《蛙》的编辑曹元勇在重庆晨报记者采访中说：“现在的80后、90后最应该读的就是《蛙》”、“要我给学生推荐莫言的作品，第一部肯定就是《蛙》。”在这个商业化的时代，我希望大家都把这些话仅仅看做是一件商品的广告词，而不是真的去让自己的孩子们去学习莫言，去读他的书。
当今之世，大家都知道，好像一切都成为商品，一个人的名气更是商品中的“好商品”，名如商标，具有商业价值，名有越大，就意味着市场有多大。莫言获“诺奖”后，在神州大地上就上演了这么一出商业奇观。一听到诺贝尔学奖，连去质疑的勇气都没有了，反过来还会怀疑自己。诺贝尔文学奖赋予莫言极大的名气和声望，以至于很多读者、作家、编辑、评论家等等几乎在同一时间失了评判的自信和甄别的能力，一种膜拜和趋媚的冲动霍然而起，一些夸张的价值说、性质说、特征说都轻而易举地显饰在其人和其作上。
中国有很多名气很大的作家和学者，虽然他们的肉体还活着，但实际上都死在了时代的流行价值观上，听起来名震天下，但是他们的很多东西都沦落为一种供人娱乐和消遣的纯商品，在这里我们看不到那种真正的大师才具备的道德品质、伦理境界以及情感态度。中国以莫言为代表的作家——贾平凹、余华、刘震云等等大体都有“莫言文学”的“血统”，所有能在莫言作品里看到的问题，在他们的作品里几乎都有。也许在成长经历中他们遭遇过我们一般人都无法想象的恐怖事物，所以他们通过写作的方式进行代偿性的满足，好像变成一群冷血的野兽，对“残酷”、“血腥”、“性景”、“暴虐”都有一种深沉的迷恋。他们的思想不成熟，甚至都不明白一个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要求他们按照健康和健全的人性尺度来塑造笔下的人物，反而，好像他们生来就是“撒旦”的后裔，嗜血般的残忍彷佛能带给他们带来快感和满足，血腥和暴力彷佛是他们天生就热爱的永恒主题，锋刃和利器则是他们在写作中惯用的道具，鼠屎污羹、剖肠流肚、血流成河是他们的作品中活眼活现的图景，有人说他们的作品是在拷打人性，不如说他们是在摧残人性。
莫言曾说：“我在写作时我就是皇帝。”所以，莫言说：“写小说是狂欢。”所以，莫言可以不受任何道德、伦理等的制约，在自己的文学王国里主宰着自己的心理世界，自我满足，自我陶醉，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纵情任为，几乎不知真正的人道为何物，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没有祝福和善念，没有同情和怜悯，彷佛人与人之间除了两腿之间的那个东西，除了相互残害和施暴，生活别无意义和乐趣。不去想爱的本质，不去思如何通过自己的作品使之人脱离动物，反而是教唆人更加接近动物，对兽性的崇尚，对肉欲的膜拜近乎极致。莫言的笔下流露出了太多的厌恶甚至敌意，话语施暴的傲慢态度，君临一切的盛气凌人，都是缺乏一种温暖的人性视境，引不起读者的一种更深沉更健康的情感反应。
因为需要健康地成长，所以我们需要榜样，而大师就是我们看齐的依据和标准。读一本好书可以使我们的心智更加健康和成熟，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寻找榜样，学习榜样，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榜样，但绝不能把名气视为自己的榜样。虽然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项世界大奖，在一些人看来它意味着文学领域的权威，即使它是权威，但这种权威也不是绝对的，历届“诺奖”获奖作品，不可否认其中有经典，也不能否认其中有糟粕，更不可否认其中有大师，也有狗屎，这就需要我们在选择阅读的过程中去仔细鉴别。大师的作品具有一种思想启蒙性，还具有一种道德升华力量，充满着祝福和爱意，它总是以一种博大的情怀来善待自己的读者，而不是某些就像匪徒、教唆犯和无赖那样的作家，把自己的读者引入歧途，变得阴暗、庸俗、无耻和堕落，以至于导致非人的处境。
我们时代的社会风气不好，文化更是在商业的催化下变得令人悲伤，打开电视往往看不到好节目，打开书本往往看不到好内容，在我们的周围危机四伏，几乎令人窒息。当一切崇高的、庄严的、伟大的，以及真正值得我们去敬畏的神圣事物在这个时代被视为“无知”、“迂僻”，甚至为“笑话”时，我们必须正视自己，不能随波逐流，而且要始终追问自己的两个根本问题：我是谁?我将来会怎样?在“唯物主义”主宰的世界，还要追寻和迎接精神的曙光，思考人的本质以及生命的奥秘与未来，在我们的得不到自由的时候要为自己创造自由，哪怕是一片心灵的天空，也必须是洁净的，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才能任我们自由翱翔。
2012年10月15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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