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批北大教授郑也夫的“牛逼论”

婊子的贞洁牌坊：舒适，牛逼，刺激

——二批北大教授郑也夫的“牛逼论”

润泽东方

　　“将牛的生殖器叼在嘴上”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有三种人生的境界：“舒适，牛逼，刺激。”三种境界代表了一代返城知青颓废的情怀。

　　牛逼是什么？老百姓都知道，就是牛的生殖器。牛的生殖器，本该长在牛身上，可偏偏有人将牛的生殖器叼在自己的嘴上，以显示血统的高贵、精神的洁癖、性欲的高扬。关于牛逼，郑也夫坚持做如是说：“牛逼一词的原型是‘牛屄’，其辞源本身透露出它的含义，即性炫耀与性崇拜。在动物的世界里面，雄性具有超过了同伴的性特征，有望获得更多异性；如雄孔雀，尾巴越大就越可望得到更多的异性，反之吸引力就小。达尔文将之称为‘性选择’，在选择的过程中‘性炫耀’的特征得以进化。”因此，郑也夫提出：“可持续牛逼”的理论。

　　“牛逼理论”一经抛出，“孔雀开屏效应”立竿见影,北京某高校女教师（笔名看太阳）在郑也夫这只开屏的公孔雀面前媚态地表示：“生命有多丰富，语言就有多丰富！没有文化的老百姓都明白‘牛逼’的丰富涵义，‘牛逼’夸人很带劲。那些被文明格式化的伪君子，因生命的单调乏味而不懂‘牛逼’，是很可悲的；而用‘牛逼’骂人的‘正人君子’则是十足心理阴暗的变态狂！支持郑也夫老师合理使用牛逼。”……惊世骇俗的“牛逼论”演绎着郑也夫追求精神完美与肉欲狂野的情怀，散发着郑也夫可持续发骚的野性，播种着郑也夫追求经过理性设计的旷世淫荡。然而，这只母孔雀可否知道？郑也夫狂野的阳举如何能够理性的“退潮”？有限的淫荡是否扼杀了郑也夫的“人性”？制度的设计是否允许人民教师将“牛逼”使用到“合理的程度”？

　　近几年来，郑也夫到处兜售自己的“牛逼论”，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郑也夫全力捍卫“牛逼论”。他选择“牛逼”来彰现自己人生美满、事业成功的雄性阳刚之标志来作为自己学术的象征符号并认为这是自己天然神圣的权利，不可侵犯。他说：“牛逼”不是骂，堂堂《北京晚报》，小题大作，扭扭捏捏，假么三道，匿名骂人，不忘侮辱和咒骂他的批评对象，实是堕落。郑也夫叫板说：“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家大媒体指名道姓批评人，自己不署名，难道我批评的不对？” 面对媒体的批判，一名教育工无丝毫的忏悔之意。郑也夫因“牛逼论”对抗媒体的贴文一经发表，一位称郑也夫为“老师”的“学生”在网络上说：“牛逼不是骂人的话，可以用在自己母亲身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母亲很牛逼，她很强壮”！如此的北大教授“牛逼论”，调教了如此下贱的学生。可以看出，在郑也夫生命结束之前，他将倔强地选择将牛的生殖器作为自己的人生与学术的象征并立志培养自己的牛逼论的衣钵传人。

  教育工，本来从事的是阳光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如何将“牛逼”作为人生的座右铭？难道文明进步的先决条件要满足某些教育工持续的对中国民众及其下一代的“口淫”？这其中的情节究竟是什么？

    这还是要来源于他人生的三种境界：舒适，牛逼，刺激。

  郑也夫的三种境界与王国维做学问、做大事业的三种境界比起来，实在是人性的堕落与品行的可耻。即便是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的——财产归地主阶级所有的年代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不缺乏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们追求“以民为本”、“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宋代理学家张载表述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郑也夫在《知识分子之自觉的演讲》中清晰表达了“舒适，牛逼，刺激”三重境界的历史根源：“我是1950年生人，1966年遭遇了文革，1968年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农场，做了8年的农民。1977年返城后参加高考。我的青年时期就是这样在东北农场中度过的。当时身体上吃了很多苦，但是最苦不堪言的还是精神上的状态，回想起来，觉得就像一个囚徒一样。”他还说：“我从青年时代这样走来，我不幸遭遇“文革”，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四人帮时期，我觉得包围着我的很多答案都是谎言、诳语。我在和它们冲撞当中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

　　首先，郑也夫工作的这家黑龙江农场就是当年的黑龙江建设兵团并非劳改农场——是一个准军事化编制的农业产业，这个准军事化的农业组织是用以开发与建设黑龙江的大农业进而实现工业化的组织，若考察这个组织的科学理性设计，恐怕要去新疆考察吧——新疆完整保存了建设兵团的建制并获得了工业化的飞跃。所谓的“精神的囚徒”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给你安排工作了：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的战士。所谓的郑也夫做农民是不确切的。

　　其次，你郑也夫什么时候与毛泽东时代冲撞过？那个时代是否强迫你做什么了？做革命的接班人，是自愿的吧？认为“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可以大有作为”——更是你青春年少的正义选择吧？说你冲撞时代——是自我杜撰。记得文革时期有个遇罗克，1966年作《出生论》，驳斥了当时甚嚣尘上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并在1967年1月《中学文革报》上刊载。由于他是体制外的研究人员，其研究成果为主流社会所不容，1970年3月5日，被执行死刑——此为与一个时代冲撞。严格说，毛泽东、张闻天对“血统论”都有明确的阐述。遇罗克的学术思想在今天，也是高水平。你郑也夫在文革期间或者上山下乡期间有与时代冲撞的文字记载吗？今天，你的社会学研究不仅比不上毛泽东、张闻天，你也比不上遇罗克。作为一名学者，首先要有道德操守，没有做过的事情千万不要说。现在我们说：“郑也夫发明了鸡蛋糕、郑也夫发明了高射炮、郑也夫发明了避孕套。”您说可否？可这些，是你发明的吗?

　　第三、你告诉新生代“四人帮”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这个时期充满了谎言与诳语。我们不仅要问：中国历史上有过“四人帮时期”吗？且是你强调“四人帮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四人帮时期”是从那一年开始的？“四人帮”曾经统治过这个国家？那么小平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就是是与“四人帮统治”的斗争？中共历次政治报告是否有逻辑清晰的表述？把早期工业化说成是最黑暗的时期，总不是科学的态度吧？冯梦龙《古今笑概》云：“乞丐何曾有二妻？邻家焉得许多鸡？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魏齐？”你用子虚乌有的历史划分来教育下一代，本身就是天大的谎言，是你们这一代返城知青撒谎成性的具体表现。

　　对郑也夫来说：做革命接班人是你自觉自愿的，没有人逼迫你；“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也是你人生的选择。你自己不能做革命的接班人——你及其某些返城知青们选择了告别革命、反对革命、妖魔革命，终极目标就是追求你们这一代人特有的人生境界：舒适、牛逼、刺激。

　　举个与你同类的“牛逼人物”——何清涟，她在国内仅是一名记者，作过几次农村调查，可跑到到国外摇身一变，自称经济学家，美国人并不知晓某些返城知识青年撒谎的本性，于是，把她当作当代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了，安排她全美巡回的演讲。你们这代人真是聪明，骗中国人不过瘾，还要到国际上行骗。

　　何清涟《中国繁荣下掩盖的真相》一文中曾有过这样的表述：“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人家常常说我们这五十年代出生的这批人是很不幸的，要长身体的时候就碰到“三年大饥荒”就没东西吃，该读书的时候就碰到“文化大革命”，该就业的时候就碰到上山下乡，该成家就碰到晚生晚育，该生孩子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独生子女政策，就是说几乎中国所有不公平的社会政策全让我们在五十年代生的人赶上了。”这是何先生自己在演绎、说书——中国社会没有人这样评价上山下乡的一代人，是他们自己要这样评价自己，倾诉自己淡淡的忧伤、小资的情调。当年知青到农村，农村党组织把当时农村最好的房子腾出来让他们住——世代的农民都住了，又有什么住不了的？个别青年在农村不愿意务农，打群架、偷东西、性乱，该做的做了，不该做的也做了，搞得农村党组织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们。其实，他们也是幸福的一代，是翻案文化造就了他们的“苦难”——其实，所谓的“苦难”是根本不存在的。

　　当年返城的口号是：“知青不是牛马，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不生活在城里的人一定是牛马？不生活在城里的人一定不是人？知识青年返城的历史代价：以中共为领导核心的中国青年运动的历史性完结。告别革命的深刻历史内涵就是：告别工农、告别工厂农村、告别公有制；这是解构主义的重要历史之发端。解构主义因此正式拉开历史的帷幕——为后来以最终出卖工农根本利益的私有化改革打下了文化上的伏笔。所以说：毛泽东发动学生运动以继续革命，保持中国革命的纯洁性；小平同志利用学生运动以终结革命。基层农村很苦、基层工厂很苦——即便是现在也是中国社会最艰苦的地方；若按当年知青返城的标准，中国的工农依然是牛马。当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依然是工业问题与农业问题，改革依然无法解决中国广大工厂、农村苦难的生活现实；知青一代承受不了，谁又该承受？

　　今天，知识青年中的很多人，绝口不谈当年艰难困苦的岁月里无私帮助过自己的、不计回报的、善良质朴的工农群众——在他们的心里，自己不是牛马，当然羞于与牛马为伍。问一问这些人的良知：当年，在生活上谁没有受过老乡点滴恩惠？尽管老乡们当年也不富裕；当年，谁没有在老乡身上学过点滴的务工或务农的技艺？尽管老乡们一生默默的辛勤劳作。

　　时代不同了，当中国社会再次面临官僚与资本相勾结的巨大历史阴谋之下，矿难、油荒、黑砖窑等恶性事件的频繁发生，中共负责任地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的战略思想，作为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不做任何制度上的科研,也提不出任何可行的方案，在“舒适，牛逼，刺激”的三种人生境界中，立志与其同道将牛的生殖器叼在自己的嘴上，来长期从事阳光底下最神圣的事业。

　　中央说建设节能型社会，郑也夫从来不从遏制集团消费、遏制官僚与腐败相勾结所造成的历史窘境而引发的制度体系建设——这个重要的战略向度去考虑，不能提出有关节能型社会的制度体系建设的方案；相反，郑也夫提出了宗旨为整民的节水方案，方案表述为：北京人民不洗澡。节水节到北京人民不洗澡，如此方案出自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之手，实在是时代的悲哀。你作为社会学家，难道不知道老百姓用不上水是会引发”人民革命”?

　　感慨，万分地感慨。

　　“更喜高楼明月里，悠然把酒对西山”这也许容易成为人们对传统浪漫意蕴中的北大的一种美好的意象。不过，如果引申为对现实之中的北大的无奈与苍白的真实写照，倒是一种绝佳的讽刺。那座系着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等中华文化大师的北大红楼仿佛成了北大唯一可以标榜自己的金字招牌，维系着北大所有的荣光！没有了文化大师的北大变成了北师大······

　　北大若要摆脱这样的局面，就应该严厉整肃自己的教师队伍，让坚持牛逼论的教师远离阳光底下最神圣的事业，还教育以清白。教师就是教师,我们这个社会是不需要把牛的生殖器叼在嘴上的的所谓知识分子的，如果你们觉得这样是思想的启蒙，那么请你们远离教育。教育不是无法无天的行业,教师群体也不是一个可以超越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群体;郑也夫之流叼着＂牛逼＂去做阳光底下最神圣职业的行为说明：整肃教育产业、整肃教师队伍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现在看来,在新中国历史上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整治也是非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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