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类似战争，灾情就是命令，灾场犹如战场，中国军人在这次震灾中的表现再次证实了中国军人的荣誉与不朽。可是，为什么当总指挥已经到达前线时，军队却还是基本“按兵不动”，以至出现“我就一句话，是人民在养你们，你们自已看着办”的无奈。既然是战场，难道不知道，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胜利，时间就是军队的荣誉？
同样地，灾情尚未过去，反思初露头角，需要反思的东西太多太多，本文何以选择这么一个敏感的反思呢？看网帖，许多人对那“一句话”是以“动员令”的正面“形象”来评价的，可它始终掩饰不了军队启动迟缓的事实，虽然后来的行动迅速、动作果敢，可它找不回关键的时间，遮蔽不了存在的瑕疵。反思，并非要追究责任，指责什么，更非想借题发挥，毁我长城。而是要寻觅原因，推动社会前进。而对军队的反思，恰恰是最能说明问题，帮助民族进步的一个反思契机。
为什么？因为军人与军队的反差，说明了这迟缓并非是军人所为，而是体制所遏。回想去年，对军队姓党还是姓国的争议结果，其实就是今日行为的实践。当时，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这种争议委实没多大实质的、切身的意义。因为，党领导着国家，党的军委主席同样是国的军委主席，两者并无什么不同，隶党属国，在实际操作上并没有区别。那么，这类争议究竟是为什么呢？同样类似的问题，为什么在文革后，邓小平要增设一个国家军委主席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这些问题可能有多种多样的回答，可本文却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意见：何以这种问题会出现在这个时间段，为什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在毛时代没有这个问题，而在邓的年代提出这个问题，如今又在争议这个问题？因为在战争时期，它们是统一的，即使有矛盾也是极小的。在毛时代，它们在理论上也是统一的，在实践上尚未出现大的矛盾分歧。在邓年代，反思文革，开放接轨，意识到会出现这个问题。如今，更是从理论和历史实践中发现，党与国是有区别的。
按正常思维，朋党毕竟是人类当中的一部分的集合，而国家是某一区域、某些种族的人类的集合。因此，国家势必要比朋党重要的多，其意义也更具有人类的广泛代表性。可在实际思维中，朋党却比国家更具有威慑力，更具有实际操作的意义。所以，在中国，理论常常是与实际脱节的，相反的。在中国，口头说的，绝不可能是实际上做的，否则你就要吃苦头。在中国，逻辑推导的只适合书斋里的自然科学，而社会实践只有百姓经过跌跌撞撞总结出来的规律才行得通：“要识人，只有识人才有饭吃。
这是为什么？难道是中国人的大脑神经的传递程序出现错乱吗？不，是中国的社会管理“程序”出现了混乱。这就是体制问题，是体制的落后与发展着的经济基础产生矛盾所致的紊乱、迷乱、意乱。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文明的普世价值已得到绝大多数人类的认同，“民主是个好东西”也已得到即便是矛盾着的双方的一致赞同，人民的意义和作用正从每个公民的心底复苏。然而，一直宣称“为人民服务”、“人民的代表”的政党组织，何以要将强势力量的代表形式——军队武装掌控在自己手中呢？
在政党、国家、人民，这三者之间，可以是统一的，也可以是部分统一的，更有可能是不统一的，否则没有必要将它们分成三体。三者中，国家和人民相较，肯定是人民要更重要、更具有决定性，因为它是人类的基础构成。而国家不过是人类的组织构造形式。所以说，人民是决定人类进化的最重要的对象，是决定人类组成的社会是否进步的最基础的参照标准。可见，对于人类与其历史及它的社会而言，人民是高于国家的，国家是高于政党的。或许，这就是毛泽东将军队定性为人民军队的最初选择，是共产党将军队的本质规范为人民武装力量的耿耿衷心，也是共产党能够坐天下的根本原因。
可是，在天下座上，共产党以领导身份决定着国家的一切，自然也统帅着军队的一切。如今怎么特别要提出党指挥“枪”呢？因为它不自信了，他怕枪杆子被夺走。因此，要不断地对军队强调，“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可是，领导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今的“领导”和以往的领导有什么不同？有些变味的“领导”是否一种伪装、假冒、虎皮？
其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其背后的本质内容是：人民掌握了自己的武装，才可以夺取政权。试问，彼时蒋家王朝的枪不比共产党的枪更多更佳更强，何以就败了呢？所以说，人民是决定一切成败的关键因素，而决不是抱紧枪杆子就行了的。同样的，由于统治集团的不自信，它坚决要求军队，“使我军永远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且“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根本制度”。那么，又是谁有可能获取这“枪杆子”呢？果真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
回忆共产党夺取政权时期，“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党的一贯宗旨。在人民群众遭难时，人民军队总是第一时间赶到，他们不一定会接到上级的具体命令，更不用说是中央的决定了。但由于他们是以党的一贯宗旨作为军队的行动指南，所以他们既捍卫了党的威信，也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荣誉。而如今，为了防备什么来夺取“枪杆子”，从而绝对、坚决、坚定、无条件地，排它性地，听从党的指挥，实际上就是听从党的领袖的具体指令。
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初期，由于引进了国外的理念，军队的国家化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出现了国家级的军委主席。可不久，八九民运对军人提出最严峻的考验，军队也在这场影响深远，却又违莫如深的事件后，更被要求听从党的领袖的指令，并抵御其它方面的影响，军人们被控制得更严格了。对八九，历史会告诉中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他不仅要摆脱外侮的欺凌，也要改变内弱的侵蚀，更要清除心毒的危害。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治愈“病夫”，堂堂正正地真实站起来。
观史，长期的封建专制的制度不仅影响着官吏的意识，更深刻浸润着普通中国人的思维，就连英明的领袖们也未能幸免。在这种体制之下，伟大的救世主毛泽东是它的俘虏，杰出的改革家邓小平也是它的阶下囚，至于后来的领袖们也无一不是体制的奴隶。身在其位，必受其累。尽管有着深刻的教训，可领袖崇拜依然是无法避免的。既然个人崇拜在这种体制下不可逃逸，那么政党“领导”国家在这种体制下也是不可改变的，如此对待人民“我是书记我怕谁”也就顺理成章了。就如百姓私议，不为官时心存热血，当了官后不污不行。既然，所谓政党所做一切均是为民生，因而需要民众感恩，那么官吏们为百姓们办事，自然就是施恩，故接受百姓们感恩的贿赂，也是正当逻辑。如此，贪官盛行也就不足为奇了，只不过不必太狠就行了，不要太莫不逾侈就可以了。可见，在这种落后的政治体制之下，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它的牺牲品，军队和军人自然也包含其内。
当然，作为中国军队，作为接受人民奉养的子弟兵，作为接受国家召唤的保卫者，作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被教育者，理应将人民的利益作为最高宗旨，将国家的安危作为自己的职责，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作为传承的灵魂。鉴此，作为军人，作为中国军人，作为从长征中走出来的中国军人，面对逆向的“领袖→政党→国家→人民”的体制，难道不应该为中国军队的荣誉而担忧、而思索、而审视吗？
有许多人在审视曾经的共产国家时，深恶马克思主义的危害。云：以事实为据。是的，作为“主人”的人民是在这种国家的社会价值最底层的“上层建筑”。然却，也正是它们，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英明。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里，其对立统一规律中，有关事物发展的时序性的纵向规律是：肯定 → 否定 → 否定之否定。这就是共产主义政党从政权下到夺取政权的“肯定”，至掌管政权到权力腐败的“否定”。如今，应该是由“否定”走向“否定之否定”阶段了。注意，不是“肯定”，不是原来基础上的“肯定”，而是在现在的“否定”基础上，发展到“否定之否定”。
哟，颠来倒去不清楚，是吗，那么就简单直接地说，就是曾经深受人民爱戴的政党，在获得政权后，变成权柄专制、权势腐败，如今要将权力重新回归人民，而不是“为人民”。这个权力回归人民的过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两党制的过程；也只有实现社会主义两党制的过程，才是权力回归人民的过程。而只有人民的权力，才是减少灾难、正视灾难、防备灾难的必需保证。
回首看看，龙门山地震灾情后的反思还有很多很多，有英雄、有丑陋；有光辉、有阴暗；有前进、有故步；有特牛的成功展现、有特惨的普世败绩；有科学与政治的冲突、有市场化和人性化的异同；……。但分析其正面经验，都是人民的觉醒和支持，而不是什么别的；解剖其失利教训，追根寻源，层层剥笋，大都是错误的失衡的专制的封建的体制在作孽。不改变它，它还将危害着中国，祸害着中国人，使中国和中国人在深重的苦难中煎熬得更久。可见，体制，它不仅是前瞻者的努力对象，也是与普通百姓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关注对象，当然更是有责任心的军队里的军人们深邃的思题。
反思，对灾难的反思，是人类进化的原始源泉之一；是民族进步的最初契机之一；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动力之一。对如此惨烈的灾难，反思，即时的反思，更是人民这个睡狮的觉醒标志。
原名：《震灾反思当中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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