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的认知悖论
安庆仁
当年的《大公报》忧国忧民，登载了许多反映民生疾苦的文章，常常搞得国民党很没面子。以胡政之、张季鸾等人的气节和胸怀看，不能说《大公报》报上亲民的文章是猫哭耗子假慈悲。这些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卢沟桥事变后，《大公报》以民族大义为重，呼吁国共合作，捐弃前嫌一致对外。在报道国民党英勇抗战的同时，也刊登了许多共产党抗日的文章。天津沦陷后，《大公报》宁肯流浪江湖，也不肯在敌占区出版一张报纸，其民族气节可歌可泣，有日月为鉴。
但另一方面，《大公报》又对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官僚资本主义制度深怀好感，极尽能事之为资本家剥削压迫歌功颂德，它打着“第三条道路”的招牌，努力诋毁波澜壮阔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胡绳气愤填膺，一气呵成写就《为谁“填土”？为谁工作？——斥大公报关于所谓“自由主义”的言论》，指斥《大公报》的要害——自由是假，替官僚资本家唱赞歌才是真。郭沫若不似胡绳那么含蓄委婉，在《斥反动文艺》中干脆点出了萧乾、朱光潜、沈从文等人的名字。
从当年《大公报》与左翼文人的论战中不难看出，自诩并一再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是一份政治倾向很浓的地地道道的右翼报纸。王芸生不识相，言论诸多偏激，他甚至说“人民有颠覆反动政府的权力”，遂遭国民党封门之罚，主持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认为，《大公报》的言论在王芸生的主持下，一变张季鸾时期的“公允”态度。从陈布雷的话中显而易见，张季鸾时期《大公报》“公允”的真面目，国民党《中央日报》在社论《在野党的特权》中先干脆就说：“王芸生是新华广播的应声虫”，如此尚觉不够严厉，三日后又效仿解放区“三查”运动，要揪出王芸生效忠共产国际的真面目。这几乎就是在暗示军统该动手了。王芸生自知大难临头，无奈中流亡解放区。
王芸生去职后，《大公报》于1948年5月30日发表了题为《论宣传休战》社评，文中极尽伤感，说自己是猪八戒照镜子两头不是人。《大公报》遂死而复生。《大公报》的生生死死，既说明了“文人论政”在中国之行不通，同时也说明《大公报》所秉持的“文人论政”只能是论地主资本家的“仁政和德政”，否则它便一天也不能存在。
今天的《南方周末》，正步《大公报》后尘，而且越来越神似。一、反贪官，不反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地主资本家；二、反对坑害老百姓，不反对坑害老百姓的理论和理论家；三、反对社会不公现象，不反对社会不公的本质。此种认知悖论，正跟他“反对污染，不反对制造污染的工厂”的办报理念是一致的。
循着中国社会理想——现实——实用——唯利是图的演变途径一路寻去，《南方周末》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在最初的使命完成以后，受既得利益的驱使，必然的要从高尚沦为无耻，从人民的沦为资本家的。这是所有不无个人功利主义思维模式的存在主义者的必然宿命，因为，以他开始的动机，就决定了这个媒体走不出把自己的命运和某个利益群体的命运紧密相连的生存模式。
不久前，林尚立在《中华读书报》上撰文，探问《中华帝制为何不能转型，只能毁灭？》，对于中华帝制的毁灭他深为惋惜，他认为，中国本应该走英国和日本的君主立宪道路。让人忍俊不禁，终究书生意气。我们不会怀疑他的动机，但是我们不能认同他的观点，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根本就是一个自我认知悖论的群体。
袁世凯复辟帝制当然不乏其个人主观因素，但如果没有来自既得利益阶层的支持、配合及强烈需求，单凭袁世凯一人之力，它能复辟得了吗？
北伐战争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只要再向前走半步，中国社会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但他偏偏选择了倒退。抗日战争胜利的时候，国民党只要向前再走半步，中国社会也不会是后来那个样子，但他又选择了倒退。后来大多数学者把责任归咎于蒋介石一人，却不思考蒋介石当初面对的形势，国民党内举目四望，要么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江浙资本家官僚集团，要么便是北伐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新国民党权贵，这些人藉着革命的机会都发了大财，一个个捞得盆满钵满，甚至就连冯玉祥、程潜这样的开明人士，都巴望着国民党开倒车，蒋介石敢不顺应党心从“善”如流吗？
从最近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发现，蒋介石显然比冯、程二人更有公心，他很希望在中国构建一个以工农联盟为政治骨干的平等社会，这一点后来他在台湾有所实践，1952年台湾整党工作结束后，工农党员占了党员总数的48.6%还强。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蒋介石当初之所以背叛革命，除他个人因素使然，更大一部分原因是被官僚资本家和国民党既得利益者所挟持，面对那个有英美作后盾的强大利益集团，他绝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台湾以后，蒋介石没有了那个忧虑，所以他敢革故鼎新，虽然做得不彻底，但毕竟给老百姓带来了好处。
面对后来的蒋介石，《南方周末》应该脸红了。据说《南方周末》换了领导，但给我的感觉是：厉以宁下，张维迎上。《南方周末》自我标榜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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