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AND ME—— 刘逃逃与范跑跑
因为在山崩地裂的刹那，丢弃学生独自逃生，所以 范美忠 先生成为民族败类，并得到一个雅号，曰：范跑跑；因为在万众期待的瞬间，放弃比赛转身离开，所以 刘翔 先生沦为全民公敌，并同样得到一个雅号，曰：刘逃逃。
范美忠当初做出那样的选择，只因为在突发的灾难前，逃生是一种本能反应；刘翔今天做出这样的选择，只因为在突发的病痛前，保护自己是一种自发意识。
然而，象征着公众爱国激情的唾沫、眼泪以及鼻涕却不以客观事实为转移，挟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而来。于是，无论国宝级的刘翔，还是国丑级的范美忠，在这汹涌澎湃的爱国洪流中几许挣扎之后，终被淹没。中国的道德祭坛上，又多了两件菲薄的祭品，一件是范美忠，另一件是刘翔。
翻阅血迹斑斑的历史长卷，宰杀活人用作祭品不是没有先例，秦灵公把自己的女儿献给河伯，齐景公把自己的近臣做成人牲。他们祭祀的目的不外祈福、弭灾，然今天公众祭祀的目的就崇高得多了。用范、刘二人作祭，不正好可以表明他们对国家的赤胆忠心？
国家，当然需要我们去爱，但我们更应该思考，国家，该怎样去爱。只可惜，爱国激情填满胸臆的公众，已经无暇思考。他们一相情愿地认为，身为运动员的刘翔就应该强忍伤痛坚持比赛，然后被捧到民族脊梁的高度；身为教师的范美忠就应该奋不顾身抢救学生，然后被抬上道德楷模的神坛。谁也不愿去想，被捧到民族脊梁的高度的刘翔，将极有可能永远不能飞翔；被抬上道德楷模的神坛的范美忠，将极有可能成为一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牺牲刘翔的一双腿，可以让公众的民族自尊心得到充分满足；牺牲范美忠的生命，可以让神圣的伦理道德更加神圣。殊不知，这种鼓吹别人牺牲的社会道德，恰恰是最大的不道德。这样粗浅的道理，公众自然是明白的，那个高唱“纵做鬼，也幸福”的阿谀文人，不是被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架了么？只是事不关己，则落得袖手旁观，更有耐不住寂寞者，还要跳出来指手画脚，大加臧否，俨然正义的化身。
在鲁迅的记忆里，永远保存着这样一幅灰色的画面：替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被日本人抓住后枪毙，周围一群中国看客竟然发出酒醉似的喝彩；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两个无辜的中国人被送上道德祭坛的时候，围观的同胞发出的喝彩竟然与之惊人地相似。“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鲁迅沉痛地呐喊穿越漫漫时空回响于耳畔，而眼前的中国人要么忙于搞道德大批判，要么热中于做俯卧撑。
如果牺牲道德也是道德的话，那么这是一种最虚伪，最冷漠，最残忍的道德。一个充斥牺牲道德，对个体漠不关心的社会绝对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国家既是由个体构成，那么国家最大的职能就应该是为个体营造公正、平等的生存环境。当我们陶醉于“人民”的崇高意义的时候，不应忽略“人”的物质需求；当我们疑惑于为什么被允许先富起来的是“一部分人”而不是“人民”的时候，更应该想想牺牲道德的来龙去脉。
孔子一边“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边赞美颜回箪食瓢饮；朱熹一边高喊“存天理、灭人欲”，一边却强占两个尼姑夜夜春宵。他们的行径，和当今的某些“公仆”“精英”何其相似！
不愿意做牺牲道德的殉葬品， 范美忠 先生成为民族败类的悲剧源出于此；不愿意做牺牲道德的殉葬品，刘翔沦为全民公敌的悲剧同样源出于此。在我们骂刘翔懦弱的时候，在我们骂范美忠无耻的时候，是否该想想，他们本该有有不愿意的权力。
无论刘范，还是你我，当然都属于人民。只是给我们戴上“人民”的高帽之前，请先尊重我们“人”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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