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济大女生被疑辱骂周总理事件的一点杂感

　　最近出了一起“李铭佳”事件。大致是，济南大学李铭佳同学疑为在网上发帖辱骂周总理，于是被人肉出来并招致群起而攻之，遭受到无数威胁、恐吓，更遑论骚扰，最后被迫暂时离校躲避风头。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在中国，尽管有些人是可以随便骂的，比如毛泽东，但依然还是有不可以骂的人，比如毛最亲密的战友，周恩来。

    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了我脚下的这片土地。这只能让人想起列宁那部不朽的《国家与革命》开篇所讲述的：“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对于骚扰、威胁、恐吓李铭佳的所谓爱国的“愤怒青年”而言，他们所拥护的，所爱戴的，所不能容忍其为无知少女玷污的，只不过是一尊被十里长街所送走的“无害的神像”，至多，不过是一个“好官”，一个掌握了极大权力却依然大公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他们忘了，或许他们根本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知，周恩来首先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我们可爱的“愤怒青年”们愤怒的，只会是有人居然把“周恩来总理”说成是条狗，而如果有人胆敢把“周恩来同志”毕生所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成是条狗，他们大抵是绝没有半点愤怒的，而且还自我感觉极度良好。而我们大无畏的“愤怒青年”们所仇恨的，大抵也只会是“王千源”、“李铭佳”这些无权无钱无势的三无人员，对于真正在损害共产主义事业，在出卖中国人民利益的叛徒、工贼、汉奸，他们是断然不敢吭一声的。

    于是，就很好解释一个现象了。每每萨科齐见了下和尚，我们的“愤怒青年”们便要高呼爱国口号，去“抵制”家乐福（结果当然如我们最近看到的那样）。因为这基本让他们不会付出什么太大的代价。但是，如果要动点真格的，不用说像他们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前辈那样，就算把法国大使馆搞成王千源在山东的家一样，他们也是不敢的。甚至于到大使馆门口静坐一下都不敢。他们更加胆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连抵制美国货都不敢。和尚的后台老板是谁，大家都心知肚明，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个人站出来喊一句：“抵制沃尔玛！”

    可口可乐对中国劳工的残酷剥削最近已经为几个大学生所揭露出来了，但所谓“抵制可口可乐”的呼吁招致的不是群情激昂的响应，而是一阵讪笑。在我们高尚的“愤怒青年”看来，可口可乐残酷剥削、压榨中国工人--周恩来宣誓效忠的对象--所犯下的罪行，比起一位女大学生辱骂周恩来总理来，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当然，更加拿不到台面上说的是，攻击一个无权无钱无势且又在道德上处于绝对烈士的少女，对自己来说是一件绝对无害且又可以使自己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看吧，我有多么的爱国！

    结果，这些愤青们就给了辱骂周总理的无知少女一个可以和人民作家老舍在某种意义上相提并论的荣誉。在文革初期，就有无知的所谓革命青年，那是30多名年仅16岁的女学生，从所作所为所言所语来看，还可以基本断定革命理论一个P都不知道，围住老舍就拿皮带往死里抽。在30多名站住了道德制高点的年轻人围攻一名67岁老者的“革命行为”中，他们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而且，可以保证，他们的暴行决不会招致任何的惩罚。因为没有谁胆敢和“红卫兵”做对，尽管她们所做的，离“文化大革命”的距离就像我们的愤怒青年离周恩来同志那么遥远。在66年，她们逼死了老舍，那是个“反革命”，尽管之前她们还礼赞那是位“人民作家”；这丝毫不影响她们在71年声色俱厉地声讨林彪这个“反革命”，尽管之前她们还祈祷副统帅“永远健康”；这也决不会影响她们在76年欢欣鼓舞地庆祝粉碎“四人帮”，尽管之前她们还在热情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最后，当她们被告知，在78年底她们被从崩溃的边缘挽救出来，她们又会厉声痛骂一句：毛泽东这个罪人！

    马克思在他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下：“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爱国小将替代了革命小将，这就是现在的一幅漫画。区别只是在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取代了崇高的共产主义，唯一的安慰只是在于，过去的革命小将尚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锐气，现在的爱国小将总是观望一番，确认对己无害且法不责众之后，才表现出自己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毕竟还是我们民族最热血的青年啊！比起无知的、麻木的、自私的同龄人来，他们难道不是好得多么？他们难道不应该是我们民族的希望么？中华民族的可悲就在于此!当共产主义的大旗被扯下之后，高悬着的，只有爱国主义。而且是不问“什么是国家”的爱国主义，不问“国家为我做了什么”的爱国主义，甚至连“我该为国家做点什么”都给了标准答案：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爱国！这是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爱国主义！青年们被告知须以爱国为最高信条，又被剥夺了集会、游行、示威等几乎一切爱国权力，于是，找到李铭佳这么一只“死老虎”以寄托自己对祖国无尽的热爱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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