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四川工作了数十年的某官员，面向该市富新镇富新二小的百余位家长们接连下跪N次，映求大家不要上访，此情此景，据说真是感动不少“媒体”，连外国的“媒体”也发出了感叹：即使在发达的西方民主国家，这种官员也没有见过啊。看起来，为民请命，中国官员算是当今世界第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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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竹市委书记当街下跪 |
看到这里，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官僚们向群众“服软”了，是在想为群众办事。因为道理很简单，如果官员是在为群众办事，这种激烈的上访方式也不会出现。
很清楚，这只是表象，他们表面“软”，是因为心里担心的是自己的乌纱帽，而不是群众利益。因为“上面”说过，越级上访，要追究辖区官员的事。所以他们怕得要死，不惜采取各种手段阻止群众上访，软硬兼施，以求息事宁人。官员们是怕，平常有的是威，现在却是怕，并不是怕百姓，而是怕上头。
目前这种奇特的事件在中国绝不是十例八例。这是典型的“防民之口”的做法。
象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好象是各级政府的定议，不过，即使从一个最笨的老百姓的生活经验来看，这样治疗疾病，早晚会医出问题来的：如果是身体长了烂疮，最好的办法是割除，而不是长一个包一个，从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问题了，时间长了，被掩盖的烂疮会越来越烂。看不见，并不见得是好了，藏起来，也不是病没有了。如此简单的问题，官僚们难道就不知道？他们当然是知道的，但因为他们的当官哲学是当官谋利，“千里做官只为财”，所以处理问题的方针就变成了：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谋一天利益是一天，至于苦干年以后的事情，是从不愿考虑的。我们千万不能从一个正常的百姓的角度去想象官僚们的想法。虽然他们也知道被俺盖的烂疮多了，终究有一天会引起全身溃烂，危及生命，但为眼前利益计，是不会考虑以后的“那一天”的。
所以书记的下跪，群众不领情，是因为群众心里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书记下跪，是在向群众服软，而是心里服软，而是利益使然，是想“多撞一天钟”，多捞一天钱，如此而已。
因为想维护既得利益，所以他们“怕”百姓；因为想捞回当初升官的本钱，所以他们“怕”百姓；因为想捞到更多的钱好以后升官，所以他们“怕”。因为“上头”说了，群众上访，肯定表明某个地方长了“烂疮”，但为了表示“大局稳定”，因为“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所以哪里有越级上访问题，那个地方官僚就摘乌纱帽，所以官僚们一看到群众上访，就“怕”要死。如果“上头”没有这个规定，情况恐怕不是这个样子了：如果有人上访，危害到了官僚的利益，伺侯的恐怕不是“下跪”文治政策，而是“棍棒”这样的“武攻”政策了。
我们再来看看当年的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是如何看待类似事件的——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名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
“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
“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早几年，在河南省一个地方要修飞机场，事先不给农民安排好，没有说清道理，就强迫人家搬家。那个庄的农民说，你拿根长棍子去拨树上雀儿的巢，把它搞下来，雀儿也要叫几声。邓小平你也有一个巢，我把你的巢搞烂了，你要不要叫几声？于是乎那个地方的群众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小孩子，第二道是妇女，第三道是男的青壮年。到那里去测量的人都被赶走了，结果农民还是胜利了。后来，向农民好好说清楚，给他们作了安排，他们的家还是搬了，飞机场还是修了。这样的事情不少。”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成都有一百多学生要到北京请愿，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在四川省广元车站就被阻止了，另外一个列车上的学生到了洛阳，没有能到北京来。我的意见，周总理的意见，是应当放到北京来，到有关部门去拜访。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
“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
“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毛泽东讲：“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
为什么毛泽东不怕？因为他心底无私天地宽；因为他站在群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处理问题；因为他及当时的共产党人，他们的官不是买来的，升官也不用再掏钱来买，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捞钱，也从来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乌纱帽。所以他们“不怕”。
孟子讲：“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实际上就是一种正气，“配义与道”，所以无所畏惧。
毛泽东的“不怕”，不也是因为有此“配义与道”的“浩然之气”么？
毛泽东“底气十足”，是因为他心中无愧于民，是因为他主持的是“义与道”。
如此看来，官僚的“服软”只是一种“心底有私天地无”而已。不但官僚如此，现时的很多所谓“精英”们，在发表看似公允的言论时，我们从其字里行间，往往可以看出许多“鬼鬼祟祟”东西来。因为是“为利益而立言”，所以“心不正，则眸必睨焉”，无论怎样俺饰和辩解，总不免露出一种可鄙之相来。正象官员的下跪与服软一下，看似公允，好象是在为民考虑，实则是另一种打算，百姓看得很清楚，所以四川富新镇富新二小的百余位家长们“继续前行，并没有人理采市委书记的下跪”。并不是百姓们不领情，是因为百姓心里很“清楚”。
在现在的中国，为了“稳定”，到底被地方官僚这样精心俺盖的“烂疮”还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不会少。如此下去，等到身体因此而开始全体溃烂，一切都晚了。
毛泽东说：“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好事，就应该欢迎，怎么能用“下跪”这种“重礼”来阻止群众呢？
孔子说：政者，正也。政府为“政”，自己要“正”，如此则心底无私，如此则毛泽东的“不怕”精神，谁都能，你能，我也能。中国当今的为政者，当然也能，如此则面对群众事件，再也不必用“下跪”这种中国最重的礼节来处理这种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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