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国也有”到“改革开放前也有”到诽谤国家
黎阳
2007．11．23．
2007年《北京日报》11月19日刊登的徐友渔的文章《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吗》，令人想起鲁迅1933年10月23日的杂文《外国也有》。（全文附后）
徐友渔的文章说人们不应该对今天的腐败不满，因为那是改革开放也有的问题。鲁迅的文章讽刺说人们不应该对中国的腐败不满，因为那是外国也有的问题——鲁迅简直神了，74年前就为今天的徐友渔们留了一手。只要把鲁迅文章里的“中国”和“外国”换成“改革前”与“改革后”，是不是正好请徐友渔们“对号入座”？（也真邪了，不是“倒退没有出路”吗？怎么弄得鲁迅74年前的文章现在恰好派上用场？是鲁迅超前了70多年，还是某些人倒退了70多年？）
《北京日报》是地方党报，属于官方报纸，又是著名“改革精英”如厉以宁、俞可平、张维迎、吴敬琏最活跃的地方。徐友渔既然能在此发表大作，显然是享受了“官方学者”“理论权威”的待遇。然而徐大官人的文章从头开始充斥的全是诡辩和逻辑混乱，实在没什么学者的样子。
《改革开放前没有腐败吗》这个命题本身就是偷换概念。老百姓关注的根本就不是“有没有腐败”的问题，而是“腐败有多严重”、“为什么不能有效遏制腐败”的问题。——任何活人身上都带细菌。要不带细菌，除非是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的死人标本。需要关注的问题不是人体有没有细菌的问题，而是人自身的抵抗力是否抑制住了细菌的破坏、是否致人得病的问题。徐友渔的逻辑等于是告诉病人：你有细菌，别人也有。你有我有大家都有，天下无所谓病人健康人，都一个德行。既然都一样，那你就别觉得有病不舒服了，更别找医生看病了。
徐友渔说：“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绝非伊甸园，同样存在特权、腐败和社会不公正，存在社会矛盾和民众的怨气。那个时代的不平等并不是首先表现在经济上，而是在政治上”——又一个偷梁换柱：“腐败”跟“不公正”是一回事吗？
什么叫“腐败”？贪污受贿，以权谋私，贪赃枉法——一句话，离不开用公权谋私利，是非曲直一目了然。
什么叫“不公正”？阶级地位不同，观点截然不同。徐友渔说：“党员和非党员、团员和非团员，甚至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之间，在升学、提干、参军等前途攸关的大事上待遇是大不一样的”——这一切跟“腐败”挨得上吗？如果这就是“不公正”，就是“腐败”，那么如今“没有文凭找不到工作”又该怎么说？充斥社会的各种各样不对“弱势群体”开放的“精英俱乐部”呢？
如果徐友渔的文章仅仅如此信口开河歪曲诡辩也罢了，但他的文章实际触犯了刑法，犯了诽谤罪，而且是诋毁国家罪。根据是以下两段：
1．“这种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在‘文革’中发展成为赤裸裸的血统论，以‘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著称，最突出的表现是1966年8月，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其中最大的80岁，最小的才出生38天。”
2．“上世纪60年代初河南信阳出现‘饿绝’现象”。
徐友渔把在“文革”中受到官方“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批判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说成是“整体性的歧视政策”，并宣称这导致“北京大兴县原地主、富农及其子女300多人被杀”，这就等于向全世界污蔑中国当局组织策划了对平民的大屠杀——既然是“整体歧视性政策”所致，那还不是官方的有组织行为？而 “上世纪60年代初河南信阳出现‘饿绝’现象”就更不得了：整个河南信阳地区的人口都“饿绝”了，死得一个不剩，那还不属于“反人类罪”、“族群灭绝罪”？（事实上是这样吗？）就凭这两条，“北大西亚公约组织”就有“理由”援引当年轰炸科索沃的例子，宣布中国政府“非法”，根据“人权高于主权”，轰炸中国。
如果仅仅是徐友渔一个人的满嘴里跑舌头，那还不足为凭。但他的东西刊载在《北京日报》上那性质就不同了。《北京日报》是党报，是官方报纸。官方报纸既然如此刊登，那就意味着官方认可了徐友渔的一切指控，意味着北京市当局承认曾在北京大兴发生了官方组织的对平民的大屠杀，承认了河南信阳地区全部人民都被“饿绝”了——这是“官方认可的证据”。而“反人类罪”是没有失效期的。不管过多少年，全世界任何国家任何人都可以用《北京日报》刊登徐友渔的这篇文章为根据，指责中国政府犯有“反人类罪”。只要力量所及，便可以作为发动消灭中国政府的战争的“理由”。——就凭这些，就可以说徐友渔犯了诽谤罪，而且是犯了诋毁国家罪：为外国发动干涉中国的战争制造借口。而《北京日报
》如果不公开撤销徐友渔的文章，那就是徐友渔的帮凶，而且罪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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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鲁迅文章《外国也有》
凡中国所有的，外国也都有。
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日本人笑中国人好弄文字，但日本人也一样的弄文字。不抵抗的有甘地；禁打外人的有希特拉；狄昆希吸鸦片；陀思妥夫斯基赌得发昏。斯惠夫德带枷，马克斯反动。林白大佐的儿子，就给绑匪绑去了。而裹脚和高跟鞋，相差也不见得有多么远。
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民国以来，有过许多总统和阔官了，下野之后，都是面团团的，或赋诗，或看戏，或念佛，吃着不尽，真也好像给批评者以证据。不料今天却被我发见了：外国也有的！
“十七日哈伐那电——避居加拿大之古巴前总统麦查度……在古巴之产业，计值八百万美元，凡能对渠担保收回此项财产者，无论何人，渠愿与以援助。又一消息，谓古巴政府已对麦及其旧僚属三十八人下逮捕令，并扣押渠等之财产，其数达二千五百万美元。……”
以三十八人之多，而财产一共只有这区区二千五百万美元，手段虽不能谓之高，但有些近乎发财却总是确凿的，这已足为我们的“上峰”雪耻。不过我还希望他们在外国买有地皮，在外国银行里另有存款，那么，我们和外人折冲樽俎的时候，就更加振振有辞了。
假使世界上只有一家有臭虫，而遭别人指摘的时候，实在也不大舒服的，但捉起来却也真费事。况且北京有一种学说，说臭虫是捉不得的，越捉越多。即使捉尽了，又有什么价值呢，不过是一种消极的办法。最好还是希望别家也有臭虫，而竟发见了就更好。发见，这是积极的事业。哥仑布与爱迪生，也不过有了发见或发明而已。
与其劳心劳力，不如玩跳舞，喝咖啡。外国也有的，巴黎就有许多跳舞场和咖啡店。
即使连中国都不见了，也何必大惊小怪呢，君不闻迦勒底与马基顿乎？——外国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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