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都有错！
杨连旭
（2006年4月30日）
《邓小平没有错！》
《主流学者没有错！》
《党国领导人没有错！》
《谁都没有错》
既然谁都没有错，那么现今社会出现的种种不和谐，这又是谁之过、谁之责、谁之错呢？
我们说，谁都没有错，就是谁都有错！
他们全错了。
（一）
首先，邓小平有错！
既然明知：“关于文化大革命，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至于在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总结一下，这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是需要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
那么，为什么不能汲取其中的“斗私批修”这样的有益成份，还要匆忙间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呢？
既然认为：“五十年代，广大党员和人民讲理想，讲纪律，讲为人民服务，爱党，爱国家，爱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风气和道德面貌不是很好吗？三年困难时期，党和人民不是团结奋斗，渡过了难关吗？多好的老百姓啊！我们要恢复和发扬这个传统。”（《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18页）
那么，为什么不能发动群众、组织人民开展“三反”、“五反”这样打击腐败、教育干部、规范私有经济的斗争呢？
应该是实事求是嘛。
正是由于从理论和实践上否定了群众运动，却有没有相应的替代方法，从而造成群众路线失去了具体的表现形式，弱化了民主监督，形成了权力真空，使贪官奸商相互勾结失去了后顾之忧，再编织成官官相护的关系网，自然也就肆无忌惮、横行霸道起来。
（二）
其次，主流学者有错！
1949年之前中国是市场经济，可是生产力发展迟缓，工业品基本处在“洋货”时代。
1949年之后中国是计划经济，结果生产力神速发展，工业品基本实现了自力更生，跃居世界第七。
这本是世人皆知的事实。
随着社会经济规模超出了控制能力，为了保持总体经济的高效，在原有计划经济有效规模之外，发展市场经济，这样的改革本也是常理之中的。
但是，这样的改革只能是表现为：在总体经济成份中，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再是“一统天下”，相对的比例有所下降，其它经济成份和市场经济则从无到有，也占有相应的比重，却绝不能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绝对量的减少。
不仅如此，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电脑技术的日新月异，使社会的认识能力和有效控制能力愈来愈进步、愈来愈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将腐败镇压下去、确保正常的经济秩序，那么，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就必然是高效的、是发展壮大的，是完全有能力占据主体和居于主导地位的。
这本是基本经济常识！
可是主流学者却徉作不知装糊涂，王顾左右而言它，只是颠倒黑白、信口雌黄，把计划经济说成万恶之源、把公有制说的一无是处，一味地鼓吹市场万能论，宣扬私有制、鼓噪民营经济，甚至丧心病狂、惨无人道地公然叫嚣腐败有益论！
如果说言论自由，说什么在我、做什么在你的话，那么尤其恶毒的是：
这些所谓的主流学者、自封的社会精英，他们利用党和国家尊重知识和人才给予的优势地位，垄断舆论、一花独放、不许争鸣，从而实现了蒙蔽良善、误导社会，形成氛围，欺骗党国，乃至胆大包天、欺君罔上！
“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97页）
（三）
再次，党国领导者有错！
改革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
“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242页）
可是，党和国家以什么样的法规和手段保证实现“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了呢？
没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法规和手段。
迄今为止，就连企业改制、破产和拍卖，这样生死攸关的事，也只是任凭厂长经理和主管部门少数人定夺。
邓小平早就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可是，时至今日，那些依法检举、控告、弹劾腐败分子的群众连自身安危都还没有保障，任由腐败分子欺凌、迫害乃至关押呢！
当年，金兵兵临城下，可宋朝皇帝的主要精力却不是组织军民积极备战、严阵以待，力争同勤王兵马里应外合，打败和消灭金兵，反倒是偏信了个妖道的神吹胡侃，奉他为上宾，赏赐金银财宝，由他编练神兵。
结果，神兵全军覆没，妖道逃之夭夭，北宋王朝城破国灭，徽钦二帝被掠到异国他乡、成了坐井观天的亡国奴。
其实，那些自封的社会精英同那自吹自擂能练无敌神兵的妖道本是一师之徒、一丘之貉，他们的奇谈怪论根本就是不值一驳的歪理邪说！
比如所谓“股份万能论”和市场万能论”的神话，自产生那时就在旧中国曾长期市场经济却是落后的事实，信用社、供销社就是股份制可却毫无优势可言的现实面前不攻自破了。
可为什么却要信以为真，待若上宾、形成主流了呢？
应该是兼听则明嘛！
（四）
最后，工人阶级有错！
时下，对于腐败几乎人人痛恨！提起腐败几乎个个义愤填膺。可能够自觉参加和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人，却又是寥寥无几的。
下岗失业的工人最痛恨腐败！因为就是由于腐败搞黄了工厂，他才下的岗。可当厂长大搞腐败之时，他们的大多数又在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在想啊，反正这工厂是国家的，厂长贪污受贿也没拿我们家的，只要他不少发给我工资奖金就行！
于是，就装聋作哑了。
又岂止如此！对厂长的腐败，一旦有了个别人讲真话、提意见和举报，厂长打击报复自不必说，关键是工人的多数也是随帮唱影、冷嘲热讽，什么偏激个性、刺头傻子……
还不仅如此！看着厂长利用特权搞大腐败，许多工人也在立足岗位大搞小腐败呢。
就这样，公有制工厂不破产天理何在，工人不下岗又岂有此理？！
从这个意义上说，破产公有制企业的工人都犯有渎职罪。
工人们也会辩解说，自己没权没势，是弱势群体。
当然，就个体的工人而言，确实如此。但是，就群体而论，却绝非如此。
工人阶级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就是因为工人阶级与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化大生产联系在一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纪律性。所以，咱们工人有力量！
工人也可以辩解说，我们虽然有力量可是上边没有给政策，我们有劲也没处使。
这话不对！
因为工人阶级的权利是宪法赋予的。更何况，就如《国际歌》所言，人民的权力从来就不是由什么人施舍，而是要靠自己努力奋斗争取来的。
不久以前，法国罢工的胜利就证明了一切！
想当年，资本家企业里的工人，为了抵制国民党逃避前的大破坏，还能不怕牺牲、组织起来武装护厂；
看如今，公有制企业的工人和知识分子却连组织起来与腐败分子斗争的勇气也没有；
这说明了什么呢？
所以，正是由于国家主人翁的严重渎职，才纵容了贪官污吏的横行霸道，才造成了反腐败斗争的低效；工人阶级的严重渎职是导致公有制经济腐败成灾，低效、无效和负效，大面积亏损大范围萎缩，严重衰落的重要原因。
应该是依法斗争嘛。
由此可见，反腐败斗争至今成效还不理想，责任不仅在党和国家，更在每一个公民！尤其是作为国家主人翁和领导阶级的工人和知识分子。
不仅如此，目前这个问题还依然在现存的公有制企业、事业和国家机关普遍存在着。长此以往，就会出现公有制经济的消亡和人民政权的变质或丧失！
所以，面对当前腐败的蔓延、公有制经济的衰落、贫富两极分化的加剧以及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怨天尤人是无助于解决问题的，还是每个人都深刻地自我反省、自我提高为好。
当务之急是，党和国家必须肩负起历史的重任：
第一、以邓小平制定的改革标准对改革进行阶段性的验收，按照邓小平的教导，以国家机器的强制力，凡是符合标准的就毫不动摇地坚持，凡是违背标准的就决不手软地废除！
第二、以邓小平关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的论述，结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时代特征，开展理论建设和组织建设！
第三、总结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验教训，创新政治体制，通过组建劳动阶级的维权组织，弹劾一切敢于侵害劳动阶级合法权益的个人和组织，防治官僚阶级的异化，规范私营经济，维护中央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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